契诃夫诞辰161周年｜追寻契诃夫的足迹（上）

四

2015年9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走进梅里霍沃，走进了梅里霍沃的秋天。

1892年3月，三十刚刚出头、却已在俄国文坛赢得极高地位的契诃夫带领全家由莫斯科迁居梅里霍沃。契诃夫一家此前生活一直不甚宽裕，契诃夫成为大作家后，终于有可能为全家购置一座庄园。1892年，契诃夫在报上看到梅里霍沃庄园主人索罗赫金的出售广告，便花费一万三千卢布购得此处房地产。之后，契诃夫全家齐上阵，下大力气整修和新建房屋，耕种土地，终于将梅里霍沃打造成一座像样的庄园。契诃夫常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自己的庄园。初到庄园时他写道：“我一连三天待在我购买的庄园里。印象不错。从车站到庄园的路始终掩映在森林里……庄园自身也很漂亮。”多年后他又写道：“如您所知，我现居乡间，在自己的庄园……我像从前一样没有成家，也不富裕……父母住在我这里，他们见老，但身体还行。妹妹夏季住在这里，操持庄园，冬季在莫斯科教书。几位兄弟各有工作。我的庄园不大，也不漂亮，房子很小，就像女地主科罗勃奇卡（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的房子，可是生活很安静，也很便宜，夏季十分舒适。”

梅里霍沃国家文学博物馆

梅里霍沃庄园的核心建筑是一幢有八个房间的平房，其中除契诃夫的书房和卧室外，如今还保留着契诃夫的父亲、母亲、妹妹和弟弟的卧室。契诃夫的父母常住梅里霍沃，兄弟妹妹以及侄子们也是梅里霍沃的居民，他们构成一个庞大的家庭。成为大作家后的契诃夫仍与自己的大家庭合住，这在俄国作家中十分罕见，其中原因，除了契诃夫家抱团合群的小商人家庭的固有传统外，无疑也与契诃夫本人随和宽容的性格相关。

在如今辟为国家文学博物馆的这座庄园里，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契诃夫不无幽默的温情。主屋背后有个小池塘，是契诃夫一家入住后开挖的，据说契诃夫喜欢坐在塘边钓鱼，他称这池塘为“水族箱”（也可译为“鱼缸”）；契诃夫的书房正对一片菜地，据说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娅善于种菜，每到秋天，这片菜园总是硕果累累，契诃夫因而称之为“法国南方”；花园里有一棵老榆树，契诃夫称之为“幔利橡树”（《圣经》里写道，耶和华在幔利橡树旁对亚伯拉罕显身），他还亲手在树上装一个“三居室”鸟笼，起名为“椋鸟兄弟酒家”；契诃夫爱狗，入住梅里霍沃后，他从友人处要来两只矮脚猎犬幼崽，取名希娜和勃罗姆，几年过后，狗已长大，他认为应该像俄国人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它们采用以名字加父称的尊称，即“希娜•马尔科夫娜”和“勃罗姆•以撒耶维奇”……

被契诃夫称为“水族箱”的池塘

契诃夫不仅将他的家人安置在梅里霍沃，他更将梅里霍沃及其周边地区视为自己的大家庭。“梅里霍沃时期”（1892—1899）是契诃夫一生的壮年时期，也是他社会活动最为积极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契诃夫于1894、1897年两次当选谢尔普霍夫乡村自治会任期三年的议员；契诃夫在这里先后为农民子弟建起三所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如今分别辟为乡村教师博物馆、乡村学校博物馆和契诃夫作品主人公博物馆，均为契诃夫梅里霍沃文学博物馆的分馆）；根据他的建议，在梅里霍沃所在的洛帕斯尼亚镇设立邮电局（该邮局旧址现为契诃夫书信博物馆）；更为人们所记忆的是，在契诃夫入住梅里霍沃后不久，该地区霍乱流行，契诃夫作为一名医生勇敢地站出来，应地方政府之邀创办诊所，免费为病人看病，他负责的巡诊区包括二十五个村庄、四座工厂和一个修道院，他没有助手，没有补贴，所有花费均靠他自掏腰包和四处化缘，他甚至在自家园子里种植草药，自制所需药品。契诃夫在梅里霍沃的行医经历，曾让契诃夫本人说出一句名言：“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也让他的研究者后来有过这样的归纳：“作为作家的契诃夫从不为人开具药方，作为医生的契诃夫则始终在治病救人。”

契诃夫当年以梅里霍沃为家，而梅里霍沃所在的广阔区域如今也成了契诃夫永远的家。为纪念契诃夫，梅里霍沃所在的洛帕斯尼亚区如今被命名为契诃夫区，作为区中心所在地的洛帕斯尼亚城也更名为契诃夫市。

被契诃夫称为“法国南方”的菜园子

契诃夫一生写作的三百余部作品（不包括他早期的大量幽默小品）中有四十二部作品写于梅里霍沃。自1886年接受格里戈罗维奇的建议开始“严肃地创作”，到他去世的1904年，契诃夫的创作持续不到二十年，其中在梅里霍沃的七年写作可以说是他创作上的金色收获期。前往萨哈林的长途旅行之后，契诃夫在宁静的梅里霍沃歇息下来，静心思考，写完《萨哈林岛游记》。契诃夫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常以“县城С”及其附近乡间为情节发生地，这个С就是指梅里霍沃附近的谢尔普霍夫县。契诃夫的许多小说名篇，如《决斗》《第六号病室》《黑修士》《文学教师》《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套中人》《农民》等，均写于这一时期。

在契诃夫的书房，讲解员让大家注意房间的色调，从写字台上铺的呢绒到沙发和扶手椅，均为绿色，讲解员说，契诃夫患有严重的眼疾，又要长时间伏案写作，绿色能减轻他的视觉疲劳。书房里并列的三个长方形窗户正对着妹妹玛丽娅经营过的那片菜地，虽在秋天，那里仍是一片葱翠。契诃夫著名的夹鼻眼镜也摆在书桌上的玻璃罩里，眼镜旁边还有一张打着粗横线的透格板，契诃夫常把这纸板垫在稿纸下，按照透过来的横格写作。桌上的几份契诃夫手稿上，字迹也很粗大。看着夹鼻眼镜旁的透格板和手稿，我觉得契诃夫这副著名的、标识性的夹鼻眼镜所衍射出的不再是绅士般知识分子的优雅，而是一位无比勤奋的写作者的艰辛。

契诃夫写成《海鸥》的小屋

契诃夫家人丁兴旺，何况还有大量来客造访，这对一位作家而言毕竟有所妨碍，于是，契诃夫便在1894年为自己建起一座专供写作的小屋。这间小巧玲珑的木屋藏身花园深处，只有一间书房和一间小卧室，小屋被漆成浅色，楼梯和门漆成深红。正是在这间像是舞台道具的小屋里，契诃夫写出了《海鸥》。小屋入口处的外墙上如今挂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板，其上镌刻着几个字：“我写成《海鸥》的屋子。契诃夫。”在这座所谓的“《海鸥》小屋”里，契诃夫又写成《万尼亚舅舅》等其他剧作。

契诃夫于1899年离开梅里霍沃，将庄园出让给一位名叫斯图亚特的俄国贵族，这位贵族在十月革命后被枪毙，庄园充公，先后用作孤儿院、集体农庄的仓库和牲口棚，庄园里的建筑几乎全部被毁，仅有这幢小屋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庄园里如今的建筑均是在1940年设立博物馆时根据契诃夫妹妹和侄子保存的设计图和照片依原样复建的，展品也大多是契诃夫家人捐出的实物），这或许是因为它位置较偏，不引人注目；或许因为它体积太小，不便挪作他用。在梅里霍沃庄园，也只有这间小屋不对访客开放，我们只能透过门缝，窥视一下这俄国现代戏剧的摇篮。

梅里霍沃的秋天就像列维坦的画（列维坦作为契诃夫的好友，作为契诃夫妹妹的绘画老师，是梅里霍沃的常客），色彩斑斓，宁静之中却又蕴含着躁动。我们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后走进庄园，只见绿色的草地上散落着黄色的、红色的或红黄绿交织的树叶，留在枝头的叶片则依然鲜绿。成熟的苹果或挂在枝头，或落在地上，不知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是游客，好心地把落在地上的红苹果拾起来放在路边的长椅上，供他人食用。

梅里霍沃的秋天

在梅里霍沃，“像从前一样没有成家的”契诃夫还收获了他的两份爱情。契诃夫一家住进梅里霍沃后不久，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娅常领她在莫斯科中学的女同事丽季娅•米奇诺娃来家里做客，玛丽娅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夏季，丽卡（米奇诺娃名字的昵称）来我们梅里霍沃长住。她和我们一起举办了许多出色的音乐晚会。丽卡唱歌唱得不错……在丽卡和安东•帕夫洛维奇（即契诃夫）之间产生了相当复杂的关系。他俩走得很近，似乎彼此依恋。”关于两人的罗曼史，有人写过专著，童道明先生在《爱恋•契诃夫》一剧中做过细腻的揣摩和诗意的再现，契诃夫与米奇诺娃1897年摄于梅里霍沃的那张照片，也曾被用作该剧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演时的海报。根据这张照片上两人的衣着和身边的植物来判断，时间像是夏末初秋。这段历时三年的恋情，以丽卡与人私奔至巴黎而告结束，但它却在契诃夫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人们在《海鸥》中的尼娜等契诃夫笔下的许多人物身上都能发现丽卡的身影。

1898年9月，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海鸥》的现场，契诃夫与该剧院女演员克尼碧尔一见钟情。次年5月初，他带克尼碧尔回到梅里霍沃，在这里度过刻骨铭心的三天，大约正是在梅里霍沃，他们做出了结婚的决定。契诃夫与米奇诺娃，契诃夫与克尼碧尔，两段相隔七年的恋情均始于秋季，两段结局不同的爱情构成了契诃夫梅里霍沃时期情感生活的开端和终结。

走在梅里霍沃长长的椴树林荫道上，秋风拂面，仿佛觉得身着风衣、头戴礼帽的契诃夫转眼之间就会出现在道路的尽头。他与这座庄园秋天的氛围太协调了，不知是这座庄园给了他的个性以很多添加，还是他用他的风格塑造了这座庄园。契诃夫在梅里霍沃住了七年。契诃夫有过七个梅里霍沃的秋天。人们总喜欢用秋天来形容契诃夫的创作个性，的确，契诃夫的生活和创作与梅里霍沃的秋天构成了某种高度的契合和呼应。梅里霍沃的秋天是优美的，却也散发着莫名的无奈；梅里霍沃的秋天是忧伤的，却又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梅里霍沃的秋天是明媚的，却也充满着神秘和疏离。

梅里霍沃国家文学博物馆的达克斯犬雕像

在我们即将走出梅里霍沃庄园时，突然听到契诃夫纪念碑后面的草坪上传来一阵喧闹，原来这里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全俄契诃夫矮脚猎犬节”。讲解员颇为自豪地告诉我们，梅里霍沃每年要举办两大具有世界影响的盛事：一是“梅里霍沃之春国际戏剧节”，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剧院来此演出契诃夫的剧作，花园里、大树下和池塘边都会成为演员们的舞台；另一盛事即“猎犬节”，全俄的矮脚猎犬爱好者会带上他们的爱犬来此参加竞赛。我们来到赛场，但见几十只与契诃夫的爱犬希娜和勃罗姆十分相像的矮脚猎狗在场上轮流亮相，一位来自德国的主裁根据狗儿们的相貌和步态打出分数，并颁发等级不一的证书。梅里霍沃无疑是全俄，乃至全世界举办戏剧节的最理想舞台之一，可此类爱犬狂欢节却未必能讨得契诃夫欢心，我发现，纪念碑上的契诃夫始终梗着青铜的脖子，不愿回首一望身后的游戏。

五

1899年，契诃夫写了一个题为《新别墅》的短篇，小说写工程师库切罗夫在一个村子边造了一座漂亮的桥，请妻子来看，妻子来后喜欢上村子，“就开口要求她的丈夫买下一小块土地，在这儿修建一座别墅”，“她的丈夫依了她。他们就买下二十俄亩的土地，在陡岸上原先奥勃鲁恰诺沃村民放牛的林边空地上盖起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有凉台，有阳台，有塔楼，房顶上竖着旗杆，每到星期日，旗杆上就飘扬着一面旗子。这座房子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盖成，后来他们整个冬天栽种大树，等到春天来临，四下里一片苍翠，新庄园上已经有了树林，花匠和两个系着白色围裙的工人在正房附近挖掘土地，一个小喷水池在喷水，一个镜面的圆球光芒四射，望过去刺得眼睛痛。这个庄园已经起了名字，叫做‘新别墅’”。这里关于“新别墅”的描写，几乎就是契诃夫自己为当时计划在雅尔塔兴建的别墅所作的“设计”。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别墅

这一年，契诃夫的肺结核病越来越重，医生建议他迁居气候温暖、空气清新的俄国南方。此时，契诃夫的父亲去世，梅里霍沃庄园显得空旷起来，契诃夫于是决定离开梅里霍沃。他与出版商阿多尔夫•马尔克斯签订合同，将全集的版权以七万五千卢布的价格售出，用这笔“预支”的稿费收入在雅尔塔郊外阿乌特卡村购置一块面积为三十七公亩的土地，开始建造房屋。建筑过程持续十个月，1899年9月，契诃夫便和母亲、妹妹一起住进了新家。这是一座三层楼房，共有九个房间，被称为“白色别墅”。

当年曾做客契诃夫家的俄国作家库普林对这幢别墅有过这样的描述：“整幢别墅都漆成白色，很整洁，很轻盈，有一种非对称的美，用一种很难确定的建筑风格建成，有一座高塔似的阁楼，有几处意外的突出部位，下层有个带玻璃窗的阳台，上层有个敞开式露台，敞向四方的窗户有宽有窄，这座别墅有点近似现代派，但是其设计中无疑有着某人很有用心、别出心裁的创意，有着某人独特的趣味。”契诃夫请来设计此房的设计师沙波瓦洛夫当时还是一位中学教师，他在设计过程中自然会听取契诃夫本人的意见，这座别墅设计中“很有用心、别出心裁的创意”和“独特的趣味”无疑来自契诃夫本人。库普林在同一篇回忆录中还写道，有人对契诃夫说，这幢楼房建在陡坡上，屋旁的公路常有灰尘飘进房间，花园坐落在斜坡上，也很难保持水土，契诃夫听了却不以为然：“在我之前，这里是荒地和不成体统的沟壑，遍地石头和野草。我来了，把这片野地变成了漂亮的文明之地……您知道吗，再过三四百年，这块土地就将变成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那时，生活就会变得特别轻松舒适了。”他还开玩笑地说：“如果我现在放弃文学，做一位园丁，这倒不错，能让我多活十来年。”契诃夫在这片斜坡上栽种了一百多种树木，其中有柏树、杨树、雪松、柳树、木兰、丁香、棕榈、桑树和山楂等，如今，这里草木兴旺，早已成为一座真正的大花园。

如今的雅尔塔契诃夫故居博物馆

从1899年9月到1904年5月，契诃夫在雅尔塔的白色别墅居住了四年多，这是契诃夫一生中的最后四年，也是他创作上的总结期。他在这里写下十个短篇，即《宝贝儿》《新别墅》《公差》《带小狗的女人》《在圣诞节节期》《在峡谷里》《主教》《补偿的障碍》《一封信》和《新娘》，还有两部剧作，即《三姐妹》和《樱桃园》，这都是他最为成熟的作品，他还在这里编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全集。

居住在雅尔塔时的契诃夫已是俄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白色别墅因此也成为当时俄国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这里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在雅尔塔，契诃夫分别留下了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合影，托尔斯泰是文坛的泰斗，高尔基是文坛的新秀，而契诃夫就像是俄国文学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们共同组成了俄国文学的“三驾马车”。当时的其他重要作家，如安德列耶夫、柯罗连科等，以及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布宁、库普林等都曾造访这里。契诃夫的艺术家朋友们也纷纷来此探望契诃夫，列维坦描绘过这里的风景，夏里亚宾曾在这里歌唱，拉赫玛尼诺夫弹奏过契诃夫家客厅里的钢琴。最让契诃夫开心的，是1900年4月莫斯科艺术剧院全体人员的造访，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率团巡回演出，在雅尔塔演出契诃夫的《海鸥》，演出前后，演员们在白色别墅聚会，大家谈笑风生，此时的契诃夫正处在与艺术剧院女主角克尼碧尔的热恋之中。

契诃夫和克尼碧尔

白色别墅在契诃夫离开之后一直以原样保持至今，这要归功于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娅•契诃娃，她是这座别墅真正的守护神。玛丽娅比哥哥小三岁，自三哥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后，她便全副身心地帮助哥哥，照料哥哥的生活，负责处理哥哥的版权事宜，她也是梅里霍沃和白色别墅真正的女主人，她甚至因此而终身未嫁。哥哥死后，她更为保护和传播契诃夫的文学遗产而殚精竭虑，操劳一生。哥哥去世后不久，她就让契诃夫的崇拜者走进白色别墅参观作家的卧室和书房，尽管她和母亲一直住在白色别墅的二楼和三楼。十月革命后，白色别墅被收归国有，但玛丽娅被任命为终身看护人，她得以继续居住于此，直到她在1957年以九十四岁高龄去世。在她的守护下，契诃夫的这座故居始终如故。据统计，目前世界各国有十几家契诃夫博物馆，其中俄罗斯有六家，乌克兰有两家，德国和斯里兰卡各一家，而藏品最为丰富的契诃夫博物馆就是雅尔塔的这家契诃夫故居博物馆，该馆有藏品一万三千件，其中包括契诃夫的手稿、各种版本的出版物、契诃夫的生前用品、书信和图片等。

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娅·契诃娃

像每一座契诃夫留下深刻痕迹的城市一样，雅尔塔也深切地怀念着契诃夫，这里除“白色别墅”契诃夫故居博物馆外，同样也有契诃夫纪念碑和契诃夫大街。在前面提及的小说《新别墅》中，新别墅的主人由于与村民们合不来，最终只得卖掉别墅，离开此地，契诃夫以这个故事来表现俄国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隔阂，更广义地说，是富人和穷人之间、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隔膜，甚至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难以沟通。但在雅尔塔的现实生活中，契诃夫却深深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契诃夫最值得一提的善举，就是他提议创建了此地的结核病疗养院。在契诃夫定居雅尔塔前后，成千上万身患肺结核病的病人也来到这里，希望这里的阳光和空气能帮助他们战胜疾病，这些病人中不乏身无分文的大学生和其他穷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曾向契诃夫求助。了解到这一情况，契诃夫倡议在雅尔塔兴建一所慈善性质的疗养院，他在报纸上刊出呼吁书，题目是《请帮助奄奄一息的人们！》，契诃夫的募捐引起热烈反响，在短时间内便募捐到四万卢布，契诃夫自己又拿出五千卢布，用这笔钱在雅尔塔郊外购置一处房产，建成疗养院。这座专门收治肺结核病患者的疗养院至今仍在发挥功用，在百余年间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病人。雅尔塔未能挽救契诃夫的生命，但由他倡议并捐资建成的“契诃夫结核病疗养院”却使众多肺结核病人恢复了健康。

雅尔塔离契诃夫的出生地塔甘罗格不远，两座城市分别位于亚速海的北端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南端，中间隔着并不辽阔的亚速海，直线距离只有四五百公里。

1900年契诃夫在雅尔塔

六

2015年夏天，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德国弗莱堡大学，访问结束后，我们乘坐大巴从弗莱堡驶向斯图加特机场。路途很远，但沿途的风光很美；德国的高速公路不限速，可我们大巴车的时速也只有一百多公里。我静心地欣赏着道路两旁的风景，突然，我远远地看到前方的指路牌上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地名Badenweiler——巴登韦勒，契诃夫去世的地方！小镇巴登韦勒在我的右手，这被森林掩映着的小镇一闪而过，而我的脑海里则浮现出了一百一十年前契诃夫在这里离世的一幕。

1904年6月，契诃夫的肺结核病病情恶化，医生建议他出国疗养，契诃夫与医生和家人商量后选中了德国西南部的小镇巴登韦勒。1904年6月3日，契诃夫和妻子离开莫斯科，他对前来送行的人说：“我是去死的。”契诃夫夫妇在巴登韦勒的一家疗养院里住下，但契诃夫的病情并未见好转。7月1日夜，契诃夫醒了过来，据一直陪伴在侧的契诃夫妻子后来回忆，“他平生第一次让人去叫医生过来”，并主动提出想喝点香槟酒，他从床上坐起身，大声地用德语对赶到床边的医生说了一句：“Ichsterbe.”然后又用俄语向妻子重复了这句话的意思：“我要死了。”之后，他端起酒杯，面对妻子，微笑了一下，说道：“我很久没喝香槟了……”然后平静地喝干香槟，轻轻地躺下，向左侧卧着，很快就永久地睡去了，用他妻子的话说，“像婴儿一样睡去了”，此时已是7月2日的凌晨。

契诃夫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无论面孔，还是衣裳、心灵或思想。”他的一切也的确都是美的，甚至包括他的死亡。

巴登韦勒的契诃夫纪念碑

巴登韦勒是一处驰名欧洲的温泉疗养胜地，在契诃夫之前和之后，来过此地的欧洲名人不计其数，但是，这座小镇仍以契诃夫在此留下的遗迹为荣：在小镇的一处山坡上立有一座契诃夫纪念碑；契诃夫住过的疗养院房间被辟为博物馆，阳台旁的墙壁上悬挂着契诃夫的青铜浮雕，阳台下方有一座海鸥造型的雕塑；这座小城还与契诃夫的故乡塔甘罗格建立了姐妹城市关系。

七

契诃夫留下痕迹最多的城市，可能还是莫斯科，在莫斯科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契诃夫场所”三处。

莫斯科艺术剧院

首先是莫斯科艺术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由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联袂创建，但它艺术上的诞生却归功于契诃夫，归功于契诃夫的剧本《海鸥》。《海鸥》写于艺术剧院创建前的1895年，写成后曾在彼得堡上演，但未获成功，可这并未妨碍丹琴科要用此剧来扬名艺术剧院的决心，他苦口婆心地说服契诃夫拿出剧本，他在给契诃夫的信中称《海鸥》为“让作为导演的我难以释怀的惟一一部当代剧作”。终于，《海鸥》于1898年12月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并获空前成功，由此也开始了契诃夫与艺术剧院的密切合作。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契诃夫又相继为剧院写作了《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等名剧。

从《海鸥》开始，人们对所谓的舞台真实产生了新的理解，人的内在世界成为戏剧主要的再现对象，所谓的“情绪的潜流”彻底改变了戏剧的面貌。在今天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老剧场入口处的门楣上，有一个巨大的海鸥雕像，一个飞翔在海浪之上的海鸥图案也成了艺术剧院院徽，人们在用这样的方式昭示契诃夫及其《海鸥》的不朽。一部戏造就了一座剧院，一个戏剧流派，甚至一种戏剧美学，这就是契诃夫对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对于俄国戏剧乃至整个世界戏剧做出的奉献。

1989年首度访学莫斯科，我就在一个冬夜前往艺术剧院看契诃夫的戏，记得是《三姐妹》，在戏的末尾，当三姐妹中的大姐搂着两个妹妹的肩膀在台上念出那段著名的独白：“音乐演奏得多么欢乐，多么振奋，真想生活！哦，我的上帝！总有一天，我们会永远地离去，人们会忘记我们，忘记我们的脸庞、声音和我们的年纪，但是，我们的痛苦却会转化为后代人的欢乐，幸福和安宁将降临大地，如今生活着的人们将获得祝福。哦，亲爱的妹妹，我们的生活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生活下去！音乐演奏得多么欢乐，多么欢快，似乎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因为什么而生活，因为什么而痛苦……如果能知道的话，如果能知道的话！”全场安静极了，没有一丝声响，少顷，有黄色的树叶自舞台上方落下，一片，两片，越来越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地飘落。

侍从官胡同与特维尔大街相交处的契诃夫雕像

其次，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所在的侍从官胡同与特维尔大街相交处的契诃夫雕像。2004年，在契诃夫去世一百周年纪念日，一座契诃夫新雕像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所在的胡同与莫斯科最主要的大街特维尔街相交处的街心花园落成。我在一次出差莫斯科期间特意来到这座纪念雕像前，这座雕像令人震撼，因为它最好不过地体现了契诃夫的性格和举止，似乎构成了契诃夫之谦逊和善良的永恒化身：身材修长的契诃夫背倚着一个半人高的台子，身体有几分紧张，似乎正要起身来帮助眼前的某位路人，他清瘦的脸庞上呈现出倦态甚至病容，但俯视的双目中却分明含有悲悯和体谅。

关于契诃夫的善良，人们留下过许多描述和佐证。契诃夫的妻子克尼碧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契诃夫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站在契诃夫面前的那一刹那。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了他人性的魅力，他的纯朴，他的不善于‘教诲’和‘指导’……”打动克尼碧尔的是契诃夫的“纯朴”和“不善教诲”。

契诃夫被托尔斯泰称为“小说中的普希金”，在世时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但他从不以大师自居，而与其同时代的所有作家几乎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着强烈平等意识的契诃夫，一贯反对“天才”和“庸人”“诗人”和“群氓”等等的对立，他在1888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把人划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就是在用狭隘的、先入为主的眼光看待人的本质。”在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契诃夫给妹妹立下遗嘱，把财产分别留给母亲、妹妹和妻子，他特意强调，“在母亲和你去世之后，全部财产捐给塔甘罗格市政府用作家乡教育基金”。他在遗嘱的最后写道：“帮助穷人，爱护母亲，保持全家的和睦。”

契诃夫曾说，他的作品中“既没有恶棍，也没有天使……我不谴责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辩护”。站在这尊契诃夫雕像前，我们似乎更能感觉到他的善良以及这种善良中所蕴含着的伟大和崇高，在当下世界，契诃夫的平和与“中立”，契诃夫的冷静和宽容，较之于那些“灵魂工程师”和“生活教科书”，会让我们感到更为亲近和亲切。契诃夫的善良和宽容，契诃夫的平等意识和“挤出奴性”的吁求，无疑是契诃夫创作之现代意义的重要内涵之一。

去年去莫斯科出差时再去瞻仰契诃夫的这座雕像，却突然发现在这座雕像前的胡同口突然立起一座体量很大的纪念碑，纪念碑上的两个人身高体壮，气宇轩昂，宛如红场上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似乎是有意要与他们身后的契诃夫雕像构成反差极大的对比。走近一看，方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的纪念碑。与他俩的纪念碑相比，偏居两座建筑物拐角处的契诃夫雕像显得更小、更不显眼了，甚至有些寒酸，不过我想，契诃夫一定不会反对他的纪念碑所处的位置和所具的体量。

位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契诃夫墓

最后，自然就是位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契诃夫墓。一次，我领一位深爱契诃夫的中国作家去新处女公墓拜谒契诃夫墓，在墓地门口向看门人索要一张墓园地图，他问明我们的来意，便指了指契诃夫墓地所在的位置，还添了一句：“来看他的中国人很多。”来到契诃夫墓前，见墓地的设计似乎具有某种童话色彩，四五米见方的墓园用高高的铁栅栏围着，铁栅栏上的花纹像是一朵朵玫瑰，白色的墓碑很厚，顶部呈楔形，有一个铁皮顶，就像一间微型的木头小屋，顶端还有三个枪矛一样的金属装饰。契诃夫与他的父亲长眠在一起，而他最爱的母亲和妹妹则长眠在雅尔塔的市民墓地。

静静地站在契诃夫的墓前，树上和地面的落叶在微风中窃窃私语，似在向我们复述托尔斯泰在契诃夫去世时说过的话：“契诃夫的去世是我们的巨大损失，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失去了一个杰出的、真诚的、正直的人……他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一个谦虚的人，一个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