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于舞文弄墨的文人，一向比较轻视。他自己的传世代表作《传习录》，也是弟子整理出来的对话，而不是他自己写的系统性的著作。

王阳明喜欢直达本心，一再强调的就是“正人心”，希望人人都在生活中磨练自己，不断以良知为镜，不断改邪归正。至于搬弄文辞，舞文弄墨，那是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事。尽管他自己其实是舞文弄墨的高手，留下很多的诗文。

对文字的鄙视，在他评价始 皇 焚书中体现的特别明显——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 皇 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这观点在今天看来真是骇人听闻。在王阳明看来，如果焚书是为了传扬圣人之道，只要没烧圣人的书，把那些离经叛道的书都烧掉，也是和孔子删选编著六经一样的意义。

虽然不能以今天的价值观去苛求，但不得不说，对于文字的这种轻鄙态度，也是王阳明心学的局限。不重视文字作品，也就意味着失去把思想理论体系化的可能，没有体系化，也就意味着无法更好的传承、开拓。

仅仅停留于修身修心，当然也有其价值。但这层面的价值，其实类似于宗教。终极目标是做圣人，修行的方式是事上练。那些打仗的，做生意的，把做圣人的终极目标转换成自己的世俗目标，就有用力的方向，途中用心学来约束自我，致良知，是有可能取得很大功绩的。

可一个文人要把心学当作目的本身，那就只能入禅坐定，无事可做。一个文人不鼓励著述，日常哪有什么好致良知，好事上练的。要说吃饭睡觉也是学问，那无异于螺蛳壳里做道场，自欺欺人罢了。可是在王阳明那个时代，能读懂心学的又大多是文人，所以他的弟子没什么大作为，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