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残历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突然袭击了位于沈阳以北的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史称九一八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笔者从细节出发，重温那段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

战前局势

日本方面在策划实施“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子承父业，成为奉系军阀新任首领，开始统治东北地区。此时，已为少帅的张学良拒绝日本人游说、拉拢，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表示接受“三民主义”，服从南京政府，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实现国家统一，史称“东北易帜”。然而，此举使日本侵略者极为不满，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埋下伏笔。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辖下的奉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总兵力约30万，拥有骑兵、工兵、辎重、通信、探照等诸多兵种，装备坦克及装甲车，所属兵工厂可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弹药。此外，东北军还建立有独立的航空作战力量及海上作战力量，是国内实力最为雄厚的地方军阀部队，截至事变发生前，约半数以上的东北军驻扎在关外。另一方面，自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手段取得了“关东州”（辽南旅大地区）、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驻军权，截至事变发生前，驻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万余人，装备精良。

察觉有变

1930年春，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出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上任伊始，便雷厉风行地整顿社会秩序，开展禁烟、禁赌行动。此时的黄显声虽然身在警察系统，但军人的血性和爱国情怀却有增无减，出于军人的敏感，黄显声始终对关东军的风吹草动充满警惕。

1931年7月，黄显声汇集多方情报，判定关东军即将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故及时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报告，臧、荣二人指示黄显声直报张学良，黄遂赴北平与之见面，但张学良却要请示蒋介石，蒋回复表示：“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土，因此不必惊慌。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处理困难。”张学良则暗中指示黄显声：“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

回到沈阳后，黄显声立刻整编全省警察队伍，加强训练。9月初，警务处将库存20万支枪械，以每枪配备50发子弹尽数发放给全省警察。9月18日下午，沈阳附近的关东军频繁调动，黄显声命令沈阳警察全体待命，严加防范。此时，沈阳的总警力约2000人。

战火之夜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关东军将北大营南约800米的一段南满铁路路轨炸毁，并以三具身着东北军军服的尸体布置假现场，以此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随即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由于接到“不抵抗”命令，沈阳守军尽数退逃，鲜有抵抗，致使沈阳沦为一座无兵把守的孤城。

据日方载，“中方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王以哲旅长所部的第七旅，突然遭到我军的袭击，异常震惊，也许是受到上峰不抵抗的命令而有意避战，竟然被兵员仅有600人的我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穷打猛追”；抗战胜利后，驻守北大营的原东北军第七旅六二零团团长王铁汉陪同抗日名将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时也曾激动地表示：“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8000人，敌方仅有不到700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另据1931年9月20日中外记者团发布的关于九一八事变之报告：“日军于巧日夜十一时向北大营及兵工厂方面炮击……陆军亦同时进攻商埠地及城内。华军无抵抗。”

殊死一战

鲜为人知的是，沈阳警察与军队一样，几乎同时接到了“不抵抗”命令：“全省警务处十八日午后十时，日军发炮时，黄处长曾以长途电话报告北平之张副司令，请示办法。嗣接得命令后，即由省会公安局通知各机关警察，谓如日军进城后，日军索枪可无条件交予。”然黄显声坚决表示：“公安各分局、队将尽全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就这样，沈阳警察即将迎来一场与日本关东军的殊死一战。

城内誓死抵抗。关东军进入沈阳后，各警察分局以及少量滞留城内的爱国军人纷纷与之展开激烈的巷战。此时，黄显声不顾个人安危，将指挥部设在战斗最为激烈的二经街；三经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等处的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孤军奋战、火力较弱导致伤亡惨重；南市分所20多名警察坚守阵地，拒不投降，全部战死；交战中，两名警察甚至身缚炸弹，引爆日军装甲车。可见，战况极为惨烈。

通过查找资料，笔者还获得了几段更加清晰的记录。《北洋画报》在当时留有这样的报道：“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另据《民国日报》追记“九一八”之夜的情况：“工业区公安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曾有激烈之对抗，局内警察仅三十余名，以与日军数百相抵抗，两方肉搏，几亘三小时，日军殊受巨创，死伤颇重。徒以军队势重，前仆后继，增加无穷，未至败退。然而日军亦不敢积极压迫，只为四面包围之困门。所惜局内警兵，子弹告罄，外无应援，敌围数重，实力已绝，遂被日军攻入。然持械杀敌，无不以一当十，拼命抗拒半小时，卒以力竭，于是忠勇健儿数十人，同时被害矣。日人为泄愤计，将此数十人，悉皆碎首、折肋挖胸、洞腹，肝胃涂满地，心脏映天日，血渍殷红，润遍沙土。今尚暴露于署门内外，无人收拾。为我华人，增光不少，死有余荣。”此外，还有“保护电话局之十余交通警和守护银行之二十余巡警皆惨遭日军杀害”等记载。

对于沈阳警察抗击日寇的情况，日本方面也留下了明确记录。“进攻省城的第二十九联队，也在进军途中荡除了巡警队等的抗阻”。1931年9月19日刊出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有新闻报道《清除支那巡警》：“（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占领奉天城内的某部联队，19日午前零时50分，出发驻扎地，联队本部1时到达了小西边门。在商埠地的支那巡警，全部被扫荡。完全占领了该地”。

城郊对峙冲突。事变次日凌晨，位于沈阳城郊的“国铁”奉天总站和皇姑屯车站附近都出现了日军活动迹象，不过，由于关东军主力均在作战，兵力有限，故只得派遣佩带有白色袖标的持枪日本人前来谈判，但被驻守车站的铁路警察截停。不久之后，日本人开始强闯车站，警察署长刘发成当即鸣枪示警，日人不敢上前。此外，由于大量军政人员、学生、市民同时涌入两座车站，加之皇姑屯车站还停靠有大量装载军事物资的列车，铁警们一边把守车站，一边看守军列，并及时与铁路部门进行交涉，最终打破常规，以客货混挂，货货加挂等方式尽可能多地将人员、军资运往关内。

由于日方在其管制下的附属地区亦置有警察系统，事变发生后，中日双方警员曾爆发过激烈冲突。据《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另一篇报道《我方警察队与公安队交战》：“（奉天特电19日发）19日午前1时半，奉天郊外西塔的支那方公安队和日方警察署员冲突，开始交火，到2时半，还在交战中。”

退守锦州。截至9月21日夜，日本关东军已攻破沈阳各城门，为保留警察队伍的有生力量，黄显声决定率领沈阳警察突围并退守锦州，成为最后一支撤出沈阳的中方武装力量。

综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增兵，而沈阳警察在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专业化作战部队时，孤立无援，却依旧顽强抵抗、英勇献身，打出了中国人誓死不屈的意志。此后，黄显声以警察为骨干力量，组建抗日义勇军，转战于辽南、辽西一带，继续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李 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