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泉整训的历史方位和重大历史贡献

□苏俊才

在人民军队的建设史上，进行过多次的军政整训。而每一次的整训，由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不同，其侧重点也不一样。因此，考察红四军新泉整训的历史，要把它放在人民军队建设整个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从中明确新泉整训的历史方位和所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新泉万人台广场

新泉整训的历史背景和侧重点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组建军队的经验，更没有建设全新的人民军队的经验，在强大敌人围攻的战争环境下，长期处在落后农村的境遇，长期的游击战争和分散活动，对人民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战斗力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加上人民军队初建之时，军队成份相当复杂，又深受传统军队模式的浓厚影响，因而在人民军队创建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的矛盾和问题。为了继续革命并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

 (一)红四军组建之前的三湾改编与赣南三整

从南昌起义开始，我党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在组建人民军队过程中，为了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过两次著名的整训，即三湾改编与赣南三整。

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前敌委员会，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虽然设有前敌委员会，并在起义军的3个团各设1个支部，但部队管理仍采用旧军队及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的制度。部队中的军阀主义严重，官兵关系紧张；不少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革命斗志低落；有些旧军官留恋旧军队的生活方式，经受不住艰难困苦的考验；部分官兵携枪当了逃兵，甚至背叛了革命。起义军自暴动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接连打败仗，人员由5000余人锐减到800余人，几乎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9月29日，当秋收起义部队行进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进行改编，突出政治建军，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设党委，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以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三湾改编是在军情混乱情况下对部队的一次整顿，直接目的是克服起义军的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纯洁部队、巩固部队。三湾改编的深刻意义是提出了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虽然是初步的，但它使党对军队的政治工作真正建立起来了，揭示了党如何建军的方向，因此具有开拓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奠定了工农红军的政治建军基础。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朱德在带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江西南部山区途中，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对部队相继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在前后历时将近两个月的“赣南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赣南三整”，整顿了思想；整顿了党团组织，建立党支部，并派党员担任指导员；整顿了纪律，规定了缴获归公；整编了部队，还进行了整训，对部队实施了必要的军事训练，以适应战略战术转变之需要。“赣南三整”在起义军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团结同志、巩固部队的作用。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使南昌起义余部的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所以，“赣南三整”同“三湾改编”一样，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都是光辉灿烂的一页。

永新三湾改编纪念馆

在随后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等进一步发展了政治建军的思想。主要包括：（1）细化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2）制定了工农革命军军纪，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3）提出工农革命军的“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组织、宣传、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三大任务”。（4）提出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等优待俘虏的政策。中共中央曾把这些政治建军的创举，作为经验介绍给其他各革命根据地，这也为后来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在红军初创过程中，虽然中共中央也曾明确提出要加强政治工作，但对如何达成这个目标没有配套的方案；虽然许多部队采取了政治军事整训的办法，但对政治建军的认识并不坚定，或者存在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到位的问题。正如罗荣桓指出的：“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二）新泉整训前红四军存在的主要问题

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即使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力量最大，政治建军实行得最早，成效也最显著，但毛泽东的创举还没有被全军完全接受。在探索过程中，朱毛红军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是整个制度体系没有完全形成，因此实行过程中容易甚至必然出现偏向和问题；二是毛泽东的许多创新是对旧军事制度、旧思想观念的挑战，而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对于新事物的接受，需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甚至思想斗争的过程。

红四军在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过程中，由于一直处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部队疏于教育管理，红四军党和部队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再加上红四军中一些领导干部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政治工作观念薄弱，影响了对于错误倾向的一致斗争。于是，在红四军党内，以至前敌委员会委员之间，对如何建设红军和根据地等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由此演变成一场大争论。毛泽东于1929年6月中旬率红四军到新泉休整时，正是红四军党内争论最激烈的时期。在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把红军自创建以来存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归纳为14个问题。在上述这些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第一，极端民主化倾向。正如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1930年5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四军九大前，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往往争论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在上杭县城召开的红四军八大上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结果“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这种极端民主化使“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由极端民主化还引发出非组织观点和绝对平均主义两个问题。正如时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吴梅林后来在谈到新泉整训前的状况时说：“绝对平均主义，官长骑马，士兵跑腿，不认为是工作需要，分东西要一样，对特殊照顾也不行，号房子，好坏大小都争得要命。”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三湾改编”虽然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但是，这一新规定要真正为广大官兵所接受，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红四军初建之时，许多指挥员并不清楚党究竟应该如何领导军队，以及军事长官与党的组织是什么关系，在工作中习惯于“长官说了算”；对一切行动听党指挥，由党组织讨论决定军中重大问题，感到不很适应，因而对军队的领导方式，即党的前委和各级组织与军事长官的关系，认识不清。这种分歧，在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突出地爆发出来。虽然6月8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白砂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出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是，这场围绕红四军军委决定发生的争论并未停止而且升级。其间及之后，出现了许多批评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等意见，一时占了上风。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结果，6月22日，在龙岩城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也在会上落选。

红四军党内的八种错误思想

第三、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甚至把军事、政治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军阀主义残余表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肉刑体罚，即殴打士兵的问题。

毫无疑问，红四军存在的这些问题，主要是对政治建军的认识不坚定，以及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到位引发的问题。只有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整训，开展思想斗争，才能统一思想认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正如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因为军事上、政治上、党务上都需要有一个时期的整理，红军当前的问题，是一个整顿问题，因此开入新泉整顿。起初本想迅速打下龙岩，但龙岩、坎市成为猗角相依之势，不好硬打，遂在新泉有计划的整理起来，党内即开九次大会预备会”。熊寿祺所说的这段话道出了新泉整训的历史背景和极端重要性。

 (三)新泉整训的侧重点

如果说，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仅仅是人民军队创建之初，在军情紧急和混乱的情况下，为了巩固部队而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局部性的临时整顿的话，那么，红四军的新泉整训则是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全军开展的有计划的带有全局性的正式整训。

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到达福建长汀，返回红四军主持工作。28日，他在长汀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关于“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和“红军的军事技术要特别注意，决不应附和不爱训练与组织的农民意识，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等的指示精神，决定开展军政训练，以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12月3日，为了避免与国民党赣军金汉鼎部的正面作战，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与第四纵队会合，全军4000多人以纵队为单位，分散驻扎在新泉附近乡村，前委、军委机关设在望云草室。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预备会，研究部署整训运动。整训分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政治整训由毛泽东和陈毅主持，军事整训由朱德主持。这次在新泉的整训为期10天。事实上，红四军为了安全保卫和有个稳固的开会环境的需要，随后开赴上杭古田，并“仍在古田训练”，因此，在古田训练的10多天，可以算作是新泉整训的延续。

红四军司令部旧址（新泉于溪公祠）

与军事整训相比，新泉整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政治整训，将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注重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动，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这是针对“四军党的政治水平非常低”的突出问题而开展的，藉以明确中央要求红军的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红四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迫切性，从毛泽东到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当天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在报告自己返回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的同时，提到：“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

从现有留存的历史资料来看，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政治整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即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组织纪律教育。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各种调查会，要求到会同志如实反映平日官兵思想情况，作为整顿军队的依据。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内存在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开展了思想教育活动，探索政治建军。针对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军队只管打仗，苏维埃政权、群众工作等没有必要去做的问题，毛泽东反复教育他们，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应该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的使命，否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整训期间，毛泽东根据6月14日新泉休整期间《给林彪的信》整理的红四军存在的种种问题，发动红四军官兵进行大讨论，让大家在讨论中认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以及纠正这一错误思想的必要性，从而实现思想统一，使整训成为一场全员参与的思想政治运动。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认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在政治整训时特别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形成我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全军贯彻执行。

总之，在新泉整训中，通过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组织纪律教育，红四军广大官兵更加坚定了政治建军的认识，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古田会议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形成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的制度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泉整训的重大历史贡献

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规范化的军政整训，也是我军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民主整军运动。新泉整训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次整训极大地推动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发展进程，对我军后来开展集中统一的大规模政治军事整训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新泉整训坚定了政治建军的原则，统一了全军的思想认识，推动了政治建军的步伐，开创了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先河

新泉整训之前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都是事关人民军队建设和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正如《古田会议决议》开篇所说的：“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离开井冈山之后，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一直争论不断。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后，这些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而临时军委的设立，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红四军入闽之后，由于频繁的军事行动，部队无暇开展正常的思想教育，强调“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权威等现象愈发严重起来，直接导致红四军的政治素质下降，政工干部地位低下。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减员和新兵员的大量补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大量补充进来，部队的结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使得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滋长。特别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我军建军根本原则经受了严峻考验。

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在新泉写的《给林彪的信》抄印刊件（部分）

在毛泽东看来，要化解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实现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的问题，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因此，当1929年12月红四军挥师新泉后，立即开始了以思想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整训。

在新泉整训中，毛泽东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重视充分挖掘红四军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源，又通过分别召开党员干部、普通士兵和驻地百姓座谈会，发动部队内部展开大讨论，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引导，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从而使政治整顿成为一场全军将士参与的思想政治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正是这些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初步纠正了红四军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从而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新泉整训将井冈山斗争时期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发展到将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使党的领导在红四军里稳固建立起来，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建军的步伐。而新泉整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做法，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大特色和历史经验。

 (二)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政治军事整训制度化、规范化的首创，是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起点

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建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是古田会议的序曲和重要准备。通过整训不仅大大提高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使红军广大指战员更加明确红军存在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军事技术等，而且通过整训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以古田会议决议的形式加以固化，因此，新泉整训所取得的成果体现在古田会议决议之中，实现了成果共享。

古田会议之前的新泉整训，首要解决的就是红四军内部关于党要不要领导军队以及如何领导军队的问题。由于党在军队内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制度安排不完善、领导体制不顺畅，造成党在红军中无法建立以党委制为核心的根本领导制度。通过整训，全军官兵认识到必须建立“领导的中枢”，确立党委的核心领导地位。因此，《古田会议决议》从根本制度和组织机制上作出了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规定，立下了一系列的规矩，从而明确地阐述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这是在经过新泉整训统一全军思想认识后做到的。

红四军官兵进行战术训练

新泉整训能够起到统一全军思想认识的作用，靠的是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进步的政治思想灌注到军队中，用以武装党员和广大官兵，靠的是加强党内教育、加强士兵政治训练这两个方面所做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新泉整训的这些成功做法，最终都体现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之中。如关于党内教育，《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决议》明确了10项党内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分析、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讨论、组织常识、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等。《决议》指明了党内教育的基本方法，包括阅读党报、政治简报，召开政治讨论会，开展批评，适当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等等。《决议》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党内教育和互相批评来解决党内矛盾、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达到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方法，对军队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士兵政治训练，《决议》规定了19项内容，包括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的任务与计划、土地革命问题、武装组织及其战术、三大纪律建设的理由等；同时指明了教育的方法，主要有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个别谈话等，并特别强调了启发式的教授法。这些通过新泉整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做法，最终用古田会议决议的形式加以固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泉整训，就没有《古田会议决议》，新泉整训开启了人民军队政治军事整训制度化、规范化的首创，是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起点。

 (三)新泉整训对人民军队各个时期的整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集中教育活动，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人民军队第一次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的正规的军政整训。通过红四军这次有计划的、彻底的整顿，将党的系统、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关系，以及党对青年组织、士兵会的指导等各方面的混乱问题彻底理清了，在组织上、思想上将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工农红军，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的、规范明确清晰的人民军队。新泉整训的成果最终以合法的党代会形式形成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加以固化，因而对后来人民军队各个时期的整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纵观人民军队的发展历史，每当在重大历史关节，随着战局形势的变化，我军从部队发展的迫切需要考虑，都会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整训。而这些整训无疑地都是以新泉整训的成果——《古田会议决议》作为整训内容和检验标准。

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分别于1939年2月、6月和1940年2月，陆续发出《关于加强部队党内教育的训令》《关于加强党的工作的训令》等训令，要求各部队在发展中及时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训，并决定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全军分期分批地集中进行整训。此后，全军各部队普遍进行以思想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编制整顿和规章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整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一次全军规模的整训活动。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要求全军各部队在一年内利用一切可能战斗间隙轮番整训部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为将来的大发展与大反攻准备条件。文件规定:“整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10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之决定》，各部队从1944年10月陆续开始整训，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季。这次军队大整训主要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克服了部队中的不良倾向。各部队继承和发扬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民族解放教育和阶级教育正确结合起来，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部队，有效克服了游击习气和军阀残余作风以及各种不良思想倾向，巩固了纪律，密切了官兵团结，形成了强大的政治优势。这次军队大整训使各部队军政素质和技术、战术水平大为提高，从而奠定了更大规模对日寇的攻势作战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以及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新的成分进入军队，军队自身建设的任务日显突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且向全军明确提出了整军任务，解决党内不纯、整编党的队伍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持长期战争的决定性环节，1947年冬至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结合练兵，从阶级教育入手，运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等方法，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这次运动与新泉整训一样，是我军历史上一次由全军指战员共同参加的军队整顿运动，也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民主整军运动。在运动中沿用了新泉整训时的一些做法，如颁布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恢复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中断的各级党委制，在各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有的叫战士委员会)，重视整肃军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各军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而运用诉苦、三查三整的方法以及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运动，则是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创新。这次新式整军运动让解放军从战士到干部都经过了一次教育的洗礼，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而战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更加密切，广大指战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式整军运动继承和发扬了新泉整训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重大发展。其基本经验对后来加强人民军队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作者系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