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普的最早期，写科普文章的人可能自身就是科学家，他们不但能准确传达各种科学知识，还能向社会播撒科学精神的种子。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各个学科的迅速发展，专业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科学家群体就渐渐退出了科普的舞台，而科普作家和科技记者开始登场，他们的第一目标变成了“传播”，而不是“科学”，这就给科学精神的传播变了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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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科学最需要的传播者，指的是那些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同时也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被称作“科学人”，这些人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是科普的重要力量。这一批科学人很有使命感，他们写了大量的教科书和科普书籍，为杂志写科普文章，在城市和乡村演示科学实验。这些科学人不仅仅是“科学”的传播者，而且是一种理性文化的代言人。在这个时期，一大批教材和普及读物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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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美国，就出现了《科学美国人》等一大批科学杂志，这些书籍和杂志中所刊载的文章的作者，通常就是科学家本人。在作者看来，传统的科学人能认识到科学背后蕴含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他们把科学和理性带到了大众的视野中。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教育与宗教终于在美国分离，各种迷信思想和一些非理性的信仰也因此烟消云散。他们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也让科学终于成为一种社会上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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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之后，20世纪初，美国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群体开始起了变化。因为各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快，科学家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去追赶本学科的最新进展，便腾不出时间来科普了。而且，科普不但费时费力，也带不来利益，还会被同行笑成不务正业。同时，科学的各个分支之间的分化也变得越来越细，一个科学家开始很难成为传统中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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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家在专业领域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的时候，他们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那种广阔的文化视野，“科学人”这样一个群体也就不再存在了。很多科学家可能只对自己研究领域以内的事物才非常熟悉，一旦稍稍偏离了自己的领域，他们的观点其实跟一般公众没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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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科普其实可以看成是一种“翻译”的工作，科学家们使用的是专业性非常强的科学的语言，而我们用的是日常的语言。让科学家们来进行科普，其实对科学家而言，就是要放弃他们的“母语”，转而用另一种外语进行写作，这对科学家们来说简直太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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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已故的大物理学家霍金了，霍金不但在物理学和宇宙学方面是杰出的学者，还亲自写了许多科普作品，比如大家都熟知的《时间简史》。霍金亲自参与到了科普的工作中，作为一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用准确地科学语言向公众传达了科学知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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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霍金这样的科学家还是很少，随着科学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抽象，公众在理解这些科学知识的时候，难度就会非常大。比如很多人都听过关于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科普，可是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了这些科学理论。伴随着科学人的离场，普通人与科学之间的鸿沟被新闻媒体所填补，报纸、广播、新闻和网络相继进入了千家万户，开始逐渐成为科普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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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广义的角度看，不管是科普作家、科学记者，甚至是有一个自媒体账号的博士生，都可以被认为是“媒体人”。那么他们科普的标准都是什么？换句话说，所谓“科普”，到底是选择“科学”还是选择“普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科学知识一旦变得严格起来，就会非常枯燥，大家喜欢听“薛定谔的猫”的故事，不代表大家真的就想要去学习怎么求解薛定谔方程。所以，现在的科普作家必须在“科学”和“普及”之间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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