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似乎越来越不再是夫妻的家庭规划了。

这几天，先是河南省柘城县召开社会抚养费征收动员会，决定向三孩及以上家庭征收一年纯收入三倍的社会抚养费；福建省福州市一个街道将被催缴2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纳入“个人征信黑名单”。不管是为强化计划生育，还是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其控制生育的政策用意显而易见。

然后是江苏《新华日报》刊发署名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文章认为提高生育率应该成为中国新时期的任务，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紧接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也表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一边仍坚执“控制生育”，并试图以社会抚养费作为一种经济调节手段；一边却鼓励生育，不仅要提前透支年轻人的收入，以“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甚至不惜搬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糟粕文化，重提“如果一个家族中的男性没有孩子，是进不了祠堂的”之类的陈词滥调。

这样的说辞，言语乏味，面目可憎，本不必当回事。然而，值此生育政策刚刚有所松动之际，理应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不断扩大开放的尺度，不仅不能出现以控制牟利的倾向，更应警惕以褫夺民众选择自由的代价搞什么生育刺激。

以社会抚养费而言，从以往的实践看，社会抚养费非但没有起到调节生育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富人不在意，而穷人则可能会因为支付社会抚养费而透支了孩子未来的营养、教育以及发展预期。加之，一直存在的去向不公开、不透明问题，也使得社会抚养费的合法性迅速流失。

同样，设立生育基金制度，甚至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更是一个馊主意。

一者，当下社会40岁以下公民正处于事业的爬坡期、家庭的负重期，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生活的压力都非常大，如果凭空再多出一项生育基金，必然会打乱个人乃至家庭的财务规划与人生设计，引发更深刻的焦虑，甚至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

再者，这笔基金如何征收？谁来征收？按照什么标准征收？哪一个机构负责管理？我们能不能信任其管理这笔注定十分庞大的基金？这些都是问题，且至少在目前看，很难有一个妥善的、大家都能信赖的办法。基金的管理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即便是目前已运行几十年、相对比较成熟的养老金，也难免出现一些引发争议之处，更不要说与计生部门业务有关联的一个新设基金了。若是弄成变相的收费，未免劳民伤财。

至于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的设想，纯粹是脑洞大开，甚至涉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不值一哂。

其实，生与不生，说到底是夫妻的自由选择和家庭的专属权利。爸妈可以催催催，那毕竟是出于亲情，出于传宗接代的规训与文化，儿女们可以选择顺从，也可以选择软磨硬抗，但国家机器大可不必刚性介入。

这样讲，并不是说国家不能够提倡生育，而是说，国家也好，地方政府也罢，还是应该从政府治理层面着手，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社会的便利程度，降低老百姓生娃养娃的成本，这样，生育意愿自然会提高，而不至于陷入“低生育陷阱”。

与收费相比，有关部门、专家是不是更应该将关注点放在奶粉、疫苗、上学难、上学贵、房价高等等“市井小事”上？须知，若这些“小事”解决不好，动不动就打收费的歪主意，则生育大计注定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