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来不及报答 你们也要安好”

“9月20日，在去透析的班车上，又有两个病友没来，听其他人说，其中一个人已经‘走’了。我们这辆车上，不断地来新病友，也不断有旧病友离开，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下车的人是谁……”

写下这篇日记的冰城姑娘名叫孙闵杰，今年33岁，是《老年日报》的一名编辑。今年2月，她突然晕倒在正在编辑的文稿前，入院后被确诊为尿毒症，肌酐高达1700，同时伴有心衰、肺积水。透析8个月以来，孙闵杰的病情仍在持续恶化，如今每周需要透析三次，血压经常高达200多，每天靠服用4种降压药来维持。病榻上的她，提笔写下了一篇篇“生命日记”，字里行间既有对病情的记录，有对生命的感悟，也有对年迈父母的愧疚。

“我拖累了爸妈，他们为我承受太多了，若我今生来不及报答，希望他们也能安好……”孙闵杰说。

看病要排36个小时

“爸妈轮流给我排队”

“挂一个专家号要排30多个小时，爸妈轮流给我排队，每次都用胶丝袋扛回中药给我吃，这些药够我吃半个月……”

四年前，孙闵杰参加单位体检时，被查出慢性肾炎。由于当时没有更多的症状，她选择边工作边治疗。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孙闵杰平日里十分忙碌。她听病友说，双鸭山有家医院治疗肾炎水平高，为了不耽误工作，她每周日晚上坐火车前往双鸭山，次日清晨抵达，白天看病、吃药，晚上再返回哈尔滨。这样折腾了半年多，她身体实在吃不消，于是回到哈市一家中医医院治疗。

孙闵杰的父亲孙作臣回忆说，专家号原本是可以在网上挂的，可是每天早晨都是满号，到医院一看才知道，大家都像十几年前排火车票一样在“排号”。

“咱们也排吧！”时年56岁的孙作臣也加入了排队大军。可没想到的是，这个号排一回大约需要36个小时，如果想要周三看病，周一晚上就得去排队。而且中途离开一个小时以上，原先排的号就作废了。于是，孙作臣叫来妻子闵春燕，妻子排白天，他来排晚上，夫妻俩轮番上阵，只为帮女儿买回能治病的药。

“那段时间，我中药没少吃，爸妈很辛苦，每半个月去排一次队，每回都用胶丝袋往回扛药。”闵杰回忆的时候满是愧疚。

妈舍不得吃 我吃不下

“牛肉每次都剩到发霉”

“今天家里又吃牛肉，这盘肉已经连吃三天了，因为透析我吃不了太多，而妈妈又舍不得吃，她总希望能把好吃的都留给我……”

9月19日，记者来到孙作臣工作的地方，他目前在南岗区某小区当保洁员。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尽管每月1400元的收入，仅够支付女儿10天的医药费。记者了解到，孙作臣夫妇都是下岗工人，闵春燕负责陪女儿透析，老孙出去挣钱，白天当保洁员，晚上去打更。

“一切都是为了我女儿，每天扫院子的时候我就想，把我闺女的病统统扫掉，这样就会特别有劲儿。”老孙说。

然而事与愿违，今年2月，孙闵杰的病情突然加重，被确诊为尿毒症，肌酐指数比透析指标还高出一倍，医生建议她立刻透析。闵杰在日记里，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医生经常偷偷地叫我父母去办公室，每次回来，我都能看到他们红肿的眼睛……其实，我已经全都知道了。老妈出去买饭的时候，我暗自拿手机查过，尿毒症、心衰、肺积水，那些我从前不懂的疾病名称，我都一一查了好几遍。”

由于透析的缘故，孙闵杰吃不了太多食物，而且水果、盐、肉等都要严格控制。闵春燕给女儿做牛羊肉，自己却一口都舍不得吃，女儿吃得少，她上顿下顿地端上来，直到它发霉坏掉……记者注意到，闵春燕在看人的时候眼睛不动，闵春燕说，自己的白内障比较严重，而且这几年免疫力差，每隔一天陪着女儿去透析，女儿没怎么样，她自己晕倒了好几次。

怕父母人财两空

她曾对母亲说“别治了”

“今天来透析，医生、护士们的表情很凝重，院里的另一位年轻患者，透析后血压升高到200以上，她没挺住，人没了。今天我的血压也升到了210，医生急了，劝我赶紧换肾……”

“透析太难受了，简直生不如死。”孙闵杰打开了自己的药柜，里面是各种降压药，而在几年前，它曾经是一个书柜。跟其他患者比起来，她透析后的血压常常高得吓人，一天得吃4种降压药，她时常感慨，“头像要炸开一样，不知道我的血管还能撑多久”。

孙闵杰的担心在医生那里得到了答复，透析两年以上，就会损伤人的内脏，这种维持式的治疗，会一点点蚕食生命的活力，造成各脏器衰竭。不仅如此，随着降压药的耐受性增强，她必须不断换药，药价也会越来越贵，甚至可能无药可用。

“要不，咱不治了……”闵杰怕父母人财两空，一度想要终止治疗。母亲伤心欲绝，哭道：“你是爸妈的希望，没有你我和你爸咋办？”

第二天，闵杰又坐上了透析的班车。对父母的担忧，已经远超过她对死亡的恐惧。即使希望渺茫，她还是想再坚持一下，“我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家的。多活一天就是希望，相信能筹得够钱，也相信能找到肾源……”

日记中句句叮嘱

“若不能尽孝也望你们安好”

“透析的不良反应还是很大，换肾也是遥遥无期，如果我不能尽孝了，希望你们也能安好……”

10月9日一早，闵杰乘火车去长春做配型。由于母亲得过重病不能捐肾，父亲成了全家的希望。如果配型不成功，就只能排队等肾源。闵杰叹息道：“排队等肾源，需要预先支付35万元，我们家出不起这么多钱，但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孙闵杰家境困难，唯一的老房子使用面积仅30多平方米，建于上世纪70年代，是等待动迁的危楼。夏天漏雨，冬天没有暖气，住户们早就已经搬走了，这几年，他们一家三口在外租房子住。

孙闵杰的遭遇得到了好心人的关注，哈尔滨车友会联盟会长刘振华帮她联系了捐款平台，希望能有更多的渠道可以帮助她渡过难关。他还打算发动哈尔滨市广大车友，参与到孙闵杰的救助行动中。孙闵杰所在的媒体和读者朋友，也在努力为她筹款。

“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多久，我怕来不及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希望会有奇迹，会再长久一点，让我多能陪一陪他们。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我还有很多关于老年人健康的保健知识想要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在即使没有我的日子里，也能健康地生活。从前不觉得时间少，而现在我想嘱咐他们的太多了……”孙闵杰在日记中写道。

采访中，孙闵杰眼泛泪花，苍白的脸上带着几分坚毅。她对记者说：“感谢帮助我的人，我会努力加油，为了我父母，也为了我们一起撑过来的岁月，我一定会努力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