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在洛杉矶的一个华人的聚会中遇到一位台湾老者，他拿来了自家种的橙子，我特别喜欢吃加州自家里种的水果，明显比超市里卖的水果好吃，所以干脆就坐在他的旁边边吃边跟他聊了起来。其实就是为了多吃几个人家种的橙子跟人家套近乎。正在踌躇着如何能让我俩从素未平生的第一面迅速进入到他乡遇故知那种双眼泪目的感觉，是从和聚会主办人的关系说起呢？不行，主办人是谁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是从询问大陆的老家到底在哪儿开始呢？万一他不是“外省人”是台湾本土人呢？也不行。正在我冥思苦想之际，他说了一句：“我来自台湾的眷村。”perfect！一下就让我逮住了重点！立马回了一句：“那咱俩可一样哦。”老者奇怪地望着我，从年龄到口音，从定居地到人生经历，没有任何相似度的我俩怎么就一样了呢？看着他疑惑的眼神我赶紧补上了一句：“我来自北京的部队大院。”

台北“四四南村”眷村博物馆

随着我说完这个大院的“院”字的那一刻，老者的表情立马从疑惑转为喜笑颜开，一秒钟之内浓浓的乡情便开始在我俩之间肆意蔓延，亲近的感觉不停地在体内开始发酵、翻腾，满满的亲情瞬间布满每一个细胞涨满整个身体，顺着嗓子眼儿直往外顶。隔阂？在我俩之间一秒钟之内就不见踪影。生疏？在我俩的交谈中找不到一丝迹象。真就仿佛是他乡遇故知的现实演绎版。他怅然地和我谈起了自己的童年，我则赶紧又切开了人家两个橙子，细细地聆听着那段历史。没错，这种外人道不清的感觉就是真实存在，眷村就是和部队大院隔海、隔空相连，一个是跟着蒋介石到了台湾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一个是跟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开创未来的新生。今天北京部队大院这边有马未都、王朔、叶京，台湾眷村也有宋楚瑜、龙应台、林青霞。当年台湾竹联帮大佬陈启礼就是带着眷村的人与欺负“外省人”的本省人斗殴，北京部队大院的王南生也带人杀死了北京土著“小混蛋”周长利。

今天的眷村博物馆还展示着当年的生活场景

别看我这儿和人家说得天花乱坠，可当时的我真没有到台湾见过眷村，真的不了解眷村的生活。这次有幸来到台湾旅游，我最想看的并不是士林夜市，并不是阿里山、日月潭，而是台湾的眷村。与大陆不同的是今天的眷村在台湾好像已经成为历史名词，能依然在21世纪还矗立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眷村可谓少之又少，从台北到高雄886个眷村（近10万眷户）基本被拆殆尽。当年建立眷村的时候基本都是临时性的简易建筑，三年反攻大陆的目标让所有生活在眷村里的这些“外省人”并不把这里当做自己长久居住的家，对老家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妻儿的思念才是他们思绪的主旋律，这种临时住所不难想象出当时会有多么地简陋。简陋并不是让我感到最为吃惊的事儿，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现在眷村居然没有围墙，完全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这和北京的部队大院可是相去甚远了。

今天的眷村成为了旅游景点

北京的部队大院一个个的倒还都“健在”，甚至可以说都焕发出新世纪的新貌，但儿时那种部队大院的味道却越来越寡淡。今天我住的大院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小时候的建筑，也都是像周边的小区一样的高楼林立，一样的物业管理。儿时的电影院、理发馆、洗澡堂、电工班、木工房、小树林、游泳池、门诊部、小卖部基本都见不到踪影，那个在我儿时就是整个世界的大院真就只能在记忆中了。儿时的生活除了上学需要出院走几百米，所有的生活都是在院里完成，五分钱的澡票和理发票，每周放映一次的电影，暑假发的免费冰棍票，两毛钱能游一夏天的游泳证，当然了，还有最怕去打针的门诊部。这个大院就是我的世界，记得有一次我妈带我出院，看着眼前陌生的景象，坐在自行车货架子上的我问了一句：“妈，这里还是中国嘛？”

老旧的门窗记录着那段历史

甭管是北京的部队大院还是台湾的眷村，第一批居民都属于“外来户”，和土生土长在当地的土著有着严格的区分。我小时候最苦恼的事情就是很多大人说的话听不懂，共同生活在一个大院里全中国五湖四海的人都有，各地的方言飘荡在大院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同样，生活在台湾眷村里的像我这样的“二代”也都有这样的困惑，尤其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在那个年代听不懂大人的话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台湾眷村和北京部队大院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打孩子！台湾眷村里是家家都打孩子，北京这边也绝不甘下风，就像王朔回忆的那样，家家都打孩子，更有甚者不但打自己家孩子，连别人家孩子都不放过，照打不误！真羡慕那个年代的成年人，当老子的绝对有老子样儿，让孩子跪着没一个敢站着，再看今天的成年人，除了在血缘上是老子，生活中跟孙子基本没有区别。

今天保留下来的眷村都做起了文创产业园

我在台北去的眷村就在101大厦旁边，走路也就几分钟的路程。台北的捷运也就是大陆说的地铁，和洛杉矶的一样，分各种颜色的线路，乘坐红线地铁在台北101世贸站下车，从二号出口出来走不到五分钟就能抵达眷村博物馆。这个叫“四四南村”的眷村博物馆和101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老一少诉说着台北的变迁，一高一矮讲述着台北的历史。都说拍摄101大厦最佳的位置在象山，但我觉着在四四南村里拍摄101大厦更别有一番风味，透过低矮破落的眷村遗迹遥看101大厦的宏伟，这个角度的合影更具台湾的历史沧桑感。四四南村是1948年建造的台湾的第一家眷村，因为位于四十四兵工厂旁边而得名。今天这块地方在台北可谓是寸土寸金，位于信义商圈的中心地带，历史上也历经了多次要被拆除的命运，直到1999年火灾后最终保留下了今天看到的这片一万三千多平米的建筑群。

低矮的眷村和高大的101大厦

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台湾小吃可谓尽人皆知，鼎泰丰、永和豆浆、四川牛肉面，这些大名鼎鼎的台湾美食可都是出自眷村。如果鼎泰丰和永和豆浆说是出自眷村的话还能探讨一下，四川牛肉面怎么成眷村的美食了，台湾人原来就没吃过牛肉面吗？这可绝非我个人的意淫，台湾本土人是吃米不吃面的，1949年以前台湾只种水稻不种小麦，除了节日的喜饼月饼，靠进口面粉做出的面食基本没有。而且本土台湾人有点像印度人，对牛格外崇敬，根本就不吃牛肉。帮我干了一辈子活，我也让你得到善终，甚至还有牛的养老院。国民党军队跟随蒋介石来到台湾以后得到了许多美国援助的滞销面粉，眷村里男人白天都在工作，女眷则有时间做些家乡美食售卖贴补家用。不过我个人还真有点怀疑，如果说面条应该是山西陕西人的强项啊？怎么眷村里出来的居然是四川牛肉面？

这样的房子在当年的眷村里算是不错的住宅了

话说我跟眷村美食还有一点缘分，鼎泰丰在北京的店我没去过，但去过洛杉矶的那一家，就在著名的华人区Arcadia，2011年时我还不知道它的大名，去的那次也没预定，从光华超市出来旁边就是鼎泰丰，还没到饭点儿餐厅里很空，直接就走了进去，领位让我在门口等了一会才把我领到餐桌前。坐下以后看到墙上的照片都是国际影星在此用餐的画面，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这家店看来很有名吧？有名没名倒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贵不贵，可别把我当明星那样一顿狠宰。那顿饭我只敢点两笼包子，生怕自己钱不够让人把我剁成包子馅儿了，结果还不错，虽然比一般的华人餐厅甚至日餐韩餐厅都要贵点，但还不至于给自己吃破产了。至于永和豆浆，1998年在北京新街口那家第一次吃，居然食物中毒，肚子疼到浑身抽搐，这辈子就再也没进过永和豆浆。

斑驳的墙面记录着那段历史

我这儿光说眷村美食好像不太客观，仿佛眷村里整天都是美酒佳肴钩织出来的景象，真实的眷村其实正好相反。第一批眷村村民可谓是难民，最小的只有16岁，很可能前天还帮父母种田，昨天就被抓了壮丁，今天就跨海渡洋被带到了台湾。来到台湾面对着的是陌生的土地，一心想着跟随老蒋三年后反攻大陆回到家乡与父母妻儿团聚，台湾的眷村只能当做是临时性的住所。没想到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一个甲子都过去了，眷村倒成了自己这一生的家。在四四南村听旁边一个台湾导游说这里是陆军的眷村，条件最差，最初自来水、厕所都没有。空军的眷村相对来说要好许多，甭管从财政上还是物资调配上都要比陆军强很多。看着眼前的老屋都能感受到当时条件的艰苦，不比北京的部队大院，那是改朝换代后的永久性建筑，而台湾的眷村只是这些“外省人”的临时栖息地。

今天的眷村

台湾眷村和北京部队大院一样，居民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但全都尊奉着传统的中华文化。注重读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眷村还是被推崇的传统，谁家的孩子如果考上好的大学整个眷村都是鞭炮齐鸣。眷村里出现的名人那是数不胜数张艾嘉、王伟忠、胡慧中、胡因梦、蔡琴、赵传、伊能静、任贤齐、王祖贤、赵少康等等，赖声川和王伟忠创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通过三个半小时的演绎，让观众进入眷村的历史、眷村的人家、眷村的生活。春节放鞭炮、中秋吃月饼、端午包粽子、清明跪西土，这些传统在眷村中从未中断，尤其对母亲的孝心，亲恩难忘对于眷村的人来说是溶于血液之中的。眷村的女人只要军人老公伤残殉职，家庭的重任全都担在自己的身上，眷村的女人都异常的坚强和勤俭耐劳，二代的子女对母亲一生的奉献都会铭记在心倍加孝顺。

简易的窗户和雨搭

北京部队大院的生活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毕竟在部队大院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这辈子就连搬家都是从院里的这个楼搬到那个楼，从来就没出过院。记录大院生活有一本书写的很传神，那就是王朔的《看上去很美》。当年和一个我们院里的发小儿喝酒，他送给我这本书，说看了一定能想起咱们小时候的事儿，我也没当回事晕乎乎的回家了。躺在床上准备翻几页以帮助我尽快入睡，没想到翻了两页头脑开始清醒了，再翻几页整个人都清醒了，就像一滴酒都没喝过一样。大脑开始兴奋，肯定不是因为酒精而是书中的内容。我和王朔明显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书里的每个情节在我身上都好似发生过，书里的人物、言行、举止都好像儿时我身边的伙伴，我看这本书不但画面感极为强烈，甚至都能闻到小时候空气的味道，幼儿园、小树林、木工房、电工班、小礼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

真实的眷村就是这样

台湾眷村里长大的孩子也都有着自己的传奇，由于出生时或者儿时就背着“外省人”的身份，要面对着占据台湾总人口85%的本省人对1947年那场二二八事件的仇恨，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中眷村孩子来说团结就是唯一的出路。台湾黑道最为著名的“竹联帮”大佬陈启礼就是眷村里长大的“外省人”，他6岁跟随父亲来到台湾，不会说闽南话的他必然遭到同学的排挤甚至欺负，由于班上只有三个“外省人”，本省人自然是占上风，但陈启礼从未认输，每到下课的时候就要和一个班的本省学生打作一团。眷村的孩子在这种生存状况下自然需要抱团取暖，那时本省的孩子如果路过眷村都得加快步伐，生怕被眷村里出来的孩子暴打一顿。台湾的四海帮、竹联帮都是由“外省人”建立起来的黑社会组织，尤其竹联帮鼎盛的时候曾经发展到十几万人，和台湾陆军的数量一样庞大。

眷村的墙壁上还有当年的标语

与之相对应的北京部队大院在那时年代也和台湾眷村有异曲同工之处。部队大院里的二代大多都出生在北京，父辈是跟随毛泽东打下江山的军人，有着“根红苗正”的LOGO，自己觉着和院外的北京土著有着严格的区分。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流氓用刀刺伤47中红卫兵及砍伤外交人员等事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之后，北京出现了镇压流氓的高潮。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大院子弟组成的红卫兵自然成为主力，混乱的现状让这些留着红色血液的年轻人在社会中飘荡，和北京原住民中的顽主形成势不两立的态势。随着1967年红卫兵的父母们被隔离审查成了黑帮而失去红色背景，同时也失去了“正义”的背书，和以北京土著为主题的顽主们处于平等的阶层定位。但双方还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红卫兵和顽主们也井水不犯河水，互不侵犯对方的地盘。

四四南村是台湾第一个眷村

但这种平静被“小混蛋”在1967年6月擅自闯入属于红卫兵地盘的新侨饭店吃早餐打破，由于在新侨饭店遭到红卫兵大骂“土鳖”的嘲讽和那天戴了当时只有红卫兵才能戴的墨镜遭到羞辱，第二天顽主们在西单把红卫兵的一个头目打得头破血流并扒了衣服和鞋。这起斗殴事件让两派之间的火拼逐渐在闹市街头展开，双方矛盾逐步升级。最后在1968年6月23日王南生带领红卫兵在北京二里沟堵截到京城最有名的顽主“小混蛋”周长利，随后将其活活用锤子和叉子杀死，随着这起命案的发生，公安部门的介入彻底给两派之间的恩怨做了一个了结。我小时候生活的七八十年代，部队大院和北京土著之间已没有那么多的仇恨，不过那时候的孩子一个个别看营养不良，但雄性荷尔蒙却极为浓烈，只有身经百战才会成为idol，随着1983年和1995年的两次严打这种通过肉搏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眷村里窄小的街巷

说完北京部队大院再讲台湾眷村的陈启礼，传说他算过命在27岁那年要脱一层皮后才会飞黄腾达。不知道是不是巧合27岁那年他被关在绿岛监狱劳作的时候被晒出满后背的水泡，挑开水泡后的几天内真就撕下了一层皮。从绿岛出狱后他还真把竹联帮带上了顶峰，也走到了自己人生的顶峰。当时竹联帮的武器足足可以配备两个旅的兵力，就连台湾警察所配备的武器都赶不上竹联帮。但1984年他主使的江南案让台美关系走入低谷，蒋家王朝彻底断送了在台湾执政的可能，陈启礼改变了台湾历史的走向，同时也由人生的巅峰走向下坡。1996年再次被通缉后远走柬埔寨金边，自此在余生中再未回过台湾，甚至连父亲的葬礼都不能回台出席，造成他这一生最感遗憾的事。在柬埔寨陈启礼一直忙于慈善活动，赈灾、组织医生去农村义诊、给学校捐书，还因此获得了柬埔寨最高的荣誉“勋爵”。

眷村里今天张贴出来的标语

甭管是北京的部队大院还是台湾的眷村，都曾经历经了岁月的洗涤，无数精彩的故事都在这个特殊的群体里孕育、发芽、绽放。至于我个人，北京发生的杀死小混蛋的事儿和我还真有那么点拐着弯的关系，我知道的一个叫苏新民的叔叔当年就是亲手杀死小混蛋的实施者。至于台湾这边的陈启礼，这样的大人物跟我肯定是不会产生一丝的瓜葛，不过我还看了一下他的资料，还真找到了一点和我有那么点关系的记录。那就是2007年我生日的那天，享年64岁的陈启礼病逝于香港，也就是说他每年的忌日居然是我的生日。甭管是台湾的竹联帮还是北京的红卫兵，都早已成为了历史的记忆，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逐渐被今天的人们遗忘殆尽。今天的电视杂志里出现的都是一个个瘦弱的花样美男，再也找不到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充斥在眷村、部队大院里那裹着浓浓血腥味的雄性激素味道。

松勤街56号就是四四南村的地址

今天的四四南村有点像北京的798，完全成为一个文创的产地，当年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的那120万眷村村民早已都搬离了破旧的眷村。当年“没有亲戚却有许多邻居，一起祭祖却又无坟可上”的状况也随着与本省人的联姻淡出了历史。遥想当年“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信誓旦旦，今天的眷村显得极为的平和。不但来自大陆的游客必须到此打卡，我看到游客中占大多数的却是台湾的年轻人，也许是村里的文创商品吸引到他们，也许是他们真心想找寻一下历史的痕迹。其实作为一个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人，我跟眷村也应该有一定的代沟，毕竟第一代的村民这一生所承受的是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失离双亲这样的残酷事实，我个人听到的最感人的记忆是王伟忠的母亲在1988年第一次回到大陆的老家，进门就给还健在的妈妈跪下，老人胸中郁愤交加地喊出一句：“你可真能玩啊！这一出去，玩了四十年啊！”

今天的眷村

王伟忠的母亲是幸运的，像伊能静的父亲十几岁离开家的时候都没来得及通知父母，然后就是这一生的两岸隔离，直到他们去世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死是活。我妈妈在波士顿住的时候有个好朋友，来自台湾的78岁的邓太太，当年她就是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的军属，临逃跑的时候她的妈妈急得嚎啕大哭，唯一能留给她的是自己用笔在纸上画的菩萨，所有对女儿的祝福、忧虑、担心都交给了这个画出来的菩萨。邓太太一直把这张纸带在身边，那是她与早已在天堂的母亲唯一的交流媒介，自逃往台湾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见过母亲，78岁的她每当思念母亲的时候，这张画着菩萨的纸就成为她唯一的念想。如果有时间的话真应该看看赖声川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好好体会一下台湾的眷村、台湾的历史、台湾的亲情。摸着眷村里斑驳的墙面，走在眷村狭窄的小巷，闻着屋内潮湿的味道，看着墙上悠久的标语，那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想只有在眷村能体会到，只有在眷村才会感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