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新闻网2月15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591.4820万亿日元，换算成美元约合4.2106万亿美元，被德国反超，由全球第三降至全球第四，日本在全球的影响力或将进一步下滑，这一消息让大家再度联想到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近日，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受《21世纪经济报道》栏目邀请，对该问题进行解读，发展研究院在此基础上，对孙教授做进一步访谈，并整理文字稿供读者参考。因文章篇幅较长，特分为上下两篇，以下为下篇。
Q6. 为什么说日本消失30年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在处理楼市危机上出现了严重失误？
孙立坚：八九年股价下跌严重，没隔多久土地价格下跌也可能引发更严峻的挑战，但是日本政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或者说没有经历过像上个世纪美国股价暴跌带来的经济大衰退，所以日本政府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再加上日本抵御股价和房价下跌的能力尤其脆弱，以致形成了巨大的伤害，后来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不到位。
当然股价下跌背后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也是这些年日本的出口受到了严重打压，日本经济基本面开始出现下滑态势；另一方面，八七年美国股灾引发金融海啸，使得海外向日本投资的资金回撤，也造成了日本股市的崩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大企业之间和银企之间互相持股的公司治理模式，所以，就会形成股价下跌的连锁反应。
复盘当年的情况，日本政府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他们认为一开始的个别现象不会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所以只是责令问题企业自身进行危机管理，事实上当企业和金融机构处在经济动荡的时候，已经没有自救的能力了。而日本政府为了避免道德风险，尽量减少政府财政的支持帮助，也就是他们认为如果救助这些劣质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会助长其将来更严重的违规行为。这是日本在危机管理上的欠缺，对于形成问题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影响没有做前期深度的分析，只是进行事后危机管理，以至于个别机构的问题迅速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
第二，日本政府判断这些问题仅仅是金融涨跌周期性的自然呈现，让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调整业务模式、顺应周期的变化走出周期低谷，所以日本政府一开始采取被动型的观望态度，认为时间一定能够解决经济下行周期低谷阶段的空间问题。但是后面三一证券（日本大型券商证券公司）倒闭的时候，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三一证券的倒闭影响到其他相关业务，引发金融机构的倒闭潮。日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就是互相持股，股东可以参与持股公司的治理，这种模式有很好的约束力，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但是三一证券倒闭以后，持有三一证券股票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也开始缩水，股票价格大跌、投资离场的连锁反应在日本全面展开，这种股权结构反而成了导火索。
第三，日本政府对于救市的时间、强度和范围的准备非常不足。一开始他们采取的救市方式跟大多数国家一样，对存在问题的金融机构采取救市行动，没有注意到其他金融机构已经受到牵连。尤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不是局部的危机，而是整个金融体系将产生巨大危机的状态。所以，日本政府一开始的救市手段没有将金融市场的整体作为救市目标，而是采取就事论事的补救方式。但同时，日本政府担心金融危机的救助会存在着对市场对未来的错判：机构和企业利用泡沫时期获取高收益，危机爆发时将风险转嫁给政府。所以，日本在危机蔓延时就加强金融监管，成立了新的监管部门（金融稳定局）来提高行业运营的稳定标准。这种方法看上去是对的，但对于那个时期，监管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不周（甚至监管部门成立的时间窗口，或者说成立以后的行动方案），在一定的程度上反而加速了问题企业和问题金融机构的接二连三地倒闭。
Q7. 日本政府后来政策的纠偏机制上做过怎样的努力？为什么没有扭转经济下行的局面？它和今天美联储金融危机的管理举措上有何差异性（也是大家近来关心的问题）？
孙立坚：随着股市不断下跌，市场风险因为流动性的消失和避险情绪的提升，蔓延到了房地产市场。日本由此开始出现恶性循环的状态。首先是在企业的投资市场和融资市场当中，出现了企业投资乏力、融资意愿低下、大量建设中的项目中止，甚至发生了后来市场出现大量资产抛售等现象，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价格破坏和供应链断裂的后果。另外，又在金融机构预期未来发展势头向好的时期，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放贷（包括影子银行业务）以满足企业和个人大量举债加杠杆来抓住投机致富的好机会，但是后来经济严重下滑、金融市场价格崩溃，抵押品（土地、股票等）价值严重缩水。逼得借款人又要大量去杠杆（从一开始被动还贷到后来主动还贷），这种尽快把手头的债务出清，提前偿还金融机构的债务的行为，导致日本出现了债务通缩的严重后果！
日本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日本的这场风暴是资产负债表萎缩的风暴，和以往的金融危机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我们认为辜朝明看到的是结果，与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把美国大萧条的危机根源叫做债务通缩类似，这个判断并没有什么新意。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的增长模式、公司治理方式和日本政府应对危机管理的失误叠加在一起，造成了顾昭明所看到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的结果。
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除了预期强化泡沫程度的共同诱因之外，日本政府制定的房地产政策也推波助澜，比如保护租客的刚性政策限制了房东土地的供给能力，相反，成为二房东和三房东的租客越来越多，而后期购房者不愿意出租的捂盘行为越发严重，房地产供不应求的失衡状态一发不可收拾。当然，泡沫刺破后危害也就不言而喻了。
尽管日本政府根据金融风暴的变化状况不断改变救市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日本政府一直纠结自己为救市付出的代价何时能够结束？因为原本通过强大的制造业和出口的竞争力，日本获取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但是在救市过程当中，存量积累的财政盈余不断变少。所以当救市情况一发生好转，日本政府就认为市场已经恢复自救能力，如果进一步托市，可能会出现前期担心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他们没有继续稳固政策的效果就退出救市行动了。可市场看到政府退出后却又开始恐慌，原本向好的征兆立刻调转向下，市场情绪立刻反转，恐惧的心态又进一步影响了金融市场的价格稳定，企业的造血能力和营商环境又开始恶化。于是日本政府又掉头回来救市，重新提振市场的信心，但是这样出尔反尔的政策救市方式，影响了市场的预期和抗风险的能力，风险厌恶的程度随之进一步恶化，导致市场离不开政府救市的状况形成了固化，这一格局完全违背了政府救市的初衷。
在救市过程当中，很多研究日本问题的经济学家都关注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僵尸企业的现象。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坚决抵制泡沫（甚至所采取的调控政策事实上刺破了泡沫），到后来越来越大面积的救市，这个时候政府反而坚信：现在付出的救市代价可以通过未来经济向好产生的收益来弥补，即以时间换空间的第二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一开始日本政府认为危机只是局部的问题，日本在政策上只要做微调，就能给予问题企业和问题金融机构自己解决问题的时间）。在房地产崩盘后日本政府采取大面积的救市过程中，出现了僵尸企业的新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企业竞争力已经越来越弱，因为经济下行，尤其是危机带来的压力，已经无法继续生存，这类企业本该退出市场，但是在政府事后的大面积救助下，他们靠政府输血温存下来。它们通过政府的资金力量解决了资金周转的存活问题，然后采取不断降价等营销行为抢占市场份额，进一步地破坏了日本的价格体系，导致通缩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现在日本沦为三流发达国家，不少日本经济学家认为就是因为僵尸企业破坏了营商环境，遏制了创新能力的提升，而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都在泡沫经济时代纷纷向海外拓展业务，导致日本过去强大的竞争力格局已不复存在。
美国在应对08年金融危机时，保持了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营商环境，甚至通过企业的重组兼并整合了战斗力，不是让所有企业都靠政府救助来寻找市场机会。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将日本政府救市的效果评估与美国08年金融危机的救市效果评估进行比较，发现主要的差异就表现在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上，认识的差异性决定了行动方案的差异性。日本和美国泡沫严重程度的差距并不大，但是美国政府提前布局了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政策组合，采取的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正是吸取了日本的经验教训，最终获得了成功。
另外，美国和日本的金融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有很大不同，日本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是市场驱动型，缺乏竞争的资源整合、兼并和收购，反而对创新形成了更大的阻碍。美国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一开始的断腕治理带来的负面结果很大，大量的员工失业，但是这种大换血创造了新的需求和机会，让美国的就业市场变得非常亢奋、供不应求。但是日本的就业市场直到现在依然缺乏活力，员工的工资没有明显增长，低工资水平、低失业率的状态温存下来，但是这种低的失业率不是劳动力市场竞争、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结果，和美国存在很大差距。
Q8. 为什么说当时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也给日本政府之后提振经济的不懈努力带来了障碍？甚至有人说日本政府错过了最佳的危机管理时机？
孙立坚：日本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甚至外部环境破坏了日本政策的一致性，使得其很多政策选择效果较低，甚至产生了负面效果，我们可以举以下几个例子。
首先是日本在应对泡沫经济的时候，本可以提早进行加息，向市场释放银根收紧的政策信号，也不至于到后来不断加大加息力度，采取了踩刹车的行为，最后导致了泡沫被刺破。日本政府没有提前采取行动，通过政策方向的调整向市场沟通，原因就在于当年日美的贸易冲突问题，牵涉到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美国要求进行国际协调。国际协调的政策约束使得日本政府不能轻易根据国内情况来选择政策，而必须要跟美国进行合作，日本的政策选择不能使得美国的宏观环境恶化。事实上，广场协议之后，日美进行的国际政策协调就是让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以此调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但调整过度，美元过度疲软、日本过度升值，都不利于两个国家经济基本面的健康发展。于是卢浮宫协议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次进行国际政策协调，主要是让疲软的美元重新振作起来。就在这个时间点上，日本过热的经济和金融的非理性泡沫问题需要日本政府加息，可是加息可能导致美国汇率继续贬值，美元回暖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卢浮宫限协议限制了日本政府采取这种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
第二，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产业的竞争力也受到了很大牵连。日本这种外向型经济如何转向内向型的发展模式，日本政府一直通过保守的金融监管政策来扶持产业发展，然后向外寻求出口的竞争力模式。现在的转向就是将保守性的金融变为积极性的开放金融，放松利率管制进行金融业务的大开放。在经济下行的环境当中，这种快速的金融开放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挽救经济，反而推动日本金融机构向海外寻求生存的空间，而不是留在本国寻找新的机遇。经济下行时日本的金融开放不仅没能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而加剧了储蓄和投资的外流，自己引以自豪的主银行体系在金融开放的过程当中变得脆弱，引起的合作关系也变得更加脆弱。这场金融的大改革导致了日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协同效应、合作发展的模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可取而代之的更高效率的模式并没有形成。
第三，日本的金融机构到国际金融市场开展国际业务，要符合国际的标准，而当时正好日本对银行机构的国际标准正在发生质的转变。比如，当时国际银行业协会出台了巴塞尔协议，要求资本充分考虑银行业务风险的特征，强化资本充足率的夯实。而这种要求对于资产质量受到泡沫经济影响严重下滑的日本金融机构十分不利，他们不得不被动地充实资本，所以短时间内相对于国际银行而言，他们的竞争力明显下滑，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下降。因此日本企业会去寻找国际银行业务的支持，而不是依靠与日本金融机构长期的合作关系来扶持其海外的业务。因此日本政府期待通过金融开放和海外业务的增长来反哺国内业务的效果并不明显，金融开放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效果也不显著，想要靠金融来改善营商环境十分困难。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的进程大幅度推进，日本也在治理通缩问题期间跟上了时代潮流，融入了全球化的过程。但是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日本政府改变国内经济环境的努力受到了需求端的限制，国际市场需求端是用脚投票的，日本想改变物价的低迷，但其价格上升的空间被国际环境竞争的加剧压缩，这也是外部环境给日本摆脱通缩带来的负面冲击。
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日本在解决国内的金融问题上提前做出了很多努力，所以日本是受美国金融海啸对其金融业务冲击最小的发达国家。但是日本政府没有顾及到的是全球经济的低迷，全球化带来的价格下行的压力，让日本走出通缩阴影的所有政策效果都非常有限。疫情的冲击、美国和英国通货膨胀的高企、俄乌事件、天然气和原油国际价格的影响，对日本摆脱通缩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使得现在的日本政府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当中：输入型的通胀需要跟美联储和英国央行等发达国家央行的行动保持一致，进行加息，但是日本国内经济还处于慢性通缩经济的阴影当中，加息会让其经济更为惨淡。所以，日本政府按兵不动，随着外部环境中对日本经济的不利因素的出现，他们改变自己的局面就变得更加困难。再加上过去日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虽然这种贸易摩擦表面上已经转移到中美之间，但是日本融入全球化以后，也受到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一旦中国经济低迷，日本对于中国市场的出口就会受到影响，通过增加外需来争取经济回暖这条路也变得更加艰难。
总之，在应对危机挑战进行政策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本质、抓住时机，而不能简单地寄托在以时间换空间的等待上，错过了时机，再加上外部环境的恶化，很有可能会使后续努力所产生的效果大打折扣，代价也会不断增加。这是日本经济消失三十年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Q9. 刚才您从外需（冲击）和内需（不振）的视角帮我们分析了日本经济消失30年的深层次原因，那么，供给端的情况怎么样？它为何没有发挥提振日本经济的积极作用？有没有结构性的问题？
孙立坚：大多数的专家或媒体在分析危机这类问题时，往往认为是总需求的问题，但其实供给侧也有长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任何的危机都存在供求矛盾，供需两端出现严重冲突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那么当年日本在供给侧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和挑战？
其实我们对日本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和表现也存在一定的误解，实际上它政策效果的失灵也不能忽视来自供给端的制约因素，实际上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在美国的援助下，加之日本全民齐心协力恢复经济的决心和工匠精神的发挥，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成为东亚地区第一个完成收入倍增、进入到发达国家阵营的国家。70年代日本遭遇了两次严重的石油危机，但其利用产业升级成功克服了危机，并且顺带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标志性的成果就在节能型汽车的创造，以丰田为代表打进了国际汽车市场，标志着日本工业化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
那为什么泡沫经济崩盘以后，日本应对危机的能力表现出较为疲软的一面呢？我认为主要还是以下这些与以往不同的挑战和总需求问题叠加在一起，使得日本经济克服困难的效果不尽如意。
供给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潜在增长率的瓶颈问题。经济的发展是通过生产性的资源的投入来推动的。日本当年遇到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土地资源的稀缺，出口的竞争力被成本上升的压力拖累了，但是日本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尤其是日美的贸易摩擦让他们更加有危机意识，他们利用技术研发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升级为资本驱动型的产业，例如从纺织业转到特种钢生产、电视机产业再到汽车产业这些全球需求都非常旺盛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所以，日本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产业政策和日本的追赶模式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抵御了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打击。
但是日美贸易摩擦和之后泡沫经济的崩溃，都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所以日本经济消失30年的根本原因还是供给端制约需求复苏的瓶颈问题，之前提到的僵尸企业的温存不仅对需求端的投资质量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供给端的创新环境也产生了很大的破坏。
到90年代后期，日本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加剧，急需进行新的产业升级，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和日本大企业海外投资的变化，日本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受到了很大影响，新生代的企业家也没有能力在国内进一步发挥创新能力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所以日本虽然通过海外劳动力的补充、对妇女参加劳动进行政策扶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的瓶颈，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转移，但是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债务的负担使其无法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升级。
日本缺乏创新动力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公司的治理文化阻碍了创新力量，比如终身雇佣、年工序列的制度文化，促使日本没有大量的通过裁员等破坏性的创新模式来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大家宁愿没有工资增长的预期，也不愿意放弃和自己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同事，这种封闭型的公司文化和抱团取暖模式，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创新能力。过去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资本密集产业转型的时候，日本政府积极为失业劳动力进行新的职业培训，让他们能够进入到新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中寻找工作契机。但是技术驱动型的发展模式需要的劳动力是经过高规格技术训练的，并不是可以通过政府的标准化培训来进行人才补充的。日本的公司文化让外国投资者和在日本开展业务的外国员工都感觉到内外有别，这种体验也非常影响日本利用全球人才来推进创新能力。
但是在海外生存的日本大企业的创新能力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他们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寻求生存的空间，所以能够与时俱进，不过他们的创新成果都留在自己企业内部进行转化，并不将其流入市场向其他企业进行输送。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大企业只有充分消化掉自己的市场份额以后，才会把创新的储备技术进入应用场景，他们的创新成果转化对提升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存在严重的严重的滞后问题。
日本大企业海外投资以后，他们的生态环境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他们与国内中小企业的关联性在减弱，反而融入了世界全球化的链模式，他们和其他国家的企业结合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过去和自己国内中小企业结合的程度。这种关联性被削弱，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也会大打折扣。日本在泡沫经济之前的产学研合作制度环境是值得亚洲学习的，它的基础研究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但是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基础科研的成果和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问题。
供给端营商环境和创新能力的变化影响了日本企业的利润，传导到需求端的日本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和就业场景，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能力和市场资金循环活力的表现不佳，所以供给端的问题实际上是制约需求端走出通缩阴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尽管危机的影响从形式上来看，是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供给端的制约条件不改变，光从需求端来管理很难带动经济走出危机的低谷。日本政府曾经意识到供给侧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制度改革和产业政策的扶持，但是没有好的成效，有些具有先发优势的产业日本并不落伍，但整体生态环境跟不上高标准的新门槛，反而阻碍了日本大量中小企业走出消失30年经济的疲软状态，就像之前提到的绿色产业的发展在日本叫好不叫座，这点非常值得反思。
Q10. 曾经一度海内外都关心针对日本长期萧条的压力所形成的安倍经济学的应对方式，您如何评价它的效果？日本经济现在走出通缩的阴影了吗？
孙立坚：2013年安倍经济学开始付诸实践，其非传统的政策组合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大胆的货币政策，一个是灵活的财政政策，还有一个是为走出通缩进行的新的增长战略的推进。现在看来，大胆的货币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而灵活的财政政策和走出通缩的增长战略的运行并没有突出的起色。后两者能力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受刚才解剖供给端和需求端叠加的问题影响，使得日本政府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悲观认知。
既然大胆的货币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那能否通过货币政策来改变日本经济的低迷命运？日本当年大胆的货币政策的意图是改变市场对于日本经济通缩的预期，结束低价格水平带来的低盈利增长、工资收入增长长期不振的恶性循环状态，这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不仅限制日本国内经济，也影响了日本的对外经济。日元升值也是引发通缩的一个因素，根据国际金融购买力评价的逻辑，两个国家同样的东西通过汇率调整要保持一致的价格，如果出现偏差，就有国家在操纵汇率。所以日本在广场协议以后，在购买力评价出现了硬约束，也就是日本价格越低，汇率就要升值，调整以后的海外价格才能跟所在国家的价格，尤其是和美国的价格保持一致，不存在不公平的竞争。
所以大胆的货币政策，首先在内需的层面上能够降低消费者、投资者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形成的存量债务负担。另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大胆的货币政策又可以助力日本企业拿到更便宜的资金，还可以帮助日本企业摆脱由于价格破坏无法盈利的状态，所以日本政府通过大量印钱触发通胀物价的反弹来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同时，物价的上涨又通过购买力平价的传导机制能够带来日元的贬值，改善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大胆的货币政策是在几乎没有降息空间的环境下来进行的，所以它分成两个概念：一是保持短期利率触碰到零，甚至到负利率状态，二是长期利率也保持在较低的水准。这也被称为YCC收益率曲线调控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异次元）。日本央行大量购买政府的长期国债，向市场输入大量的资金，这个渠道的资金又很成功地被疏导到股票市场，使得金融资产的价格得到了非常好的回升和上扬，甚至已经达到了泡沫经济前的水准。它同时还带来对资产价格的预期调整作用，从而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市场，甚至房地产市场，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抵押品的价格。即使如此，已经陷入通缩状态的日本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实质性的回暖。
即使股价乃至房价出现了明显的回暖，但大胆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有效恢复更重要的物价水平，即使今天日本物价已经有所上涨，但是物价上涨的推动力不是来自于国内需求的增加，而是来自于输入性的通胀，由于资源的瓶颈和日本海外投资导致了供应链的断裂，日本需要大量通过进口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使得海外的物价水平被动地传导到日本国内，让日本经济面临成本上升和生活负担加大的压力，但是没有实际性的工资增长，尤其是无法通过金融资产价格的回暖来修复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同时，日本大多数的家庭部门都习惯于稳健性的存款，而高收入群体通过资本市场的回升获得了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所以，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冷暖反差也是他们没有真正走出通缩阴影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的关键就是日本大企业的资金能否通过其在国内投资力度的加大和员工消费能力的提升，把支出转变为中小企业收入的工资增长，大家都在期待日本四月份以后，中小企业和老百姓能够改变与资本市场脱节的问题。现在的岸田政府鼓励中小企业上市，也要求日本的消费者能够更多地把储蓄的资金从银行转向股票市场的投资，由此推动日本的消费能力和企业盈利能力的良性循环。但遗憾的是，很多日本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长期形成的储蓄方式和中小企业的经营方式，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所以，日本大胆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没有办法通过有效的传导机制，传导到中小企业和广大中中等收入的群体上面。
那么为什么说灵活的财政政策和走出通缩的增长战略没有起到效果？日本泡沫经济以后大力度的救市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财政的盈余状况从高速的经济增长变成赤字累累，财政赤字在发达国家呈现出垫底的状况，这种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结构使得日本很难通过财政政策助力经济发展。甚至日本经济学家都认为，财政赤字能够确保日本政府的信用和财政不破产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要想通过财政来改善经济增长的环境确实也很困难，日本政府也进行了探索性的尝试，即推进消费税来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让全民或者是到日本投资的海外投资者和海外消费者一起来承担日本财政亏损的责任。但没想到消费税给日本经济低迷的情况雪上加霜，日本必须要形成创新驱动型的产业发展新动能才能解决困境，但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和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结构性的痛点问题，所以尽管日本政府在如此困难的财政压力下，还有相当多的财政支出来扶持创新发展，还是没有很好的见效，所以供给端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想要通过政策发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的，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近年日本政府一直坚持安倍经济学的思路（供求同时发力的政策组合），似乎在追求一种滴水成河的政策效应：基于积累的创新制度性的变化，慢慢倒逼日本企业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日本经济质的突破。最近，我们看到巴菲特认为日本的投资价值严重被低估，尽管他看好的是日本商社这样的优质板块，但是支撑日本商社资金循环畅通和利润增长的是背后服务的企业军团，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今天日本也许已经开始慢慢走出了经济通缩的阴影，这也是来自于日本坚持不懈地去做创新的探索。最近海外投资者关注日本的股市，一方面关注的是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日本资本市场资金循环能力的强大，和源源不断的投资者进场给他们带来的追涨杀跌的时机选择，当然日本政府也担心如果这种短期投机性的资金成为股市的主导力量，未来日本股市还会重演当年的泡沫崩盘，所以日本政府也高度关注市场资金的行为。
日本政府还是坚持安倍经济学的非传统政策，保持日本经济要走出通缩阴影的步调，哪怕承担股市过热的代价。但是总需求管理的效果还是有限，供给端的堵点和痛点问题也不是短期就能够解决的，甚至经历这么长的时间，解决的效果也不是十分让人满意，所以日本经济的未来还需要努力，一方面是政策努力，包括企业治理文化改变带来的正能量效果，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海外市场，也就是说美国、中国乃至欧洲经济如果出现回暖的状况，会对日本经济的复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单靠日本自身的力量来摆脱通缩的阴影，确实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