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地理政治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德国地缘政治学一直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德国地缘政治学的诞生与发展不仅直接催生了与之相对立的法国维达尔传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经典地理政治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国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主要包含两大主题，一是为“一战”结束后处于凡尔赛体系重压下的德国，寻找摆脱外在枷锁以及适合其成长为世界强国的道路，二是为德国能够成长为世界强国而教育民众，从而使他们具有与世界强国地位相称的空间意识。尽管战后一直遭到各种批判，但这并不能抹杀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价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对印太地区的研究及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战”后德国推行的“印太战略”。

作为一个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豪斯浩弗是“一战”后德国地缘政治学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正是从豪斯浩弗开始，德国地缘政治学开始被视为纳粹扩张的思想基础，成为第三帝国的“官方科学”。由于早年与纳粹领袖的密切交往，豪斯浩弗的学术成就在“二战”以后始终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冷战后，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研究才多少给他恢复了一点名誉。实际上，豪斯浩弗的学术成就与纳粹德国的具体政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联系，其长子也因为卷入刺杀希特勒的计划而遭到纳粹处决。豪斯浩弗的名字最近几年之所以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1924年出版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正是在这本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一种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几乎是前所未闻的“印太战略”。豪斯浩弗提出的这种印太战略，不仅详细地勾勒出“一战”后可能出现的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当代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形成了鲜明对照。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豪斯浩弗在他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中提出的印太战略及由此展现的国际秩序观。本文认为，豪斯浩弗印太战略的目的，乃是为“一战”后的德国寻找一种新的生存空间，即他的印太战略是通过整合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洋地理空间，从而为德国开辟出新的海外扩张版图奠定理论基础。本文指出，豪斯浩弗的“印太战略”，其核心是要求德国通过整合“欧亚之陆”和“印太之海”，从而推动他设想的欧亚大陆集团与印太国家的联合，并且最终向欧亚—印太联盟演化，以期最终形成一个能够抵消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即英国和美国）海洋霸权的国际格局。本文强调，作为一种大战略思想形态，豪斯浩弗提出的印太战略虽然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但却深深地体现出德国地缘政治学固有的地理决定论倾向和强权政治色彩，也使得豪斯浩弗误解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海洋主导权的本质，而这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后来的决策者及研究者必须时时加以警惕的教训。

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阐述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价值、豪斯浩弗的贡献及印太战略在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主要阐述豪斯浩弗独创的政治海洋学分析路径（Analytical Approach）及由此形成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印太地区）理论。第三部分着重讨论豪斯浩弗提出的印太战略，其中主要是他对印太地区重要性的看法、对“一战”后印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构想以及他提出的欧亚集团与印太集团进行联盟的路径。第四部分将着重分析豪斯浩弗的印太理论体现出的国际秩序观，即他创立的印太战略的核心目的，是推动建立一个欧亚国家—印太国家的联盟，以最终抵消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英国和美国）对海洋乃至国际秩序的垄断。

卡尔·豪斯浩弗1869年8月27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他的父亲是慕尼黑理工大学经济学与地理学的教授，他的母亲则在他年幼时因为难产不幸早逝。在豪斯浩弗父亲的好友中，有一位就是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开创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豪斯浩弗地缘政治学思想中的许多核心要素都是源自于拉采尔的学说，这也是豪斯浩弗曾经予以明确承认的东西。1887年中学毕业后，豪斯浩弗开始进入巴伐利亚军队服役，随后又进入巴伐利亚军事学院深造。1903年，豪斯浩弗毕业后先是进入德国总参谋部任参谋，后来又回到巴伐利亚军事学院任教官。1908至1910年，豪斯浩弗被派往日本，担任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军事观察员，回国不久豪斯浩弗离开总参谋部，专任巴伐利亚军事学院的教官，他在此期间获得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豪斯浩弗在“一战”结束后以少将军衔退役，随后在慕尼黑大学任教，并于1921年获得荣誉教授职位，自此开始了他的地缘政治学研究生涯。

德国地缘政治学是19世纪以来德国地理学家对世界地理和世界政治普遍认识的进步思想产物，其原型和早期版本是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所建立的政治地理学体系。作为“一战”后快速兴起的一个大众性学术门类，这门德意志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德国的精英与大众都无法接受“一战”中德国战败且必须承担战争责任的现实，德国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承载了“一战”后德国社会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对未来世界的探索和期望，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现象首先成功地替代了早期的大陆政治地理学，然后又以新的政治权力彻底重建这门学科。强权政治的热潮并不仅限于德国社会科学，激进的德国地缘政治学这一新学科开始取代过去更为保守的政治地理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1944）达到了公众影响力最大的阶段：在修正主义知识分子反对凡尔赛体系束缚的斗争中，成为转向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和长期军事计划合法化的德国科学理论。

豪斯浩弗之所以成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不仅是因为他众多著述带来的学术声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领导作用。作为慕尼黑大学的名誉教授，他不仅创建和主持了著名的慕尼黑“地缘政治学研究所”，而且还创办了两份主要期刊，即《地缘政治学》和《时务评论》。他也因此获得了向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传播其地缘政治思想的平台。以豪斯浩弗、劳滕扎赫（Hermann Lautensach）、毛尔（Otto Maull）、奥布斯特（Erich Obst）、特尔梅尔（Franz Termer）、福温克尔（Kurt Vowinkel）、亨尼希（Richard Hennig）和克尔霍尔茨（Leo Korholz）为代表的德意志学者，组成了德国独具特色的慕尼黑学派，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到全球领域。豪斯浩弗与纳粹的联系也是在这段时期，纳粹早期核心之一鲁道夫·赫斯是豪斯浩弗在慕尼黑大学关系最为亲密的学生，豪斯浩弗与纳粹乃至希特勒的联系也正是得益于赫斯的引荐。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大多数观察者都同意，他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大，在第三帝国的头十年（1933-1942），他是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严格地说，英语中Geopolitics就是源于德语的Geopolitik，这两个词往往同时出现，目的是显示两者间的严格区分。豪斯浩弗代表的德国“慕尼黑学派”的学说一般被称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其他考察地理环境与政治结果间互动联系的学说则是被称之为“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实质上是某种形式的地理决定论，后者则认为地理因素应该与其他相关因素结合在一起考察。这点也正是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经典地理政治学及法国维达尔传统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拉采尔，但与拉采尔强调地理环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与限制不同，豪斯浩弗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是探索生存空间的地理基础及强调德国对生存空间实现掌控的必要性。

在豪斯浩弗创立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中，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以下简称为印太地区）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之一。1908年，豪斯浩弗经历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被派任至日本执行德国的军事考察任务。在到达日本之前，他专门选择从海路航线前往东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在远东旅行，访问了中国、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印度等地，途中穿越了印太地区的多数战略要地，切身体会到英国海军的压倒性实力，且同时深刻意识到德国乃是被海洋强国包围的现实。他也由此获得了关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一手地理知识和写作有关太平洋地理著作的宝贵灵感。在日本的经历让豪斯霍弗接触了大多数日本主要的外交官、政治家和科学家，让他熟悉了日本的民族性格，并让他相信日本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国之一。1910年，当他从日本返回德国时，他专门选择西伯利亚铁路作为返回德国的路线，目的是对满洲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进行实地考察。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路穿越俄国的亚洲和欧洲部分，到达东欧和中欧。这段跨大陆的经历使他意识到铁路的发展对大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大陆强国的俄国对于德国的战略意义。从1908至1910年，豪斯浩弗在东方（也就是印太地区）的两年经历对他的地缘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不仅亲身感知了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间的巨大差异，而且感受到印太地区对德国命运乃至世界政治的潜在影响力，这种感受为他构建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豪斯浩弗从日本回到德国后，先后发表过一系列与东方之行相关的著述和论文，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在1924年出版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作为豪斯浩弗地缘政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这本书不仅被后世许多学者称为理解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圣经，同时也是有关印太地区的海洋史、地缘政治理论及地缘战略格局的开山之作。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豪斯浩弗的所有著作都是德文版，几乎没有英文版，英语学术界对豪斯浩弗的研究也从来都是以批判为主，几乎从来没有展示出豪斯浩弗著作的原貌。豪斯浩弗被完整翻译成英文的著作，实际上也只有《太平洋地缘政治学》这一本，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这本书对理解豪斯浩弗（也包括德国）地缘政治思想的重要性。

《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的真正价值乃是与豪斯浩弗对“一战”后德国如何成为世界强国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豪斯浩弗认为，“一战”后的德国要重新崛起，不仅要确立自己在中欧地区的主导地位，还必须时刻关注印太地区的局势，即必须联合欧亚大陆的势力与印太地区国家共同建立一个欧亚—印太联盟以对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豪斯浩弗对印太地区的重视，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要唤醒一战后陷入低迷的德国民众的空间意识，让德国人学会在全球范围内思考和行动，通过进一步拓展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地理基础，重塑和扩大德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生存空间。但事实上豪斯浩弗创立的印太地缘政治学理论对此后德国的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作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太平洋地缘政治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首次明确阐述了印太地区的地缘价值和战略意义，更重要的是它预示了印太地区几个强国未来的兴衰走势。

作为全球范围最大的海洋地理空间，印太地区一直受到德国地理学界的特别关注。德国政治地理学的开创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曾强调，海洋空间优势对国家的权力增长至关重要，因此经略海洋也是通往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无论大陆强国还是海洋强国，都渴望在大洋上建立无可争议的统治。虽然处于战略位置上的大西洋为沿岸世界大国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地理基础，但拉采尔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似乎都同意太平洋将会是“未来的海洋”。他们认为，这最后一个大洋盆将很快被积极开发。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无与伦比的资源和巨大的规模将是影响世界政治前途的决定性因素。将注意力从片面的大陆思维转移到世界海洋作为人类斗争和进步的权力领域，这是拉采尔对德国地缘政治思维的主要贡献之一，它为豪斯浩弗关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指引了方向。

在拉采尔的影响下，豪斯浩弗将太平洋描述为“地球上最大的自然区域”，他将其视为一个权力领域，在历史上第一次慢慢觉醒，成为最大的陆地和海洋空间之一，“一个巨大的空间正在我们眼前扩大”，他写道，“力量源源不断进入，以冷静的事实，等待着太平洋时代的黎明，它是年迈的大西洋，超龄的地中海和欧洲旧时代的继任者。”通过研究太平洋，豪斯浩弗决意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海洋学分析路径，以此整合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地理空间概念，从而为德国转向印太地区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豪斯浩弗在他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中针对印太地区进行的政治海洋学分析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他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海洋有机体论的分析路径；二是他明确提出印太地区应当被作为一个整体的海洋空间加以考察；三是他引用相关地缘政治理论对印太边界进行动态研究。

豪斯浩弗在他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中确立的“印太”政治海洋学分析路径，在德国地缘政治学体系中是独树一帜的，即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传统分析路径主要从大陆视角对国家权力属性进行考察，而豪斯浩弗另辟蹊径所创立的海洋地缘政治学则是以海洋视角为中心，重点考察历史上内陆民族与海洋民族间的冲突与对抗。豪斯浩弗认为，对海洋空间的考察首先应当遵循“海洋有机体”的思维，即在德国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国家有机体论”的基础上，对印太地区的有机自然、有机人类、有机国家乃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印太地区进行全面考察。“印太”政治海洋学的真正主题，根据豪斯浩弗的说法，是有机海洋本身。海洋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人类和国家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活着的生命有机体，融入“空间统一”（自然与海洋空间的统一）的有机图景，人类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国家是有机海洋整体的组成要素。在这种有机思维的影响下，豪斯浩弗扩大了十九世纪以来环境主义学说的范围，全面考察了人与自然关系更为复杂的细节。他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气候条件或土地的地形和其他自然地理条件（如降水量、季节律等），而是考虑了其他因素，如文化形态、种族构成、人类群体的语言和经济文化以及空间因素（Raum-faktor）。

换句话说，豪斯浩弗将印度洋—太平洋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有机体，即海洋有机体论，他明确地提出应该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即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对待，认为太平洋主要是经过位于其南部的巽他海域（Sunda Strait）和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汇入印度洋，因此自然在许多方面就会与印度洋形成一个有机体。值得注意的是，豪斯浩弗有关印太地区海洋空间可以被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依据，主要不是源自国际法意义上的人为划分，而是来自海洋生物学和动物地理学的逻辑依据，前者将海洋地理视为静态的、稳定的，后者则通过连结海洋与包括其需求和要求在内的各个地区之间的“动态性”关系的性质来设计海洋边界增长和扩张的理论框架，因此有助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类进行努力和斗争，以获得该海洋空间领域的生存权利。对豪斯浩弗来说，印太地区不仅可以被看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海洋空间，且属于同一个庞大的生命结构，有其自身的成长和衰落的周期。

其次，豪斯浩弗对海洋空间的考察与德国地缘政治学强调的“生存空间”乃是一脉相承的，他首先明确的是印太地区作为一个生存空间的物质基础。这不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印太地区的边缘陆地进行深入考察，同时更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生存空间图景与地中海—大西洋地区的生存空间图景进行比对，从而明确印太地区相对于其他海洋空间的重要性。作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豪斯浩弗认为（海洋）“生存空间”应被当作太平洋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它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术语，而且还是一个愿景和一项计划。他提出地缘政治学是“国家有机体取得‘生存空间’的政治行为的科学基础”；地缘政治学的任务在于告诉政治家如何使自己的国家“以最大的可能拓展‘生存空间’”；同时，他又明确了地缘政治学的主题和目标是旨在为夺取地球“生存空间”的生存斗争中的政治行动艺术奠定科学基础，目标是辨识生存斗争中的唯一持久之物。在豪斯浩弗的海洋空间理论中，印度洋—太平洋是地球上所有空间中最大的海洋，因此是人类和国家未来进行空间斗争的舞台，即强大的国家为了追求权力必须要有向外扩张空间，通过“吞并与毁灭”将弱小的有机体纳入自身或者将其“重塑”，并作为一个有机体重新加入新的空间政治秩序中。他认为，印度洋—太平洋这一全球最大的自然空间吸引了世界上强大的权力集团，例如英国、中国、日本和俄国。这个巨大的海洋空间跨度被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撕裂，战争几乎持续不断。这一观点非常适合用来解释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间围绕（印太）生存空间进行竞争与扩张的趋势，尤其是为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德意志帝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一种“自然的生物发展”理由。

最后，与海洋空间学说密切相关的是关于海洋边界的地缘政治理论。豪斯浩弗将边界描绘为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器官，是政治体的“外围皮肤”，是国家有机体的呼吸部分。用地缘政治术语来说，边界“扩散”“吸引”和“吞噬”；豪斯浩弗声称，只有衰落的国家才会寻求稳定的边界，只有腐朽的国家才会用防御工事来保护边界。他还根据自己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战争和强权政治），把边界定义为永恒斗争的目标和战争地带。豪斯浩弗认为，将海洋边界视为不可改变、僵硬的线条，是一个巨大错误，他拒绝人为划定的边界，认为这不符合生物海洋学的规律。在他的海洋边界理论中，海洋边界是一种动态的、有机的前沿地区，因此是大国和小国永恒斗争的对象和相互作用的战场，而在最强大的扩张驱动（战争）中，边界扩张可以是无限的。他拒绝接受他那个时代对边界的法律保障以及“自然”物理边界甚至“生物正确边界”概念的信仰。过去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民族国家利用现有边界作为政治手段来扩大其势力范围的例子数不胜数。作为拥有国家数量最多、边界最长的欧洲，历史上一直是被征服的经典大陆，从古罗马时期到现代俄国一直如此。如今，印太海洋边界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决定印太地区新一轮权力冲突的前景和世界格局的重新分配。

豪斯浩弗认为，对印太地区海洋边界的分析，应当置于太平洋的北部及南部的边界框架内进行，这不仅是因为这片海域内有着众多的海峡及据此而形成的重要海上航线，还在于这片海域连结了亚洲和美洲两大陆地板块的边界地区，是地理学和政治学意义上海洋边界的典型，因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豪斯浩弗对太平洋北部海域的关注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太平洋北部及作为北部枢纽的白令海峡的地理优势，二是以西伯利亚铁路网为主体的内陆交通网络。他认为，主要由现代技术发展导致的俄国扩张、日本转型及这两个国家崛起为太平洋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太平洋北部海域的边界内将会在20世纪成为大陆战略和大洋战略的一个直接碰撞地。豪斯浩弗将南太平洋海岸和澳大拉西亚看作是太平洋北部门槛向南的延伸边界，与单纯海洋学意义上的边境界定不同，豪斯浩弗将印度洋—太平洋之间的南境分界线绘制在西澳大利亚洋流、西风漂流和合恩角一带。他指出，无论是从政治海洋学还是从自然海洋学的角度出发，这些纯粹海洋学意义上的流动边界都更应令人接受。从地缘政治上讲，也正是海风和洋流决定了人类在太平洋海洋空间的生活方式，由于它与大型帆船、蒸汽船和舰队的航线重合，因此才出现了海洋贸易、航海探险和海军巡洋等活动，由此形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边界线，而这条边界线的内部存在极其剧烈的冲突，将在地缘政治上将产生重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两大交通枢纽，是长久以来被视为印度洋—太平洋连接枢纽的西澳大拉亚—地中海及位于其中心的巽他海。豪斯浩弗认为，这两大交通枢纽都有着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尤其是澳洲—亚洲地中海区域，不仅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政治延展空间，而且更直接关系到南太平洋地区帝国殖民结构的稳定。

正是在海洋有机体、海洋空间和海洋边界三个要素的基础上，豪斯浩弗提出了当时闻所未闻的“印太”理论，这一理论也成为了其构建“印太”战略和分析世界政治局势的基本工具。因此，豪斯浩弗的印太政治海洋学研究并不是出于抽象的学术目的，而是考虑到非常实际的战略目标。如果德国地缘政治学希望成为一种有效的战略工具，就必须对其狭隘的中欧内陆地区之外的地理状况、自然资源和政治结构拥有详细而准确的了解。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凸显了豪斯浩弗在为德国制定海洋战略方面更为直接的意图和应用。

与将印太地区视为一个权力领域相对应，豪斯浩弗在他《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中的重点，是他对“一战”后的德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印太地区应该采取的战略政策的构想，这种构想主要是包括三个核心要素：一是他对印太地区重要性的看法；二是他对“一战”后印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及未来趋势的详细分析；三是他对如何在印太地区原有格局基础上构建一个有利于德国的战略新格局的总体设想。

对豪斯浩弗而言，海洋强国是通往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即德国必须在海洋上强大才能够成为世界强国，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豪斯浩弗非常关注欧洲以外的印太地区的权力变动，目的就是为德国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豪斯浩弗认为，世界权力中心曾经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但“一战”后明显向太平洋转移，这也与西奥多·罗斯福的“太平洋时代”非常相似。“一战”前，印太地区的主要角色是英国、俄国、日本及刚刚开始崛起的美国，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结果，就是使日本取代俄国一跃而成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力量，虽然欧洲列强在印太地区依然保持着强大存在，但显然已经不是主角了。“一战”爆发彻底摧毁了印太地区的原有格局，德国战败，英法则遭到严重削弱，日本和美国则成为印太地区的新主角。豪斯浩弗认为，“一战”后的美国和日本已经能够与英国平起平坐，而这就标志着“大西洋中心时代”的结束及“太平洋中心时代”的来临。

豪斯浩弗将印太地区看作是一个与欧亚大陆一样具有巨大权力潜质的场所，因此他认为能否实现对印太地区的掌控将决定德国在未来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世界强国。正因为印太地区对德国是如此的重要，豪斯浩弗因此非常关注印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及发展趋势。“一战”后，怀着对被羞辱的祖国战败境遇深感的冒犯和仇恨使得豪斯浩弗欢迎有色世界的崛起，豪斯霍弗没有继承威廉二世所表达的白人统一本能。他认为德国人不应该建立一个白人集团，而是必须通过帮助解放那些将起来反抗压迫者的有文化的有色人种来对抗无文化白色人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压迫。只有这样，德国才能掌握未来太平洋地缘政治的战略路线，并得以积极参与世界政治。因此，豪斯浩弗对印太局势的分析秉持着“印太—英美”对立的立场，他把德国排除在欧美列强之外，即德国与其他列强不同，德国不是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殖民地，而是要帮助这个地区受奴役的民族实现民族自决。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豪斯浩弗在构思德国的印太战略时，有意识将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对立，即他将德国与印太国家看作是同一阵营，而且支持它们在德国领导下实现民族自决。豪斯浩弗认为，印太地区的人民只有与德国结盟，同时联合欧亚大陆的其他陆上势力，才能够最终摆脱掉列强的影响，而德国也能够借此重返印太强国之列。豪斯浩弗提出的印太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针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和美国）的海洋战略实施有效对冲，进而利用德国与印太地区当地国家的联合优势，将海洋殖民势力彻底逐出印太地区。

对豪斯浩弗而言，对印太地区势力范围主导国家的战略评估，即对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在印太空间问题和地缘政治特点上的分析，将决定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战略规划。因此，他在国家比较研究中明确以日本与美国对立，俄罗斯与英国对立的比较分析路径来塑造他的印太战略。豪斯浩弗明确将美国和日本看作两个比英国更可能主导印太地区的国家，而这点也使得他认为美日冲突不可避免。豪斯浩弗认为“一战”不仅摧毁了德国，而且拖垮了整个欧洲，他多次重复基钦纳勋爵在1909年对太平洋局势的评论，即他反对即将到来的英德战争，因为这将不可逆转地永远摧毁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未来。他补充说，美国和日本将是唯一从这场战争中获利的国家。然而，“一战”后的印太格局决定了德国在印太地区头号敌人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和美国），日本将成为德国在印太地区的有力支撑。这种态度表明了豪斯浩弗思想中明显的亲日特征：他不断指出战争的白人胜利者在允许日本人接管德国的太平洋岛屿时犯下了致命错误，尽管德国丧失了在太平洋上的立足点并为日本占有，但他声称德国和日本的重要利益目标不再有任何形式上的重叠。因此德国可以接受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即“亚洲人的亚洲”，并在“文化政治共生”的基础上实现与日本的合作。豪斯浩弗认为，日本人与印太地区的祖传纽带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活力将比在法律上赋予的美国公民的印太身份拥有更强大的联系，日本本土的生存空间是在印太地区的基础上从“封闭的种族国家”的受限领域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岛屿帝国”和东亚的主导力量。他坚信太平洋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其北部和南部岛屿范围，是日本生存空间的一部分。因而美国的远东政策是太平洋地区最危险的地缘政治因素之一。日本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豪斯浩弗对于德日合作的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德国和日本在1940年9月27日缔结的三国轴心条约，他们将该协议视为世界新秩序的基石。

除日本这一海洋援手之外，豪斯浩弗在其印太战略中明确的大陆盟友就是苏俄。他认为，苏联对非洲的殖民或对世界上任何热带地区的开发完全没有兴趣。俄国拥有广阔的内陆空间，被视为对英联邦世界帝国的一种威胁。在俄国和英国之间，他敏锐地观察到，英国的主要努力是建立一个独立于由俄国等侵略性大陆国家所控制的周围大陆的跨洋全球海上力量。英国过去围绕地中海和近东建立起的主要海上通道，是与俄罗斯最合乎逻辑的冲突地带。现在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世界大国之间的主要军事和政治战场则转移到了印太地区，因此德俄两个大陆强国之间的有力合作将在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合乎利益。

作为德国的潜在敌人，英帝国是德国印太战略中最重要的目标，豪斯浩弗明确地意识到英国的在印太地区的生存空间没有物理上的连续性和一体化，但它在印度、西非和东非的属地、南海以及世界上所有英国人居住的地区，英国的贸易和工业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种商业、工业和金融利益，需要军事力量加以维护。因此他意识到英国在印太建立基地链的意图，即虽然太平洋北部（日本海）和太平洋南部（巽他海）的两大航运中心都不在英国控制范围内，但整个印太地区航线上遍布着英国皇家海军的基地。这就使英国必要时可以对印太地区航线实施封锁，这也是中国香港、马来半岛、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印度群岛在大英帝国版图中的重要价值所在。但豪斯浩弗预见，英联邦这样一个松散而沉重的政治结构，完全无法将庞大的帝国财产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即英格兰不再有能力用武力捍卫自己的统治。因此，是时候让年轻的德国接手世界统治，新的德国可能已经准备好承担起对英国来说太重的白人负担。

除英国外，豪斯浩弗对印太地区的关注还涉及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即美国。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扩张是建立在拥有优越的海军力量的基础上，从对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吞并开始，目的是想把应用于美洲地区的“门罗主义”扩大到太平洋地区。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在太平洋上先后攫取了一系列重要岛屿。与此同时，马汉的海权学说开始主导美国的海上力量建设，马汉认为海权的核心要素的顺序依次是海洋贸易、海洋秩序、海上力量，马汉因此主张将那条从马尼拉出发、经过巴拿马运河直至美国本土的航线界定为美国的专属航行区。马汉的海权学说同时也是向人们展示了巴拿马运河开通的地缘政治意义，即如果能够实现对巴拿马运河的垄断及实现巴拿马—马尼拉的海路连接，那么这条连接大西洋—美洲—东亚的海上航线，将成为美国实现对太平洋地区经济主导和军事霸权的工具。尽管美国当时还没有完成对自己占领的太平洋岛屿的整合和改造，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扰乱和破坏了北太平洋地区的同质性，占领了夏威夷、菲律宾群岛和关岛。这些海洋基地与美国或美洲大陆没有有机联系，但其战略意义足以撼动整个太平洋格局。也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豪斯浩弗非常明确地指出，“（美国占据的）这些太平洋要地由于其位置和空间，必然将影响到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均衡”。

豪斯浩弗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和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布局的分析，目的是构建一个对德国有利的印太格局。豪斯浩弗对这个问题的设想，主要是建立在他独创的一种以地缘政治压力计（Geopolitical Manometer）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基础上。这些压力计主要由印太各国构成，即根据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特征及其承受内外压力的程度，预测印太地区的政治发展趋势。对地缘政治压力计的实际应用涉及一系列彼此密切相关的矢量，例如城市化水平、权力场特征、边缘区增长、文化性趋势等。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地缘政治压力计虽然不是豪斯浩弗最早发明的，但却被他首先且是创造性地用于对印太地区战略格局的分析。豪斯浩弗认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压力计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一是位于澳大利亚至东亚近海的曲线弧上（即第一岛链），主要包括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二是受太平洋影响的大陆边缘区，即欧亚大陆内河流域的朝向边缘季风区的地区及美洲的太平洋大分水岭地区；三是较小的海外定居点，这些点建立在海外，主要包括港口、殖民地及海军基地。

对豪斯浩弗而言，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是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四个地缘政治压力计，其中菲律宾承担了最沉重且最持久的压力。作为与日本相邻的岛国，菲律宾正位于太平洋的高压中心，这使菲律宾成为太平洋压力最大的地方，即它不仅在内部面临各种牵制，且被迫屈从于来自岛屿帝国（日本）及大陆强国（美国）的压力。新加坡是另一类型的压力计，而且是为数不多的边缘成长的范例，作为处于敌对环境中的岛屿前哨，新加坡暴露在特定压力下，因而可以显示相关国家不太明显的行为趋势，即英国为保护新加坡采取的措施，间接暗示了他们想要在远东推行的政策。边缘成长的另一范例是太平洋中心的夏威夷，夏威夷承担的压力直接显示出美日两国在印太地区的相互关系。澳大利亚和日本则分别构成太平洋南部和北部的两个压力计支柱，这两国对印太地区的局势变动具备着得天独厚的敏感性。

正是在上述印太战略分析和地缘政治压力计的框架基础上，豪斯浩弗提出了最为重要的有关印太战略的“泛区”构想。这种战略理论设想形成一种大区域的“生存空间”，即基于大陆规模上划分的地缘政治实体。豪斯浩弗将全球划分为四个主要的“泛区域”，每个泛区域都涵盖了地球上各种纬度地带的生态资源：以美国为中心的泛美洲，以日本为主导的泛亚太，以及最终由德国管理的“欧非”，此外还包括第四种可能的“泛区域”，即俄国和印度的组合，正在等待未来的解决方案。此种划分方式明确表达了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欧洲中心观，每个泛区域都涵盖了地球上各种纬度地带的生态资源，在经济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从而避免跨区域战争；在区域内部，根据弱肉强食的发展规律，某一个先进国家应主动寻求成为本区领导者的方式。毫无疑问，在豪斯浩弗的世界观里，德意志处于欧洲命定空间的地理中心，德国是中欧地区的领导，他认为未来的德国首先是一个与中东、俄国和中亚维系在一起的东方国家，因而极力鼓吹德国的东方命运；而亚洲的未来则在日本，日本在豪氏的泛区理论中被描绘为未来世界强国之一，一个泛太平洋地区的中心，并能够与德国一道以一种新的、由德国和日本共同建立的新秩序代替旧的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这一“泛区”战略格局的构想，即要把印太地区划分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和非盎格鲁-撒克逊这两大势力范围。从全球范围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势力范围集中在麦金德命名的“外新月型地带”，包括南北美洲（主要是美国）、英国、南部非洲和澳大拉西亚（大洋洲）。豪斯浩弗认为只有俄国、德国及印太国家组成的联盟才能够击败这些海洋强国，因此他设想的那种对德国有利的印太格局，就是建立在“外新月型地带”的海洋霸权与德国、俄国、中国及外围的日本共同组成的联盟间的对抗展开的。但豪斯浩弗认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只有在苏联集中精力于内部地区，而美国同样关注内部事务时才有效。随着苏联在印度洋的推进以及美国在南美、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主导地位的努力，印太地区的权力格局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在此基础上，他为实现德意志在印太地区的泛区计划勒出了一幅新的宏伟蓝图。这个蓝图有两个核心要素，即“欧亚集团”和“印太联盟”，这两个要素的共同指向，都是打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英国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豪斯浩弗设计的印太战略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对德国有利的国际秩序提供的手段。为实现这种对德国有利的格局，豪斯浩弗特别强调，德国应当支持日本与帮助菲律宾和大洋洲的自决进程，同时扶植在边缘地带季风区国家的新兴势力及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间的联系，最终帮助建立一个由印太地区季风区国家共同组成的印太联盟，这个联盟最终将可以与位于欧亚大陆北部的德俄联盟遥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豪斯浩弗承认任何集团可能都无法打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英国和美国）对全球海洋空间的共管，他设想的印太联盟（主要由独立后的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组成的联盟）将会在德—俄—日联盟与盎格鲁-撒克逊霸权的十字路口上发挥平衡作用，从而打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全球海洋的垄断。

豪斯浩弗在他《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中展示的，绝不仅限于他对印太战略格局的分析及构建一个有利于德国的印太格局的设想，他这本书最重要之处，是他为“一战”后的德国如何构建一种新型国际秩序勾勒出了一幅宏伟蓝图。这个蓝图有两个核心要素，即“欧亚集团”和“印太联盟”，这两个要素的共同指向，都是打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英国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豪斯浩弗设计的印太战略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对德国有利的国际秩序提供的手段。

豪斯浩弗说的“欧亚集团”是指一个以德俄两国为核心的，同时包括了欧洲众多弱小国家在内的大陆性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同盟。豪斯浩弗提出的构建“欧亚集团”的具体步骤有两个：一是中东欧弱小国家与德国结盟以形成一个共同体，二是德国寻求与心脏地带的苏联（俄国）结盟，最终形成一个欧亚集团。豪斯浩弗一直秉持“小国没有生存权利”的看法，他认为“一战”后建立起来的中东欧国家并没有真正地独立，它们只有成为大国的附庸才能够享有生存空间，即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干国家直到中欧的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只有仰仗德国保护才能够生存下去。虽然豪斯浩弗认为俄国是一个危险敌人，但他同样认识到俄国是德国的天然盟友，是连接欧洲与太平洋的重要枢纽，尤其是西伯利亚铁路与柏林—巴格达铁路遥相呼应，可以将中欧和远东连成为一个整体，这足以抵消德俄两国海上力量的缺陷。即德俄合作将使从“莱茵河到黑龙江和扬子江的这片欧亚大陆内部区域间的组织和协调”成为可能，这将使一个以德俄两国为核心的“欧亚集团”成为欧亚大陆上不可攻破的堡垒。

豪斯浩弗提出的“欧亚集团”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能够与边缘地带国家的联动为前提的，由于大陆民族和海洋民族间的主要冲突区域是大陆边缘地带，因此大陆国家要对抗海洋民族的包围，发展与边缘地带的联合至关重要。在麦金德理论中，边缘地带乃是由欧亚大陆边缘陆地构成的“内新月形地带”，豪斯浩弗则对麦金德边缘地带范围进行了修正。他勾勒出一个位于美洲和亚洲这两个大陆地板块边缘的、属于同一季风区正在崛起的“印太集团”，豪斯浩弗认为，德国可借助位于亚洲和美洲这两个大陆边缘的属于同一季风区的国家对抗主导印太地区的海洋强国，这个“印太集团”的主要成员，将包括当时亚洲那些正寻求民族独立的国家。豪斯浩弗为此提出了发展“印太集团”的具体路径，是建立一个以中日印三国为核心的“印太集团”，这个“印太集团”的出路则是与那个以德俄两国为核心的“欧亚集团”实现联合，从而最终形成一个足以抗衡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海洋霸权的“欧亚—印太联盟”。

豪斯浩弗认为，要挑战英国的统治，德国不仅要与俄国结盟，同时还要与边缘地带的强国合作，以便切断联系英国与东方殖民地间的生命线。为实现这个目标，豪斯浩弗提出了“欧亚—印太联盟”的设想，因为这个联盟一旦形成将彻底终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即英国和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豪斯浩弗认为德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盟友是日本，因为日本与德国一样都具有推翻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统治的强烈愿望，这不仅由于日本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不满心态，更因为日本对英国和美国的不信任感。豪斯浩弗认为，日本向印太地区的扩张势必将导致其与英美为敌，豪斯浩弗主张德国支持日本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泛亚区以实现日本对印太地区的领导权，这将使日本能够联合亚洲其他国家破坏英美在印太地区的统治。由于以德俄为核心的“欧亚集团”拥有强大的陆上力量，因此足以确保日本在南向扩张时能够有一个可靠的后方，而一个有泛亚区支持的日本，将可以极大地分担“欧亚集团”在大陆上面临的压力。

除日本外，豪斯浩弗设想的德国在远东的盟友还包括独立的中国和印度。豪斯浩弗对中国、印度以及许多其他亚洲国家摆脱外来统治、追求民族复兴的愿望有强烈的同情。当印度和中国为摆脱外国统治和资本主义压力而进行斗争时，他写道：中印将会与德国的中欧计划站在一起。他认为，中国和印度如果实现独立和崛起，将成为动摇欧洲国家在亚洲统治的主角。豪斯浩弗很早就设想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纷争和内战的状态，但中国庞大的面积和人口却使他坚信，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觉醒，无疑将成为西太平洋的主要强国，且将对太平洋地缘政治造成永久性影响。印太地区另一边缘地带国家印度，历来被看作是保障英帝国生命线的关键，印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仅是保障英帝国对印太地区进行统治的中枢，而且也是阻止俄国突进中亚和南亚的关键。豪斯浩弗认为，由于印度是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因此印度的重要性同时决定了英帝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弱点所在，德国想要与皇家海军对抗，必须寻求印度的合作，这将使德国可以利用印度的战略地位及自决力量对英国的帝国生命线进行毁灭性打击。

豪斯浩弗对构建以中日印三国为核心的印太联盟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三国自然地理条件上的同一性，即中日印三国及远东地区的许多小国都属于同一个季风带，这使得印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具备自然—文化—政治上的相似性，因此这些国家可以组成一个紧密的印太集团，最终将能够与那个以德俄为核心的欧亚集团联合起来。这样一个“欧亚—印太联盟”可以同时维护心脏地带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的核心利益，而这无疑将大大巩固德国的战略优势，因为庞大的印太海洋空间可以与德俄两国在大陆上已据有的陆地空间相呼应，印太地区的盟友不仅可以促进德国在大陆的发展，且可为德国在海上的窘境提供缓冲。豪斯浩弗认为，即使是未来无法确立起德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但只要印太地区自愿与欧亚国家联合，也将能颠覆英美两国在亚洲殖民地的独占利益，从而为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提供广阔的机遇。豪斯浩弗认为他的印太战略综合了德国在大陆的优势与印太地区国家在海洋上的优势，因而足以制衡主导性海洋强国（即当时的英国和后来的美国）及其主导的联盟势力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这将为德国最终实现其世界帝国的使命奠定扎实的基础。

可以说，豪斯浩弗为德意志所提出设计的印太地缘政治理论和战略构想从根本上说正是实现这种对德国有利的国际秩序的手段。他的地缘政治思想和“欧亚—印太”战略构想的发展在全球背景下划定了德国未来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个标准，德意志的“生存空间”实际上覆盖整个地球表面，进而形成一种环球式的“战略空间”，为德意志夺取世界霸权提供了思想动力。德国地缘政治学和环球“生存空间”理论为纳粹的扩张政策和世界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扩张主义的拥护者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n）曾言“超级大国是创造新的生存空间所必需的”。

作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文献之一，豪斯浩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不仅体现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核心特征，同时也展现出豪斯浩弗为德国摆脱一战战败的阴影进行的努力。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核心特征是强烈的地理决定论倾向和强权政治色彩，这点在豪斯浩弗对印太地区的考察中，集中体现为他基于自然地理的相似性明确将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这也是豪斯浩弗的重要创见之一。豪斯浩弗为德国摆脱战败阴影进行的努力就是他提出的“印太战略”及一种新型国际秩序的设计，豪斯浩弗“印太战略”的目的是帮助德国成为世界强国，而他的新型国际秩序的核心则是要打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主导地位。豪斯浩弗的“印太战略”以及对新型国际秩序的构想虽不乏许多创新之处，但他的“印太战略”及国际秩序观却表明，他实际上根本地误解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势地位的基础，即他把这种优势完全看成地理因素（海洋）导致的结果，这就使得他忽视了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导地位背后的真正支柱。豪斯浩弗地缘政治思想中的这种谬误，不仅给20世纪的德国乃至世界都造成了空前灾难，同时也给后世那些企图复活豪斯浩弗“印太战略”的人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豪斯浩弗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洋主导权及由此形成的优势地位的不满，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海洋主导权使英国和美国享受了太多的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想象的便利和优势。正是出于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洋主导权及由此导致的优势地位的不满乃至愤懑，历史上的法国和德国都先后尝试进行海洋转型，即建立一支足以与英国皇家海军相匹敌的海上力量，以期最终能够打破英国对海洋主导权的垄断。但值得注意的就是，历史上的法国人和德国人企图与英国争夺海洋主导权的所有努力，不仅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同时还引发了两场大规模战争，从而给世界造成巨大灾难。造成历史上法国和德国海洋转型失败的关键，是它们对海权本质的错误理解，即它们将海权单纯归结为国家海上力量，因此它们追求的海洋转型都是非常狭隘的战略转型，而这点几乎从开始就注定了这种努力的最终结局。

自航海大发现以来，海权的发展历来包括三个核心要素，即海洋经济、海洋秩序与海上力量。历史上海洋经济、海洋秩序与海上力量的发展虽然是同步的，但其优先顺序是历史塑造的，即海洋经济的发展推动海洋秩序的诞生，海洋秩序的需要促使国家发展海上力量，历史上首先揭示这一点的是美国海军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对马汉来说，海上力量的终极目标是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则是要建立一种适合海洋经济发展的海洋秩序，这也是理解马汉的“对海洋的控制”的核心。马汉认为，控制海洋就是指以利于海上力量发展的政治手段确保海洋商业的必要性，“这三项因素对一国实际具有的相对重要性的顺序就是：商业，政治，军事”。马汉强调的这个顺序意味着，一国发展海上力量的根本目的，就是以通过支持一国拥有的政治手段的方式，来实现保护国家在海洋及海外的经济利益或商业利益的目标，这也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英国和美国）能够持续保持海洋优势的关键。

由于无法与英国在海洋经济及海洋秩序上相匹敌，因此历史上的法国和德国为打破英国海洋主导权的努力都集中在两种手段上：一是直接进攻英国本，这也是历史上的拉霍格海战、特拉法尔加海战、日德兰海战和不列颠空战的特殊意义；二是统一欧洲，这将使法国或德国在一个超大规模的领土基础上，最终发展出一支可以战胜皇家海军的海上力量。这两种手段即使在事后看也都没有多少成功可能性：首先，尽管历史上英国多次遭到入侵的威胁，但这些入侵开始不久即遭到失败；其次，统一欧洲的尝试更促使欧洲其他国家与英国联合起来，且最终打败企图独霸大陆的国家。确切地说，豪斯浩弗的“印太战略”实质上是企图在更大规模上复制拿破仑曾经采取过的以陆制海的战略，这种战略虽然表面上有诸多合理性，但却是建立在罔顾现实的基础上。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一是以德俄两国为核心的“欧亚集团”如何能够实现？二是“印太联盟”及“欧亚—印太联盟”又如何才能够建立？

豪斯浩弗“印太战略”的首要环节，是德国与苏俄在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海洋主导权基础上的联合，但实现这种联合的前提是苏俄愿意以德国霸权来取代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霸权，这个前提是任何稍微有常识感的政治家都不会付诸行动的现实。作为一个占据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俄国（苏联）的战略属性实际上是双重的：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直接继承者，俄国特有的地理战略位置使得它能够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从而使周边国家面临巨大压力；但同时只要俄国不打算建立自己的霸权，那么它也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俄国战略上的两重性意味着，只要俄国能放弃建立一个欧亚帝国的梦想，那么俄国与处于外围的海洋强国在战略利益上应该是一致的，这点同样为历史所证明，因为历史上的英国及后来的美国非但没有与俄国爆发过大规模直接冲突，反而总是在反对周边强国称霸的战争中结为盟友。这也是为什么苏联与德国虽然在1939年可以去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希特勒在荡平西欧国家后仍然坚持在1941年发动了入侵苏联的战争，希特勒对苏联的认识可能远超豪斯浩弗。

除组建以德俄两国为核心组成“欧亚集团”外，豪斯浩弗为打破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优势地位而设想的“印太联盟”以及最终在“欧亚集团”与“印太联盟”基础上形成的“欧亚—印太联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豪斯浩弗设想的“印太联盟”的核心主要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海洋霸权基础上的联合，但这种设想存在的问题同样是怎么实现？中国、印度、印尼三国虽然在地理、人种、文化上存在着诸多相似或相近的地方，并且都曾在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海洋国家的侵略和统治，但如何单凭这点就轻率认定这三国（尤其是中印两国）可以为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洋霸权而站到一起则未免有些过于天真。这三个国家都有着非常悠久的文明历史，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真正追求的实际是独立和自主，它们确实都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洋霸权，但这种反对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彼此结盟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决绝，同时也意味着它们为此将必然会赞成与德国或苏俄站在一边。

豪斯浩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虽然是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但它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因为德国对外政策很快就偏离了豪斯浩弗认为是正确的轨道。豪斯浩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的影响主要并不是在德国，而是被其他国家接受和学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考察以及对欧洲国家与印太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他有关印太地区国家的相关战略分析至今经久不衰，尤其是作为季风国家的中国和印度，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正在崛起。时至今日，印太地区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焦点。

豪斯浩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具有特定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传导的思想和概念对后世那些具有扩张主义之倾向或野心的国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受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或多或少地从中汲取相应的启示。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提出的印太战略中暗含着新一轮大国围绕印太地区产生冲突的潜力。豪斯浩弗曾经准确预见过美国和苏联在“二战”结束后爆发的对抗，而他展示的印太地区可能成为大国间冲突发生地的远景，在当下中美关系出现危机的背景下也逐渐显现出来。美国军事学校和战略学界曾专门组织学者研究豪斯浩弗的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受豪斯浩弗“印太战略”的启发，他们主张美国应当关注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动，豪斯浩弗的观点曾经启发了美国当年对日本的警惕，而现在则成为了提示美国当下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因为中国在未来如果能够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陆地国家联合起来封锁海洋国家”，那么麦金德曾经预言过的“海洋国家的噩梦”就会成为现实。

随着印太地区的战略潜力逐渐展现，美国的战略重心开始逐步东移，“重返亚太”和“印太战略”相继出台，其目的在于通过美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三个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的战略结合，形成一个防范中国崛起的印太包围圈，以对冲中国在印太地区正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在美国眼中，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扩张无疑将是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潜在挑战，这种挑战直接引发了美国主导的印太联盟对中国的包围态势，而这点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豪斯浩弗提出的“印太战略”的视野，即豪斯浩弗曾经设想的那种“印太崛起与欧亚联合，打破海洋殖民”的海洋愿景转变为当今“美日印澳联合，遏制中国崛起”的印太格局，美国的这一移花接木之举同样也表明豪斯浩弗当年有关印度洋—太平洋格局的分析依然在影响着当下的全球均衡。中国在未来能否有效应对来自美国及其领导的印太联盟的挑战，则有必要对豪斯浩弗提出的“印太战略”及其“欧亚之路”与“印太之带”的战略规划进行洞悉，以便为中国和平崛起、实践海洋强国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理性地维护中美关系及稳定周边提供必要的借鉴和思路，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今天重温《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的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四辑 总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