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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金大事记
1994年，27岁的魏东创立北京涌金财经顾问公司。
1995年，魏东创建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
从1996年起，涌金系先后入手银河动力、中宝股份、康赛集团，大量收购其法人股，并于此获利颇丰。
从1999年11月到2001年3月，涌金参与了多家上市公司的IPO，涌金凭借战略配售获利超过1.4亿元。
1999年，涌金系以1.8亿元注册资金，成立湖南涌金投资有限公司，同年在北京成立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从1999年开始，涌金先后参与了多家上市公司的公开募股，获利颇丰。
2000年6月28日，九芝堂成功在深交所上市。
2002年1月23日，湖南涌金完成了对长沙九芝堂集团的并购。
2004年3月12日，千金药业在上交所上市，经过数次增持受让，涌金持有千金药业17.32%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2005年，趁券商行业全面陷入低谷，涌金系通过旗下多家控股公司入主成都证券，并在两年后将其更名为国金证券，并成功借壳成都建投上市。
2006年，千金药业通过股权拍卖方式，以1130万元获得湖南金沙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至此，涌金完成了药品零售企业整编。
2007年，涌金系基本完成从金融套利者到财团型企业的战略转型。
2008年4月29日下午16时左右，魏东在北京家中自杀身亡。此后两年，涌金系多桩投资遭遇阻力，被业界质疑其在市场上的影响力逐渐退化。
曾经是中国最后一家资本系族企业，
在众多资本大佬一一落马的时候，
它却能屹立不败。
从名不见经传到叱咤中国股市，
它成长得无比诡异；
从巅峰直堕落地，
它的衰微也无比诡异。
涌金的一切故事，都源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在逻辑。
在涌金系故事里，有两大诡异之处，它们都和同一个人有关。
一个被称为“金融奇才”的人，用14年的时间打造出一个庞大的资本系族，其速度之快、崛起之诡异，令人瞠目。然而，当他处于事业巅峰时，却选择了以纵身一跃的方式结束生命。比起那些困坐愁城、难以为继的失陷者，这个结局来得更突然，也更耐人寻味。
魏东和他一手创建的涌金集团—这个中国股市中最后一家“系类家族企业”—到底有着怎样的隐秘故事呢？
更蹊跷的是，一直到我记录这个故事的时候，它仍然没有终结。而且如同镜花水月，许多情节都存在着让人捉摸不透的谜团，或者干脆就是一片空白。值得关注的是，从这些空白之中，我们反而可以读出更深邃的东西。
世家子弟：中国第一代红马甲
1995年的春天，一个来自北京的年轻人正在上海等待自己的机会。这个年轻人名叫魏东，1967年出生在北京，其父魏振雄是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教授，更是中国会计学界的权威人士，门生广布天下。幼年的魏东，便与其哥哥魏锋一同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园里长大，耳濡目染之下，除了培养出对经济与金融的深厚兴趣，他更结识了相当数目的金融圈精英。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中国的金融界存在世家名门，那么魏东显然是最典型的世家子弟。
在大学期间，魏东选择了国民经济管理专业，这个专业在今天已经消失，但在20世纪80年代，它却是最热门的选择之一。出于改革的需要，此专业的培养方向，是为政府的经济部门输送专门人才。而魏东当年的一位同学说：“这个专业什么都学，但什么都学不精，当时叫‘万金油’专业，所谓的专业课、主课无非是当时各学校各专业的整合体。”
由于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万金油”特征，从这个专业毕业的人所从事的行业可谓千差万别，最常见的是进入“体改委”①这一极富时代特色的单位。然而对于出身金融世家的魏东来说，他最钟情的领域自然是金融，毕业之后进入财政系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90年，在沧州市财政局实习了一年之后，魏东被正式分配到财政部，被派往财政部下属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原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很快又被派到上海证券业务部，从事证券交易员的工作。考虑到此时中国股市刚刚诞生不久，算起来，魏东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代“红马甲”。②
为许多人所不知的是，魏东供职的这家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实在不是一家普通企业。它成立于1988年，是财政部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这家公司的最初形态，是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的一个内部结算中心。后来它所涉及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领域越来越大，最后竟然成了中国规格、级别最高的国有企业之一。其不仅更名为中国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经开），其董事长、总经理更由财政部官员直接出任。有了这层背景，中经开投身资本市场，其作风自然表现得异常剽悍勇猛。
作为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上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形成了它的金融圈。日后许多名噪一时的资本大佬，在这一时期都是圈内人士，例如著名的杨百万、朱焕良、仰融等。他们白天去上海证交所倒买倒卖，晚上则回到上海东湖宾馆坐而论道。不过，来自北京的魏东却并不跟他们厮混在一起，他与十多个来自中经开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独往独来的“北京圈”。他们住在交易所旁的上海大厦，每天休市之后就在上海到处闲逛。
多年之后，魏东的同事回忆，在这群年轻人当中，魏东要显得深沉许多，而且处事周到，极富教养，不动声色之间便显露出不凡的气度。当时即有人断言，魏东必然会有大出息，假以时日，他肯定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里的特殊角色。
不过，此时的魏东却并没有折腾出太大的动静，一来他只是中经开的一个普通交易员，二来在1990年前后，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其实小得可怜，把深圳和上海两个交易所流通的股票加在一起，也只有区区20只。因此，纵使魏东再有壮志雄心，在当时的环境中也难以找到用武之地。即使是中经开这样树大根深、背景不凡的公司，也要受制于股票市场的规模，不得不涉足期货、信贷、实业投资等多个领域。
但对于魏东而言，这样的经历无疑是极其宝贵的—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熟悉各种金融产品的运作原理。由于拥有中经开这样的靠山，年轻的魏东一开始就站在了极高的上。日后，他财技之娴熟，对资本市场理解之透彻，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一时期的经历和积累。
不过，这个时期的魏东也并非毫无作为，在为中经开担任了几年操盘手之后，他开始在暗地里筹备属于自己的事业。1994年上半年，27岁的魏东成立了北京涌金财经顾问有限公司，公司的业务范围被设定为“投资咨询”，注册资金也少得可怜。在当时已经企业林立的北京商圈中，这家位于保利大厦的小公司纵使背景不凡，也只能在沉默中等待大展身手的机会。
魏东就这样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走到了险恶的资本市场当中。他和他那群“北京圈”的年轻人个个抱负不俗，却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既缺资金，又缺战场。不过，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上海黄浦江边的朦胧夜色中，世家子弟魏东很快就将面临一个大事件。当这个大事件到来的时候，大概连魏东自己也没有想到，场面竟然会如此之大。其影响之巨，情形之壮观，形成条件之特殊，不仅空前，而且几乎绝后。
鏖战期市：金融奇才一战成名
现在，暂且按下世家子弟魏东不表，先说一个资格更老、名声更显赫者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绝对称得上是魏东的前辈行尊，却在一件大事上与魏东分别站到了两个阵营里，并且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
管金生，这是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名字，如果说中国资本市场曾经存在过巨头，那么他一定是最早获得这一殊荣的人。他统属的万国证券，早在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时，就以三大券商之一的身份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中最早的参与者。在上交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由万国证券一手操办的。深沪两地的异地交易也是由万国证券首开。这样看起来，说万国证券是中国股市的缔造者也丝毫不为过。
在管金生的经营下，万国证券成为一家总资产超过12亿元，与国内外200家以上金融机构有合作的超大型证券公司。在一段时间内，万国证券甚至持有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交易量和几乎全部的B股交易量。
也正因此，管金生获得了一个带有一点枭雄气质的称呼—中国证券教父。受马里奥·普佐那部著名小说《教父》的影响，这个称呼大概包含了双层含义—强大的能量及强悍的行事风格。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管金生把这两层含义都发挥到了极致。
把管金生引入这场大事件的契机，来自于当时的国债期货市场。
用今天的眼光看，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拥有最低的风险度与稳定的收益率。其成本之低、流动性之强、可信度之高，算得上名副其实的“金边债券”①，实在是再理想不过的投资手段。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国债的境遇却是完全不同的。
自从1981年首批国债发行后，这种似钱非钱、似票非票，当时人称“国库券”的东西便一直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由于缺乏流通性又采用摊派销售的方式，使得当时的公众认定这是一种“劣质货币”，是一种“不能用的钱”。民众对于国债这种投资产品，并没有表现出热烈欢迎，而是持观望甚至抗拒的冷漠态度。到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已经大大跌破其票面价值，一张百元面值的5年期券，其市场价格只有80余元②。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推动国债发行，中国从1992年开始尝试进行国债期货交易。此端口一开，不仅一下子解决了国债出售的问题，还顺带着造出了一个火暴的国债期货市场。其成交量每日剧增，比起如水般温吞的股票市场，自然更能吸引投资者的眼球。在当时的中国金融圈里，最具影响力的人都参与到其中。身为证券市场绝对大佬的管金生，自然不会让万国证券缺席这场资本的饕餮盛宴。
时间行进到1995年1月，当时国债期货市场的最大悬念，是来自于一只代号为“327”的国债。这只发行于1992年的三年期国债，将在1995年6月到期，其9.5%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贴补率，可以让持有者的每百元债券到期兑付132元。比起证券市场的起伏难定，这样的回报率不可谓不稳定。然而另一方面，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高达12.24%，加上当时的通货膨胀率，一下子就又将327国债摆在了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上。
基于这样的情况，市场上的普遍看法是，327国债的回报率实在过低。正因为如此，从1995年2月起，市场上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财政部将会再次提高保值补贴率，让327国债在6月份到期的时候能够以148元进行兑付。
面对这样的传闻，在国债市场的绝对主力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处在空方阵营的管金生坚持认为，在当时投资过热的经济大环境下，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就是治理由投资过热引发的通货膨胀。而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政府一不愿意，二无必要这样白白支付巨额的利息，从而让财政压力变得更大。和他并肩作战的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国发）集团董事长高岭甚至调侃道：“当时买的是泥饭碗，现在却要还金饭碗，那怎么还得起！”
与万国证券针锋相对的另一阵营，便是以中经开为首、包含了大批江浙私人大户的多方。他们坚持认为传闻属实，其依据就是当时的通货膨胀已成难以抑制之势，保值补贴也一定会继续，因此327国债的兑付价也会水涨船高。于是，中经开从2月份开始便坚持做多，不断推升价位。
依据管金生的判断，万国证券、辽国发等大券商开始大量抛售327国债，以多轮做空的手法操控资本。反过来，几乎全部的散户、中小机构都开始追随着中经开疯狂买入。
当资本市场上的资金严重分流，彼此开始对冲的时候，买与卖就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行为了。原本对政策预期的差异、对形势估计的不同意见，最终演变成了市场上激烈的资金博弈，一场对赌大战就这样拉开了
帷幕。
让管金生措手不及的是，他这一次压错了宝。据说，中经开及其客户大举做多之后，便派人到北京财政部游说，争取令其作出对多方有利的政策决定。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居然真的公布了这样一个保值补贴政策，宣布327国债将以148.5元兑付。而在此之前，327国债的价格每涨跌1元，在万国证券的账面上就会有高达4亿元的盈亏浮动。消息一经公布，327国债的市场价格就开始暴涨。大批散户与中小机构纷纷开始集体买入。魏东及其家族同样倾其所有，跟风操作。
与欢天喜地的魏东等人相比，管金生的万国证券手中却掌握了大笔的327国债期货合同，这也就意味着，每当有新一轮的买单进入，都会带来市场价格的上涨。在这个关键时刻，价格每上涨1元，都会让管金生的万国证券赔进十多亿元。
于是，被逼到了绝境的管金生终于开始反击。在他的命令之下，万国证券为了将价格重新打落，从当天开盘开始，在市场上不断挂出卖单，力促327国债的价格下挫。而与此同时，在中经开的引领下，做多方也放出大量买单，力图填平万国证券的努力。双方在150元左右的价位上展开拉锯战，上百万元的大单频频出现。事后，曾有专家评论道：“这样激烈的价格绞杀，其程度甚至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
大概是为这样的惨烈局面所震撼，或是出于保全自身的考虑，在这场大战的紧要关头，管金生的同盟军、一直在327国债上与万国证券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倾其全力改做多头。空头联盟的阵容一下子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辽国发的临阵倒戈，使得327国债在一分钟内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就上涨了3.77元。按照万国证券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了交割日期，它就必须拿出高达60亿元的资金。
然而，让后来的评论者们颇有疑惑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管金生却只指派了一名下属来负责操作平仓事宜，而多方的临场指挥官、最主要的操盘手却是魏东本人。据说，当时万国证券的操盘手都是刚刚从海外归来的金融专业人士，以他们的专业眼光来看，对手明显要疯狂得多。直到1995年2月23日上午11时，已经回天乏术的下属才不得不告知管金生他们无法平仓，这时管金生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紧急停盘的要求被上交所拒绝之后，没有退路的管金生，在下午4点火速赶到万国证券总部，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一次决定—铤而走险放出大量空单，不惜一切代价将价格打回去。
于是，中国证券史上最精彩，同时也是最疯狂的一次操作出现了。在16时22分13秒，也就是距离收盘仅剩7分多钟的时候，万国证券的操作员放出了一单高达50万口①的空单，一下子将价位从151.30元打落到150元。
最精彩的一幕到来了。万国证券的交易员们频繁而持续地抛出大额空单，用连续数个几十万口量级的空单，将价格打落到148元。在当时的北辰交易中心内，看着行情曲线以跳水的弧度下落，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然而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在最后一刻—万国证券竟然以一个730万口的天级巨单狂轰尾市，将最终的收盘价定格在147.5元的位置上。
根据统计，在最后7分47秒的时间内，万国证券一共砸出了1056万口买单，其面值总额高达2112亿元。而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的总成交额只有8539亿元，1994年的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也只有5万亿。在这场交易中，有80%的交易都属于万国证券抛空的327国债。
结果一出，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了。按这个结果来计算，整个包括中经开在内的多头联盟都将血本无归，对于魏东这样的做多者来说，可谓在一瞬间从天堂跌入了地狱，这一切只用了8分钟不到的时间。
纵观历史，当许多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总是会伴随着戏剧性很强的情节，如同拿破仑之于滑铁卢，胜败的关键往往只在一瞬间。从魏东到中经开的高层人士，在经历了6个半小时的茫然与狂乱之后，忽然看到了更戏剧化的一幕。
面对万国证券的违规操盘，政府管理层终于无法忍受。23日一天里发生的交易，创造了中国证券史上的纪录。尤其是万国证券在最后7分多钟的时间里所放出的大量空单，按照10%的保证金计算，也至少需要100亿元，而万国连十几亿元的损失尚且承受不了，遑论拿出这样规模的保证金。
基于此，管理当局判定，万国证券不但在进行违规操作，而且其手法之疯狂、大胆，几乎已经到了毫无顾忌的程度。6个半小时之后，上交所出面宣布：在16时22分13秒之后，也就是管金生的精彩表演属于异常，按照国际证券交易惯例，这样的交易是无效的。
在承受了6个半小时的煎熬之后，魏东等一干人又从地狱回到了天堂。就这样，青年魏东经历了一场十分奇特的大跌宕。他差点不文一名、倾家荡产，却在最后关头上演大逆转。他出身金融圈，是中国第一代“红马甲”，对资本市场的险恶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如此险恶、如此血腥的局面依然让他胆战心惊。
烟云散尽之后，这场将中国资本市场搅得天翻地覆的“327事件”，无疑给置身其中的魏东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对于魏东而言，这本是一场毫无悬念的争斗。据知道内情的人士透露，在这场大战发生的前一天，“北京圈”的关系人某教授刚刚从相关会议归来，那份至关重要的“上调保值贴补率”的文件内容，极有可能早就为多方所知。因此，中经开实际上已经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上靠“先看底牌”套利的先河。事后，明明双方同时在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违规操作，却只有管金生被追究责任。“由人脉关系来决定胜败”这种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特逻辑，几乎贯穿了魏东整个资本生涯。
无论如何，这场空前的大捷，都让魏东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据说在“327”一役当中，中经开内部诞生了一大批亿万富豪。根据一位当时与魏东共事的同事回忆，魏家的跟风盘，在此役当中至少获利达2亿元之多。也正是靠着这笔钱，魏东从“高干子弟”中经开里跳了出来，带着一身不凡的见识与极丰富的人脉资源，开始构筑自己的事业。
资本炒家：从盲点套利到平台运作
1995年，魏东在上海先后成立了金钱豹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涌金理财顾问有限公司。在公司稍具规模之后，他把两个公司合并到了一起，成立了涌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涌金）。“327事件”之后，政府被迫关闭了国债期货交易业务，失去了用武之地的魏东只好试着在股票市场里寻找新机会。
这个时候的中国股市，其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在“5·18”井喷①的短暂牛市之后，股市陷入了长达15个月的熊市，市场人气低迷。而时间转到1996年，随着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重新启动，股市也开始缓慢地走出熊市阴影。股民一面想要跟进，一面却仍然对“5·18”井喷之后的暴跌心有余悸。正是股民们的这种心理，为魏东杀进股市创造了理想的条件。
日后人们在研究涌金系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一个关键词“盲点套利”，这个词指的是利用市场的定价错误或制度障碍来获得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投资者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够抢先入手，在别人尚未发现机会的时候进入其中。
显然，在资本市场里摸爬滚打多年、早已将市场看穿的魏东，这样的能力自然不在话下。很快，刚刚成立不久的涌金就找到了一个盲点—法人股。
在当时，法人股是否会上市流通，还是证券市场当中的一大悬案，许多人为此争论不休。正因为如此，尽管此时的法人股价格奇低，但真正敢下手的投资者却并不多，都唯恐法人股日后不能上市而砸在手里。
善于审时度势的魏东偏偏不这样看，他认为，这绝对是一座储量丰富的金山，上市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谁介入得最早，谁就能以最低的净资产价格拿到股权。用如此低的成本持股，即使有可能遭遇风险，也值得一试。
从1996年开始，涌金开始四处出击，大肆收购国有企业的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尽管这是涌金系在股票市场上的初次试水，但涌金系的独有风格却逐渐显露出来：在法律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的时期，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拥有信息渠道的投资人往往利用信息优势，先行一步，获得宝贵的投资机会。他们往往对股市政策和市场机会的把握高人一筹，能灵活整合各类资源、利用各种漏洞。
关于魏东的灵活与机变，最富戏剧色彩的一幕是这样的。他曾参加过长江流域某城市的企业法人股申购，在抽签申购之前，他发现进入这个江畔小城最方便的方式，是每周两班的轮船。于是魏东便找到航运公司，把这两班船的船票都买了下来，其他投资者无法如期抵达，涌金的中签概率自然要高得多。
这个细节日后被一些媒体报道出来，被作为魏东头脑灵活的标志。然而客观地说，这并不是魏东在这一时期可以凭借的主要优势。真正让涌金在收购新股上获益的，是他广阔的人脉和灵通的信息。
1996~1999年，中国的股市进入了一个较长的上升期，投资者的信心与人数也随之增加，因此企业在发行新股的时候，采用了存单认购的方式。这种方式对资金的要求很高，一旦发行新股，就会指定一家本地银行作代理。想要申购的投资者可以直接转账，到截止日期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这也就是说，谁能在短期内筹集到最多的资金，谁就可以买到最多的新股，低成本地赚到最多钱。涌金在认购中，便利用了银行方面的资源优势，如挂账免息、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单位间资金拆借等。
事实证明，涌金在法人股领域的投资均取得不菲收益。根据公开的资料，在2007年2月15日、16日，涌金先后两次减持所持的812.43万股中宝股份，按照每股9元的平均价格计算，仅此一项就获利6635万元。涌金在2000年以每股1.74元受让的四川湖山股份，到2007年4月已上涨到每股12元，获利过亿。
在法人股领域套利的成功，无法让魏东止步，他随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股市中另外一块利润丰厚的领域：转配股。所谓的配股，指的是上市公司向原有股东配售新股筹资。根据惯例，公司配股的时候，原股东享受优先认购权。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原股东里的国家股东、法人股东拿不出钱来参与配股，便只能把配股权转让给社会公众，这种由社会公众认购的新股，就是转配股。
就当时而言，由国家或法人控制的转配股是无法上市流通的，私人拥有的却不受限制，因此很多个人投资者都愿意投身于此。然而在1994年之后，由于担心几十亿股转配股一起上市，会对股市造成过大的冲击，在1994年10月，证监会特别发布了一个规定，决定全部的转配股暂不上市流通。这种令人吃惊的反复性政策，对于那些已经受让了转配股的个人投资者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一时之间，业内外投资者纷纷大呼失策。绝大多数投资者都开始将转配股看得一文不值。
可是，在魏东看来，越是政策不明朗，就越是大有可为，转配股上市是早晚的事情，唯一需要弄清的是上市的准确时间。此言一出，自然又引起对转配股能否流通的争论。
在当年投资转配股的炒家当中，魏东是极为特殊的一类。他并不像别的投资者那样，买进大笔转配股后死捏不放，坐等时机到来。他是金融圈里的世家子弟，其眼光、对时机的把握自然非常人可比。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绝无仅有的信息来源，对政策的反应极为敏锐。因此，从1995年开始，他就一直在观望。直到1999年12月底，涌金才突然出手，以4.5元每股的价格，从兴业证券手里协议受让闽福发转配股股权600万股，一跃成为闽福发的第二大股东。
3个月后，证监会突然发布了转配股分期分批上市的通知，安排被“雪藏”了5年之久的转配股逐步流通。2000年4月18日，魏东打下的埋伏收到了回报，涌金持有的闽福发转配股获准上市流通。
从入手闽福发开始，时间仅仅过了4个月。魏东对资本运营的掌控，几乎如同外科手术一般精准。更令人眼红的是，闽福发在2000年年中发布的股东名单里，涌金已然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按照上半年每股17.5元的均价计算，魏东在这场速战速决的“战役”中，至少套现1.05亿元，合计收益率高达577.8%。
2000年3月，涌金系成立了另一个资本平台—上海纳米。在这家注册资金为3亿元的企业中，魏东之妻陈金霞出资2.25亿元，占比为75%，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一大股东。在日后打造涌金系的过程中，上海纳米攻城拔寨斩获颇多，成为涌金系最重要的产业平台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涌金的竞争对手都只是自己。魏东需要面对的挑战，也仅仅是根据市场行情和政策制度变化来作出应对。上海纳米的成立，正是为了对准备上市的企业进行战略投资，在直接参与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同时，获取最大程度的无风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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