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疫情放开三个月，对很多人来说，过往三年的情形似乎已无比遥远。但也有人提醒：“再过几个月，上了三年网课的医学生就要出来为你看病了。”一想到这一点，很多人都表示，要被“吓哭了”。这种说法当然是戏谑，但它的确引人思考，即过去三年，对大学生来说，除了网课教学质量，过得太苦太枯燥之外，更关键之处或许在于：大学校园的开放性本身对于知识生活到底重要吗？‍‍

《二十不惑》剧照

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各地高校都陆续恢复了学生和校友自由出入的权限，却仍未对公众开放。是不是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吗？坦白说，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但在和一些学生交流过后，我得承认，自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有位年轻朋友告诉我，在他2017年入学时，在校外的夜市闲逛是常有的事，还可以方便地去全城所有大学校区里闲逛、交友、蹭课，任何自己感兴趣的公开课，哪怕是在其它学校，只要到门口鞠一躬，表明身份和来意，老师也都很欢迎，“这是我一辈子的财富”。

不仅如此，那时他在的学校里，市民和公众都可以自由出入。有一次，他看到有家长带着孩子在树荫下，从笠翁对韵背诵到汉魏六朝诗，那一幕他至今历历在目。退休的老教授也常会回来，谈到过往的校史，让人感觉当年的大学生和现在大学生突然在同一个时空会面了。‍‍

《律政俏佳人》剧照

这个朋友还参加了辩论赛，比赛不仅在系、学院、全校，也可以全城跨校进行，乃至和全国的大学生一起交流切磋。各校的辩论队长在长期互动后，不仅成了战友，有时可说情同手足，共同为辩论赛出谋划策，谁来提供场地、饮食，都各自出力、资源共享，甚至早已毕业工作多年的学长也会回来给新辩手们辅导。年轻的朋友说，他当时感觉，跨系专业、跨校的交流在大学生活中，是很平常的事。

这使他拥有了一种超出本专业单一视角的丰富经历，按他的说法，“我曾偷师无数人”。中医药大学来的辩手，在彼此成为朋友后，无私地传授他不少医学知识；原本学机械专业的，在彼此交流后被激发出对诗词歌赋的热爱，后来弃理从文，当了小学教师。‍

对他来说，辩论不再只是辩论，而是校际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一种媒介，催生可能、拓宽视野。在他看来，这才是“大学”：在开放包容中，通过多元、密切的交流互动，充分满足人的发展和探索愿望。

比他晚一年入学的学妹，也还能感受到那种氛围：跨校辩论的最佳辩手，往往是外校的辩论队长投票决定的；在面对面的比赛中，即便有什么矛盾，也很容易解决。有一次她辩论输了，很不服气，心想要不是时间到了，自己或许再多说几句就能赢，此时学姐过来给了她一个拥抱，主动帮她复盘整个过程，一下子就让她觉得输赢没那么重要。外校的对手也说：“别沮丧，明年来我们学校，一起再战。”‍

《生活大爆炸》剧照

然而第二年就是疫情了，各校领队虽然依然有联系，却彼此没见过面；而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专业的评委，更难请到有经验的学长们深入辅导。为了尽可能让各队充分参与，他们特地设置成友谊赛的循环制，但实际结果却远不如预期，因为腾讯会议按键一结束，也就没互动了。疫情之后碰面，他们有时会震惊地发现，同一个人在虚拟空间和现实中反差强烈：“线上我们认识的是一个人，线下我们认识的又是另一个人。”

由于都在线上，那三年里成本倒不是问题，最大的阻力就是人与人的沟通，少了面对面的交往、探讨，线上的辩论往往使双方都变得尤为尖利，因为“没有交流，就只是吵架”。再往下一届，连辩论本身也不重要了，对有些参与者来说，这不过是为了积累一点履历。再后来，可打的比赛也越来越少，新生们连上一级的学长都很难找到，断层开始出现，还有兴趣的学生，都是自顾自打网辩，但没了交流的乐趣，打着打着就打不下去了。

有一位学生说，2019年秋入学之初还曾充满憧憬，尤其是在观摩学长们的激情辩论之后，“具体胜负我已经忘了，就记得胜负双方在赛后一起勾肩搭背去聚会，对我来说十足震撼，原来人与人之间可以单纯为了智力的碰撞而走到一起”。这个学生后来对疫情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学弟学妹们对以前出租车还能进校感到难以置信。

在一届又一届地换届之后，如今的新生所感受到的八校联赛，已经和普通的网络辩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觉得还不如一些网辩。尽管那些对过往经历仍有记忆的学长们现在竭尽全力恢复办赛，却发现早已今非昔比：以往跨校比赛各出资源，纯粹出于一腔热爱，但如今线下社交缺乏，彼此都兴致寥寥。而且作为毕业生，也不可能再借用大学教室来做场地，办赛成本也飙高了，企业又不太愿意赞助。这里要提到一点，学生们也不会和商家打交道了——毕竟过去三年，“拉赞助”是他们从未有过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由于太久没有和校外辩论队练习过，乃至队员间连手都没握过，新生们也难以体会以往那种面对面的交流到底是什么样了。这种情况下，一些“小”学校的学生受伤更甚，因为不能吃 “吃百家饭”了。辩题也在变化，因为怕造成无意义的骂战、又或直播时会不会引发网暴，很多辩题都不敢碰了。仅仅三年时间，学长们说起疫情之前的往事，对新生们来说已经有些不可思议。

《家族游戏》剧照

大学辩论只是一个缩影，但它可以极好地折射出这三年来大学校园的社交生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实践证明，网课并不只是把课程搬到了网上而已，校园的封闭也不止是让学生们闭门读书，而是社交生活和精神交流也随之变得稀少。

更进一步说，大学的开放除了让学生“走出去”，也应该让公众“走进来”。当然，即便在疫情之前，像厦门大学等人们高校已经因为游客多到影响教学秩序，不得不有所控制，但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把校区变成任由出入的免费公园，而是校内的图书馆、讲座、课程等资源能与外界共享，更好地发挥大学的社会功用。‍‍

实际上，像现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大学校园，是相对晚近的产物。叶文心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文化后指出，比如像当时的上海大学，甚至全靠租用房舍而没有固定的校园，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它还开设了大量职业课程，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和上海大学附设英文夜校都吸引了大量熟练工人、商店职员和学徒、书店和印刷厂的雇工、报纸校对员、小学教师等。这种直接的社会参与，如今已难以想象。但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少大学校园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对公众开放，欢迎他们自由利用校内的资源。

《春天里》剧照

历史学家王汎森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答案很简单：天才是在彼此交流碰撞中涌现的，因而天才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19世纪末的维也纳，咖啡馆就是知识分子的“大学”，不同领域的人可以在这里自由探讨最前沿的发现，促进各自的思考。《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一书认为，当不同的杰出头脑相互关联、激发出一些原创性观点时，就催生出了“集体天才”（collective genius），“个体天才数量可能在各地的人口总占据着恒常的比重，但集体天才则因社会的学习和关联水平不同而差异巨大”。

当代研究一再证明，看似不相关领域的相互碰撞，往往能出现大的进展。人与人之间在观点上频繁激烈的交锋，可以极大地促进人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将他们的思想引领到一个新的方向，乃至产生出更多前沿性的新发现。

《单身男子俱乐部》剧照

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校园的开放如此重要：对任何一所大学来说，这种开放本身都不只是空间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交流互动的可能。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不是、也不应该是封闭的象牙塔，彼此孤立的大学就失去了大学本身的应有之义。如果说“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是社会的缩影，那么社会本身也是一个放大的大学，我们只有在开放中才能更好地释放所有人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