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努尔哈赤称汗迄皇太极称帝前，此政权国号究竟是“金”、“后金”或二者皆曾使用，学界至今仍缺乏共识。得益于近年来大量先清时期资料的刊行甚至数字化，通过首次地毯式地搜找相关满、汉文史料与文物，确认并无任何“后金”曾作为国号之坚实证据，且从查得的百余例官方用法，可知先清时期的国号应始终为“金”，“天命”也并非年号。

原文出处：文史哲2014年01期

      皇太极称帝前国号为何，学界目前仍无完整共识。查相关的考证论文均完成于20世纪(参见表一)，论点可分为三种：一是“金国说”，主张“金”是唯一国号；二是“后金说”，认为“后金”为唯一国号；三为“混合说”，不否定“金”，但主张某段时期曾以“后金”为国号。此分歧实因先前所能掌握的史料不够全面与具体，以致存在各自表述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文史学界的研究环境正发生空前巨变，诸如《朝鲜实录》、《明实录》、《清实录》、《满文老档》(简称《老档》)、《满文原档》(简称《原档》)①、《内阁大库档》等多可全文检索或已影印出版，故我们现在或比前辈学者有更好的条件，能够系统地全面搜找相关文献与文物。

      近代首位撰文探讨先清时期国号议题者是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他运用朝鲜与金国往来文书、崇谟阁稿簿、金国汗致皮岛将领函，并辅以《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论证先清国号为“金”②。其后的1914年，稻叶岩吉添补抚近门门额、辽阳喇嘛坟、大石桥娘娘庙等刻有“大金”字样之文物，进一步印证“金国说”③。继而，萧一山1923年指出《内阁大库档》中的《皇太极谕军民人等知悉》亦以“金”为国号(见图二编号⑦)，再度支持“金国说”④。然而，为行文方便，后两位学者均在著作中统称完颜金为“前金”，以努尔哈赤政权为“后金”。

      近半世纪后，黄彰健于1966年始倡“混合说”。其文的主要佐证有三：一是朝鲜光海君十一年(1619；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己未年)之《朝鲜实录》曾载努尔哈赤国书上有“后金天命皇帝”印文；二是《原档》或《老档》中皆记载的“amaga aisin(后金)”孤证；三是《朝鲜实录》、《明实录》及诸文集中的“后金”称谓。黄氏认为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七年将国号从“建州”改为“后金”，天启元年(1621)左右再改成“金”⑤。稍后，李学智1973年发现被黄彰健视为主要证据之一的努尔哈赤印玺，其实为一老满文印，且屡钤盖于内阁大库的档案上，实应读作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汉译“天命金国汗之印”，也就是说，《朝鲜实录》中的记载并非直译，而是意译⑥。蔡美彪先生1987也以此印为基础反驳“混合说”，并指出该印亦曾用于沈阳故宫所藏的印牌上。蔡氏认为“后金”一词之所以出现在各文集和题本，乃是从朝鲜传至明朝的通俗用法，且从《老档》的记录推论，“金”其实是北方民族以族名作为国名的惯例，因此主张“金国说”⑦。

      此后历经十年沉寂，再有高庆仁先生于1997年提出“后金说”。除重申《老档》孤证外，另认为收录在《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的《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明辽东经略熊廷弼(1569-1625)得自努尔哈赤的榜文，且依《光海君日记》、《明实录》及《栅中日录》(作者为萨尔浒之役被俘之朝鲜人李民)等书的用法，推论国号为“后金”，而“大金”及“金”仅是褒称与简称⑧。

      本文因此将首先重新省视主张“后金”之三项主要证据的可信度，进而罗列、分析目前能查找到的所有一手史料，以厘清先清时期之国号，并探讨“天命”是否为年号等问题。

一、“后金”用法之可信度

      在深入分析前，我们或许该先厘清相关诸国的正式国名。查朱元璋在即位诏书中有云：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俯徇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⑨

      又，明天启朝大学士朱国祯(？-1632)尝称：“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盖返左衽之旧，自合如此，且以别于小明王也。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⑩知明朝国号应是“大明”，满文转写该为daiming。

      元末明初自称高丽权知国事的李成桂曾遣使明朝希望改国号以“顺天道，合人心”，朱元璋于是自“和宁”与“朝鲜”两拟名中选定后者(11)，以满文转写该作coohiyan。因此，努尔哈赤若致书朝鲜，以满文表示理应称coohiyan gurun i wang(朝鲜国的王)。《原档》或《老档》记努尔哈赤于天命辛酉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致朝鲜的国书中自称amaga aisin gurun i han(后金国的汗)，称朝鲜国王为solho han(首尔汗)(12)，此有违常理，因目前尚存的约91份涉及国号之满、汉文国书与信件(见后文)，均从未称朝鲜为solho(首尔)，而是称以正式国号coohiyan，故疑《原档》中的amaga aisin gurun(后金国)亦非正式国名。更有甚者，倘若“后金(amaga aisin)”是国号，理应屡出现于清代的一手史料中。但“后金”一词在入关后纂修的太祖、太宗两朝《实录》中从未被记载，仅见于前述之《原档》或《老档》一次。由于《原档》是研究清前期历史最重要的一手史料，故下文将全面分析此文献中所有其他涉及国号的用语。

      先前若要从事相关查索，将是一旷日废时的大工程。幸运的是，近年哈佛大学满洲研究群已将《老档》以拼音转写的方式逐字输成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档(13)，遂使翻检的工作十分便捷。笔者因此先查阅此转写文件，再对照《原档》，即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最精确的资讯。

      据此，我们发现《原档》中自称“金国(aisin gurun)”87次；“金汗(aisin han)”或“金的汗(aisin ihan)”19次；“大金汗(amba aisin han)”或“大金的汗(amba aisin i han)”3次；仅称“大金(amba aisin)”而无han或gurun者，则有7次。另外还有17处将aisin gurun(金国)删改成manju gurun(满洲国)。至于(可译为“诸申”或“诸伸”)共出现460次，但仅20次以jusen称呼国号，称jusen han(诸申汗)则共4次(14)。由于《原档》在同一年内曾以manju(满洲)及juscn(诸申)作为国号，也同时自称aisin gurun(金国)，甚至同月或同日亦尝出现两种国号的称谓，知《原档》对相关用语并无严格的体例规范。

      除了《原档》的孤证外，“后金”用法亦见于《朝鲜实录》。为求通彻了解朝鲜官方用法的演变，笔者乃透过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提供的电子资料库，全面检索《朝鲜实录》中的相关用辞(15)。发现最早论及努尔哈赤政权国号者，是太白山本的《光海君日记》，在“六年(1614)六月二十五日”条有云：

      建州夷酋，佟奴儿哈赤，本名东□，我国讹称其国为奴可赤，此本酋名，非国名。酋本姓佟，其后或称金，以女真种故也。或称雀者，以其母吞雀卵而生酋故也。今者，国号僭称“金”，中原人通谓之“建州”。(16)

      知朝鲜人称努尔哈赤政权为奴可赤、金或雀者。

      《光海君日记》“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条载努尔哈赤遣郑应井(萨尔浒之役被俘之朝鲜将军)出使朝鲜，其国书上写有“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等字(17)。朝鲜当时曾聘懂蒙文的通事翻译该国书上之印玺，该通事称：“俱是‘后金天命皇帝’七个字。”(18)然该译文仅六字，所谓的七字，当指原文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天命金国汗之印)，而此翻译之误已由李学智撰文厘清了。

      朝鲜在几经讨论如何复书后，决议由平安道观察使朴烨挂名回信，依边境女真人与朝鲜书信往来的旧例，修书称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马法”(19)。《原档》亦记此信中称金方为giyan jeo ui mafa(建州卫马法)。金国对“建州”、“马法”之称谓及国书由平安道观察使挂名一事颇感愤怒，称“文书无一句好话”(20)。光海君十三年(1621)，金国即就此次答书斥责当时的朝鲜使臣郑忠信曰：“此不过欲书‘建州卫马法’，则恐见怪，欲书‘后金国汗’则以为辱，故以游辞玩我。”(21)

      由于递交国书兹事体大，朝鲜遂在遣使宗主国明朝时报告此事。《明实录》在“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戊戌”条(1620；天命庚申年；光海君十二年)转述朝鲜使臣之言称：

      伊以“后金”为号，而边臣书中却谓“建州”云者，本其受命于天朝之部名也。伊以“汗”自称，而边臣书中却为“马法”云者，待之以番头也。(22)朝鲜应是希望区别完颜金，才以“后金”称呼该新兴政权。此外，《明实录》“万历四十八年六月戊申”条记载，熊廷弼曾得到一纸来自“后金国汗”的榜文(23)。有学者认为此一榜文即目前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然经调阅后，发现该榜文原件上实无任何“后金”字样(24)。

      光海君十四年(1622)八月，朝鲜欲致书金国，右相赵挺谓：“前日贼书有曰：‘后金国可汗’，今若没其国号于始面，则虏之怒必倍于前。”此处所提及的“前日贼书”，应即指的是光海君十一年(1619)所收到之国书。最后乃决定依递交日本的国书格式回复，页首则折中写为“建州卫后金国可汗”(25)。值得注意的是，自此之后朝鲜官方史料中即再未见“后金”一词。

      朝鲜在与金国政权接触之初，一方面希望顾及自身尊严，另一方面又不愿开罪努尔哈赤，遂以各式称呼试探努尔哈赤对其国号称谓的底线。然而，待皇太极天聪元年(1627，朝鲜仁祖五年)丁卯岁金国进军朝鲜，并签订兄弟之盟后，此一情形不再。据《朝鲜实录》“仁祖五年三月三日”条所记朝鲜之誓文为：

      朝鲜国以今丁卯年甲辰月庚午日与金国立誓，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两国，各遵约誓，各守封疆，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皇天降祸；若金国因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善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鉴听此誓。(26)

      誓文属于官方正式文本，当中的称谓理应无误，从中可知朝鲜明确地称对方国号为“金国”。

      又，仁祖五年朝鲜欲致书金国，《朝鲜实录》中记曰：

      胡书自称“大金国汗”，答书皮封依渠所书，书以“大金国汗”乎？只书“金国汗”乎？我国因用“大”字，恐未妥当。上曰：“去‘大’字似可矣。”(27)

      虽然已经过一段时间，但可知朝鲜仍在拿捏国号之用法。此外，仁祖十四年(1636)之《朝鲜实录》曾记皇太极称帝一事曰：“‘金’是称汗时号，‘清’是僭号后号。”夹在两强权当中的朝鲜因仍视大明为宗主国，遂称：“我守丁卯时誓天之约，称以旧称之号，于理有据，于言为顺。”(28)

      从天聪元年(1627)到崇德元年(1636)，经统计《朝鲜实录》中以“金”或“大金”直接表示国家者凡48次，称金人、金汗或金使者，则有121处。再者，朝鲜另一重要史料《承政院日记》中从未有“后金”的记载，9次涉及金国之事皆以“金”称呼。综上所论，“后金”之所以仅一见于朝鲜的官方史料，或因通事为区辨完颜金所致，稍后，此用语更传入明朝，而朝鲜官方应只使用到天聪元年双方订丁卯和约为止，但朝鲜民间及明朝则仍沿用。

二、文物上的坚实证据

      虽然文物上的国号用语是最直接且坚实的证据，但因先前所整理出的国书、门额、碑刻、印信等文物上的用法共仅约23件，数量仍不足以提供有效论证。下文因此尽可能图文并茂地整理出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之前，书有国号的文物(见图一)。

      图一 先清时期涉及国号之文物。依编号顺序分别是：①皇太极致袁崇焕信；②天聪六年的蒙文信牌(图①及图②上之印记即为其旁小图的“天命金国汗之印”)；③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④牛庄城铁制云版；⑤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⑥-⑧东京城汉字德盛门、满文抚近门、汉字内治门之门额或拓片；⑨-⑩牛庄城满文德盛门以及汉字外攘门门额；(11)-(12)沈阳城满、汉字抚近门之门额。

      辽阳博物馆现藏四块东京城门额：德盛门门额，左旁竖写“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吉□□”一行汉文小字；天佑门门额，左旁竖写“大金天命壬戌年吉辰立”一行汉文小字；内治门门额，边款有“大金天命壬戌年”等汉字；抚近门老满文门额，小字之意略同前(29)。又，日本东京都调布市乡土博物馆收藏原辽阳东京城天佑门之老满文门额，左旁之小字释为“金国天命壬(aisin gurun i abkai fulingga sahaliyan)”，右旁释为“戌年夏月建(indahūn aniya juwari biyade ilibuha)”(30)。

      沈阳故宫博物院则藏四件相关文物：1.牛庄城(今属海城市)外攘门之门额，其右旁有汉文书写的“大金天命癸亥年十月吉旦立”等字。2.牛庄德盛门之老满文门额，两旁书有小字，左方释为“金国天命癸”，右方释为“亥年夏月建”，与东京天佑门之门额类似(31)。3.盛京抚近门汉文门额石刻，左右边款分别以汉文题有“大金国天聪五”、“年孟夏吉旦立”等小字(32)。4.报警时用来敲击之铁制云版，其上铸有“大金天命癸亥年铸牛庄城”之铭文(33)。

      至于皇太极称帝前之碑刻或拓片现存并不多，已知辽阳博物馆所藏《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之系年为“大金天聪四年岁次庚午孟夏吉旦”，对应之老满文亦称国号为aisin gurun(金国)。此外，《奉天通志》还收录一些已佚石刻之碑文，如铁岭《重修永宁庵碑序》之系年为“大金岁次乙丑中秋月朔有一日吉旦”，铁岭《重修火神庙碑序》为“大金岁次乙丑季夏月廿有三日吉旦”，海城《新建保安寺碑》为“大金天聪三年岁次己巳孟夏月吉旦”，耀州《敕建重修娘娘庙碑记》为“大金天聪九年岁次乙亥孟冬吉日”(34)。

      此外，先清时期曾使用过两方宝玺：其一为前文所述的六行老满文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汉译为“天命金国汗之印”，中研院史语所之《内阁大库档》中即数见此印，沈阳故宫记天聪六年事的蒙文信牌上亦钤盖此印；另一方为天聪朝所用的四行老满文金印，汉译为“金国汗之印”(35)。至于汉文之国书、敕谕、书信等文物证据，迄今所见亦均以“金国”称呼国号(参见图二)。

图二 各汉文之国书、敕谕、书信中的国号用语(36)

      另，罗振玉所辑的《天聪朝臣工奏议》共收录97份档案，涉及国号者8件，全称“金”。又，《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收录21封书信或谕帖，提到国号时一概称“金国”，凡13封。此外，《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王书》收录天聪二年到四年共15封国书，全自称“金国”(37)。上述共133份的天聪朝文书中，从未出现过任何一次“后金”。

      再者，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藏有《朝鲜国来书簿》，记载天聪朝朝鲜国王致金国的国书共52封，其题名或内文皆称“金国汗”、“金汗”或“金国”，确实记下“金国”二字者共40份，完全未见“后金”(38)。

      最后，图三也整理出四份天聪八、九年以满文书写的国书档案：编号①之首句为aisin gurun i han i bithe daiming gurun i ambasa de unggihe，汉译作“金国的汗致大明国的诸臣的信”，此处既然以明朝的正式国号“大明”称呼对方，对于己方自然也应称以正式全衔国号。编号②称己方为aisin gurun i han(金国的汗)，称崇祯帝为daiming gurun i hūwangdi(大明国的皇帝)。编号③是译为满文的朝鲜回信，编号④则是金国致朝鲜国书之满文本，皆互称作aisin gurun i han(金国的汗)及coohiyan gurun i wang(朝鲜国的王)。以上诸例都是国号和头衔连用：称朝鲜为王(wang)，大明为皇帝(hūwangdi)，“金(aisin)”之统治者为“汗(han)”。

图三 《内阁大库档》中之满文档案，全称作aisin gurun i han(金国的汗)

三、“天命”是否为年号？

      《清实录》称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岁即大汗位，“建元天命”，但“天命”是否为年号，历来黄彰健、蔡美彪、赵志强及高庆仁诸先生已有过不少讨论，但亦如国号议题一直无清楚共识。黄彰健发现《光海君日记》中，曾将努尔哈赤之国书系为“天命二年”，且《乱中续录》亦将一份写于万历四十七年的奏疏系于“天命三十六年□月□日”，故黄氏推论“天命”为年号，并称“努尔哈赤是在万历四十七年称汗时，兼追认万历十二年为天命元年，因此万历四十七年即为天命三十六年；惟在天命三十六年后不久，又于天命年号下，改以干支纪年”(39)。蔡美彪先生则因东京城内治门门额、牛庄城云版以及三份奏稿上皆在干支之前加以“天命”二字，故主张“天命”为年号(40)。赵志强先生也认为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二年即建元“天命”，对仅用干支而无数字以标年序的事实，则认为是因满族传统惯以干支所代表的颜色纪年之故(41)。但高庆仁先生持相反意见，他以天命汗钱、满蒙文信牌、云版、天命金国汗之印、东京城德盛门、天佑门汉文门额、赫图阿拉的尊号台等实物证据，主张“天命”是尊号“天命汗”之简称，意指“天所任命的汗”而非年号(42)。

      依常理判断，若“天命”确为年号，我们应可从文物或文献中屡见“天命元年”、“天命二年”、“天命三年”等纪年方式，方可称为年号。查《光海君日记》十一年己未岁所载，由郑应井携回的国书中有“天命二年”之语(43)，此遂成为黄彰健主张“天命”乃年号说的力证。然依《清实录》中的纪年推算，是年当为“天命四年”，故笔者怀疑此很可能是朝鲜擅将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反明的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岁(即《清实录》所谓的“天命三年”)视为“天命元年”，并以此为基准点推算(44)。亦即，此应非努尔哈赤政权的正式纪年用法。

      事实上，迄今所见如东京城及牛庄城各门之满、汉文门额等文物，其铭刻皆是以“天命”加干支作为纪年，无一用数字者。查《内阁大库档》中藏有一份未曾公开出版的老满文敕谕(登录号163607-001)，其后系年即记abkai fulingga han i sahaliyan ulgiyan，汉译为“天命汗的壬亥”；虽干支当中无壬亥，然收于内阁大库档的另一份诰命，其满、汉文纪年均作“天命丙寅年abkai fulingga fuligiyan tasha aniya”(45)。两相对照，疑当时之纪年乃用干支，但指明是“天命(汗)”统治期间。

      再者，采编年形式修纂的《满文原档》，每年的正月初一日条，往往会将系年写于先头。查天聪朝的系年均是数字与干支并列，如三年正月即写作sure han ni ilanci aniya sohon meihe aniya(淑勒汗的第三年己巳年)(46)。因此知满人或惯以干支纪年，但亦会辅以数字以示年号。而《原档》中总共有13次“天命”时期正月条目，故若“天命”是年号，理应如天聪朝在逐年正月记下“天命”加上干支或是数字纪年。但经查阅后发现，全是以干支纪年，且从不曾将“天命”一词书于干支之前。

      鉴于前文所整理出的6个实物、2份文件以及《原档》中13次天命朝的记录，全是以干支纪年，或在其前加上“天命”，却无一出现“天命X年(X为数字)”的描述，疑努尔哈赤或因不愿奉明正朔，遂以干支配合尊号“天命汗(abkai fulingga han)”以纪年。若“天命”乃年号，不可能如此巧合，在这许多的文献或文物中从未见“天命X年”的记法。

      虽在天聪元年(1627)之前，朝鲜确因误译或便于与完颜金区隔等理由，称努尔哈赤政权为“后金”，此用法并屡见于《朝鲜实录》及《原档》等官书，惟经浏览近百件的档案文书后，知《原档》的孤证中称朝鲜国王为solho han(首尔汗)并不符合惯例，因此对于同一文献自称amaga aisin(后金)的这一说法，或许仅是记录者偶依朝鲜人之习惯所致(47)。丁卯兄弟之盟后，朝鲜官方即不再称呼对方为“后金”，但此称谓仍存于民间，并且影响到明朝，当时的文集中就仍多见“后金”之用语。

      为了研究此议题，本文除将以往所仰赖的文献证据作更细致的分析省视外，更首次有系统地耙梳满、汉文的第一手文献与文物，以减少过去因材料局限所导致的偏颇。所获得的相关佐证共包括满、汉文门额8份、碑刻5份、印信2份、云版1份、档案信件等文书91笔，不仅数目超过以往学者四倍之多，更涵盖大部分的时间区段(见图四)，这些具有统计意义的数据全都支持“金国说”，且未见任何严整的实物证据以“后金”称呼国号；同时，亦显示“天命”乃尊号而非年号。亦即，自努尔哈赤称汗到皇太极称帝建立“大清”之前，此政权的国号应始终是“金”，满文转写则为aisin。

图四 “金国”一词在各资料中出现次数之统计图(48)

      ①本文所称的《原档》，指原藏于内阁的底本，目前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已重新高清影印出版；而《老档》则指乾隆四十三年重抄的《加圈点老档》，2010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以《内阁藏本满文老档》之名重新出版。参见吴元丰：《〈满文老档〉刍议》，《故宫学术季刊》2010年第2期。

      ②[日]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第1册，东京：东洋协会，1909年，第129-139页。

      ③[日]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但焘译，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上册之一，第105-106页；上册之二，第55-61页。

      ④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修订本，第48-53页。

      ⑤黄彰健：《努儿哈赤所建国号考》，《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481-519页。

      ⑥李光涛、李学智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二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59-1973年，第42-43页。本文中之满语转写均依学界惯用的穆麟德夫(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音译法。

      ⑦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⑧高庆仁：《1616年上尊号后努尔哈赤政权名称考辨》，《满族研究》1997年第1期。

      ⑨佚名编：《皇明诏令》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刊本，第4页。

      ⑩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台南：庄严文化公司，199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天启二年(1622)刊本，第1页。

      (11)《朝鲜太祖实录》卷二，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84年，第15-16页(朝鲜其他朝实录均同此本)；《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旧钞本，第3267页(明代其他朝实录均同此本)。

      (12)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一册，台北：沉香亭文化公司，2006年，第53页。

      (13)http://www.courses.fas.harvard.edu/～mnch210a/index.cgi?t=Home.

      (14)先前学者之统计可参见薛红、刘厚生：《〈旧满洲档〉所记大清建号前的国号》，《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8-39页。

      (15)http://www.history.go.kr/.

      (16)春秋馆编：《光海君日记》卷七十九，汉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影印《李朝实录》太白山本，第209页。《光海君日记》有太白山本与鼎足山本二种，鼎足山本为太白山本写定后删削修正之版本，以下所引版本若无特别说明均为鼎足山本。

      (17)春秋馆编：《光海君日记》卷一三九，第10页。

      (18)春秋馆编：《光海君日记》卷一三九，第15页。

      (19)春秋馆编：《光海君日记》卷一三九，第2-14页。

      (20)李民：《栅中日录》，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影印民国时期抄本，第14-15页；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一册，第241-243页；《满洲实录》卷五，第256-258页。

      (21)春秋馆编：《光海君日记》卷一六六，第4-9页；卷一六八，第14页；卷一六九，第5-10页。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三册，第59-60页。

      (22)《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第11397-11400页。

      (23)《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五，第11409-11412页。

      (24)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丘媛源博士代为查阅。

      (25)春秋馆编：《光海君日记》卷一八○，第18-19页。

      (26)《承政院日记》第十七册，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1977年，第811页。

      (27)《朝鲜仁祖实录》卷十六，第39-40页。

      (28)《朝鲜仁祖实录》卷三十三，第37页。

      (29)邹宝库：《辽阳东京城发现满汉文石刻门额》，《文物》1982年第4期；高庆仁：《论后金天命纪元之不存在》，《满族研究》1997年第2期；任万平编：《清史图典：太祖太宗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144-145页。

      (30)[日]松村润：《关于牛庄城老满文门额》，李贤淑译，《满族研究》1996年第3期。

      (31)李宝田、金毓黻：《牛庄城老满文石刻考释》，《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日]松村润：《关于牛庄城老满文门额》，《满族研究》1996年第3期。

      (32)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卷二五九，沈阳：东北文史编辑委员会，1983年，第11页；[日]内藤湖南：《增补满洲写真帖》，《内藤湖南全集》第六卷，东京：筑摩书店，1970年，第627页。

      (33)李理、于颖：《后金云板纵横谈》，《寻根》2009年第4期。

      (34)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卷二五九，第1-4、12-13页。

      (35)铁玉钦：《信牌印牌再考释》，《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5期；王明琦：《对后金信牌的两点辨正》，《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任万平编：《清史图典：太祖太宗朝》，第138、227页；李光涛、李学智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二集，第42-43页，附图2。

      (36)编号⑧、⑨、(12)之图出自吕章申主编：《明清档案卷(清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5-9页；⑥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文书档案图鉴》，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图1-1-1。其余则出自“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内阁大库档》，特此致谢。

      (37)罗振玉辑：《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年，《四部分类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民国间排印本，第24页；罗振玉辑：《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四部分类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民国间排印本，第1-25页；罗振玉辑：《太宗文皇帝致朝鲜国王书》，《四部分类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民国间排印本，第1-18页。

      (38)张存武、叶泉宏编：《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1-9、32-188页。

      (39)黄彰健：《清太祖建元天命考》，《明清史研究丛稿》，第552-578页。

      (40)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41)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第37、46-50页。

      (42)高庆仁：《论后金天命纪元之不存在》，《满族研究》1997年第2期。

      (43)春秋馆编：《光海君日记》卷一三九，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84年，第10页。

      (44)《清太祖实录》卷五，第69-70页。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七，第149页；卷八，第155-161页。

      (45)李光涛、李学智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第62页。

      (46)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五册，第138页。淑勒汗乃努尔哈赤的尊号，满语之“淑勒”意指“聪睿”。

      (47)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第39页。

      (48)左方三栏位为目前尚存之各式资料所涵盖的时间区块，分档案信件(含《内阁大库档》及往来文书)、文物碑刻以及《满文原档》(含原载“金国”后被修改者)三种类型，空白表示该年份无此类资料。逐年之统计以长条图显示，该年出现次数之总和则写于后。以天聪六年为例，《满文原档》及档案信件均涵盖此年，其中“金国”一词出现在《原档》16次，见于档案信件中7次，该年无任何碑刻文物，因此总计2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