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的标识性概念。围绕这一概念，英国学派不断丰富扩展其内容，并以此思考世界秩序。笔者试图通过与英国学派做一个对接和反思，考察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思考国际秩序问题。

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在他1977年撰写的《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这一概念做了非常经典的定义，学术界对国际社会的理解基本来自这个经典的定义。布尔认为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受到一条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起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虽然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政府，国际体系在形式上是无政府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在这个体系单元互动中就不能共享一组规则或规范，这就给现实主义粗糙的无政府逻辑以外增加了社会的因素。在布尔看来，以前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讨论的是一种国际体系，社会成分稀薄，国家间有互动但彼此并未形成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布尔同时认为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康德所论述的世界社会将个人、非国家组织和全球人口的整体当作全球社会认同的理念过于激进和超前。英国学派承袭了政治思想中的现实主义（霍布斯）、理性主义（格劳秀斯）和革命主义（康德）传统把国际体系看成是一个线性演进的过程：从国家间无情地争权夺利的现实主义场景（体系主导），到国家的共存、合作甚至融合的更加秩序化的场景（社会主导），再到国家不再处于主导地位的场景（世界社会主导）。《无政府社会》一书主要研究的是格劳秀斯式的国际社会以及由这种社会所决定的世界秩序，霍布斯和康德的传统只是英国学派进行研究的一种对照和定位。可以说，英国学派找了一条研究国际社会的中间道路，处在霍布斯和康德的两端之间。

英国学派关于秩序的讨论实际上是围绕国际社会扩展的过程进行的。在扩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是建立秩序或推广秩序碰到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扩展更多的是欧美社会如何扩展到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怎样变成国际社会的一员。英国学派主要采取了两种叙述策略研究国际社会的扩展。第一种是英国学派的历史比较叙述。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马丁·怀特1977年发表的《国家体系》和亚当·沃森1922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的演进》：《国家体系》主要关注的是国家体系历史变化和类型，用案例对古典国家体系进行比较；《国际社会的演进》主要考察了从文明初始到当今世界所有主要国际社会的历史，具体描述了古苏美尔、亚述、古希腊、罗马、印度、中国乃至拜占庭到伊斯兰体系等国际社会。通过历史比较研究阐释国际社会概念的适用性及其解释力。第二种就是国际社会的扩展叙述。这一叙述策略也有两本代表性作品：一本是布尔和沃森1984年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其中讨论了很多国际社会扩展的案例，即欧美或者欧洲文明怎么扩展到全世界。这部作品基本沿袭《无政府社会》的逻辑，追溯了早期现代欧洲基督教国际社会的产生、发展到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社会的形成，最后变成一个全球的国际社会扩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这套叙述模式呈现的是非西方如何进入西方的国际社会而被改造的过程。另外一本是江文汉1984年写的《国际社会的“文明”标准》，他特别研究了国际社会中蕴含的规范和理念标准，主要是指主权标准和人权标准。在早期国际社会遵循旧文明标准或者说是主权标准，即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后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讨论了新文明标准即人权标准，意味着国家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必须遵守人权标准、对人权进行保护。国际社会不同时期的“文明”标准旨在化解早期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与殖民地之间的紧张，以及欧美国际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矛盾冲突。

“文明”标准反映了一种排他性，即符合这个标准以后，你就在我的圈子里、是我们中的一员。以主权国家的身份为例，如果你不是主权国家的话，如早期的所谓殖民地，你就没有资格跟我玩主权国家游戏，早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剥夺了殖民地的权利。阿诺德·汤因比曾指出，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辐射已经把其他一些现存文明或者现存原始社会卷进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的过程当中。人权亦是如此，以西方的人权标准为标准，不符合要求的就是不文明国家或者对其污名化。这里就体现出英国国际社会内容的两副面孔：一副是对自己内部来说，欧洲主权国家里有一套游戏规则，另一副就对它的社会外部来说，对待殖民地和其他地方时奉行另外一套规则，比如对殖民地的侵略、征服和屠杀，对很多事情的思考采取双重或者多重标准。这种排他性实际上也是西方世界观中自我—他者二元对立在国际社会理念中的体现。

文明的标准除了排他性以外，还有很强的等级性。英国学派把国际社会的扩展明确表达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文明标准的过程。所以文明 标准基本是按等级将国家和文明区分为文明的以及未开化的和野蛮的，以此作为阻止他者进入到西方和后来国际社会的一个门槛。西方文明是先进的、普适的，其他地区是落后的、地方的，西方是老师，其他地方是学生。迄今这种思维仍然存在并产生着很大影响，1945年后大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下宣布独立，但这些国家的主权依然经常受到西方的干涉。时至今日，欧美治理世界的方式，比如俱乐部方式、集团小集团方式，包括现在讨论比较多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都还是这种国际社会原型的变形。

罗伯特·考克斯说：“理论总是为了某个群体，且为了某种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理论来自英国对世界的理解、对世界的想象或者说以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为原型，其本质是英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建立起的一套为其殖民体系和霸权体系辩护的文明中心论或者文明优越论。

上面我们主要回顾了国际社会的内涵及其扩展，现在我们回到中国及如何看待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秦亚青教授曾讲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讨论，英国学者张勇进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国际体系中的中国（1918—1920）》，另一本是《1949年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在这两本书里，张勇进研究的重点或者视角更多地强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国内研究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张小明也写了两本书——《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和《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他在书里主要讨论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变迁过程，更多的还是强调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这种互动里会有中国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国际规范的创新等。另外，王逸舟在《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一书中，探讨了开放之后中国与国际组织或国际社会的多重互动过程和方式。他后来在《创造性介入》一书中更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仁智大国的进取姿态。在美国，亚历山大·温特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英国学派的美国本土化。他讲的三种国际体系文化跟英国学派讲的三种传统大同小异。美国学者江忆恩在《社会国家：国际制度中的中国》一书中，主要讨论1980—2000年中国是如何被由国际制度所组成的国际社会社会化的。约翰·伊肯伯里在《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的未来》一文中，在一定意义上谈到欧美的国际体系对中国产生更大的限制作用。秦亚青、张小明和布赞基于对国际社会的理解在《中国国际政治科学》上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理论和现实讨论，对我们理解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有启发意义。

笔者曾经做过一点点相关的研究，包括对一些规范如和平共处原则、一国两制、人权规范等的讨论，但是这样的讨论主要是平行的，即把中国与国际社会看成是两个平行的主体，赋予中国在规范创新中一些内容，但讨论的环境还是基于国际社会这一大的背景。

1984年布尔和沃森出版的《国际社会扩展》一书，基本奠定了研究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它更多的是讨论欧美对其他的影响，强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接纳，注意到中国与国际规范之间的互动，但是应该看到这些观念规范的来源很多是欧美造就的国际社会，很多概念比如说主权、人权还是有非常浓的外来色彩。即使赋予了中国很大的能动性，但并不是原发于中国。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之后，除了讨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存量互动与供给之外，更要讨论增量上的互动与供给，也就是扩展国际社会，适当改变以前过多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扩展，如关注中国的学习、接受、内化等的分析方式。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研究需要扩大视野，应聚焦其带来的制度创新，提出新的国际社会的概念，提供观念的公共产品，改变原有国际社会的排他性、等级性和唯一性，带来跟以前欧美所谓国际社会的概念不一样的内容。

中国已经提出一些新理念，并且正在付诸实践。比如近年来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非常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观念。在国际制度创建和建设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等新型国际制度与机制里的很多理念跟欧美是有很大不同的，具有更多的多元性、平等性和包容性。而且这些不只是属于我们的，它还具有全球维度、由世界共享，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文明形态，这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欧美传统国际社会的概念，对于国际社会的理解跟欧美可能有些不一样，这可能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创新和贡献。

大家可能最近关注到一个信息，就是在香港要设立一个国际调解院。如果国际社会中一个很核心的内容是契约规则和法律的话，那么这个由中国成立的机构将在已有的仲裁和调停之外，更多展现解决矛盾和对立的中国智慧。

中国需要给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原创性的内容，不止于原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即存量的改革，还要有增量的创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在存量和增量之中维持关系性的平衡。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四辑 总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