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研究认为不确定会增加股票收益。例如,Li 和 Born使用选举投票的数据构建了选举不确定性指标,发现较高的选举不确定性会使股市波动和平均回报上升。Brogaard 和 Detzel发现 EPU 对美国股票市场的超额收益有显著正向影响。

Ferguson 和 Lam 构建了两个衡量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标,分别由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选民民意调查的差异和基于新闻的情绪指数代理,结果表明这两个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都对股票收益有正向影响。另外一些文献则表明不确定性会减少股票收益。
例如,Li 等表明股票市场表现可能会受到 EPU 的负面影响,因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参与者对预期的未来股息和/或贴现率怀有悲观的考虑,这可能导致股价下跌。Arouri 和Chiang发现,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显著降低股票收益。
Kang 和 Ratti发现一个正向的石油市场需求冲击(即对未来石油供应的担忧)显著增加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降低了实际股票收益。Antonakakis运用 DCC-GARCH模型显示 EPU 的增加导致美国市场的股票收益降低。

从波动率和风险方面,Pástor 和 Veronesi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不确定性会导致股票波动性升高。Chau 等则以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发现伊斯兰市场指数的波动性受政治动荡影响会显著上升,而政治不确定性对传统市场的波动性影响很小或没有显著影响。
Liu 和 Zhang研究了 EPU 对股市波动的可预测性,发现 EPU 会导致市场波动性显著增加,此外,将 EPU 作为将额外的预测变量添加到现有的波动率预测中模型显著提高了模型的预测能力。
Megaritis 使用 Jurado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发现,不确定性的增加预示着美国股市的波动性和价格的跳跃。

国内学者陈国进等在随机贴现模型的理论基础上通过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股票市场风险。
夏婷和闻岳春实证表明经济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股市波动的因素, 从市场相关性方面,Connolly发现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对股票和债券收益的相关性有负面影响。龚玉婷等基于中国的实证数据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实体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利率不确定性对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具有负向影响。
张宗新等则关注股债两市流动性协同运动,研究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两市流动性的正相关性减少。
可以看出大量文献发现了一致证据表明不确定性造成了宏观经济衰退、企业投资减少和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但是不确定性怎么影响银行表现,特别是银行风险。

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数量的影响
与非金融公司的投资类似,银行贷款是一种长期的合同安排。因此,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银行可能会推迟贷款决定。不确定性会通过几种渠道减少银行贷款数量。
从需求方面来讲,不确定性高的时期企业暂停投资以及家庭减少消费,导致借款人对信贷的需求减少。
从供应方面来讲,银行也会更加“惜贷”,第一,银行将短期资金中间化为长期贷款,这使他们面临流动性风险和期限错配。在不确定时期,银行间市场的再融资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导致银行限制贷款供应。

第二,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银行信用风险增加,银行可能会限制放贷。
第三,在不确定时期,银行遭受大冲击的可能性增加,投资者要求更高的资金溢价。因此,银行可能面临收紧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限制了提供贷款的能力。
第四,由于信息不完整问题的加剧导致银行越来越难以识别信誉良好的客户,从而选择放缓贷款。
在实证方面,大量文献也探讨了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信贷数量之间的联系。Buch 等基于 OECD、欧盟和 G20 的 48 个国家的银行的证据表明,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银行投资组合中的贷款比例降低。
Bordo 等发现 EPU 对信贷增长有负面影响,尤其是美国商业和工业贷款的增长。Valencia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银行在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时会收缩信贷供应,尤其是对于那些杠杆率较高的银行。

Raunig 等基于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波动率指数(VIX)同样发现在不确定性事件后贷款数量减少,这种影响对于不同规模和流动性的银行有所不同。Alessandri 和 Bottero研究表明,当不确定性飙升时,银行可能会选择采取“观望”立场,这会导致新的贷款申请被拒绝的可能性更高,或者需要更长的等待时间才能释放批准的贷款。
Hu 和Gong研究了不确定性对 19 个主要经济体的银行信贷增长的影响,并观察到 EPU 降低了银行信贷增长,但是,不同银行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对于规模较大和风险较高的银行而言,负面影响更大,而流动性更强的银行和更多元化的银行受到的影响较小。
Barraza 和Civelli表明,由于资金需求下降,EPU 的外生增加导致商业贷款供应减少。Nguyen 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不确定性会降低银行信贷增长,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受到 EPU 的负面影响更大。

Caglayan 和Xu通过使用 18 个国家的数据检验了不确定性对信贷、贷款损失准备金和不良贷款的影响。他们表明,不确定性与信用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不确定性增加了不良贷款和贷款损失准备与贷款总额的比率。
Gozgor使用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UI)将 Caglayan 和 Xu的研究扩展到 139 个国家,结果表明,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国内信贷水平下降。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中观察到了这种影响,但高收入经济体不受不确定性的影响。
何富美等通过中国的数据,运用 TVP-FAVAR 模型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少了银行信贷总量,并且从“供需”渠道看,这种负向影响对信贷需求和信贷供给都成立。

张琳通过 GARCH模型构建了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标,显示不确定性会抑制信贷增速。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不确定性对银行其他行为的影响,例如,流动性囤积,资本,贷款价格等。
Berger认为银行在不确定性高的时期会保留更多现金和其他流动资产来囤积流动性以保护自己。邓伟等从信贷投放、债券投资、现金资产持有三方面对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资产避险进行探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银行资产从高风险转向低风险,导致了资产流动性囤积。
在对中国的研究中,田国强和李双建关注银行流动性创造,发现其在不确定性上升时会减少。Valencia 发现证据表明,在筹集外部资金时,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金融摩擦导致美国银行通过持有更多股权资本来自我保险以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冲击。

Lee 等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银行杠杆决策的相关决定因素,但其对银行杠杆和资本化的影响可能因短期和长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异。Ashraf 和 Shen发现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银行的贷款价格,这是因为不确定性使得借款人风险上升,从而银行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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