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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周刊收集编辑：朱恺
3月24日上映的新闻题材电影《不止不休》，讲述了在互联网尚未席卷一切，纸媒仍然为王的年代，一位新人记者试图用一篇报道展现新闻全貌、改变一群人命运的成长故事。在这部电影里，对人的同情与理解、对时代的精准还原、对理想主义的质朴追随，都让它在当下无比稀缺。如今，理想主义还存在吗？我们要如何去看见那些被隐形的人？一部90%还原年代感的电影是怎样炼成的？在电影上映之际，我们和《不止不休》的导演王晶聊了聊。
青年导演王晶和张颂文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张颂文这次饰演的是报社首席记者黄江。出现在导演面前时，他特意穿上一件考究的毛衣，这件毛衣的灵感还要追溯到20年前：2003年，张颂文在北京电影学院担任助教时，和同学去拜访一位亲历“非典”事件的一线记者，“那位记者就穿着一件毛衣、拎着一杯茶，然后，出来见我们，我一下就记住了那个形象”。聊没多久，工作人员说白客（饰演新人记者韩东）也过来了。张颂文把他叫进来，提前叮嘱他要进入角色状态，“不准说自己是白客”——白客一推门就说：“黄江主任在吗？”两人即兴展开了一场报社面试，从年龄、籍贯聊到过往经历，张颂文用余光看见，一旁的编剧灵光乍现，开始刷刷动笔。以上的穿着和对话，后来都以类似的形式，出现在电影《不止不休》的成片当中——很大程度上，电影还原了纸媒时期的媒体风貌，导演王晶将其视为献给记者的“一封青涩的情书”，媒体人李鸿谷在观影后写下如此评价：“我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曾经粗砺的理想、朴素的道德感，以及勇往直前的力量，都历历在目，仿若昨天。”青年导演王晶觉得，与其说是他选择拍这个题材，不如说是这个题材找到了他。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他就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和故事，去作为自己表达创作的载体，“我曾经考虑过，要不要顺理成章地去写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但我会怀疑它不具有普世的意义，有时候离得太近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直到有一天，王晶和监制贾樟柯、出品人唐岩坐在一块聊天，聊到一个关于记者的故事时，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那双眼睛（视角）——“我觉得在很多时候，记者做的事情，和我们拍电影很像，都是在观察、在记录，在考量当时当下发生的这些人和情感的故事”。电影的背景设置在2003年的北京，那是一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前，纸媒的黄金时代，王晶觉得这是特别适合去讲述一个好故事的年代，20年的时间其实不长不短，从电影制作的技术层面来看，还原场景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还原那个年代的人的精神面貌。因此，团队在前期采访了很多2003年前后在媒体行业里摸爬滚打的记者前辈，他们讲述了不少光怪陆离的精彩故事，电影里90%的桥段和细节，都可以找到现实参照。在这个过程中，王晶深刻地感受到，媒体行业的运行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变，自己没法直观地看到一个记者的工作状态——他最早也提出过，是不是可以跟着一个记者，作为助手去观察一段时间？后来去一个报社聊，对方告诉他，现在记者都不坐班了，也很少会在报社里开选题会，很多时候大家在网上寻找一些有效的素材，就把东西做完了。但王晶觉得，电影本身不仅仅是讲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更重要的是找到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他们身上的精神特质、他们的行为逻辑、他们对世界的判断是什么样的？“当时有一位记者前辈，他教会了我一个东西，叫做‘怀疑’精神。作为一个试图去寻找真相、试图更客观地展示事件全貌的记者而言，这种怀疑精神是很重要的——“《不止不休》可能在叙事上没有特别大的波澜起伏，但它其实用了很长的篇幅在讲“怀疑”这件事情。比如说矿难那一场戏：颂文老师演的记者黄江，他拿到了一个矿难的线索，带着白客一起前往现场跟踪报道，但是看到的景象和自己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眼前是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的矿场，没有很多人忙乱成一团的场面。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打道回府，而是迅速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王晶也在思考如何塑造一个记者的形象。过去的影视作品中有《编辑部的故事》这样的老媒体人形象，“我们也在讨论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新的支点，比如说做一个猎人或骑士的形象，一些看上去和知识分子相背离的设定”？在主创团队看来，记者是一群行侠仗义之人，只不过他们的武器不是刀和剑，而是手中的一支笔。有心的人可能会在电影中注意到这样的细节：比如黄江家的阳台上放着一副拳击手套；韩东被报社炒掉之后，拿着自己工牌的吊带，像一个拳击手一样，在自己手上缠来缠去——黄江刚出场的时候甚至穿着一件皮衣，造型指导后来告诉王晶，这是一套猎装。《不止不休》的主线，是讲述一个年轻人成长的故事，是一名新人记者韩东，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成长过程。在写完剧本之后，王晶对韩东的想象，就是一张平凡的脸：“我希望这位演员能让观众相信，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站在人群里可以是你、是我，这样才会相信自己也可以像他一样，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后来，他偶然看到白客在《后会无期》里一张风尘仆仆的45度侧脸照，觉得白客很适合韩东这个形象。王晶和白客基本上算是同龄人，在第一次谈论起剧本的时候，很快就建立起了认同感。白客跟他分享了自己和韩东相似的经历：当年从大学的播音专业毕业，刚到北京闯荡时，觉得最理想的状况是进到一个很好的电视台成为主持人，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北京的各个录音棚里跟着老师做杂七杂八的配音工作。“白客也像韩东一样经历过自我怀疑的过程、犹豫过要不要放弃，但他最终也是认可这种（理想主义）。我们现在总结了一个词叫‘北漂’，但在当年还没这个词的时候，年轻人向往一个大城市，其实是对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我’的笃定。”而张颂文饰演的记者黄江，是报社里的风云人物，在王晶看来，这个角色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一面镜子。主创团队对于他的想象就是一个猎人，有很多离经叛道的工作方式，基本没有坐在桌子前，永远是带着目标出去“狩猎”。“在这一点上，我们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物，颂文老师身上刚好具备了两种特点：一是有浓烈的知识分子气息，二是有敏锐和老练的气质。”团队在美术陈设方面做了很多调研工作，虽然很难再找到传统的报社，但采风的时候还是捕捉到了不少有意思的细节——比如有些记者会摆一个鸟的雕塑在桌上，有些记者虽然人不在，但椅子上会挂一个颈椎治疗仪，毕竟长期坐在桌前写稿。张颂文也提及，报社的场景是自己最喜欢的景，每张桌子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桌面上堆的文件资料全是在2003年那个阶段的，好像真的有活生生的记者在这里办公，包括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抽屉一拉开，还有暖水袋和大白兔奶糖。“我觉得（布景）是作为幕后的工作人员，希望可以能提供给镜头前的演员更多的安全感和信心，让他们足够相信这件事情。”
回到“什么样的记者是一个好记者”这件事上，王晶和团队在片中也展开过讨论，比如说理性和感性孰轻孰重，“从我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一个人在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之前，应该先具备最基本的情感能力，叫做共情”。片中有一句台词是：“这个世界上的事，哪件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主创团队也试图通过一系列冲突，去强化韩东作为一个普通人（共情）的可贵之处：比如在报道乙肝代检的新闻时，韩东出于对乙肝群体的共情想要撤稿，黄江则认为不应该带着同情去审视采访对象。“我们并不是说黄江的这套逻辑有什么问题，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成长轨迹和世界观，但我也想讨论，人是社会动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去参与、去感受，还是去拒绝、去沉默？”实际上，在前期去广州做调研，在寻找和乙肝群体相关的公益组织、和乙肝战友交流时，王晶感触最深的也是这一点：他觉得自己对事情的理解还是太简单化了，人们很难对他人所处的困境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乙肝可能是一个很遥远的话题。我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人，小时候总是会听到相关的讨论，老人家会叮嘱你出去吃饭一定要注意卫生，身边也总会有一两个乙肝的朋友。“所以，一开始我想当然地说，在大众对于乙肝群体存在不正确的看法和误解时，他们理应会发出自己应该有的声音（辩解）。但其实跟这些战友坐下来聊天时，我感受最大的反而是，很多人在面对一个看似无法改变的现状时，他们选择不再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要说的道理很简单：我可能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我并没有那么可怕。但就像片中姚主任说的，当所有人都选择相信一件谬误时，捅破谬误就变得无比复杂。王晶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选择不再去辩驳这件事情，而是用大众理解的方式去看待自己，就像电影里张博做出的很多选择一样，他去酒吧会使用一次性纸杯，尽量做到“不影响别人”。这也是团队在片中试图讨论的另一个主题：当人们在面对一个看似无法改变的现状时，应该做出的选择是什么？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沉默，沉默是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我觉得乙肝这个话题可能有它的时效性，但这种困境是不会过时的。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我们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个讨论也是不会过时的。”《不止不休》在拍摄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按照故事发生的顺序去拍的，对于创作者和演员而言，这是更舒服、更有帮助的一种方式。唯独有一个部分的戏，王晶特意把它放到了最后：那段戏是讲记者韩东去采访乙肝群体的故事，出镜的演员都是真实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当时，王晶和摄影指导余力为很快达成了共识，就是要用纪录片的手法去拍摄这段内容。“因为在前期和乙肝战友接触时，他们分享的每个故事和内心感受，是我觉得是电影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一部分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带领，而不是由导演站在前面安排和指导。”“非常幸运的是，到了最后拍摄的时候，白客已经真的是韩东了，我可以百分百地把信任交给他。那天，我们只是把乙肝病毒携带者请到现场，提供一个可以聊天的环境，我和白客说：这一场戏我没办法给你明确的安排和指示，我想拜托你的是，第一是请相信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非常精彩，第二是挖掘这些故事，让他们安心地讲述最真实的经历。”王晶认为，这部分内容，是电影里最有价值的东西。前两天在《不止不休》首映的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很触动：有一个女孩戴着帽子和口罩，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在映后交流环节，她拿起麦克风说，自己的经历就是片中的（小女孩）“七喜”的经历——因为她是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小时候没有办法去上幼儿园，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她可能没觉得有多大影响，反而是她的父亲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和负罪感，觉得是自己传染了女儿，在她的整个童年阶段都因为这件事变得性格阴郁，没有办法走出内心的困境。“我当时听完以后，心里很是百感交集。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们做这个电影还是希望能够无限地接近真实——当我面对一个真实的人，愿意站出来向我讲述她的困境时，她作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在那个年代没有办法上学的困境时，我觉得我们电影起码还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不仅仅是新闻行业，电影行业也迎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作为一个电影从业者，王晶觉得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切身的感受，电影本身在变，我们观看电影的方式也在改变，这个改变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或者具体的事情发生的，而是时代的无数发展汇聚到一起，才变成今天的样子。“作为一个在行业里面切身感受的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无奈和思考，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一个行业可能会消亡，但它所指代的精神内核是不会消亡的。并不是说电影一定会消亡，但它朝着我们没有预想过的方向在改变，大家的观影方式、认知中的电影的样子都在改变，这是我们没法左右和阻挡的东西。“但就像一开始说的，一个人的精神内核是不会变的，当外在的困境和挑战变得无限大时，其实反而可以帮助我们从内心去寻找一个出发点：我们为什么拍电影？我们为什么做新闻？这些内核都是不会变的。”对王晶来说，拍电影最难的地方，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沟通成本，一个人要在四五十天里完成一个相对集中和高效的工作，如果能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伙伴，就可以把最不确定的因素或者隐患消除掉，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这一次拍《不止不休》，幕后团队都是合作了10年以上的稳定伙伴，彼此已经非常默契，明白对方想要做什么样的内容。团队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在还原2003年的故事时，贾樟柯导演贡献了不少灵感，后来还客串了一场戏。“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就和他开玩笑说，你别光监制，也帮我演个角色，但是演什么，大家一直没有定下来。后来有一个煤矿治保主任的角色，我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贾导过往的生活经历中，他应该是非常熟悉这一类人的，最后也把自己对于这群人的理解，用两三分钟的时间诠释在电影当中。”很多观众在看完《不止不休》后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从来没有人触碰过的领域，也有人将其与国外优秀的新闻调查类的作品进行对比，而在王晶看来，其实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聚焦》的风格或是《黑水》的风格，它们都是不一样的。王晶觉得，如果只是从电影风格这一层面去借鉴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可取性。反而是在记者这一职业外衣的下面，不管是人对于一件事情的好奇心也好，还是人具备的“怀疑精神”或是对一个事情抱有的信念和坚定也罢，其实是具有共通性的——如果这个东西在其他语境里是可成立、可讲述的话，他相信在眼下的语境里面也是可以讲述和成立的。在某种程度上，他觉得自己心里也住着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具备这样的共通性。他希望《不止不休》可以在这点上起到一定的社会效应：“最近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我们当时认为顺理成章的东西，到现在反而不那么显而易见了：“我们那会儿不管在什么地方生活，大家总是希望到一个更大的平台留下来，不管是对自己的命运做出改变，还是对自己能参与的、社会层面的东西去做一些改变，这都是挺理所当然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又觉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了。“有一些观众朋友看完电影以后，问我说韩东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执拗，为什么这么一根筋，他为什么这么理想主义？当然，这可以站在剧本的角度去讨论，但我也在反思这件事情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还需要为理想主义找一个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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