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过我文章的读者朋友应该会有感觉，我的文章可能谈行业、可能谈公司、可能谈人生，但唯独极少谈宏观。

并不是宏观不重要，宏观是影响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我们投资一个国家的一家企业时，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也是在投资这个国家。

巴菲特之所以能成为巴菲特，是因为他出生、成长在美国。如果他的出生地稍微偏一偏，调到墨西哥，估计到现在都不一定能为世人所知。

我不谈宏观的根本原因是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宏观，宏观太复杂，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

在这个市场大跌之际，和大家重温一下李录老师关于中国宏观的一次分享内容。

李录是谁？

一方面，他是一位美籍华裔投资家、美国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

另一方面，李录是查理·芒格的合伙人、是查理· 芒格所说的“一生中三个最成功的投资之一”，也是外界盛传的芒格衣钵的传承者。

1966年，李录出生于河北唐山，在少年时代遭遇地震，并因此痛失寄养家庭的亲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后，他以惊人的速度在6年内取得三个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学院的经济学本科学位、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法学院的法律博士学位。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手空空，举目无亲，在昂贵的学费、生活费压力下对前途一片渺茫之际，巴菲特的讲座改变了他的命运。

甚至就连他第一次旁听巴菲特讲座，也是因为他误以为那是一顿免费的Buffet（自助餐）。

直到三十几岁遇到芒格，他才拥有了终身的投资伙伴和人生导师，于是全然放弃了曾尝试过的对冲和创业投资，开始专注于二级市场价值投资。

在毕业后一年，1997年就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发行了投资基金，现在李录管理的基金已经从最初的百万美元，发展到了几百亿美元。

在李录治下，喜马拉雅资本自1997年成立以来的年化回报一直保持在20%以上。

更为人所熟知的是李录引荐比亚迪给巴菲特的故事。

早在2002年，比亚迪在香港IPO后不久，尽管此时的比亚迪被广泛看衰，李录却重金买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他推介巴菲特入股比亚迪，自己也再度加仓支持。时至今日，巴菲特在比亚迪上的收益超过30倍，投资比亚迪的他也回报颇丰。

李录先生将自己多年的投资经验写成《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全面分享了自己投资哲学和交易体系，有时间的朋友建议一读。

李录对中国宏观环境的讨论分为五个部分：

首先讨论了中国和西方有何差异，各自有何独特之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差异和独特之处。

核心逻辑是整个农业文明的历史中，土地是稀缺资源。某个社会一旦拥有更多的土地，就会产生更多的人口。

当人口多到一定程度，超过土地大小所能承载的极限，就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战争、瘟疫、饥荒纷至沓来，人口急剧减少，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农业文明中的战争通常是为了争夺更多土地。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上，战争数不胜数。最终的胜者是那些发明出一种大规模动员人民的方式的社会，也就是政治组织形式比较完善的社会。

中国人最先探索出一种大规模动员社会的方法，叫政治贤能制，从而得以释放出集体的巨大潜力，这一直也是中华文明的标识。

与亚洲的地理环境不同，欧洲的地理环境布满了许多流向纷乱的小河流。整个区域并不大，却被山脉和复杂的河道分割成许多小块，易守难攻。

因地理条件所限，欧洲的土地无法支撑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以至于罗马帝国之后所有重新统一欧洲的努力皆以失败告终。

但欧洲的优势在于和美洲更近。

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距离约为3000英里，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距离约为6000英里。

因此欧洲人民更容易发现美洲。

欧洲人也借此发现暂时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因为北美洲的土地比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更广阔、更肥沃，由此得以在跨大西洋领域内形成了持续数百年的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

当然，如果人口一直增长下去，土地最终也将无法支持，还是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但在此之前，新一轮的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引爆了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的剧变，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和伟大的科学革命。

此后，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引发了文明范式的转变，真正将人类文明带入了全新的阶段。这个时代的定义是持续的、复利式的、无限的经济增长。

如前所述，农业文明是由光合作用原理决定的，光合作用系统由土地的大小来定义。土地的大小有天生的上限，因此农业文明的经济是短缺经济。

而以现代科学技术将农业时代的短缺经济转变为富足经济。

这种新制度是经济贤能制的结果。

在欧洲，人们忽然发现，无论你是谁，出身如何，你在经济层面上有了自由上升通道，可以通过努力飞黄腾达。

这种体系有助于释放个人和小集体（公司）的潜力，它吸引着人性的另一个方面，即个体性力量的释放。

中国1978年到2018年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的复合增长率平均约为9.4％，按实际价值计算，中国4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翻了37倍。

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实现了超长时期内经济持续超高速的增长。

对于增长的解释，常规的解释主要有美国的帮助、世界处于全球化进程、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中国的传统努力工作吃苦耐劳的文化等。

李录给了一个非常规的解释，就是：

1、现代文明的本质并非政治制度，而是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

2、“三合一市场机制”。

所谓“三合一市场机制”，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

中央政府制定战略，提供资源支持，调节经济周期——这一点和美国联邦政府相似。

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更像是企业行为，这些“公司式地方政府”为真正的商业公司提供总部式服务，例如提供土地，修路造桥，组织劳动力，改变税收制度，甚至可以购买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

作为交换，公司大量雇佣本土劳工，贡献GDP产值，并向地方政府支付税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是支付租金，因为相当于租用了一个现成的公司总部。

与此同时，不同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为商业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中央政府一起促成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高速的经济增长模式也碰到了一定的问题：

1、三合一市场机制在创造了超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了严重的贪腐、寻租、环境污染恶化、不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不可持续的贫富分化，和高度依赖债务的经济，因为债务是中央政府用来缓和经济周期起伏的主要方式之一。

2、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工业国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没有9％的增速来适应这么多的产出。

3、那些原本发达的工业大国正在失去其工业上的优势基础，而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带来的好处又集中地过度分配给了科技与金融领域中的精英们，贫富分化日益恶化，中产阶级停滞不前。于是反全球化运动和种种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开始聚集力量。

目前很多投资人，对于中国的环境有两个担心：

一个担心是反腐，因为它影响到了所有官僚机构，影响到了所有知识分子、商人，也影响到了每个公民。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很多人都感到难以适应，它导致了某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甚至使部分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但是反过来想，加强党的领导也带来了更加稳定的政府、稳定的国家，和稳定、持续、共同、单一的大市场。

反腐运动还有效地遏制了贪腐和寻租行为，将一些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连根拔除，从而使一些原本很难推行的经济改革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是很多人担心贸易战导致中国增长周期的终止。

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中国的净出口曾经非常高，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9％。也曾经低到-4％。但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的净出口平均值在2%左右。

十年前，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很大，2008年和2009年开始下降（当时中国是支撑全球其他经济体的主要进口国）。

数据表示，过去五年，最终消费的贡献在持续增长，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相对降低，而净出口显著降低。

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显著降低。中国供给侧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实际的成效。

中国经济实际上正在悄然发生变化，2018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32.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8.6%。

中美贸易战固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和诸多负面影响，但是已不足以阻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有三个不同阶段。

在工业化早期，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不断被吸引到城市工业中，但是随着工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从过剩变到短缺。

这个拐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也即早期城镇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拥有绝对的掌控力，劳工一般很难有定价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

但是因为农村里有很多剩余人口，找工作的人很多，企业自然就会剥削工人。

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进入到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这时候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对生产设备的投资以提高产出，同时迎合满足雇员的需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设备等等。

在这个时期，因为劳动人口已经开始短缺，经济发展会导致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工资上升又引起消费水平上升，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也会上升，这样公司的利润也会上升，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向上的正向循环。

这个阶段中，几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会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社会，整个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状态。

所以这个阶段也被称为黄金时代。

今天的经济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当黄金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工资增长到一定水平后，对企业来说，在海外其他新兴经济中生产会变得更有吸引力。

此时，企业开始慢慢将投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自己的工业化过程。

如果这种情况在本国大规模发生，本国投资就会减少，本国的劳工，尤其是那些低技能劳工的工资水平会停止上升甚至下降。

这一阶段，经济仍然在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对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已经不再均衡。劳工需要靠自己生存。

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比如科学技术、金融、国际市场类的工作回报会很高，资本的海外回报也会很高。

但是社会的总体工资水平会停滞不前，国内投资机会大大减少。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称这一阶段为后刘易斯拐点的被追赶阶段。

今天主要的西方国家大概都在70年代慢慢进入了上述的第三个阶段（被追赶阶段）。

而作为曾经在追赶中的新兴国家，例如日本也在90年代以后开始进入了被追赶阶段。

对中国来说，虽然不同观察者提出的具体时间不同，但大体上中国应该是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开始进入到成熟的经济发展状态。

中国近些年的工资水平、消费水平都开始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

然而不容否认，中国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对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有成本优势，而后面的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竞争优势。

今后若干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储蓄水平、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还会呈现相互追赶的、螺旋上升的状态。

最后，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之上，就可以估测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

如前所述，现代文明的基础是现代科技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与政治组织方式关系不大。

而技术密度却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

考虑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研发费用时，你就会发现中国潜力很大。

中国去年毕业了750万大学生，其中470万是STEM专业（科学、数学、技术和工程）。

对比之下，美国大学STEM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大约50万左右。

两年后，中国预计总共有近两亿大学生，已经接近整个美国的工作人口。中国即将享受到巨大的工程师红利。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978年初，当时来自中国农村的数亿年轻人搬迁到大城市，不管工作难易，薪水高低，他们都愿意全力去打拼。

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起飞正是得利于劳动力红利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工作机会。

今天我们即将迎来工程师红利的时代，享受工程师红利带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富足社会。

华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雇佣了约15万名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至少拥有工程学学士学位，其中大多数还有硕士以上学位。

华为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报酬大概只相当于西雅图或旧金山硅谷同等职位的一小部分，但华为的工程师都以刻苦敬业闻名于行业。

他们的聪明程度、所受的专业训练绝不亚于那些西雅图或旧金山硅谷的工程师。中国即将释放出的竞争潜力就在于此。

就人均GDP而言，中国与巴西、墨西哥和泰国相当。

我们再看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研发支出的差异。中国的人均研发支出大约是泰国的六倍，是巴西和墨西哥的两倍。

中国的人均研发支出与葡萄牙、中国香港和西班牙相当。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是中国的两倍到四倍。

换句话说，中国的人均研发支出水平达到了那些人均GDP是其两倍甚至四倍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研发支出水平。

而和中国拥有同等水平人均GDP的国家在研发上的支出只有中国研发支出的一小部分。

那么如何释放中国人均GDP的潜能呢？城市化率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所有那些人均GDP较高且人均研发支出较高的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70％左右，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55％。

而且，这个数字还有些夸大了，因为其中包括了1.8亿农民工，这些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但没有城市户口。

只有那些有户口的人才有权享受一系列社会福利，包括教育、退休和医疗福利。有了这些保障后，减少了后顾之忧，人们才会更愿意去消费。

因此，这1.8亿农民工并不是城市生活的完全参与者。更不用提那些完全生活在城市之外的45%农村人口了。

然而，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二十年内将以每年1%的速度开展城市化进程，这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大约有三亿人成为新的消费者。

这正是参与城市化进程的全部意义所在—成为消费者。

一旦你真正加入城市生活，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你就会像身边的所有公民一样开始消费，开始赚钱，开始进入到经济循环中去。结果就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还有另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有足够资金来支持城市化、支持建设、支持制造业升级？

恰巧中国还有另一个特征可以为此助力。这是中国从1952年到2017年的国民储蓄率。即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储蓄率也一直居高不下。

非常有趣的是，近年来消费水平大幅上涨的同时，储蓄率也在升高。

去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储蓄率仍高达45％。高储蓄率就是支持进一步消费和投资的资源。

高储蓄率还能解决让许多人担忧的一件事——高债务水平。

中国的债务水平自2008年以来一直不断升高，当时中国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开始持续大量投资，主要通过发行货币，依靠债务融资。

传统上，中国社会融资主要来自银行债务，比例有时可高达80-90％。股票市场及股权融资占整体融资比例很低。

但无论是债务还是股票，它们的来源都是一样的，它们不是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来的，而是直接来自于本国储户。

几乎所有中国债务的债主都是中国人自己，并以本币发行。所以，尽管债务占比较高，但是因此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至少目前并不高。

下一步中国政府想做的就是通过资本市场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融资结构，大大增加股权的权重，减少债务所占比例。

理解中国经济未来的另一个维度是中国政府在处理重大问题、危机时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今天中国政府的两个目标，即全面从严治党治国与保持经济中高速可持续增长之间既统一又有一定矛盾，有时处理得不好甚至可能演化成危机。

但是在应对危机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表现出足够的弹性和实用主义精神，可以在两大目标中调整轻重缓急。

比如中国政府在中美贸易战问题上已经调整了与美国谈判的策略，也改变了之前对私营企业家的一些处理方式和对私营企业的借贷政策，尤其是在证券市场暴跌中对私营企业金融股权的处理等等。

当然，已经造成的损失难以逆转，伤口愈合也需要一定时间。

另外，全面从严治党治国的结果可能是政治愈发稳定而非相反，这一点可能会让同情西方模型的国内、国外观察家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接受。

但是现实确实如此，过去和当代也都有很多案例可以佐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想方设法进行适应性调整。

无论人们对今天的局面有多少不满，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离开中国。他们既带不走财富，更带不走事业。

随着政策改善，时间推移，一切又回归常态。

商人会继续经营生意。这些财富不会从中国流走，生产性资产不会丢失。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中国政府，都会学着去调整。

如果中国政府都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我想整个中国社会必然也是灵活的、具有适应性的。

当矛盾爆发时，我们会看到两个目标之间的优先顺序不断地切换。

只要政府不改变经济改革发展目标，中国经济就会在一个稳定单一的大市场中持续发展下去。

那么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下，中国经济还能走多远呢？当然没有人能够对此作出确切的回答。

所以，要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最好参考一下以类似政治、文化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发展经验。

东亚同样受儒教影响的国家、地区，比如日本、南韩、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尽管无论是政府管控程度还是人口数量上都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发展历程仍对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具有启发意义。

日本在1961年首次达到10,000美元人均GDP水平（2010年不变价美元）。随后的24年里，其GDP平均复合增长率约为6.1％，一直持续到30,000美元人均GDP水平。然后增长率开始放缓。

韩国在1993年突破了10,000美元大关。随后24年，GDP平均复合增长率为4.7％，直至达到25,000美元以上。

新加坡的复合增长率高达8.2％，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人均10,000美元一直增长到30,000美元。当然，新加坡是很小的经济体，不一定具有可比性。

中国香港也是类似，有28年10％的增长率。香港只能算是中国的一块衍生地，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

韩国和日本的数据更具预测性。他们在政治上的组织方式和中国类似，也和中国一样重视教育、技术、产业升级并且强调国内消费，日本尤其如此。

韩国的经济仍然非常依赖外国。但他们都多多少少转移了一些重心到消费上

这些东亚儒教国家的经历对我们估测中国增长潜力很有帮助。

大家都相信贤能制的文化，都有很高的储蓄率，重视教育、科技，在到达一万美元人均GDP时还表现出强烈的企图心。

而且他们大多数在社会组织方式上也和中国有类似之处，在经济上政府都扮演着比西方国家更重要的角色。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走出类似的轨迹。

但我们是自下而上的投资者。我们的投资一般不受整体宏观环境的影响。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所投资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所在国家的命运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国家有一个粗略的认知。

这种认知不一定要非常精确，也不需要时时正确。我们只需要对所投注的国家未来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情况有个大致的推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分析，为什么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

最后总结一下，

地理位置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和西方的发展走出了不同的道路，政府在两种文化中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

中国在历史上发明了政治上的贤能制，使得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领先于欧洲。

同样，也是地理因素帮助欧洲最先发现了新大陆，并促使西方发明了经济上的贤能制，从而把人类带入了新的现代文明。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挫折，中国终于在过去四十年里发现了现代文明的精髓，也即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从而在四十年中创造出超长期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 而这其中中国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治理优势也不可或缺。

在今天的环境下，执政党和政府对于社会的管控更加严格，但是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并未发生变化，就是要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为中国创造一个可持续的中高速经济增长。

尽管和美国的贸易冲突加大了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但是今天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依赖出口的国家，而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进口大国。

中国和美国出于对各自自身利益的考虑，极有可能会在贸易和经济的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妥协。

今天的中国已经通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到了经济发展成熟的黄金期，工资水平、消费水平、储蓄和投资水平，都进入了互相追赶式的螺旋增长，为创造中产阶级消费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中国的文化和国策使它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到高度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其中有各种因素的作用。

这些因素包括在科研上持续的高投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尤其是工程师群体的迅速扩大，日益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居民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巨大的国内市场等等。

我们也看到和中国具有同样儒教传统的其他一些东亚国家，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又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最终成为了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