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nd（Neues Deutschland）左翼刊物2023年1月30日，采访者Alex Struwe

答：从日常实践的角度来说，周年纪念意味着研究所这栋房子在很长时间后再一次向公众开放。在大流行带来的限制之后，这里又开始举办了系列讲座和一些日常工作。直到三、四个月前，这里的活动几乎只是线上展开。对于这个旨在衔接学术与公共领域、研究与教学、对社会的反思和与社会中的行动者互动的研究所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然后，这次百年纪念本身就是一个大事件，获得了大量的公共及媒体关注。诚然，研究所真正的光环始于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它的兴趣通常在1969年阿多诺逝世后戛然而止。之后的发展大概就只是一些流水账。无论如何，这一历史赋予了这次纪念日相当的分量，也产生了某些压力——特别是对我这个必须为研究所的发展计划及学术上的成功负责的人来说。我们的资助者和合作伙伴受邀参加了庆典，他们自然想要知道研究所正常运作及它将走向何方。我很乐意看到人们的兴趣和支持。但同时，如果涉及到批判的社会研究（kritischer Sozialforschung）实际的走向和相关事务，我也不会做一个好好先生。毕竟这里的工作不仅仅意味着在既有轨道上亦步亦趋，它也意味着打破惯常的进程。

答：我对这个神话不以为然。不是说崇拜某个研究人员的生平成就毫无道理。但是，神秘化对把握当下的社会关系、破除知识特权统治毫无裨益。对我们这儿具体的工作来说，神话既是负担，也是研究所最大的资本。但是这种敬畏不能变成孤芳自赏。人们还必须指出缺陷在哪里：比如批判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实践或者性别议题的关系。在媒体关于研究所的历史书写中，非男性的人物就没有显现出什么重要的影响力。

答：很有趣，事情确实如此发展。当然，这预设了所长整体上就代表了研究所的研究计划，而研究所又与个人相一致。一提起上任所长霍耐特（Axel Honneth），人们就想起现代性规范性悖论的哲学批判。至于我则是政治性的参与社会学。显然，这是一种批判性的社会学，它超越了国家-社会框架，进而将微观和宏观事件连并着思考。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当然，我的个人工作必须融汇在研究所的计划之内，两者不可能分离。但我从不要求，像有一个磁铁一样将各位研究人员的兴趣划归为一。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项铺陈开来的、横向的研究发展进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孜孜以求的是能够将最大差异的冲动——例如来自不同学科和经验背景的冲动——向着同一项计划融汇贯通。然而，这可不是任意的或者不同部分的简单加和。

答：一模一样。

答：至少在结构上完全一样。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系统性地生产苦难的社会之内，而且对社会的大多数群体来说还不是必要的苦难。批判理论的原初认知就是市民社会系统性地未达到人类解放的客观可能性。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模式创造出了所有的生产力、扩展了可能性空间，但也同时产生了负面效应：排斥（Ausschluss）与毁灭性（Destruktivität）。批判理论始终强调这些阴暗面，同时又坚持“总体”是人造的。整体境遇乃社会进程、争执、冲突、斗争之人造物，且无论如何不能被自然化。它不仅涉及一个系统，而且带着真实利益的真实行动者参与着社会斗争的形塑，其结果正是当代社会。

因而，研究计划背后的引导性问题必须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一如既往地沿袭着相同的运作机制——资本主义剥削、自然的毁灭、社会关系的损毁，但是在整体上却仍然可被正当化？我们可以解释道，人们是被嵌入到这些关系中不同的权力位置上的。但这也必须要经验性地理解：一个持续性生产危机的社会要能够保持相对稳定，这是如何实际运作的？

答：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已经以特定的方式自我耗尽了，但它在耗尽之后却还支配着生活。这种死后生（Nachleben）仍然让世界上许多许多的人受罪。在这片土地上它使人民精疲力竭，但在别处情况更糟。

对我来说，这个结构性问题和百年前一样：有哪些社会形态的特征、哪些社会的组织形式、哪些建制性前提，使得法西斯主义掌权，又有哪些要素使其持续下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际上直到今天——在多大程度上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后纳粹社会[而没有给出自己的新的原则]？[毕竟那些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危机，诸如]对民主的威胁、经济体系的破坏力和社会关系的危机也在当代社会中表现出来。

答：这正是我将自己视作“正统”的一点。在我看来，旧批判理论的基本概念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可行的。但是今天要想重新调用这些理论，就必须要对接来自批判理论内部和外部对这些传统概念的批评。随着人们对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引证，如矛盾、危机、剥削、异化等富有理论前景的概念都须经过严格的检验。一个研究纲领的使命需要展现，这些矛盾到底在哪里，并精确分析出它的层次（Dimensionen）和动力学机制（Dynamiken）。仅仅是强调社会的对抗性，或强调劳资之间的主要矛盾，对研究来说收获有限。人们必须更加准确地理解那些纵横交错、相互作用的矛盾性星丛。

例如，以“剥削”为例，这仍然是理解这个社会最核心的概念。在研究所之外，也存在着有趣的尝试，来重建一个不再以“资本-劳动轴”为导向的社会中的剥削概念。剥削也适用于在这个社会中弱势地位的人，虽然他们在首要意义上并不依赖于工资的获得，而是间接地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诸如，东欧的护工在私人家庭中非正式地提供一些护理服务；或是那些从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公民参与者。

答：是的，否定性的关系也需要对社会地位分化（Positionierung）的否定。[要否定]一种产生了如此多的痛苦和毁灭的社会化形式，也需要被彻底否定其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止步于此。没有一种批判理论会陷入对占主导型的社会关系的彻底乐观。虽然无法否认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具有一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也不能认为他们在批判老一代批判理论的否定性时走向了彻底乐观。危险恰恰在于：在想要与非生产性的否定性保持距离时，可能就转向了对现存的肯定。这样一来，便只能构想对当下关系的逐步变革了。

然而，早在老批判理论中，否定性就一直与变革的前景联系在一起。否定性证明，社会由于系统性原因（systematisch）而落后于解放、自组织和团结的可能性。今天事情看起来仍是如此。因此，批判理论无法摆脱否定性，而且它必须清楚自己给圈外人留下的印象已经被还原为了否定性。然而，甚至是批判理论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如作为电台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阿多诺——所追求的都不仅仅是不顾现实地说些丧气话（Deprimierendes über den Äther），而是始终为另一种社会形态寻求支点。

变革呼声的缺乏不是最致命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像往常一样继续下去，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了。但无论如何生活还在继续。瓦尔特.本雅明曾说过，“一切‘照旧’乃是灾难”（»Dass es ›so weiter‹ geht, ist die Katastrophe«.）。但是，一切照旧是何以可能的呢？当人们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踏上了一条更为乐观的道路。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将能够看到使得一切无法照旧、但依然照旧进行下去的各种各样的推动力和前提。一种难以表述的、对某种另类之物的想象（Vorstellung）——即某种另类之物是可能的——就位于其中。

答：当然，批判理论和它所批判的实践一样，都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性的政治背景中。实际上，批判理论与实践保持着距离，在政治的、乃至指向革命的实践，与理论反思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有着不错的理由：理论不能消解于实践。但这一鸿沟也部分出于习惯和传记因素，举例而言，阿多诺对学生运动的疏离就体现了这点。他在1969年促成了对被占领的研究所进行清场，还有人们喋喋不休谈论的、扰乱了阿多诺的讲座的“裸胸袭击”（Busen-Attentat）。批判理论与激进实践的分歧始终有历史时代的印记。

答：在这种争论中的确始终能见到一点真理的火光。如果人们看看老照片，会觉得老批判理论中的一些人物仿佛是活在自己的气泡之中的。这是一种完全刻意为之的纲领性超离（eine programmatische Entrücktheit, die durch aus gewollt war）。

（译注：Petite Auberge Aufbruch是莱森尼希发表于2022《德国社会学年刊》的同名文章。此名耐人寻味，不仅仅与“深渊大酒店”相对，且采用法式小酒馆的名称，希望引入布迪厄式的学术管理模式。如其所述，“这意味着社会研究所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未来的开放之家，对新事物、对来自外部的冲动、对他人的问题开放。对学生和城市社会开放，对文化生产者和运动者开放，对 ‘来自下面’和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批评开放。”）

答：至少在今天，我们已经不再能在一般意义上谈论理论反思的大酒店了。研究所里也并不流着琼浆玉液。或许除了所长之外，没人在这享有特权。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学经营化的时代，像在所有其他学术事业中一样，在企业经济和竞争经济的压力之下工作。在这工作的学术人员很大一部分是在有风险的劳动关系中被雇佣的，很难说他们在（当下社会）关系中居于一个优越地位。当然，这里也存在着虚假意识的形式，一种相对受保护的资产阶级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不会为了一种所谓具有革命性的项目（vermeintlich revolutionäres Projekt）而被放弃——主要是因为，放弃这种生存方式很少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良善标准的要求被提出。尽管如此，所有在既定关系之下，在研究所工作的人的动机都是对批判理论的关切和意图在理智上的亲近。在资产阶级化和卷入（当下）的关系的同时，至少通过稍许重振已许久不再在德国大学中出现的一些科学-政治实践，这一基本的态度绝对能为了觉醒行动而被调动起来。

今天，代际背景以及政治行动主义的形象、类型和背景都完全不同了。我相信，必须得再次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理论不会因为接近政治实践而受损。我相信，习惯也在此有巨大作用。在参加研究所的纪念活动时，我通常不会穿得很正式。佩里.安德森当然会觉得这远远算不上走进运动，无论在他当时还是后来的时代，都是如此，但尽管如此这仍是实践发生改变的标志。

研究所将之与在今年降灵节进行的第二次马克思主义工作周联系起来的那种想法也处在上述语境中。我们不应回退到那种仅仅相互交换意见，根据一己之见提出天才计划的地步。实际上，我们寻求与我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行动者进行交流，以在批判性的对话中处理这些问题：合乎当代的问题化（Problematisierungen）是怎样的？这种问题化对于批判-理论的研究纲领又意味着什么？这项任务是由社会情景提出的，也恰恰是因之而可能的。

答：好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我总会反问：当时被背叛的当真是工人阶级这一主体吗？在行动者以及理论的感知中或许的确如此，然而哪怕在当时，被潜在背叛的主体也可能比其全部实践和活动都充斥男性色彩（männlich durchdrungen）的工人阶级要更多。这一主体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当时的理论还原的结果。这有着不错的历史-经验根据，但将社会问题还原为工人问题的确首先是一种设定。或许动员历史主体时的失败也与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分析的狭隘化相关。

在此意义上，我并不确定说找到转型的革命主体在今天真的比当时要困难很多。几乎毫无争议的是，我们生活在个体化程度极高、主体化产生大量作用、社会分裂的局势简直无法洞穿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但当人们断言当时只有两个阶级，而甚至在这种简单关系中转型也没成功时，就会带来困惑并阻碍政治实践——如果这样，在身份多元化的今天该怎么办呢？

答：当然只能在大体上实现。我们实际上且必然远远达不到团结的、转型式的研究关联体的理想观念，这是十分明确的。而同样明确的是：我们需要的研究纲领得最终能为研究所筹到钱，且绝不能让我们失去被视作可接受的学术活跃分子接受公共资助的可能性。但在当下的关系中——不仅在大学，而且在我看来总体而言在全部社会生活中——人们必须利用那些允许去做点不一样的事情的位置和机会。仅仅因为研究所的符号资本，我们的机会也并不少。谁知道自己的实践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会引发怎样的衍生物和动能呢？

答:我已经把顶层平台的栏杆加固了。或许就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的安全而言，这和红绿灯差不多一样重要（大笑）。但实际上，我想促成的是研究所的开放。这既关系到那些应将研究所再次视作一个理智交流场所的学生，又关系到（法兰克福）大学整体，在此，社会研究所的可见度将明显提高。多年来，这几乎没有可能。但这还关系到有兴趣的非学术的公众。最后，这还关系到公民社会的和政治的活跃分子，研究所中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相关，他们不能忽视且必须探讨研究这些内容，哪怕这一探讨仅仅在反对的意义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