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蓝江，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本文节选自作者文章《数字社会转型中如何理解与化解青年焦虑》第二部分

焦虑和倦怠的根源是对日益被技术强化的竞争性内卷的不适

严格来说，内卷并不是当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实际上，在马克思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已经出现了类似于今天内卷现象的分析。不过，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内卷一词，而是认为工人失业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后备军，对于仍然在就业的雇佣工人群体而言，巨大的产业后备军形成了竞争性的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内卷。由于工人担心变成产业后备军中的一员，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不得不低下头来，选择向资本家妥协，接受资本家不平等的契约。“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不过，马克思所分析的产业资本主义，还有一个有利于工人的特点，即他们可以在争取工资的斗争中，有效地团结起来，共同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即便存在着产业后备军团体，也是他们作为群体与资本家和产业后备军团体的斗争。

然而，如今西方企业与雇佣员工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社会理论家吉尔·德勒兹曾经撰写过一篇《控制社会后记》指出：“工厂使个人形成一体，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资方易于监视整体的每一成分，工会便于整体的抵抗。但是企业则不断地将不可调和的竞争作为有益的竞赛引进来，竞争这一绝妙的激励手段使个人之间对立，使个人本身分裂。”这样，原先在规训的工厂体制下还能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在企业管理之下，变成了竞争性的关系。由于公司变成了绩效模式和竞争模式，公司变成了内卷的场所。换言之，在现代公司体系下，员工被迫形成一个孤立的竞争个体，参与到员工之间的内卷竞争之中，员工不得不正视自己在公司中的地位和排名，重视自己的绩效。

正如德国社会理论家韩炳哲提出的“功绩社会”概念，在功绩社会的治理之下，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竞争的压力，面临着被淘汰的焦虑，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倦怠社会。韩炳哲指出，功绩社会里，在企业的绩效管理制度下，为了在与他人内卷和竞争中获胜，不让自己被淘汰，功绩主体只能不断地学习和加班，不断地创造新的价值，所以，“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于是，在同他人的绩效竞争中，这种面对他人的竞争压力，直接变成了对自我能力的焦虑，为了得到更好的绩效，为了更好地博得更有利位置，功绩社会下的主体不得不穷尽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不断地消耗自己，而这种消耗的动力就是焦虑。

而在当代数字社会的条件下，当一般的公司和企业进一步发展成为数字平台企业时，由于数字监控和绩效算法的引入，青年个体之间的内卷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强化。原先仅仅在年终才进行绩效考核，而在算法和监控之下，绩效成为一个实时性的监控点，让每个处在监控之下的个体都感到焦虑不安。这样，个体之间的竞争，在算法化的监控之下，成为对内卷化的日常焦虑。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布德将这种在内卷竞争下的社会形式称为“焦虑社会”，而焦虑社会的根源就是功绩社会下的绩效竞争和内卷体制。布德看到，在绩效管理的刺激下，焦虑变成了社会成长的动力，真正焦虑的恰恰不是那些被淘汰的人，而是那些暂时没有被淘汰的职员，因为他们时常担心自己会变成下一个被裁员的对象。因此，他们的焦虑帮助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即他们越焦虑，就需要越消耗自己；越消耗自己，让功绩体制下的个体越内卷；而越内卷也就使主体越倦怠、越疲惫。

由此可见，当代社会中部分青年群体的内卷和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倦怠和躺平，并不是青年群体自身的特征，而是在日益被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催生的绩效考核下的不适所产生的效应。用当代德国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新异化的诞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仅仅需要理解这种在智能算法绩效考核下的内卷带来的新异化的负面效应，也需要正视它存在的价值，亦即在一个日益被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加速的时代里，当代青年群体成为了第一批必须去适应这种竞争和节奏的人群，他们产生了焦虑和倦怠的心理，当然也面对着巨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