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关于“后真相”的文献

—— 一个“认知的反身性”的视角

作者 | 於红梅 潘忠党

“后真相”一词已成为中文学术文献中的常用词。论文采用“元分析”的 逻辑和相关步骤，运用量化的内容分析和质化的文本分析，系统地考察了讨论“后真 相”的文献。结果显示，虽然学者们考察了与“后真相”的逻辑和现实相关的广泛议 题，采取了多种认知的路径，但是，整体而言，分析的经验材料相对单一，建构的新 知相对不足，论述的风格相对不够严谨。将这项分析看作是“认知的反身性”这一知识生产实践的一个尝试，论文提出了反视知识生产过程的议题，希望激发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后真相”反身性 认知资本 开放科学 元分析

我们饱餐了理论和概念的盛宴，却很少增进我们“把握、思考历史和现实”的能力。

——刘擎（2002）

一个学科的展开，或在某一领域内就一个命题而展开的学术研讨，需要不时地将“凝视”转向自身。这是展开广义而言的“元分析”（meta-analysis），也就是在元话语层面，对知识宣称及其生产作出“反身式”（reflexive）审视与评估，以检视在行走的路途上，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证是否恰当，逻辑踩点是否有偏斜，证据搜集和分析过程中有何疏漏，采用的方法是否有自身局限并可能导致某些盲区，等等。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语汇，这是“反身的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又译为“反思社会学”）的构成部分，也是知识社会学的一条进路。

窄义的元分析，是量化研究的一种方法，是对“分析的分析”，也就是对在一个研究领域内关于某一个假设而展开的所有经验检验（empirical tests）进行整合分析，以在此基础上作出整合评估，澄清理论假设所陈述的变量间的关系及其机制，以及各变量的测量方法及其理论含量，协助在理论层面评估已有研究的成效，辨析进一步推进研究的潜力和可遵循的方向。这些都是为了证实或修正一个理论以提升其效度，有时甚至证伪一个理论。因此，采用元分析的研究可从证实或证伪两个不同方向，促进一个学科的知识发展。

在更开阔的视野下，所谓“元分析”就是反身地审视知识宣称及其生产过程，并以此作为保障和提升知识生产公信力的必要步骤。这是当下社会科学界正在发生的“开放科学”（open science）这个健全学术体制和运作的运动的基本承诺。它的推动者们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力求研究发现的准确可信，因为学者的职责是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保障，即他/她们采用了逻辑上健全的方法，并以之获取了可靠的数据；他/她们也据此建立起公共信誉，即他/她们所获结果具有证据价值（evidential value）。这些知识生产中的基本价值追求和认识论原则，应当同样适用于人文学科。在此视野下，学界可依赖的不仅是方法的健全和数据的可靠，而且是将这一切置于公共空间，以“开放科学”的制度和实践，以各学术取向的特定形态，不断确认研究发现的透明性和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而元分析式的文献梳理、综述、评估和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发现知识生产中可能的问题，并因此提升学术运作的开放和透明程度，增强知识生产的公共问责制（public accountability）。

遵循这些基本价值和逻辑，本文以“元分析”的方法逻辑，批判地审视讨论“后真相”的中文学术文献，试图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提炼其中的知识宣称及其所显示的分析路径，以回答这样一个研究问题：中文学术界运用“后真相”的概念探讨了什么，获取了哪些方面的知识，体现了展开学术实践哪些可能需要反思的问题？我们的一个起始假设是，各种形态的学术文献，记载了一个领域的知识生产者所作的知识宣称，也留下了他/她们游弋生产过程的一些痕迹，因此，系统地挖掘并描述这些经验材料，是批判地审视该领域研究的基础。

“后真相”一词进入中国，是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之后，通过介绍《牛津词典》对该年年度词汇的选择和界定这一途径。它是对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发生的政治文化现象的概括，自从进入中文文献后，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如本文将报告的，它迅速流通于各类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期刊的文章中，也出现在报刊文章和硕、博士论文中，成为文献中的“常见词”。那么，引入这个来自西方、概括西方国家现象的概念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运用“后真相”这个概念的学术生产中，我们研究了哪些真问题，贡献了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的哪些可印证和/或有启迪的知识积累？文献中又记录了哪些可能影响知识宣称内容和形式的知识生产过程元素？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在理论层面，我们采用了“认知的反身性”（epistemic reflexivity）这一分析框架；在经验操作层面，我们汲取了“元分析”的规范步骤，并两相结合地分析量化和质化形态的经验观察；在知识生产规范价值和逻辑层面，我们吸收了来自“开放科学”运动的启迪。如此，我们意不在追寻一个概念的行走轨迹，辨析它在流通中的演变；我们的研究指向是运用“后真相”概念所作的知识宣称，它们得以可能的知识生产实践及其形态。我们还试图将本文的分析作为个案，体现在更一般意义上，“认知的反身性”探索如何可能有助于诊断知识宣称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规范知识生产的实践，从而提升知识积累中的信度和效度。

“反身性”（reflexivity，又译作反思性、自反性等）是西方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它出现在多个社会科学的各类研究文本中，呈现出丰富繁杂的内涵，但各种阐释的共通之处在于，反身性是理论和研究实践中的一种“德行”（virtue），即研究者批判地审视知识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性，包括研究者自身的历史、社会处位和实践，在此基础上评估知识的宣称。

布尔迪厄对此的论述，阐发的是一种“普遍化的反身性”（generalized reflexivity），一种“常驻的镜鉴效果”（a permanent mirror effect），一种揭开遮蔽、将被隐藏着的预设置于亮光之下、将分析投向自身的“凝视”。他将此称为“认知的反身性”（epistemic reflexivity）。这是个方法论的概念，指代了一种批判的认识论的（或知识论的，epistemological）路径，即将确认和概念化科学研究对象的过程本身客体化为分析对象；它要求所有知识生产者都“试图认清自己在学识和学术场域中的客观位置”，将研究主体对象化，力求在建构/确认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研究主体“无意识的”预设，即常识的干扰。展开“认知的反身性”不能仅是个体的活动，也不能是“后现代主义”“自恋式的”自我环顾，而必须是学界的集体活动。也因此，“认知的反身性”并不只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立场，更是研究者的社会实践，是展开这项实践所需并与之互构的社会关系，以及一个学科的自治、自洽所必需的趋向；它所包含的批判分析，指向知识生产中“可能状况的社会条件”，也即这些条件对研究对象的遮蔽，对研究者辨析研究对象时预设理念的历史和社会建构性的遮蔽。这样的反身性剖析，并不是要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可靠性。反身性的知识生产实践，还包括批判地审视学术界独特的“学究式视角”（the scholastic point of view）。通过对“认知的反身性”上述内容的阐述，作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强调，社会科学必须内含对其知识生产条件以及它与知识生产过程如何互构的考察，这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考察，他称之为“社会学的社会学”或“反身的社会学”。

整合并发展布尔迪厄的论述，澳大利亚学者卡尔·梅顿（Karl Maton）将“认知的反身性”表述为构成知识宣称的三重关系。它们分别是：（1）知识主体（A）对象化知识对象（B）的关系（objectifying relation），我们简称之为对象关系；（2）知识主体（A）生产知识宣称（C）过程中结成并展开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以及（3）知识宣称（C）指代或关涉知识对象（B）的认知关系（epistemic relation）。这三重关系构成相互支撑的认知三角（见图1）。梅顿强调，完整的反身性，是知识生产界的集体实践，包括认识论和社会学的内容，需要展开对社会、对象和认知这三重关系的分析。

梅顿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展开“认知的反身性”分析的操作性框架。在其中，知识生产的社会关系（AC）和知识宣称的认知关系（BC），往往主导了我们对于知识宣称的评判，而布尔迪厄则突出了时常被忽略的知识主体对象化知识对象的对象关系（AB），也就是采用批判的认识论路径，审视研究者对象化和概念化研究对象的过程。这样的分析，需要与认知关系相联系，也就是考察知识宣称的结构化和有效性（BC），它如何既制约又再生对象和社会这两种皆有主体介入的关系。具体到本文，这就意味着，针对关于“后真相”的学术文献，我们以文本入手，考察它们所携带的知识宣称（如，作者们对“后真相”的概念化阐释和因果分析），这些宣称所指涉或者试图分析的对象（或经验现象），以及作者身份（如，学者、学生或业界人士）、发表场所（如，发表渠道、学科领域）和文章类型（如，论文或随笔，是否为经验研究论文）甚至文章长度（如，研究论文一般比随笔、散论等形态的知识宣称所占篇幅更多，就如同本文，包括了对研究过程的详细描述）等可观察的文本特征，以及其中可能透露的关涉研究主体的社会关系和对象关系。

在梅顿的分析中，可以联系这三重关系的一个理论概念是“认知资本”（epistemic capital），即“解释（社会）世界的能力”。他认为，“在学术场域中的行动者，不仅策略性地最大化其资源和社会地位，而且同样最大化其认知收益，即提升关于世界的知识”；“认知资本”概括的是这策略性运作的发生形态。运用这个概念，梅顿指出，就是重新确立知识生产中认知关系的重要性，因为“社会科学取得进步的条件，不仅可在知识主体（knowers）的社会场域和惯习中寻得，而且也存在于知识本身的结构化当中”。

虽然梅顿本人对“认知资本”这个概念未加进一步阐释，但是，我们在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充实这个概念的论述。首先，遵循区分资本不同形态的逻辑，布尔迪厄认为，科学领域学科“自主性的必要条件就是拥有自主的科学资本（scientific capital）”，这是因为，“科学资本不仅意味着各种防御、建构、辩论等手段，而且科学权威受到认可也可使得研究者免受异治性（heteronomy）的诱惑。”因此，科学资本是在科学知识生产场域中积累和运用的一种“象征资本”，是通过知识生产的行动而受到的认可，呈现为在特定方面的卓越，体现了构成该场域的规范。

其次，芬兰社会学家佩尔蒂·阿拉苏塔里（Pertti Alasuutari）在其关于“多维度权威”的理论建构中，使用并界定了“认知资本”。他拓展了韦伯关于权威（authority）的论述，在后者提出的三个维度基础上，增添了“本体论为基础”的维度，用以概括建立在某些主体“因为知道很多事物而具备的自信特质或因此被其他人所尊重或遵从”这一特性。换言之，这一权威的基础是拥有知识，而且这些知识的有效性亦得到了认可，其核心是象征权力的拥有者得以“生产并施加（于社会）一个关于世界的正当想象”。

这些论述使得“认知资本”成为本文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如果说，梅顿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本文的经验分析所需考察的三重关系，那么，“认知资本”的概念则引导我们在观察文本的刊载信息和表述内容及其形态时，还要着眼于那些体现知识宣称的权威性和/或效度（validity）的文本特征（如，采用的语言、引用的权威、采纳的数据和例证等），并解读其中蕴含的知识宣称的策略性元素，以及它们各自所依赖的基础，也就是被征用为“认知资本”的各种元素，并对由文献整体所构成的知识宣称做出一定评估。

（一）文献检索和总体描述

为获得本文所分析的“知识体”（body of knowledge），我们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文献基本存储，于2020年8月4日登陆该数据库，以“题名=后真相OR关键词=后真相OR摘要=后真相”和发表时间截止于2020年6月30日以及“精确匹配”为手段展开“专业检索”。检索所得“中文文献”858篇，其中包括期刊文章（752篇）、博士论文（7篇）和硕士论文（65篇）、报纸（16篇）、学术辑刊（10篇）、国内会议（8篇）。

运用“中国知网”对检索所得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的功能，我们检视了所得文献在“主题”、“学科”以及“文献来源”这三个维度上的分布。在前20项主题当中，被标注为“后真相时代”或“后真相”的主题占总文章频次的57%，“舆论”或“舆情”的主题占17%，“新闻”（分别包括新闻业、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真实、假新闻、反转新闻）的主题占12%。就学科分类而言，在位列前五的学科中，新闻传播学名列前茅，文章频次占比达70%左右，处于第2至5位的分别是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和公共管理，共占比近21%。就文献出处的分布来看，在刊载“后真相”相关文献最频繁的20份期刊中，18份属于新闻传播学科。虽然“中国知网”对这些归类的界定有模糊之处，但这些结果仍然提供了一个基本轮廓：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存储的中文文献中，“后真相”是一个集中在新闻传播学科的话题。

由这些文献所构成的“知识体”，绝大部分以期刊文章（N=752，87.7%）的形式出现，硕、博士论文占8.4%，其他为会议论文、报纸、学术辑刊。因此，我们将分析聚焦于期刊文章。

（二）量化分析的文献筛选和编码

这些期刊文章中有305篇（占40.56%）刊载于“核心”或“CSSCI”期刊，其中发表时间在检索截止日之前的为300篇。我们逐一浏览了这些篇目，去除了与“后真相”无直接关联、重复、摘录其他出版物、编者按等18篇。如此筛选出282篇刊载于“核心”或“CSSCI”期刊的文章，它们构成了“后真相文集”（post-truth corpus），即我们展开编码和量化分析的经验材料。

这些文章的形式、论题等差异很大，对它们展开深度量化分析并不是可操作且有效的获知渠道。但我们希望在上文对文献总体描述的基础上，能获取微观至篇目的信息，以进一步描述涉及“后真相”的“知识体”。以此为原则，我们将“认知的反身性”分析操作化，观察（1）文本的显性特征，包括其作为物件的物理特征，（2）作者及期刊的身份和学科归属所反映的社会学特征，（3）体现文本内容的表述层面的特征。据此，经过反复调试，我们制定了一个编码表，对文集以篇目为单位展开编码，以编码员间的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检测编码表的可操作性。结果显示，编码员间的信度基本达到要求，少数变量的信度仍不够高（α<0.67）。据此，我们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了共识编码的操作步骤，要求编码员在编码过程中相互讨论，如有不确定，以三人的共识进行编码。这样的量化分析，为的是对“后真相文集”的整体作出系统描述，以印证、约束和补充质化的文本解读中可能的不足。

（三）质化分析的文献筛选和解读

如前文所述，“中国知网”收集的有关“后真相”的文献，无论从期刊还是主题分布来看，大都集中在新闻传播学科。据此，我们通过咨询多个信息源，选择了学界公认且最具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五大刊”，即《新闻与传播研究》（5篇）、《国际新闻界》（7篇）、《新闻记者》（14篇）、《新闻大学》（5篇）和《现代传播》（9篇）。它们共刊登论文40篇，占整个“后真相文集”的14.18%。

为兼顾其他学科，我们还选择了两份多学科的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一份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另一份是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探索与争鸣》。根据2021年1月27日对“中国知网”的查询，这两份期刊的综合影响因子分别为7.785和1.670；依照“2020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它们在“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分别位列第一和第八。这两份期刊，除去“编者按”等，共刊载了13篇论及“后真相”的文章。我们还逐一阅读了“后真相文集”中“哲学和人文学科”期刊的文章，确认其中有2篇实质性地讨论了“后真相”现象，并将之纳入质化分析的文章之列。

通过上述三个途径，我们共获得55篇文章，它们构成了我们展开深入解读的对象文本（简称为“深读文本”）。本文两位作者分别仔细阅读这些文本，交流各自笔记，在单篇阅读并提炼其主题、观点、论述特征等基础上，再横向考察，试图探视篇目间的相互关联，并从这关联中提炼出由这些篇目构成的整体所蕴含的主题、观点、论述特征等。这个过程包括了多个来回的文献阅读、分享和笔记交换，以及针对解读对象和解读过程的审视和讨论。我们的解读，集中探讨如下问题，即：这些文献针对“后真相”及其相关现象提出了哪些观点，做出了哪些因果推论，采取了哪些分析和推理的路径，显示了形塑知识生产过程的哪些元素（包括学者的“惯习”和学术场域的结构性力量）。

（一）“后真相文集”的显性特征

虽然对所有282篇文章进行的量化编码，只可用以描述它们的一些显性特征，即内容分析方法中所称的“显性内容”（manifest content），但是，这样的描述仍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经纬，让我们得以把握作为物件的文本，并探究其中蕴含的知识生产场域的某些结构性元素。据此形成的描述统计，综合地呈现于表1中。

就第一列呈现的物理特征来看，涉及或论及“后真相”的文献，从2017年至2020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发表于“核心”或“CSSCI”期刊的文章，绝大多数（84.8%）是广义而言的“论文”，即设立核心论点、以逻辑归纳和推演等方式对该论点展开论述/论证的文章。“后真相”一词或以它指代的议题也比较普遍地出现在综述性文章中，其中7篇分别是对2017年和2018年一个领域文献的年度综述，3篇为会议综述，2篇是聚焦一个主题（分别是新闻核查和舆论研究）的文献回顾。文献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通过访谈西方知名学者的方式引介关于“后真相”的观点及其针对的现象，展现了“后真相”进入中文文献的轨迹之一，也体现了知识宣称中“认知资本”的一个重要形态。在6篇被编码为“访谈”的文章中，有2篇是对澳大利亚政治学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访谈，2篇是对美国研究新闻社会学学者的访谈，1篇是西班牙裔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一个讲座纪要。第三个文本的物理特征是篇幅。文集中的文章平均6页左右，最短的只有1页。

我们暂且搁置对这些数字的解读，先来看看这些文章的“社会学特征”，即第二列中的数字。我们如此命名这个类别，依据了布尔迪厄对于知识主体与知识宣称之间关系的概括，即知识生产者以何种社会和学术身份，参与学术话语的建构。就学科领域和在学界的身份看，大多数作者是新闻传播学科的高校教师（64.8%），硕、博士生所占比例也不低（17.1%）。明确是新闻、媒体或舆情研究业界的人数不多（5.3%）。但是，这些数据与期刊类别归属的数据并不完全吻合。结果显示，约36%的文章发表在被归类为“新闻业界”的期刊。这也意味着，不少学者在这些“业界”的期刊上发表探讨“后真相”的文章。但这未必表明这些期刊尤其关注与“后真相”相关的话题，因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它们刊发的总篇数较多。比如，《青年记者》共刊发了53篇涉及“后真相”的文章，占“文集”总量的18.8%；它是半月刊，且这些文章的篇幅多是在1至4页之间，其中12篇（24.5%）被归属于“随笔或读书笔记”，占文集中这一文章类型总数的56.5%。这些观察与文章长度的数据相互映照，间接地体现出知识宣称的形式以论说、感想为多，而在系统研究基础上的深度论证则相对偏少。

“政治学”和“其他学科”这两个期刊类别内部相对较为庞杂，前者包括了政论（如《人民论坛》）、国际政治、行政管理、领导科学、思想教育等，后者包括了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如《学术界》、《探索与争鸣》）和各大学的学报（人文社科版）。在这两类期刊发表文章的作者当中，高校老师分别占77.4%和75.9%，硕、博士生作者分别占19.4%和13.3%。与它们不同，新闻传播学类期刊的文章作者当中，高校老师占62.1%，硕、博士生占10.6%，但在属于“新闻业界”的期刊中，这两个相应的百分比分别是53.5%和23.8%。我们单独查看了《青年记者》刊发的文章，除一位作者的信息无法获取外，在其他52篇文章的作者中，38.5%为高校老师，28.8%为硕、博士生。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涉及“后真相”的文献而言，“新闻业界”期刊与新闻传播学的硕、博士生作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该关系强于学术期刊。这一内在的社会学联系，可能对作为知识宣称的文献整体有着重要影响。

再看“表述特征”（表1第三列）。这些数据显示，36.2%的文章将“后真相时代”这个表述用在了主副标题当中，反映出一种特定的时空意念，即“后真相”概括的是一种生态环境，其他议题在其内得到考察。类似时空意念的表达还有“后真相语境”、“后真相视域”、“后真相视角”等，题目中采用这些词组的文章有9篇。从我们对文章论题的编码可以看出，超过三分之一的文章都提到或论及新闻业、舆论或舆情面临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些论述侧重将这些方面的挑战指涉为“后真相”时空或生态环境的构成议题。此外，文集中超过一半的文章都引用或至少提及《牛津词典》对2016年年度词的定义，显示了它作为论述前提或权威界定的话语地位。但与此同时，至少有一半的文章并没有明确设定所讨论的“后真相”现象或涉及它的议题所处的社会场景，只有36.9%的文章明确地将分析对象置于中国的场景。更为突出的是，只有22篇（7.8%）文章可以被看作是采用了某种经验研究的路径。这些研究路径的特征，与超过一半（53.2%）的文章包含了提出具体应对举措的内容相比，显得很不匹配，却契合了通过文章篇幅和类型等观察所获得的印象。

（二）作为能指的“后真相”

在以上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55篇“深读文本”。我们首先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作者们用“后真相”这个词主要指代什么？它体现在了怎样的“问题界定”或框架中？也就是说，我们重点考察知识宣称与对象之间的认知关系（BC），但也直接涉及知识主体如何对象化知识对象（AB）的这重关系。简化为符号学的术语，也就是分析学者们搭建了怎样的“后真相”这个能指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解读，即质化分析的编码，将文本归纳为一个表格，它有三个纵向栏目（所指范畴、具体对象和指代关系中描述性呈现的示例），五个横向条目，显示“后真相”一词被用以分析五大范畴的经验问题及其构成内容。如以下的概述所显示，这些范畴显然并非相互截然分隔，而是彼此渗透重叠，而且它们各自的具体内容得到确认和展开的程度也不同。

首先，学者们认为，在宏观的历史层面，“后真相”指代了特定内涵的失序。我们从文献中概括出四个方面的失序：知识和以之为基础的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秩序被颠覆，由对话和交往构成的民主和公共生活秩序遭受挑战，认识论意义上共识——即何为知识，如何获知，何为认知权威的资质等——面临瓦解，以及构成现代性基础的认知秩序，即启蒙以来形成的知识生产模式或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的体制”（discursive regime）遭遇冲击。

其次，“后真相”一词指向了哲学命题，即何为真相，如何探究真相，真相是否可能且如何呈现等。其中一部分讨论是形而上的，但更多的还是针对了实践层面的议题。在这一范畴，学者们论述了“后真相”一词如何指代了从“真相模式”到“后真相模式”的文化转移，具体体现为事实核查新闻模式的兴起；接近真相或真相表达方式的转换，如主观立场的介入和数据形态的事实性宣称；真相呈现在网络和数字技术时代体现出其也许原本就有或在新的条件下必需的多元；技术剥夺了事实和真相得以认知所必需的时空节奏；以及超越甚至脱离原本由经验观察为基础，而走向以纯数学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科学认知的途径。

第三，“后真相”也被认为是指代话语风格和特征的能指。对此最为突出的是前文提及的澳大利亚学者基恩，他在两篇访谈中指出，“后真相”指的是由谎言、扯淡、插科打诨、沉默等重新组合而形成的话语风格。在“深读文本”中可见，认为“后真相”是特定话语特征的观点遍及众多文章当中，有学者将其看作是脱离事实宣称、为鼓动选民（可推广至民众）的“社会化表演”，还有学者从修辞学角度出发，认为“后真相”指代了各种政治传播中以操纵、鼓噪、民粹、影响力为上等为特征的话语策略。

第四，“后真相”一词被认为突出了情感在认知、交往和社会动员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如同《牛津词典》的界定，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情感与理性（或事实）之间的张力。在“后真相”的标签下，学者们论述了事实的碎片化，谣言的兴起，民众的情绪宣泄，以及情感主导的传播模式等现象。

第五，学者们运用“后真相”指代新闻实践在新技术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这包括对已知的新闻生产/认知模式的挑战，新闻真实的认定模式变得多样且更具不确定性，以及新闻真实本身受到质疑。它还包括以“新闻真实性”为基础的各种新闻创新，尤其是针对谣言、假新闻的各种“事实核查”和“现实解读”实践。

显然，这五个范畴相互交织。进一步整合它们让我们看到，学者们运用“后真相”这一概念，对象化了围绕“真相”的种种社会和文化变迁，它们涉及现象学的社会学所指的日常知识，尤其是其中的知识论，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知识生产（如新闻业、舆情分析）和社会实践，包括其内容、形式和规则。

（三）探讨“后真相”现象的认知路径

那么，为建立上述的所指或对象关系，学者们都采用了怎样的认知路径（epistemic approach）呢？如此提出问题，针对的不仅是学者们采用的方法，即展开研究所遵循的程序，采纳的步骤，以及其中的方法论原理和规则，而且是学者们采用的论述方式，以及其中体现的认知态势。这些元素蕴含着布尔迪厄所说的学者在学术场域中所持有的位置以及根植于它的惯习。

就此，第一个重要考量是经验材料分析在文献中所占比重。证实量化部分的观察，在“深读文本”中，只有7篇论文的作者搜集、分析并报告了原始经验材料，占总数的12.7%。其中6篇的原始经验材料是文本；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有量化的编码（包括机器学习编码），但主要是质化的文本分析。它们在呈现分析步骤和报告结果方面的系统程度有较大差异，有的对所搜集的原始材料界定不清（如关键词使用），对如何分析了其中哪些部分（如哪类文本）未作说明；还有的，由于文章提供的信息缺失或表达模糊，我们对作者是否分析了其自主搜集的原始材料尚有存疑。

当然，文献中经验考察的成分远超出这几篇文章所占比重，因为有不少论文用了较大篇幅呈现并解读经验材料，如业界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各类媒体对作者所征用案例（如“江歌案”）的报道等。不过，这些论文不能被归类为本文所界定的“经验研究论文”，因为它们是转用其他人或机构按照各自意图搜集的经验材料，但又不是对他人系统搜集的经验材料的二次分析。

第二个认知路径的考量是解释框架。上文对“后真相”所指关系的概括局限于描述现象，但文献中也不乏分析因果关系和过程的解释性论述，这也是知识宣称中“对象关系”的一部分。有些因果解释是具体叙事式的，譬如，“后真相”一词的流行，是由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所反映的现实问题。但是，更多的作者立足更高的理论抽象层面，搭建了不同的因果结构，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1）以技术革新为动因的因果解释。其中为果的是可观察的变迁，包括如“众声喧哗”、“情绪宣泄”、“情绪高于事实”、“公信力下降”等，而其中的动因，在多数情况下被裹挟在“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等泛指概念中，可能指新技术、新媒体形态带来的某种/类可供性（affordance，虽然这个概念在所考察的文献中几乎完全缺席），也可能指技术的某些特征所携带的特定结构化逻辑，或者是遵循特定逻辑的对新信息技术的社会使用。

（2）历史进程的叙事。这也是一种因果解释，但采用了历史叙事的结构。其中一类带有历史目的论趋向，譬如，“后真相”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是“现代性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产物”，是“时代精神变迁历史中”的“周期性爆发”；还有一类则增添了“西方衰败论”的元素，如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孕育的“数字乌托邦的解体”，“以启蒙、现代性为核心的欧洲文化想象”和二战结束后“建立起的美国秩序”正走向“内爆和崩塌”。

（3）庶民挑战精英的冲突政治。这一因果框架，糅合了上述两种因果解释的元素，一方面，新技术赋权庶民，使他/她们得以挑战精英设定并维系的认知和话语模式；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了全球化经济，并与新保守主义合流，形成民粹主义的政治生态，而其中，“后现代理论掏空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哲学根基”，也“难辞其咎”。还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成了结构性不平等，导致被抛弃的劳工大众的反抗，这是历史的必然，而这反抗可能呈现出被建制派精英所诟病的“后真相”的话语表达形态。

（4）中国本土的政治和文化条件。这一因果解释框架散落在文献中，但如果作者未指明中国的历史或社会场景并对之展开分析，要提炼其解释框架就会比较有风险。但至少有三篇文章明确呈现了成型的因果表述：一篇提出，在中国的舆论形成过程中，“信息公开渠道和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民众的情感表达成为理性的选择，形成“舆论倒逼”现象；另一篇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后真相”与“传媒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混乱”有关，“是大众传媒在新媒介环境下出现了话语危机”；还有一篇的作者认为，“中国新闻业的‘后真相’‘症候’”是“新闻传播从大众化到社群化的路径转移”。

讨论“后真相”的第三个认知路径是哲学思辨。也就是说，虽然关照现实，但作者更多地在形而上的层面展开其逻辑的演绎和推理，对“后真相”一词的哲学内涵作出阐释。譬如，有的学者就时空节奏的差异，讨论新技术与确认事实和真相之间日益难以协调的张力；有的分析形而上意义上的“真相”与经过结构性程序处理而呈现的真相之间的关系和差异，强调接近真相的方式，而非否定真相；有的阐述真相与真理之别，并论证“后真相”是多元主义背景下真理的一种实践形态；还有的分析主、客体的存在和区分，并以此出发，阐述“共在”的前提性，提出“真诚先于真理”。

我们还可确认第四个认知路径，也即知识宣称的手段，我们称之为“警句引用，论断叠加”。正面地说，这是“建立在已有文献基础上”的路径，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自己的视角，缺乏以之为进路的论述推进，而且没有系统的经验材料搜集和分析，那么文章就可能显现为各种流行词语和定式词组或从句的堆砌。这在文字层面的体现之一是，一篇文章中有很多“某某性”、“某某化”、“某某主义”的词汇，以及“从某某到某某的转向”的排比系列，但很少有对其中任何一个词或词组当作理论概念而展开的系统阐释；另一个体现是，一篇文章中有较多现成的句式，如“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或者理论概念的标签，如“证实偏误”、“认知捷径”、“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等等，而对这当中牵涉的诸多概念，则缺乏对它们的系统阐释。

这四种认知路径并不互斥，不同的学者往往倾向选用上述认知路径中的某一个或多个。从作者的学科领域和文章发表的期刊，我们也可窥探到论述者在学术场域中的处位：他/她们大抵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策略地运用可资征用的“认知资本”，构造自己言说的认知权威。新闻传播学科的作者，体现该学科在人文和社科的学术场域中自主基础相对薄弱这一处位，大多对所采用的文献和经验材料表现出高度信任，即多尊崇而少鉴别，多引用而少论述，多论断而少论证，有些甚至以二手转引的方式将他人的论断用作自己的论据；在概念阐释、逻辑地连接概念与经验现象、在经验观察可支持范围内做出论断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欠缺系统性，因而显得有些率性，或者说研究操作方面的训练不足。

（四）论述“后真相”现象的语言

上文已经涉及了论述的语言，这是知识建构中一个重要的策略性领域，可能同时涉及知识宣称的三重关系。作者们采纳的语言、呈现的语言风格，反映了他/她们启用的认知和分析框架，采纳的论述策略以及动用和组织的话语资源。前文已经论及经验材料的搜集和分析以及哲学思辨的认知路径，与它们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认识论的、遵从形式和分析逻辑（如因果、历时）的用语样式。对此，我们不再赘述。这部分的探讨将集中在语言层面的用语样式。由于诸多原因，我们只能在“深读文本”的整体层面上，捕捉到一些反映论述者的语言策略以及影响认知权威性的用语样式。

一个突出的样式是时空断裂式的表达。正如有的学者以“反身性”的审慎而指出的，“后”这个前缀词可能带来了“命名之罪”，即一种彻底的“思想断裂”：学者们围绕“后真相”的忧患，多少反映了他们对“古典哲学基本精神”的“‘浪漫主义’的乡愁”。这其中也许还有论述者们面临“这世界变化快”的惴惴不安，于是“崩塌”、“崩溃”、“内爆”、“瓦解”、“危机”、“终结”这样表达断裂式变迁的词时常可见。“后”这一前缀的运用，也驱动了分辨黑白的逻辑运作，并在用语中体现出来。譬如，在知识论层面，“后真相时代”被认为是意味着逻辑的演绎和推理、实验科学的检验这真理的两大支撑“崩溃了”；“后真相”即意味着“另类”和“别样”的事实或真相；中国和西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语境，各自之内的“后真相”“根本不是一回事”。

体现了区别不同性质、时空断裂的用语样式，前文所提到的“xx在前，xx在后”的词组格式似乎颇具吸引力，被不同论者使用。不仅如此，“后”作为前缀在文献中十分活跃，“后真相”这个词与“后权威、后情感”或“后西方、后秩序”前后并置。如此延展开来，“后真相”不仅被认为概括了西方思想界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总体演进趋势”，而且意味着“西方中心论”“日渐式微”、“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又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变局。

另一个用语样式是策略性地征用认知资本，提升认知的权威性。其中一类认知资本是语言运用技巧，除上述的定式词组之外，还有体现论述者语言运用才情的各种修辞手法。其中一类是隐喻。“疾病”是常见之一，体现在“症候”、“病灶”、“病态根源”等表述中。另外一类是运用各种成语和日常俗语的形象化描述，如“铺天盖地”，“纷至沓来”，“眼花缭乱”，“匆匆而来，转瞬即逝”；“‘吃瓜群众’边吃瓜，边编发微信”，“海量信息撞碎了事实”。还有的是运用李白式的夸张，如被“长期以来奉若圭臬的‘真相’已经从神坛跌落”，“整个西方世界被社交媒体这只无形之手搅得天翻地覆”，等等。

第二类认知资本是征引专家，尤其是携带着不可置疑的“象征符号”特性的专家。反映了交叉学科领域的特征，作者们广泛引用多学科的众多学者，也有文献中所包括作者相互间的引用。这样的引用，为针对“后真相”的讨论铺设了理论基础，也提升了文献的内部整合程度。但是，有些引用，似乎并不完全依据了巩固知识宣称的功用。譬如，在作出“情感是人性本源的冲动”这一论断时，援引的论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而且在同一段落还同时征引了多位大家，如马尔库塞、福柯、列斐伏尔；在讨论社会学关于情感与理性之间张力的一个段落中，一气呵成式地征引了勒庞、布鲁默、贾斯珀、卡斯特、特纳等。

还有一类认知资本是“权威数据”，以及西方媒体“大量报道”的“著名”——也即众所周知、已成“经典梗”的——事件。前者如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后者如美国前第一夫人爆料奥巴马早晨起来有口臭，旧金山举行的“脸书年会”发生了“橡皮筋绑西瓜”的“爆红”视频直播，等等。

另有两个常见的用语样式也值得简略提及，因为它们都影响到运用“后真相”所作的知识宣称。一个是“后真相”一词的名词化使用。按照《牛津词典》的界定，它是个形容词，形容舆论形成过程中个人信念和情感重于事实的状态或特征，但在中文文献中，它经常被名词化，指代一种物或物化的实在。譬如，“真相直接过渡到后真相”；“‘后真相’也是一种记忆”；“有些人对‘后真相’的信任远胜于‘真相’”，以及“后真相是一种另类、别样的真相”，等等。这样的表述，一方面可能拓宽了“后真相”一词的所指范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种对象化的操作，固化了某种不那么稳定的“状态”或“特征”，赋之以与“真相”可比的“坚硬内核”。

还有一个相关联的用语样式是价值判断渗透甚至取代分析逻辑的论述。当然，没有脱离价值判断的论述，我们这里特指以某种意识形态价值判断作为起点和终点的用语样式，它可能是作者未能反思“无意识”的一种表现，也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策略。后者如前面提及的“西方衰败论”和“中国重新为举世所瞩目”的历史叙事，以及提倡重视的“后真相的建设性意义”。还有文章以“西方经验”、“坚守信念”等为标题，极大地限制了其行文应有的分析逻辑。

本文分析了探讨“后真相”的中文学术文献。就方法而言，我们遵循了“元分析”的逻辑和基本程序，展开文献的系统搜集和甄别，对所得文献展开考察“显性内容”的量化分析和文本解读的质化分析，以系统地审视涉及“后真相”的“知识体”。

在理论层面，本文采用了布尔迪厄的“认知的反身性”视角，将分析对象锁定为以“后真相”为对象展开论述所构成的“知识体”，考察它蕴含的知识宣称，它的生成所指涉的知识生产主体，以及他/她们在其身处的知识生产场域中可追寻的结构性特征。因此，虽然我们以量化和质化的观察形态系统地描述了目标文献，但我们的立意不是描述性的文献综述，而是探寻文献中内含的知识宣称、作出宣称的路径和方式，以及其中隐含的可解释文本中这些知识宣称及其方式的知识生产的社会学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在本文的立意，是展开一项知识社会学的个案考察，呈现“认知的反身性”审视的一种展开过程。用华康德（Loic J. D. Wacquant）的话说，我们是试图将自己所展开的探讨，作为“坚持不懈的社会学分析和对社会学实践的控制”的一部分，它针对的是“学科的组织和认知的结构”，是对知识宣称及其生产过程在知识生产规范层面的一次学术批评。这样的反身性审视，如我们在文章开篇所指出，也是“开放科学”这一学术健身运动的必要组成部分。

“后真相”一词自登陆中文学术界，已成为学术文献中的常见词。涉及“后真相”的文献，覆盖了多个层次的多种经验现象，集中体现在社会共享的日常知识——尤其是其中的知识论——所受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失序，包括在个人表达和意见形成、社会交往和互动、政治运作和社会治理等层面的失序，新闻及其他相关的社会知识生产过程的失序。因此，学者们将“后真相”一词的所指概括为“后共识”和“后秩序”的状态，这非常恰当。同时，文献中还有大量对“共识”和“秩序”的内容及其历史建构特性所展开的分析，在哲学和历史维度增添了知识宣称的底蕴。

结果还显示，论及“后真相”的中文文献中有一小部分系统搜集和分析了经验材料，还有一部分大量征用了其他研究者或机构搜集并报告的经验材料、各类媒体对事件和现象的报道等。这些经验材料的征用和分析，也增添了分析“后真相”的知识宣称与现实相关的内涵，提升了其中知识宣称与知识对象之间的认知关系。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这部分仍有知识论意义上的弱项。原因在于，不仅经验分析在文献中占比不高，而且有限的经验取向的论文，对搭建这一认知关系的贡献有不同程度的缺憾，主要表现为经验观察材料类型比较单一，系统程度普遍不高，以及在行文中对搭设认知关系的步骤和程序缺乏必要的自省。也就是说，针对“后真相”的讨论尚未实际构成一个经验研究领域，至少不是以经验研究为主的领域。

结果进一步显示，对于“后真相”的分析和讨论，学者们大多从所在学科领域出发，运用本学科的“认知资本”，即理论资源、学科关注、分析路径和论述逻辑。由于有多学科的学者参与，探讨“后真相”的“知识体”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后真相”所指代的现象、它们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已发生或可能产生的影响等各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些得到了经验观察的确认，有些则具有打开思路、开阔视野的启迪作用。

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个“知识体”中也含有不少水分。除已经指出的经验分析的不足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包括：文献中不少文章缺失对理论概念的阐释，缺乏将所分析的现象清晰地置于具体情境；或是忽略所采用的能指与其所指之间必须搭设的逻辑关联，对所征用的已有文献缺乏应有的甄别和符合其内在学理的运用，换言之，不少对现有文献的运用止步于抄章摘句；还有就是停留于展现文采，造成行文不够严谨，论断多于论述和论证。

综上，相对于文章发表量，关于“后真相”的文献，总体而言，知识宣称原创元素不够多、内涵不够丰富、可靠程度（经验研究中所称的效度，validity）不够高。这间接地反映了一个现状，即新闻传播学科的自治基础仍然相对薄弱，学科的运作也相应地可能更易受布尔迪厄所言的“异治力”（heteronomy）的左右。而且，新闻传播学科的学者们可动用的“认知资本”积累不够，针对“后真相”现象的文献，作为整体，能够为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和/或普通公众提供的“认知资本”，在量和质这两个方面都有些差强人意。我们观察到，新闻传播学的文献中“短、平、快”的文章所占比重相对较高，业界期刊发表量相对较大，而且其中硕、博士生作者占比较高。这些现象，都可能显示了学术知识生产场域的结构性力量的作用。

当然，我们的分析也存在明显不足。最突出的是，我们仅获得文本这一单个形态的经验材料。对文献展开的内容和文本分析，虽然可以直指知识生产三重关系中的“认知关系”，但对于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和对象关系，我们只能依靠蕴含于文本中的间接证据。这个局限，极大地束缚了我们可能展开的“认知的反身性”的审视。那样的审视，还需对知识生产过程，包括生产者所在的场域和所采取的行动等，展开民族志式的考察。

对此，有一项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示例。这是几位社会学家就同行评阅（peer review）展开的社会学考察。在本文的理论框架内，同行评阅也是学术界制度化了的一种“认知的反身性”实践。它的规范化运行，体现了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承诺，即相互批评，以此形成学界有机的整合，夯实其学术自主的基础。因此，同行评阅绝不应当被流俗为提升各自地位的相互吹捧。那么，规范的同行考评的是什么？一个不大有争议的答案是，“原创性”。可是，不同的学科对这一宽泛而言的标准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就此，这几位社会学家访谈了美国主要人文和社科基金会的52位评审专家，请他/她们谈论各自所理解并在评审中运用的标准。结果显示，“原创性”是各学科的评审专家都特别看重的标准，基本界定是包括了下列元素的不同组合：采用了新路径（approach）、形成了新理论、提出了新问题、挖掘了新数据、采用了新方法、发展了新论证（arguments）等。虽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界的评审专家对这些标准的内涵和相对侧重有很大不同，但他/她们都强调这些大的类别，并认为它们体现了研究者的学术品德。

这个示例对本文所采取的理论进路并以之展开规范化学术批评提供了一个有力支撑。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认知的反身性”针对的是知识生产场域，一个学科以及在其中运作的群体，为的是强化整个学科的“训练、对话和批评式评估等机制”。以此反观，本文的分析虽然有限，但却揭示了学科运行的这些基本元素的某些欠缺，我们希望这里所提出的议题能激发未来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就如何增添知识宣称中的证据价值（evidential value）、提升学术的“原创性”，形成更为有效的实践。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0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余俊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