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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麦读收集编辑：讲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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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读君按：法律人的职业有多少种可能？今天的故事主人公，集法官、互联网大厂法务、法律科技创业者、律所主任、得到app认证大V多重身份于一体。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受访者=常亮 北京嘉善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
采访者=LegalMVP新媒体中心
来源=微信公众号|LegalMVP律海茫茫
原题=做过法官、互联网大厂法务、头部法律科技公司高管之后，我成了一家律所的创始合伙人
“你怎么不来呀？你得出庭啊，你一出庭，那别人不都被镇住了？”
我当时还以为客户有什么大事儿，他走跟前一讲完，倒给我整了个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呀？”
“你看你这一脸正气！”
后来，也时不时有客户跟我说：“常律师，你看着就一脸正气，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把我的官司打赢！”官司打不打得赢跟脸肯定关系不大，但“脸正”也能成为我一个特色，这绝对是我决定做律师的时候没想到的。高考所有专业志愿都报法学，不服从调配，最终我揣着法官梦，从南京到北京，开始了四年的求学生活我并非一开始就想学法。从小我就爱看书，小一点的时候看童话、科幻小说，初中看古典文学，研究唐诗宋词、词牌格律……到了高中，老师就总把我的作文当范文给全班同学念了。但那时好像就已经有了“学中文当不了作家”这样的说法。我的成绩本来挺不错的，哪成想高考前出了点意外，伤了眼睛。考试前一天我刚去医院做了手术，也没办法复习，只得一只眼睛打着绷带，一只眼睛瞄题，勉强完卷，最后考出来的成绩比正常水平低了二三十分。当时，我好像差了第一志愿一分，前三个志愿的学校也去不了了，只能服从调配。我所有的专业志愿都报的法学，且不服从调配，如果没有意外，很大可能是去西北政法。七月中旬，我已经等着去西安了。我的初中班主任突然找到了我家，说省招办给我们高中老师打电话（当时我家还没有电话），到处找我，让我赶紧给招办回电话。我跑到了有电话的同学家回电话，一接通，省招办的工作人员就问我：“你愿不愿意到中央民族大学来读书？学校愿意招你。”西北政法大学还是中央民族大学？西安还是北京？我心想，那还是去北京吧！他再问：“那你不考虑别的专业吗？新闻、历史之类的。”我当时只想学法，无论如何都想学法。在之后等消息的一个多礼拜，我一直松不下这口气。直到拿到了民大的通知书，我才缓过劲儿，觉得好歹能到北京学法律了。在民大，我仍然坚持写作，担任《大学生》杂志民大记者站站长、校报学生通讯部部长、学术刊物主编，发表了不少文章。那时的我也想不到，写作会在之后的人生里给我带来怎样的机会。本科期间，有一次我中国革命史的老师，忽然找到我。他问：“常亮，你有没有空？我们有一个老乡返乡投资，遇到了一点纠纷，他觉得当地律师写材料的水平不行，想找一个文笔好的法学院的学生润色，还能给一点费用。”我心想，老师让帮忙，那肯定得帮啊！也没想具体能给多少费用。当时去了一个酒店，我听完企业家的诉求，把表达不清、不严谨的地方一顺，两个小时不到就润完了。等我出门，他塞了400块钱给我。2001年，一个啥也不懂，单文笔还不错的法学院大学生，靠润笔，两个小时赚到了400块（半个多月生活费了），于我而言简直不可思议！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法律服务的价值。很快到了求职期，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没动“当律师”的念头。当时我琢磨着“立功、立言、立德”，一心想当个大法官，写出经典判决。我还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明志向，其中引用了从当时一直用到现在的座右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句话推荐：一个法科生的人生，有多少种可能？本书通过对话苏力、梁治平、季卫东、陈瑞华、白建军等十余位法学大家，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治学心得、方法与历程，为法学院学子打开了法学研习的大门和条条道路。26岁被《法制日报》专文报道，而立之年选调入高院，在这前途一片光明之时，一个意外让我陷入两难毕业前夕，我收到了不少offer，最终选择去了东城法院。东城是老城区，法院在胡同里，第一次到东城投简历的时候还觉得意外——怎么还有法院在胡同里啊？从出校门见高楼大厦，到出院门转胡同小巷，我也进入了人生的下一阶段。在通过2003年的国家司法考试（当年通过率仅为7%）、2004年的法官初任资格考试后，2005年，我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从事商事审判工作，主要审理合同、公司股权、保险纠纷等案件。其间，我被选派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交流学习，负责二审商事案件办理。2008年，我作为当时的80后“小”法官，被《法制日报》以《“娃娃法官”挑战复杂商事审判》为题专门报道。之后，由于学术研究能力较强，我被任命为研究室负责人，负责司法研究、新闻宣传、审判委员会等工作，撰写、参编十余部审判业务书籍，学术论文获得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二等奖、北京市一等奖，在中央、省市级媒体发表各类作品数十万字，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在笔耕不辍的同时，我积极响应“终身学习”号召，在职继续学习，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12年，我被选调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就在我计划在新岗位大展拳脚之际，一个小天使不约而至。我太太怀上了二宝。作为父亲，我当然欢迎这个宝宝。但是，此后，在机关的有限收入和家庭的经济责任之间，我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留下孩子还是留在体制？一开始，我和太太思前想后，出于种种考虑，决定放弃孩子。等到我们真正去医院那天，医生先给我太太做了一个B超。当那个生命的小影子非常清楚地出现在B超图上时，我们动摇了。眼前，是孩子小小的影子；耳边，是太太低低的哭声。于是，我开口，说：“我们回家吧。”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我不能自私地为了职业理想，而拒绝上天的祝福，放弃父亲的责任。就这样，我在大家惋惜的目光中，从法院辞职下海，告别了我的法官之路。从互联网大厂法务到头部法律科技公司高管，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我以律师的身份重回法庭在我考虑辞职的时候，我妈妈特别担心，有一次她和我说：“你辞职了能干什么？铁饭碗丢了，不会饿肚子吧！”其实，我也有些担心——如果真的离开了体制，我能不能养活自己？那时，我上网自己投简历。后来通过应聘，进了一家互联网大厂。它的年薪远远高于我在法院的收入，还有百万级的股票激励，听起来好像特别美。但我并不开心，而是非常焦虑。法务岗更多需要服务于公司的生意，而商业逻辑和法律逻辑并非完全耦合，有的时候甚至会产生冲突。我知道这里并没有完全的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工作的需求和我多年坚持的原则并不一致。所以，我在这家公司没待多久，便离开了。我之后又辗转了一家互联网大厂法务部，一段时间后，我收到了一家头部法律科技公司的邀请——“常博士，你想不想来做一个改变法律行业的事情？”当时我心潮澎湃，听到老板问出“您觉得机器人能替代法官吗？”这样的问题时，我本来也是科幻迷，就觉得这活肯定有意思，能干！2017年，与《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作者 理查德·萨斯金教授合影我一开始做是做律师合作总监，后来升到了公司负责企业法律服务的副总裁。那时我带着几十号人的团队服务大客户，像什么阿里巴巴、抖音、滴滴，或者一些知名的保险公司、企业集团，我们之间都有业务往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跟各大厂的法务部合作，也跟全国各地的律师合作。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的企业法律服务解决方案。我那时候经常一年要出几十回差，上海、杭州、广州……去各个公司客户谈合作，或者拜访各地的合作律师，为客户处理了数万件诉讼案件。后来，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公司进行了新的一轮股权激励。但这次激励的结果并不顺利，在很多同事认购了公司的股票后，没过几个月，公司公布财报，利润大跌，一下子连原来上市的条件都不符合了……紧接着就是部分同事离职，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也离开了公司。我现在仍然觉得遗憾，本来也是真心想做一个法律行业的创新，又恰好在一家头部法律科技公司做高管，心里难免有很多雄心壮志。但我也明白，大部分时候，就像天上的月亮，你看到月亮了是一回事，能不能摘到又是另一回事。即使“让法律成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的使命至今仍能打动我，但理想和现实之间，实在有太长的距离。离开公司后，我琢磨着到底什么工作既能符合法律逻辑、保留自主选择权，又能不仅发挥专业优势，还能发挥自己积累的行业经验？“律师”两个字很快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最终，我选择脚踏实地，成为了一家律所的创始合伙人，以“律师”的身份再次回到了法庭。刚做合伙人几个月就碰上疫情，发展线上，我在精进内功的过程中开拓案源我很快适应了律师的身份。从中立的裁决法官，变成了追求“胜诉”的代理人；从付钱的甲方公司法务，变成了乙方律师……我开始学习销售技巧，让客户愿意为我的服务为买单；也开始担任律所的管理合伙人，从以前的每月领工资，到现在自己赚每一分钱，都要考虑税负、房租、工资等成本支出。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有模有样，我的新阶段仿佛已入正轨。但到了2020年初，疫情来了。律所营收增速放缓了很多，我们出不了门，没办法跟客户面对面，一时难免焦虑。大概是20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时不时觉得心脏会“嘭”地跳一下，去阜外医院看医生，他说：“你这是心脏早搏，歇一歇，躺平一个月就好了。”可我作为律所主任，怎么敢躺平呢？只能事儿少做一点，不敢都丢掉。既然出不去，那我们就做线上内容输出。写文章、做短视频，加强律所的品牌建设。我也经常去给一些央企、总裁班讲课，行就线下、不行就线上。比起砸流量的短平快，我们选择了加强法律业务研究，做长期主义的知识输出。这样修炼内功，结果其实特别好，它给了现在的我们很大的正反馈。录视频也好、讲课也罢，包括出版专著，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们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案源和合作机会。同时，做法律传道人，把我擅长的法律知识和大家分享，也符合我的初心。一是在得到APP等平台坚持学习和输出，我在得到的“知识城邦”坚持普法内容日更，多次上了首页推荐，拥有了7万多名用户的关注，成了得到认证大V，也成了得到签约作者。很多网友都会和我咨询法律问题，其中，有一个山东网友委托我代理了他的民间借贷案件，胜诉后痛快地付了百万律师费，也有多位企业创始人、高管因此和我合作，成为了我们的顾问单位。二是我坚持在细分专业领域深耕，选择了股权法律服务作为我的核心业务，一方面我们为创始人提供股权架构设计、激励和投融资等方面的非诉法律服务，帮助创始人牢牢掌握公司的控制权，激发公司高管和核心员工的活力，防范投融资过程中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处理了大量的股权纠纷，特别是股东知情权、股东资格确认、高管损害公司利益、公司解散纠纷等，让那些陷入公司治理困境的创始人能够早日脱身，让他们的生意和事业重上正轨。三年来，我们为上百家公司客户提供了法律服务。既有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平安、国美这样的巨头，也有不少创业公司和创业者。在为客户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咨询，审核了一份又一份合同，打赢了一个又一个官司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发现，我的新角色仍然在为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为捍卫社会的正义，为实现理想的法治而奋斗。我回到了法庭，仍然在做一名法律的“燃灯者”，也仍然在实现“法治”的路上。公元1世纪的时候，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忒修斯之船）：有一艘在海上可以航行几百年的船，之所以能够航行几百年，是因为会不断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坏了，它就会被替换掉，渐渐的，这艘船所有的部件都不是它最初的组成部分了。那么，问题来了：最终，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还是它已经成为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其实泛海人生，以身作舟，又何尝没有关于“我”的追问——我还是以前的我吗？我是不是已经变了？如今我已过不惑，从业二十余年，除了客户玩笑一句“脸”正，深感“正”实应贯穿身心、言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至今仍是我的座右铭，以此，“我”没有因“坏木板”的应然或意外而“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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