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程度代表着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20世纪末，翻译研究愈加兴盛，译学范畴不断拓展，各种新兴的概念接踵而至，源自各交叉学科的新术语迭出。一些新引进的术语，如“翻译暴力”“符号暴力”“食人主义”等，最初不禁令人咋舌，以致有学者惊呼“乱花渐欲迷人眼”，将之视为“异端”，极力抵排。翻译学屹立于当代学科之林，20多年前便已经拥有了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和定理等基本概念，标志着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我们开始酝酿并着手组织《中国译学大辞典》（方梦之，2011）（以下简称《旧版》）的编写，《旧版》主要取材于20世纪末期和新旧世纪之交的译学研究。此后，译学的发展不再以新术语的大量涌现为表征，而以学理的深化、内涵的丰富和范畴的拓展为基本特征，译学体系的突破性进展乏善可陈。巴斯奈特指出：“翻译研究早已成为独立学科，却日益丧失了活力与创新力。……翻译研究有些故步自封，正处在十字路口，（她）希望翻译学科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强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Bassnet，2012：15）

翻译学科还是一门正处于发展中的学科，《中国译学大辞典》（增订版）（方梦之，待出版）（以下简称《增订版》）吸纳了近20年来国内外译学的研究成果，入编新词条数百条，并对《旧版》大部分词条作了与时俱进的修订。增补的术语主要来自4个方面，即赓续传统、自创新论、借鉴外论以及融合翻译技术。

进入新世纪，国外译学资源渐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信念下，建构我国自己的译学话语体系已经成为译学界的首要任务，而汲取我国传统学术精华、挖掘传统译学术语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中学”与“西学”并驾齐驱，“新理”与“旧学”各显其能。“传统”不是原封不动的古板，而是要加入现代的阐释；“现代”也非西式的繁丽，而是要与中华流脉汇拢。“中学”是国人自主创新的根基，与西学并不排斥；“西学”是借鉴之镜，是融通的资源。

《增订版》补录了一批从传统译论中挖掘出来的新词条，如“会通”“会译”“厥中”“精品论”“风韵译”“感应论”“依实出华”“圆通”等，以及一些根据传统译论而创造出来的术语，如“反向格义”（原有“格义”）等。传统译论的发扬光大与现代译论的标新立异并驾齐驱。赓续传统，使传统译论现代化，是现阶段翻译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此同时，有的传统译论经过拓展，仍处于不断延伸的过程之中，如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等经典译论已被学界普遍阐释并进一步得到研究者的接受。对于那些为传统译论研究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也另外单独开辟了词条，如新增了陆谷孙（1940—2016）、张柏然（1942—2017）、张佩瑶（1953—2013）和王宏印（1953—2019）等。例（1—4）为增补的词条，供读者赏析（为简化表述，列举的词条文字均经压缩，下同）。

例（1）

“推手”理论（tuishou theory）（“pushing-hand”theory）

张佩瑶在翻译史研究中提出该理论路径。“推手”，中国武术术语，是太极拳双人徒手的对抗练习，与太极拳套路是体与用的关系，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在太极拳理论中有“上下相随，随屈就伸，粘连黏随不丢顶”之说。张佩瑶（2012：12-13）认为，“太极推手是把太极拳这种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以静制动、妙处全在借力的拳术学以致用的进阶方法”，所呈现的“并非敌我分明的尖锐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立中有互动、互动中又保持对立的特色”。翻译史研究的“推手路径”能够容纳对立面，关注他者，并与他力进行良性互动，为人文学科提供二元以外的思维方法。

例（2）

圆通（yuantong）（an all-round and thorough understanding）

鸠摩罗什在《佛陀耶舍》（卷二）中提出，佛经翻译要做到“圆通”：“夫弘宣法教，宜令文义圆通。”他认为，为弘扬佛法，译者应首先对佛经经义有圆满、透彻的理解。“圆通”不仅指译者透过语言表层达到对佛经原文经义概念系统的透彻理解，也指译者预测读者对译文可能的接受效果，并据此力图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达到理解的最佳效果（王晓农，2021：33）。

例（3）

“精品”论（top-quality product）

叶君健（1997）提出“精品”论，其要点包括：①“精品”是指一部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能在该文字中成为文化财富，成为该文字所属国的文学的组成部分，丰富该国的文学宝藏；②只有文学性强的作品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这类作品作用于人的感情和心灵，可以勾动人的喜怒哀乐，最终给人以艺术的享受；③翻译一部外国名著意味着本国文字中原没有这样的佳作，把它译过来，意味着给本国文学增添了一份财富，一部外国名著就“归化”到了译者本国文学领域之中，而不是“外国作品”了。

例（4）

阐释关键词（paraphrasing keywords）

这是我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方法之一，也是我国对外传播的策略，使用关键词加核心思想解释的编译方式。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外文局的《中国关键词——权威解读当代中国》亮相两会新闻中心，以词条方式用多语种向国际社会阐释和解读当代中国，受到外国记者的一致好评。其特点是：①简明精准地对外阐释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降低外国读者认知的门槛和难度；②在编写过程中，按照建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的要求，引入国内外著名学者和经验丰富的翻译团队，保证内容的权威性和准确性；③在发布渠道上采用全媒体发布的策略和手段。

新旧世纪之交，我国译学完成了“与国际接轨”，大规模的引进告一段落，进入到自主研究的独立学科阶段。对于我国翻译研究而言，“接轨”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在国际译学的轨道上前进，立足本土，创新理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从我国的大规模翻译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材料、建构新理论，为国际译学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当前，我国译学界自主意识加强，已从国外翻译研究的追随者转变为同行者，正在努力创新自己的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

针对翻译现象的复杂性问题，跨学科研究不断开疆拓土。跨学科研究强调知识的统一与契合，由此产生了新概念、新范畴和新知识，有助于解决各种翻译问题。跨学科研究以翻译学的概念系统为基本结构基础，融合相关学科知识，进而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和行为模式，最终推进翻译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追求理论形态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提出了诸多本土理论，标举“（翻）译学”旗帜。据不完全统计，《增订版》中收录的以“××翻译学”或“翻译××学”命名的词条就有数十种之多。其理论来源可分为3个方面：①中国传统文论：哲学、美学和修辞学，如翻译美学、文章翻译学、和合翻译学、大易翻译学、共生翻译学等；②交叉学科，如生态翻译学、翻译伦理学、翻译心理学、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学、翻译安全学、翻译教育学、知识翻译学等；③引进的译论，如翻译符号学、社会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等，其中多为对引进的译论进行本土化后得到的。由于以“翻译学”命名的词条及与之相关的核心词条倍增，我们在分类编目时不得不把“翻译学”从《旧版》“现代译论”的类目中分离出来，单独编目，以便查检（此种做法纯粹是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分类）。

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翻译问题，而跨学科研究能有效拓展学术空间，促进翻译学的发展。跨学科翻译研究强调学科间的融合、互动与合作，具有开创性、包容性和开放性。跨学科研究的横向展开使得新的翻译学分支学科不断涌现，从数量上极大地扩充了翻译研究的“版图”。目前，大多数研究尚停留在理论论证和框架建构阶段，其中也不乏昙花一现的。从中国知网的数据可知，生态翻译学、翻译美学、翻译社会学、语料库翻译学等几种跨学科翻译研究已成显学，为译界普遍接受，引用或关注者众。此外，不以“学”为称谓的“应用翻译研究”“翻译行为批评理论”“变译理论”等仍在自主发展之中。《增订版》重视原创的或本土化的理论，在上述各“学”或理论下每每附收其核心词条三五，以显其意，供读者查检。

此外，《增订版》还收录了一批以中国理论来阐释中国实践的词条，如“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能力”“走出去”等；也有一批从翻译实践中萃取的已进入我国近期译学话语的特色术语，例如“萃译”“以名举实”等。详见例（5）和例（6）。

例（5）

国家翻译实践（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国家翻译实践是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任东升、李江华，2014），是一种融国家行为、话语实践和传播行为于一体的翻译实践活动。国家行为指向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话语实践指向权威话语的建构，传播行为指向国家形象的塑造。因此，国家翻译实践既是一个框架性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

例（6）

萃译（extracting translation）

萃译是长篇小说的一种翻译策略和方法，指在翻译中删减个别次要人物、次要情节以及不利于对外传播的内容，但原文情节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核心文本转换完整，译本未伤及作品主干和风格，且在叙事结构、整体衔接、文学品质、阅读效果等方面得到优化（任东升，2018）。“萃译”的首要目的是突出国家叙事之政治意义，实现国家翻译实践之政治意图，进而在翻译过程中基于目的语的诗学规范、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作出考量。

虽然对国外译论的大规模引进已成过去，但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使之为我所用，仍然是建构我国译学话语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在我国译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是要简单地“去西方话语”，而是要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同时，寻求与西方学术的深度融合。国外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乃至具体的概念和术语，只要有利于我国自身的学术进步，就仍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对译学前沿的概念和研究范畴仍有必要加以引进（方梦之，2019）。特别是口译研究，由于受交际范围和研究传统的限制，并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在翻译研究中历来属于薄弱环节。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交流愈加活跃，口译活动十分频繁，而脑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高度发展促使心理测试和语音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译界越来越重视口译研究，创新性的成果不断涌现，一大批新术语也应运而生。相较而言，我国的口译研究稍显滞后。为此，《增订版》酌量收录了国际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补不足。例如，口译实践方面有“机器口译”（machine interpreting）、“口译技术”（interpreting technology）、“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等；口译研究范式方面选收了“神经语言学范式”（neurolinguistic paradigm）（或称“神经心理学范式”）、“认知处理范式”（cognitive processing paradigm，CP paradigm）、“目的语篇导向范式”（target-text-oriented translation-theoretical paradigm，TT paradigm）、“话语互动范式”（discourse-based interaction paradigm，DI paradigm）等。具体可参见例（7）和例（8）。

例（7）

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

社区口译是以社区服务为宗旨的口译活动，具有公益性、服务性和非营利性等特点，属于对话性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它服务于国家内部的医疗卫生、法律、移民等公营服务部门，包括公共服务口译、法律口译、医疗口译等门类，也包括为听障人士提供的手语翻译。社区口译最早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当时的西班牙皇室以法律形式规范了负责联络西班牙官员和殖民地居民的口译员的行为，并出台了法庭口译的统一标准（Bowen et al.，1995）。

例（8）

口译学能（aptitude for interpreting）

Snow（1992：6）认为，学能融合了“预备能力”“可持续性”“敏感性”与“倾向性”四大概念，属于潜在的或业已存在的、可推断出的特质与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可促使个体产生积极或消极的特质与能力。同时，学能也指可以预示在接受了某种训练后个人能够取得成功的某种可能性的特质（Cronbach & Snow，1977：6）。译员除了具有语言能力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发音技巧、抗压能力、自信心、适应能力和话筒技巧，因此口译学能包括但不限于口译能力，涵盖了对译员的语言知识和心理素质的要求。

引进的概念和词条不仅仅限于口译，其他方面也多有增补，如例（9—11）所示。

例（9）

回顾式编译（retro-editing）

这一理念由葛浩文提出，广泛应用于其英译的中国当代小说中。回顾式编译指译者部分承担编辑的职责，与目标语编辑合作，对目标文本在结构、语言甚至风格等方面进行显性编辑或操纵，是更高程度上的“连译带改”。回顾式编译的目标文本有时会反过来影响源文本，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改写”或“重写”。

例（10）

诗学功能（poetic function）

语言学家对语言功能有不同的分类。雅各布森（Jakobson）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布勒等人功能分类的基础上，将语言功能分为6种，即所指功能、情感功能、意欲功能、应酬功能、元语言功能和诗学功能（Jakobson，1960）。在日常用语中，语言的主要功能是所指功能，亦称“信息功能”。但雅各布森认为，在以文学作品为主的语言艺术中，诗学功能才是“主导的、决定性的功能”（Jakobson，1960：356），因为在这一体裁之中，语言的主要功能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建构语言艺术。

例（11）

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

前理解是理解之所以产生的前提和条件，是相对于某种理解以前的理解，或者说在具体的理解之前，就对要理解的对象拥有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1976）将前理解的结构分为3个层面：“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见”（Vorsiche，foresight）和“前设”（Vorgriff，fore-conception）。在这3个层面中，“前有”是先验的，因而是不能有意识建构的；而“前见”和“前设”却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刘军平，2019：307）。

21世纪翻译技术突飞猛进，为翻译和翻译研究插上了翅膀。翻译技术既是翻译研究的工具，同时又是翻译研究的对象。因此，一大批与翻译技术相关的术语进入译学话语中，包括翻译记忆工具、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术语管理、本地化工具、文字处理软件、编辑校对工具、质量保证工具、桌面排版、语音文字识别软件、写作系统、项目管理软件、内容管理系统和翻译管理系统等。

例如，本地化“属于新兴事物，国内学者由于资源和角色所限，对本地化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崔启亮，2015：70）。对此，《增订版》补充了词条，如“本地化技术”（localization technologies）——本地化过程中应用的各项技术的统称，包括编码分析、格式转换、标记处理、翻译、编译、测试、排版和管理等，通过这些技术，最终实现产品或服务的本地化（方梦之，待出版）。此外，收入词条还包括“本地化工具”（localization kit）、“本地化软件”（software for localization）、“本地化培训”（vocational training for localized translation industry）、“软件汉化”（software Chinese build）、“软件本地化”（software localization）、“本地化交换文档格式”（XML localization interchange file format，XLIFF）等。

翻译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伴随着面广量大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术语的产生，涉及的领域从翻译文本到翻译数字化，从翻译社区到翻译伦理，令人耳目一新，如例（12—15）所示。

例（12）

超媒体（hypermedia）

超媒体是超文本（通过关键词互相链接的文档文本，hypertext）和多媒体（语音、影像等，multimedia）在网络浏览环境中的集合。

例（13）

翻译数据伦理（translation data ethics）

翻译数据伦理是在翻译数据的采集、加工、存储、传播和利用等环节中，用来规范其间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涉及翻译数据制造者、翻译数据服务提供者和翻译数据使用者等行为主体间的数据行为，涵盖数据伦理的多个范畴。数据伦理来源于信息伦理，是一种扎根于信息伦理理论且适用于大数据时代的新范式（宋晶晶，2020：35），属于专门研究和评估数据生成、采集、拥有和使用的道德哲学。

例（14）

网络翻译社区（online translation community）

网络翻译社区是一个虚拟社区，是一种以翻译为中心任务，至少部分地以网络为交流媒介的个体的集合体（Surzberg，2008：38），如作专题研究的全球之声（Globe Voice）的多语言翻译项目（Lingual Project）、英译日本动漫字幕组、维基百科的ECHO翻译项目等。网络翻译社区有五大构成要素：人口（网站注册用户数）、地域（网络空间）、设施（网络社区的功能服务）、活动（不同主题的网络活动）和文化（参与者的文化认同）。

例（15）

数字化翻译（digitalizing translation）

数字化是将图书、期刊、报纸、文献和论文等内容通过数字化加工，以标准电子文档资料格式进行存储和管理，可进行分类查找、全文检索、添加、修改、浏览、下载和打印等。数字化翻译即以数字化文本为基础的翻译。数字化翻译系统是翻译软件、联网设备和网络平台所组成的综合信息系统。

术语可以表达专业领域的理论、观点、态势、现象、方法和客体等各方面内容，具有约定俗成性、科学性、理据性和确切性等多种特征。翻译概念是翻译理论的起点，概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术语忠实地书写了译学的成长过程，历时和共时地记录了其学术进步的足迹，回应了专业领域过去和近期的热点、焦点和重点。需要指出的是，新术语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当某术语甫一发布、尚未被广为认可时，辞典的编撰者往往会采取慎重的态度。例如，早在1972年霍姆斯就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了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后被奉为翻译学科独立之宣言。文中已经论及功能导向的描写翻译研究，提出可以将翻译社会学（或社会翻译学）发展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虽然学界后来普遍认为霍姆斯对社会翻译学的见解确为先见之明，但他当时并未进行充分论证，他的这一创举在译学界也一直未能掀起太大波澜。因此，20余年后，Mark Shuttleworth与Moira Cowie主编的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97）和Mona Baker主编的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98）均未将“社会翻译学”作为词条纳入其中。直到后者于2009年再版时才予以补收，而彼时社会翻译学已成显学。口译研究的神经语言学范式也属于此种情况，该范式于20世纪80年代被首次提出，但囿于当时条件，研究长期进展迟缓，上述两典亦告阙如。由此可见，辞典在学术的拉锯中前进，往往滞后。

当今，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理论、也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许钧（2022：5）认为，从一种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来看，有 3 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理论要在实践中发展，它首先要源自实践；第二，理论要在批判中发展；第三，理论要在创新中发展。学人们应立足中国的大规模翻译实践，批判性地挖掘传统译论、借鉴外国译论，在跨学科研究中提炼新概念、开辟新范畴、创立新术语、融合新技术。《增订版》将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找准翻译研究的走向，缩短时间差，更好地反映学科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