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批评”今日推出王金芝的《ChatGPT和“下流社会”:一种现代性的后果》。文章认为,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两面性,既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又具有大规模毁灭自然环境和社会的潜力;人们对ChatGPT的希望和担忧正是人和机器之间紧张关系的反映。在机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的平庸,在心态上认定自己的“下流”。因此,要避免现代性的风险,一方面要加强对科学和技术的组织、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要提升人文的当下性和未来性,揭示当下社会和人的发展困境,建构新的社会伦理和人文价值,赋予尽可能多的个体以存在的庄严和价值,在提供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同时给与通达更好生活的路径和可能性。本文系“文学新批评”平台首发,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远在大洋彼岸的一款聊天人工智能应用ChatGPT横空出世以来,其迅速增长的用户规模,口口相传的用户体验,在媒体和大众中激发了巨大的反响。工业革命以来,工具和科学结合起来成为机器(新工具)(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为人类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形塑世界、社会和人类。机器是人的延伸,同时又和人竞争。机器和世界的关系,机器和人的关系成为人类取得辉煌战绩的根源,也是人类和机器之间发展失衡的重要后果。人们对ChatGPT的希望和担忧正是人和机器之间紧张关系的反映。工业革命以来,人们曾经把现代性等同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发现,现代性让机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同样让世界越来越危险,让个体的人越来越平庸。历经现代性充分发展的日本,已经出现了“下流社会”(三浦展)。ChatGPT和“下流社会”共同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后果。
其实如果不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业内的人,很少有人能对人工智能了然于胸,明确地说出人工智能是什么,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以及人工智能真正的危险。不过人工智能领域一旦获得进展或像ChatGPT这样的应用被推出后,经过媒体的渲染,都能成为社会上的轰动性事件。1997年“深蓝”计算机依靠数据和硬件的力量战胜了当时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2016年AlphaGO以“深度学习”技术战胜了当时的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当时这两大事件都激发了巨大的反响,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只有在1997年、2016年人工智能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在其他时间人工智能就停滞不前,直到2022年初ChatGPT的横空出世。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一直在稳步推进,而ChatGPT所属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是发展得比较快的领域,机器翻译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有比较广泛的应用。
人工智能每带来一波轰动,人们就会重温一次关于人工智能的末日叙事和想象。人工智能的强大和危险,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底。2015年哈佛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和全球挑战基金会发布了人类未来风险的报告。报告共列出了有可能导致人类灭亡的12种风险。人工智能力压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气候变化、核战争、全球流行性疾病、行星撞击地球、火山爆发等风险,位居各类风险之首。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统治世界的风险概率远远大于《流浪地球2》中的太阳氦闪和月球撞击地球发生的可能性。
ChatGPT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AI和人类未来的探讨:通用人工智能(相当于人类智力水平的人工智能)会造成大范围失业吗?超级智能将会出现吗?超级智能将会统治世界吗?人工智能会导致掌握这项技术的人或超级智能的极权主义吗?人工智能武器会毁灭世界吗?人类会选择以技术加强肉身成为赛博格(如《星际迷航》中的博格人和《终结者》中的机器人)或上传者(如未来学著作The Age of Em和电影《超验骇客》中的上传者)吗?每一个问题都指向由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一种难题、一种危机或一个困境。不管怎样,人工智能总能引发当今人类科技前沿最具争议性的话题,激发人们的各类想象,以至于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对那些关乎人工智能的末日叙事津津乐道。
但是不管人们设想了多少种人工智能终结人类、毁灭世界的途径和场面,人工智能技术还是被持续推进,在争议中前行。就算是互联网巨头的从业者、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和经济学家,都忍不住以科幻的形式阐发自己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面对核弹对世界造成的威胁,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会使用棍子和石头。”而作为Open AI的创始人之一,马斯克表示人工智能比核弹头更危险。或许马斯克对人工智能既投资又担忧的姿态代表了人类对人工智能或前沿科技的态度:一边玩火,一边喊疼。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把现代性比作一头猛兽,着重考察了现代性在为人类带来生产力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制度的崩坏、自然环境的恶化、核战争的可能性等风险和危险。厕身于现代社会的个体和处于现代这个时间的自然环境,不得不接受现代性的双面性及其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两面性,既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又具有大规模毁灭自然环境和社会的潜力。其实大众对ChatGPT的既惊叹其全能又警惕其风险的反应,恰恰是由于以ChatGPT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两面性:既是工具又是武器,既有无限潜力又有巨大风险。
最早意识到机器可以自我改进的数学家欧文·约翰·古德曾经说,第一台超级智能机器将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发明,只要这台机器足够温顺,愿意告诉我们如何做才能让它一直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ChatGPT之所以能激发大家的讨论,是因为人工智能具有超越人类的潜能。
从ChatGPT到人工智能统治世界到底有多远?致力于未来生命研究的麦克斯·泰格马克认为在逻辑上只需要执行三个步骤:“第一步:建造人类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第二步,用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来建造超级智能;第三步:使用或者放任这个超级人工智能来统治世界。”从通用人工智能进化到超级智能,只能说存在这种可能性。从超级智能到统治世界更加扑朔迷离,甚至根本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也有很多人认为,虽然人工智能有强大的记忆,能以极快的速度输入、处理和输出大量信息,在行动、语言和思维上和人类相似。但是人工智能不能理解他们所处理的信息,没有现实生活的认知和常识,根本不能和人类智能相提并论。比如波莫纳学院经济学教授加里·史密斯就认为,数据挖掘不等于知识发现,人工智能不具备人类的常识和智慧,而人工智能是超人甚至将要统治世界只不过是人们过于信任大数据而产生的错觉。(加里·史密斯:《错觉:AI如何通过数据挖掘误导我们》)
不管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否达到技术奇点,能否成为超级智能,它至少都是一种越来越强大的工具。笔者更愿意将人工智能视作一种工具,哪怕它能看、能听、能说话、能思考、会学习。工具是人工智能的本质,符码是人工智能的灵魂。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工具都看做协助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媒介,那么工具的改进和发展就形成了媒介的进化史。保罗·莱文森研究了媒介进化论,企图寻找以人为尺度的媒介进化的规律。保罗·莱文森的研究是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进一步拓展。工业革命以来,人的肌肉力量(蒸汽机、机器、流水线等为肌肉的延伸)、行动能力(铁路、公路、航空、航海等运输系统,火车、公交、汽车、轮船、飞机等运输工具是腿脚的延伸)获得了极大延伸。而电子化(电报、电话、摄影、电影等)——中枢神经的延伸——将工业化的范围拓展到全世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发现了在动物和机器之间通信的奥秘,即尽管动物、人和机器的物理结构、物理形式不一致,但三者都具有信息传播的基本同一性。机器的逻辑和人类的逻辑相似。在学科和专业越来越细分的背景下,维纳发现了在不同物体(人、动物、或机器)不同学科所产生的一系列难题其实具有同一性,这就为发明一种综合性的,全面的,能够解决尽可能多难题的机器或工具提供了理论基础。现在来看,这种和人类具有相似逻辑的机器或工具的名字就是人工智能。
哈罗德·伊尼斯早就发现,每种媒介都具有某种偏向,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明。人工智能偏向于什么?它偏向系统、模拟和全能。很显然它是迄今最强大的工具。一经推出,就展示了其强大的能力。
在越来越强大的工具面前,人(尤其是个体)会平庸至死吗?个体应当怎样保持作为人的庄严和价值?
诺伯特·维纳为了进一步在社会上推广《控制论》,在1950年发表了《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在当时就预测了自动化机器的诞生对语言、法律、社会政策、工业和人的影响。诺伯特·维纳认为可怕的不是机器(尽管机器越来越强大),而是利用机器去控制其他人类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伙人,或者是仅仅借助机器制订政治技术的人。更重要的是,诺伯特·维纳指出了机器的弱点,这个弱点让机器远不至于统治世界,那就是机器计算不出人之变化的几率值。也就是说,人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是人工智能无法准确把握的变数,除非每个个体之间的偏差是0。
如果我们考察工业革命以来人的发展情况,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中有至关重要的三次革命: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科学革命迄今不过500余年,却极大改变了自然和人类社会。如果用一句话解释科学革命的秘密,那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在其著作The New Instrument中提出了这句话。知识的力量体现在工具的改进上。工具的改进则意味着科学和技术相结合,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并在大范围大规模应用中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延续至今的科学革命有两个重要表征:一是工具的进化。农业时代简单的工具被科学加持,成为机器。蒸汽机仿佛是人的肌肉。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产生了工厂、机器和流水线。电气设备(电动机、真空管、电子管等)仿佛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不仅可以把机器连接成一个系统,还可以把信号、动力等转换、输送到机器系统的每个神经末梢。而计算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仿佛是人的大脑,机器系统就可以通过学习、更新等途径转换系统模式。二是人的异化。人类在享受现代性的成果时,也被现代性异化。机器延伸了人的力量,替代了大部分的体力劳动,使得女性和儿童得以进入生产市场。
现代性具有多副面孔,很多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给予了观察。工业革命最先在英国发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早期工业生产的秘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发现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成为了“丰裕社会”。这当然是剩余价值积累的结果。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大量标准化的商品,满足了匮乏物质的人。生产成为社会的中心,形成了以市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运转机制。科学技术(新发明)、资本和劳动力成为推动和扩大生产的最重要的三股力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性在美国成为催人奋斗的“美国梦”,这种美好生活也成为丰裕社会的代表和标杆。
在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社会,“从现有资源中增产的任何行动都是好的,因而不言而喻也是重要的;凡是制止或限制任何产量的任何举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错误的”(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生产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的价值判定准则。科学技术带来的新发明成为市场的重要推动力,市场成为塑造自然和人的主要力量。
自然为市场提供原材料,市场向自然反馈工业废弃物,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现代性的严重后果。家庭为市场提供劳动力,市场向家庭反馈老、弱、病、残等不再胜任劳动力的人,并建构了工作伦理。进入市场谋取到工作的人成为市场庞大机器的一个部分,被机器和工厂异化为机器的一颗螺丝钉或工厂流水线的一双手、一只脚或一双眼睛。也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威廉·怀特的The Organization Man(《组织的人》)详细阐述了企业管理者(人)在公司、企业(社会组织)中的生存状况。企业管理者等职业人聚集在企业的周围,企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他们将公司、企业看作世界的中心,除此之外的一切被视作外围。他们为企业付出忠诚,也为职业带来的安稳和收入深感荣耀甚至得意洋洋。
随着信息技术在工业社会的应用,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从工业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他发现在1950年美国只有17%的人从事信息工作,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60%。丹尼尔·贝尔则将这样的“大趋势”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强调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划分,都将以理论知识为轴心。”(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在社会中的成功运用(即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并形成了新的阶层,一个由工程师、技术人员组成的新阶层。这是在后工业社会技术对人的最重要的发展。
鲍德里亚主要考察了这时期生产方式的变化。他将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分别称之为“仿造”“生产”和“仿真”。“仿真”生产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理论或符号的再生产。从生产到再生产,改变了以企业、公司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方式,形成了以消费为中心的消费社会。不管是“景观社会”(居伊·德波)、“消费社会”(鲍德里亚)还是“消费时代”(三浦展),都是对这种景象的探究和考察。
现代性在消费社会主要体现在再生产以技术为主要推动力和市场以消费为重心。技术主要体现在智能机器的发展,而消费在满足人的欲望的同时,又形成了新的现代性的后果。在机器发展方面表现为人工智能的崛起,ChatGPT之不过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小浪潮而已。在人的发展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则体现为“下流社会”的形成。
工业社会以来所形成的工作伦理在消费社会中变成了一双不合脚的鞋子。人们对ChatGPT最大的担忧之一是会导致失业。事业上,在ChatGPT之前,随着机器的智能化和机器生产效率的提升,现代社会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已经越来越少。工业社会的人将工作和美好的生活、跻身上流社会等愿望和理想等同起来,因此工作具有了非同凡响的意义。而消费社会通过符号消费对人的阶层和人的价值赋予了新的意义。在热播剧《欢乐颂》系列中,既有钱又有颜的人总是道德高尚、乐于助人,而穷人不光丑,还总是和道德缺陷、品行有亏甚至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欢乐颂3》将这种倾向推向了极致。阿耐小说、电视剧中的很多人物仍遵行着传统农业、工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生活准则,可是他们不得不接受消费社会的评判。因为人们通过网络看到的影视需要遵守消费时代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准则。
消费社会最需要的是消费者。它赋予有能力消费、有欲望消费并持续不断地消费的人以道德光环和价值立场,同时让没有能力消费、没有欲望消费或只消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人黯淡无光。这就是《欢乐颂》系列电视剧“富美善”“穷丑恶”的深层原因。这是人在消费社会的窘境。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学习西方,历经了发达的工业、电子产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社会。日本社会非常适合用以观察现代性的各种成果和后果。三浦展观察到,历经了“消费时代”的日本社会,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下流社会”特征。三浦展通过大量社会调查观察到,日本社会在生产转型、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又被加班折磨得疲惫不堪。他们的收入很难支撑婚姻。在职业和婚姻的双重困境中,他们放弃做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是选择自由工作,进入随波逐流的低欲望的下流阶层。
在日本下流阶层形成的同时,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分崩离析。那些形成于20世纪50至70年代(以生产为中心的日本社会快速发展的年代)的中流阶层,曾经通过辛勤工作达到更好生活,先是购置和邻居一样的东西,然后置换更多(电视从一家一台到一室一台)、更大(汽车、电视的尺寸越买越大)、更好(追品品牌)的商品,相信通过奋斗能够跻身上流社会。到了消费时代,他们猛然间发现,能够保持现有的生活和阶层现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越来越多的中流阶层向下流阶层迁移。于是,在机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的平庸,在心态上认定自己的下流。
ChatGPT是人工智能更是强大机器对社会影响的一个缩影。ChatGPT远远超过上一波人工智能AlphaGO带给人们的震撼。人们对AI怀有的深深担忧,更是对每一个个体发展的担忧。这些担忧是一种老生常谈旷日持久的担忧,也是一种随着AI的升级迭代而逐渐升级迭代的恐惧。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发展和飞跃,都导致现代性和传统的进一步断裂。不仅如此,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分别施加重要影响。这其实是机器和人之间的矛盾,即机器的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之间的断裂。由于少数人掌握了越来越强大的机器,于是机器和人之间的矛盾便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相较于科学和技术的狂飙突进,文学、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则沉湎于过去。过去的苦难已经被反刍出快感,过去的荣光被历史的放大镜扩大了无数倍。如何避免现代性的风险,一方面要加强对科学和技术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不妨让科技多看看现代发展的后视镜,借鉴尽可能多的教训和经验,以尽可能规避现代性的风险;另一方面要提升人文的当下性和未来性,揭示当下社会和人的发展困境,建构新的社会伦理和人文价值,赋予尽可能多的个体以存在的庄严和价值,在提供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同时给与通达更好生活的路径和可能性。
只有科技和人文比翼双飞,人才能一边享受现代性的成果,一边保持人的庄严、价值和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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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田明月
审校|宋 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