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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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我变老了。我感知到三件事: ——专访美国作家 乔治·桑德斯
专访阎云翔:
家庭作为私人生活的避风港,可能是暂时现象
“个体化也好,个体化的传统转向也好,我们不要把任何一个方向加以浪漫主义的想象。这样,你就会发现,这种痛苦本质上是纠结,纠结在于我们本来是关系性的自我存在,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尝试改变这种关系性的存在。 对于许多个体而言,夹在传统回归与个体化之间的复杂感受又岂是‘纠结’一词可以道尽?所以,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放弃浪漫想象,在本体论的层次开展冷静客观的反思,最终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活法或者自我的存在方式。”
——专访文化人类学者 阎云翔
“我一直认为,学科主体性焦虑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我们只要面向真问题,用独特的视角去解决它,给出知识贡献就够了。而且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主体性’经常意味着‘独立’,但传播学中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本身就是不独立的,比如媒介就意味着‘连接’,是他律的,我们不可能忽视连接两端的那个东西去纯粹地谈论媒介。 所以我一直说,传播学最严格的叫法应该是媒介社会学,或者,传播社会学。” ——专访新闻传播学者 刘海龙
“很多人认为,我研究的性议题或者如身体、情感、性别等议题,无法触及一些大的更为根本的问题,过于私密、日常、琐碎,不够高大上。这背后就有一个对于制度、结构的偏好在。 哪些议题在当下被认为更加重要,这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很现实地讲,哪些人的位置更高、声音更大、资源更多,哪些问题就可能会更重要。学界不是象牙塔,社会上存在的权力关系,学术界也照样存在。” ——专访性社会学研究者 黄盈盈
“今天的史学界或许仍然难以关注到类似个体的故事。但我们别忘了,张行婆的故事可是司马光记下的。在史家先辈看来,这个女仆值得记录。从这一点不难看出,司马光绝对不是一个冬烘先生,他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他能够看得见。 这也是北宋的士大夫,那时的他们依然能够看见。可到了明清,很多士大夫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有人挨饿他看不见,有人受难他看不见,别人的痛苦他也看不见,唯一能看见的就是头上的乌纱。总体而言,北宋的个体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之处。” ——专访历史学者 赵冬梅
“我从来没有把《置身事内》当作一本科普通识书,它就是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我也不喜欢在经济学中使用‘科普’这个词。对于任何一个赚钱养家的成年人来讲,经济是他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事情。经济学家可以把自己的观察分享给公众,但这绝不能叫‘科普’,这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如果用这种心态写书,就不会有人看。”
收录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22年8月5日专题 相关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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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史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情感、私人和女人,基于理性主义的偏见,是可以画等号的。‘私人的就是公共的’,一句口号背后是女权运动艰苦曲折的过程。
知识理性有时候就这么虚伪,我们思考谈论这个制度那个制度,不要忘记任何制度都汇聚贯穿在个体这里,个体是身体的存在,父权制就是不敢碰触切身的和直接的问题。而女权的行动力大家有目共睹,能勇敢面对自身,有即刻说出好/坏的能力。”
“我确实认为,我们再也回不去10年前所看到的那种极端全球化。那时,企业会寻找每一个可以转移到的地方,去获取最后一点利润。但事实证明,适应力与效率一样重要。”
——专访政治学者 弗朗西斯·福山
收录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22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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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录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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