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抽象到物化：空间拜物教的概念先基

在最早使用“拜物教”这一概念的查尔斯·德·布罗斯那里，拜物教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文化现象，布罗斯甚至将其追溯到了古代非洲由宗教所主导的原始崇拜。（cf.Iacono, p.57）这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事实：“拜物教”拥有悠久的历史源脉。与“拜物教”不同的是，无论是作为一种空间现象的“空间拜物教”，还是作为一种学理概念的“空间拜物教”，都是伴随资本主义而出现的事物。那么，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在资本主义诞生以前，“空间拜物教”为何尚未构成一个有效概念？

这个问题还需回到“空间”这个概念本身来谈。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空间常常被理解为一个含混多义的语词，很难从概念上对其进行精准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感慨道：“究竟什么是空间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有很多困难。因为根据一切有关的现象加以研究，大家得出的结论都不一样。”（亚里士多德，第92页）尤其在现代科学尚未兴起的古典时期，人们对于空间的现实认识，大多显得比较抽象。中国古人认为空间是由天地所包裹的天下世界，“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管子》，第64页）。以“天地之轴”为内核的神圣空间观，更像是一种想象和意念中的空间感，不能化约为一个具体、客观和可度量的“空间物”。西方世界亦是如此，在《空间简史》（Storia del dove）中，意大利学者马卡卡罗与达达里细致梳理了西方史前时期、原始社会时期、古代、中世纪及哥白尼时代的空间观，清晰呈现了当时人们在宇宙星云及宗教祭祀中对空间所持有的种种抽象认识。而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更是将空间直接纳入先验世界中，这从哲学上为空间认识论奠定了抽象的形而上基调。后来，柏格森、海德格尔和巴什拉等诸多学者也都延续了这种基调。

传统认识论对于空间的抽象界定，虽揭示了空间内含的思辨色彩，但也极大程度地遮蔽了空间应有的物质实践属性。我们知道，所有的拜物教，首先都必须对应一个具体可感的“物”——“拜物教的对象，比如鞋子、鞭子或吊袜带，是有形的物体，它是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东西”（Kaplan, p.2) 。空间拜物教概念的先在前提，在于让空间实现从抽象到物化的内在转换。这里的“物化”，当然还不等同于后来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猛烈抨击的物化，而是指代一种自然属性。这个意义上的空间物化，也即空间的物性化，其源于空间的“物性”，以及由此赋予空间相似于“物”的属性。但正如前文所述，早在人们的印象里，空间既不显现为某种客观实在，也不指向某个具体的物，因而无法纳入拜物教的范畴，进而也就无法促成空间拜物教的产生。

诚然，空间绝不是一个“去物化”的概念，对于时刻置身于空间中的人来说，空间亦不能完全“去物化”地存在着。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史观，空间作为人类生存与社会交往的现实场域，不仅承载着各类物质实践活动，还参与了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迁，应然具备了物的相关属性，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空间通过物的形式来介入现实。不同于抽象的空间认识论，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空间的感知，往往需要借助某种具体可见的空间形态，譬如一座城市、一幢房子、一条河流或一个广场等，这些空间无不拥有物质化的表象，其自身也由各种物质性的质料构成。其次，空间能够含容现实中无处不在的物。任何物体都有一个属于其自身的空间形态，物必须归置于某个特定空间才能得以显现，它不能脱离空间而存在。“空间与时间充满了物质”（黑格尔，第60页），人们所能看到和触及的一切物，无不带有鲜明的空间标识。最后，空间拥有生产物的功能。无论是空间自身的物质属性，还是空间中的物之属性，都会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不断调适的状态。因此，空间除了可为已有的物赋形外，自身也能生产出之前未有的物，列斐伏尔称之为“空间中事物的生产”（Lefebvre, 2009, p.186）。

这些最基础的物性先天便内构于空间之中，只不过受传统空间认识论的影响，它们被长期遮蔽，未能得到充分且有效的彰显。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衍化和现代文明的进阶，这个问题逐渐获得了修正。一方面，在经历古典时期的抽象空间观之后，随科学发现和地理勘探而兴起、由牛顿等人引发的近代空间观，为空间物化尝试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支撑。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更是让空间走出了抽象的形而上王国，不仅为人们认识空间提供了科学方法论，还明确强调了“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875页）的根本事实，由此将空间纳入到社会物质生活的范畴之中。另一方面，人类物质生产的扩容与认知水平的提升，使得人们比过往更加重视空间的开发、利用与规划，土地、铁路、矿场、厂房、住宅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空间，皆以具体可见的物之形式频繁地现身于真实世界中。

在空间认识论和人类现实诉求的双重助推下，空间概念逐步实现了从抽象到物化的转变。空间概念的物化带来的效应是多面的，它不仅使得空间摆脱了过往单一的抽象性限制，空间被界定为具体、生动和贴近现实的事物；还使得空间由于愈加突出的物性而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阈，空间开始接受更多的实践性干预并“沾染了一层如影随形的原始感与物质构成感”，这给空间制造出“客观性、必然性和物体化的氛围”。（cf.Soja, p.79）

三、 从商品化到资本化：空间拜物教的逻辑演进

空间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一样，都是肇始于商品拜物教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进化出来的拜物教现象。若离开商品拜物教这个最为根本的前提，空间拜物教的概念就无法成立。有鉴于此，我们就必须认清：空间拜物教是资本主义体制下以空间商品化为基础的空间异化，它生动诠释了资本主义与空间商品化之间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

首先，空间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发展转型的必然选择。早期资本主义为尽快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公然对空间展开野蛮和强横的征夺，突出表现在：对内以“圈地运动”“西进运动”为代表的空间侵占，对外以“殖民征服”“帝国统治”为代表的空间霸权。随着世界各地反殖民运动与反资本主义浪潮的兴起，这种粗暴的空间政治显然难以为继。为此，资本主义需要改变其空间策略——从显在的空间征夺过渡到隐性的空间生产，从直接的空间殖民过渡到间接的空间渗透。空间的商品化暗合了资本主义的这个转型诉求：一方面，将空间商品化，能够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对空间进行资本塑形，从而继续维系资本主义的空间利益；另一方面，将空间商品化，还可以为空间注入商品的标识特征，不仅最大限度地挖掘空间的商业价值，也更加有利于空间的开发、使用与管控。

其次，空间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重要砝码。“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奥利弗·威廉姆森指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cf.Williamson, p.2）成本越少，其利润就会越大，反之亦然。为此，资本主义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节约成本。空间参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转，不只体现在空间作为生产要素的客观事实，还体现在空间作为一种生产成本的潜在真相。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四个环节，都需要在空间中运行，由此也面临着对应的空间障碍。如何减少源自空间的诸多障碍，对于节约经济成本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马克思提出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著名论断，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对这个问题的注解——“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空间的商品化，可以减少空间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最大程度地将空间规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可靠中介，进而节约资本生成的空间成本；同时还可以让空间本身也成为商品，进而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直接为资本主义创造源源不竭的经济收益。

最后，空间商品化是资本主义转嫁危机的有效途径。空间是人类居住与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先在场域，也是资本聚集与分散的地理背景。在经历荒蛮的早期社会后，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与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善，地球人口日益增长，作为人类空间基底的土地空间变得越来越稀缺，因而对自然空间的褫夺也显得越来越激烈。而现代城市文明的兴起，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向城市，诸多资源在城市空间中的疯狂聚集，加之新的区域分工、新的经济复合体，以及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景观，使得城市空间的优化配置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境下，资本主义亦不可避免地遭遇相应的空间困境。如何应对土地空间与自然空间的稀缺问题？如何避免现代城市的空间失序对资本主义政体造成巨大冲击？空间商品化为此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经由商品化，空间作为一种价值体融入了虚化的交换属性，进而超越其原身而被赋予更多元的抽象价值——从一个角度看，空间变成商品，可以被赋予不同的价值量并通过货币形式来加以衡量买卖，这样空间短缺所引发的困境便间接转嫁到货币那里，这也是资本主义发达城市中土地及房价反复暴涨的原因所在；从另一个角度看，空间变成商品，有利于资本主义在城市中塑造具有资本色彩的空间景观，它可以有效消化剩余资本，同时借助商品携带的强烈穿透力，使那些凝结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更为便捷地渗透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进而实现资本主义空间话语的日常殖民。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W—G—W”的著名公式来表达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但这个公式属于一般的通用形式，其始极和终极分别是商品的卖与买，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之维，主体在于商品本身。与之不同的还有一个“G—W—G”公式，其始极和终极的主体是货币，凸显商品的交换价值之维，“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80页），马克思将这一增殖过程称为“商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换言之，资本主义下的商品生产，并不是围绕商品本身的生产，而是聚焦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按照这个语义逻辑，空间商品化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不是简单的以空间的使用价值为内核的商品流通，而是以资本积累和拓殖为目的的价值生产。无论资本主义如何演变，“资本”都是其不变的主题，其最终目的皆指向实现资本积累、牟取资本增殖。空间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家眼中的资本，是因为它能够将物化的商品形式变成某种可触知的现实。反过来看，一旦空间的所有指向都归置于资本，那么它就永远只能以物化的商品形式存在着，由此进入了一个无法突围的死循环：空间从物化的商品变为资本，资本又操纵着空间充当物化的商品，对资本的追逐导致对空间的商品化追逐，空间受资本赋魅而化身为让人崇拜的商品物。由于资本主义对于资本物理增量的痴迷，空间也被降格为可在量上进行计算、生产、复制和置换的物。它无缝对接了资本家们疯狂崇拜的物欲，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与人在空间的关系、空间与空间的关系，无不为“物”（空间之为商品物）与“物”（物质欲求）的关系所替代，空间拜物教在这个维度上正式浮出水面。

但空间拜物教的突出表现不是一以贯之的，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呈现出动态调整。按照历史时间序列，这种动态变化可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其一，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出于原始积累的迫切需要，空间拜物教主要体现为对各类地理空间进行粗暴、野蛮和赤裸的侵略——不仅包括对本土空间的强势掠夺，譬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对印第安原住民的驱赶等，还包括对别国空间的肆意占领与殖民统治。空间成为物质财富和资本利益的直接来源，资本主义从空间的“内”与“外”上同步实行着拜物教式的扩张。其二，现代资本主义时期，迫于空间殖民统治在世界各地的陆续解体，空间拜物教开始转变成资本对空间所进行的各类工具性改造。它以现代工业体系为轴心，经由“空间生产”的模式，不断放大空间的物质属性，因而空间“是现实的也是可操作的，是既定的也是工具的，是必要的也是虚拟的。空间是生产出来的，它是产品，也是生产者和再生产者”（Lefebvre，2009, p.212）。其三，当代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空间性矛盾的日益凸显与激化，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浪潮打开世界市场，并广泛建构带有商品色彩与物质气息的空间景观——能够让资本主义实现自身危机的空间转移，达成内部矛盾的空间修复。其四，步入21世纪，迅速崛起的数字虚拟空间成为资本主义空间战略的新战场，由资本主义势力所主导的数字空间，被植入了强烈的物欲元素，它力图将人带入到虚拟的物感享用中，同时以各种物化的数码产品与智能机器对人实行数字化奴役，诱导人们长久地沉迷于虚拟空间，主体被逐步物化为“数字人”，从而沦为资本主义积蓄财富的工具。尽管空间拜物教随着资本主义空间策略的变动而展现出新的内容形态，但它的内核始终没有改变——“空间成为商品，成为人们追求利益的工具，成为交换价值的一种载体，成为资本增殖的一种形式与载体”（陈忠，第110页）。

四、从商品化到异化：空间拜物教的问题省思

拜物教一向被视为“资本主义及受其影响的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症候”（Mulvey, p.5），空间拜物教也应然是内化了资本主义话语的特定产物。在马克思那里，拜物教一直是用来批判某种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概念。对于空间拜物教，除了要梳理其概念生成的理论语境以及现实症候的逻辑演进外，还应对它进行批判性的检视，以此来揭开资本主义空间政治的真实面纱、警惕空间拜物教对人类生活世界所产生的诸种负面效应。马克思指出：“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51页）换言之，拜物教能够将“非物”的属性替换为物的本有属性，“物”因而便异化成了某种“非物”，指向了异于自身的他物。同理，空间拜物教的生成过程，亦是空间剥离其自身的过程，空间的本真性被空间拜物教不断拆解，空间成了一种进阶异化的存在。空间拜物教导致的空间的异化，具体说来，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空间拜物教导致空间的异化。空间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同时也是抽象属性与具体属性的统一。然而，空间拜物教却试图将空间简化为单向度的物，过度推崇空间的物性与商品功能，使得空间的其他面向被瓦解与遮蔽、空间的物性被误认为空间本身。在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强力介入下，空间拜物教不断诱导空间沦为货币、资本与利益的集合场，它“被统治、被征服了”，于是“也就远离了我们”。（参见勒菲弗，第50页）空间拜物教显示了对空间的“创造性破坏”：称其“创造”，在于它让空间成为创造财富与资本的有用之物；称其“破坏”，在于它让空间成为被物驯化的商品，由此不断吞噬空间的本真性。自然空间在商业利益的熏染下被无情地开采破坏，生产空间在资本利润的操控下演绎成了血汗工厂，居住空间在货币势力的炒作下变身为资本发源地，这些无不显示了拜物教下空间悖离其自身的异化。

其二，空间拜物教导致空间关系的异化。空间内部交织了各种关系，空间也由各种关系所塑造，因而空间属性的变化必定会影响空间内部原有的关系格局。譬如一座普通的住宅，其生发的空间关系应主要围绕生活居住本身而展开；而一座价格极其高昂的住宅，其生发的空间关系便有可能被金钱、身份、地位等元素主导。空间拜物教之所以能够出现乃至受到追捧，原因并不在于它只为资本家所用，更为关键的是，它对空间物之属性的尊崇暗合了消费主义时代无数普通民众内心挥之不去的物欲，这些物欲为其建构了一种基于金钱、身份与地位的关系之网。因此，空间拜物教导致空间关系的异化。

其三，空间拜物教导致空间认识论的异化。空间概念的演变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人类空间观念的演变。人类对待空间的方式，深刻映射了其背后潜藏的空间认识论。空间拜物教频繁地显现于现实世界中，会极大程度地同化人们原本持有的空间观念，空间认识论也由此打上了空间拜物教的烙印。空间认识论被空间拜物教异化，不仅从文化意识形态上无限放大了空间的物性与资本性，还诱导人们争相将空间推向拜物教的属地，使得空间无论是外观还是内在功能都沾染了强烈的物质感。

正因如此，对空间拜物教之源的资本主义空间政治进行批判性考察，构成了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质。列斐伏尔、哈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索亚、多琳·马西等学者，都纷纷在各自论著中就相关议题进行了阐析，为人们辨识空间拜物教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尽管空间拜物教是一种由资本主义话语主导而产生的空间异化现象，但鉴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空间拜物教并不能直接作为评判我国空间问题的学理依据；由于“我国目前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调配权、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品的消费能力等等方面存在着组织结构内部和不同地域空间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商品、货币和资本以物的外衣掩盖社会关系的神秘现象依然有存在的可能”（高岭，第12页），所以空间拜物教对我们依然有着不可忽略的警示作用。在进行各类空间规划、空间改建、空间布局时，我们必须自觉地抵制与防范空间拜物教的干扰，这就决定了需要努力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空间意识。

第一，既要适度开发空间的现实效用，又要尊重空间的自然属性。空间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人存在于空间，同时在空间中从事各类活动。列斐伏尔反复强调空间是一个社会产物，“它在生产力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Lefebvre, 1991, p.349），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效用是无可置疑的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空间的开发可以无休止和无底线，更不意味着可以像资本家们那样以“创造性破坏”的法则来恶意透支空间的现实功能。诚然，出于现实需求，我们需要开发空间，但这种开发需要适度，且不能无视空间的自然属性，因为空间除了“物”的现实维度外，还有源于其自身的自然属性。空间是一种“自然事实”，有着“超出我们在语言和信仰等体系之外的文化嵌入性之范畴”（Harvey, 1996, p.211）。为此，我们必须坚决杜绝那种为了实现短期效益而不惜代价破坏自然空间的做法。

第二，既要合理利用空间的商业价值，又要重视空间的文化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空间的有效支撑，空间的商业价值理应得到认可。但是，我们不能把空间内含的商业价值当作空间拜物教的合法性依据，无限推崇空间的经济性、资本性和货币性，更不能由此来倡导大批量地建构仅仅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工具性空间”。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城市，若只有“商业空间”而缺少“文化空间”，则无疑是不合理的。所以，在拓展空间商业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应重视空间的文化维度，因为空间承载与糅合了人类历史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形态，对于我们认识、审视与赓续文化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第三，既要充分拓展空间的时代内涵，又要关切空间的伦理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空间会被赋予特定的时代内涵。但与此同时，空间也会在不同时代中产生不同的问题。无论时代如何演变，一个永恒不变的事实是——“‘人’因‘空间’而存在，空间则由‘人’来构境，因此我们都可被称为‘空间人’”（吴红涛，第29页），任何时代都应重视空间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伦理性关系。如果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与人在空间的关系不断遭到空间拜物教的侵蚀和异化，那么栖居于空间的人类也会因此遭到异化。为此，我们既要适当拓展空间的时代内涵，又要充分关切空间与人的伦理关系，以空间伦理的关照视野，倡导和谐空间的构建与维护。

当然，目前，由资本主义促导的空间拜物教现象依然普遍可见，其也必将对全球空间造成不断的干扰与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何抵御空间拜物教的强力渗透？如何规避空间的拜物教化？如何维护空间的健康底色以及如何实现现实世界的空间正义？这些都是我们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尤其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来临，资本主义的空间策略发生了一定转变。虚拟空间、数字空间、网络空间成为资本主义活动的“新阵地”，数字拜物教、信息拜物教、智能拜物教陆续登上时代舞台，这无疑对我们辨识空间拜物教提出了更多、更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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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李颂婧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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