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新闻学博士，曾作为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传播、当代媒介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读报组作为一种群众教育的重要手段，在上海的机关、学校和在里弄居民中普遍存在，但效果却不尽相同。机关、学校虽然都组织了读报组，但往往流于形式。首先，机关、学校人员不仅有看报的能力，而且有看报的习惯，是爱森斯坦所谓“阅读型公众”。代表性观点如“每个人都会看报，何必多此一举”，“这是宣传部门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在读报方式上“不能算是读报，只能算是看报；而且没有中心，报纸任凭选择，内容也由各人自己拣喜欢的看”。华东师范大学有很多小组“根据报纸随便读上一段，事前不选择、不准备，所读的材料不能完全配合同学的需要；读的人草率敷衍，听的人也就不起劲儿，讨论起来像蜻蜓点水式的扯淡一番，或者相对默然”。其次，他们在单位里本来就共同过着有组织的生活，有各种政治学习、业务学习，认为读报占用了工作时间。“读报是重要，但工作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看报。”“看报是空闲的事”，“有了空才去看看”，“毛主席朱总司令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要读报，我们不看报不是也可以工作和学习吗？”有的干部将读报看作工具，认为读报的确能在中心运动中起作用，但片面地把读报工作看作突击工作，有中心任务来加把劲，过去就松懈下来。

相形之下，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中下层民众来说，读报组的设立显得更为必要。相关研究也认为，在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中，读报组的发展更为突出。1949年以后，虽然新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扫盲工作，但是许多人还只是脱去了文盲帽子，看报仍有困难。他们要了解国内外大事，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开阔眼界，提高觉悟，做好工作，就需要有人为他们读报。不同的档案材料与报纸新闻都反映出，识字班的建立多半与读报组有直接关系。从经济上考虑，有些读者没有能力单独订报，合订报刊也可以减轻每个人的经济负担，要向报社写信，也是几个人组织起来便当。读报组这种形式在上海里弄居民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它是互助的，所以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它又是灵活运用的，在方式上、时间上可以因地制宜，所以发展起来很快，不论男女老幼都乐于参加。里弄读报组与单位读报组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原本远离政治的普通智识的非单位人群的生活、娱乐、政治学习集中起来进行改造。对于上海基数巨大、自由散漫、关系复杂、利益多元的里弄居民来说，读报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早期关于读报组的研究多从政治宣传、思想动员的角度来阐释读报的功能、影响，指出“读报组”是党报顺应“中国革命”逻辑，实践“群众路线”的产物。这些研究虽然认为“读报”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其理论视野并未脱离党报理论的大致框架，也未探究读报对城市普通民众带来何种影响。近期的研究者使用更为多元的研究路径，观察到更为多样的图景。杨丽萍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读报组看作是“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实施者，把重点放在集体读报的政治效能上。周海燕采用“文化社会学”的路径，认为读报小组通过集体阅读、讨论和写作，形成了“圈层共振”的集体意义生产机制。詹佳如聚焦于“读报组”这种阅读实践本身的特殊性——“集体”阅读，考察读者、文本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沙垚重点考察了农村俱乐部在农村读报组从群众运动到经常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的作用。他们对集体读报的具体组织、运作以及反馈机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摹，显示出从重在宣传到关注接受的范式转变。但这些研究都将社会各群体的读报实践混为一谈，或者虽有所侧重（如“基层”“农村”“广大民众”），但是因其所指较为模糊，在征引材料时又与其他群体混同，导致在分析时或者高估读报组的政治整合功能（“塑造了社会成员全新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人格”），或者仅将其谨慎地称为“某种外在于自身的要求”，“某种构成性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群体的读报实践在具体展开方式、效能和意义生成机制、影响方面相距甚远，若要一概而论，就容易落入要么言之凿凿，要么语焉不详的窘境。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组织了五个街头读报组，利用每天中午休息时间向村子里的群众讲解时事。[图源：sohu.com]

集体读报在党的宣传史上虽然有迹可循，甚至有一脉相承的理论指导，但对于自有成熟生活逻辑的城市居民来说，却是十足的新鲜事物。不管是党报理论、历史社会学抑或是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以往研究主要是将读报组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进行的基层教育组织和形式，没有在更微观的层面上，探究在特定人群中读报组如何运作、意义的生成机制。要探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读报的传播情境中，普通智识的非单位人群的生活逻辑与政权的革命逻辑之间的冲突与调试，仪式的视角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一 政治仪式：一种分析框架

仪式与象征连通了概念和具体事物，使人们能够直面混乱的经验世界。涂尔干借助集体表象、集体欢腾等概念构想出了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凝聚理论，强调仪式在生产和维持一致性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涂尔干的观点聚焦于单一宗教社会，在解释信仰多元的大型复杂社会时其有明显局限，后继研究者试图突破结构功能主义，不是理所当然地将仪式看作制造或维系社会整合的象征性实践，而是加入社会和历史变迁的维度，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翻修涂尔干的理论，重新定义仪式。在涂尔干之后，部分研究者绕过“信仰”“信念”这一在大型社会中难以确认的领域，提出“形式化的行为”这一更为开放的概念，强调仪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而非符号或观念。如果我们将仪式看作一种分析类型，而非一个确定的实体，会发现这是一个包容性极强且极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囊括了诸如象征、信仰、表演、集体情感等关键性概念。在本文中，我们反对将仪式看作是固定的、本质化的存在，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仪式表演都仅仅是假想形式的粗略近似物。

现代政治生活和权力的运作同样离不开仪式。D.柯泽（David Kertzer）在《仪式、政治与权力》一书中论及：政治仪式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是重要的，因为政治的权力关系无论在哪里都是经由沟通的象征方式而表达和改变的。他进而引述米歇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的话说：“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它能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政治仪式的研究者在对仪式进行界定时也有所侧重。他们大多强调仪式的象征意味，因为政治力量需要通过仪式与有力的象征产生关联，从而获得普遍的合法性；而“缺乏象征化的规则性、重复性的行动不是仪式，只是习惯或者风俗等”。他们也强调政治仪式的规范化和重复性，认为通过这种形式化的反复操练，仪式可以引导情绪、形成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他们同时注重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过程。

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者根据“运动”在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中已经形成的常态的动员和运作机制，旗帜鲜明地提出“国家仪式”的概念——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的，民众或被迫或自觉参与的政治（或革命）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后，仪式视野中各种运动的阐释可以说都在这一极具概括性的概念统摄下。这些研究将仪式与象征作为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过程的途径，考察了仪式作为“一种强制的合法性认同的机制”和政治治理技术在具体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根据以上研究，不管是政治仪式还是国家仪式，都具有某种强迫性特征，即一旦成为仪式，便具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强制性，便可操弄普通人的命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典型的群众教育组织，读报组成为基层社会动员和社会运作的常态机制，成为连接国家、城市与个人的中介，其中包含大量的仪式性表演和象征形式。本研究无意于用数据和材料对读报组做一概貌式的回溯，而是试图以上海里弄居民的集体读报为研究对象，以“政治仪式”为主要分析框架，探究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上海这样一个与革命氛围格格不入的昔日都会中，里弄读报组这一介于强制与自愿之间的基层权力实践如何进行仪式化运作，微观层面上表演不同元素的展开和分解如何作用于集体情绪？仪式唤起的情感如何经由分类和图式灌输到它培育的认知观中？这种简单化的政治图式和类别的内化，导致了怎样的日常生活仪式化？基于以上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里弄读报组与政权合法性之间是何种关系？

探讨群体心态、行为的变迁，最好的办法是去看他们自己撰写的文本，或者做口述。由于年代久远，口述材料难以获得；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现存的信件、日记亦少有。本研究尝试将当时的上海主要报纸《文汇报》《新民晚报》上的“读者来信”作为研究里弄读报组的主要材料，同时辅以相关的政府档案、中央文件、小册子等。需要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档案产生于一个“充满政治雄心与意识形态宏愿”的国家，是“胜利者的自言自语”。当我们阅读这一时期的档案和新闻报道时，需要意识到这些材料本身便是政权的工具，而不只是供研究者研读的信息源。因此，在使用材料进行阐释之前，必须澄清一点，读者来信由于经过了报刊的中介，相较于“直抒胸臆”的日记和信件，更少“本真状态”；更遑论新中国成立后，读者来信成为官方办刊的一种模式，其背后的权力操控意味使得“读者”言论的独立性大打折扣。

“读者来信”在现代报刊中虽不鲜见，但作为一种官方办刊的特有模式，其正式生成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内部动机与外部舆论共筑的“历史合力”，建构了新中国人民群众“写信”的意识与盛况。在内容上，关于读报组的读者来信大多数属于事实性的情况反映，主要包括经验总结、读报后的行为、观念转变。在形式上，关于读报组的读者来信，大部分属于真实的读者来信，多以“我们……读报组”开头，大多具名，并标明来信者所属的读报组，内容具体琐碎，篇幅较短。少量综述性的读者来信以及关于典型读报组的长篇特写，笔者较少采用为对象材料。而报刊编辑部人员以“读者”名义编撰的“读者来信”基本不存在。在作者方面，本文所用的主要材料——关于读报组的读者来信，有很大可能性来自各读报组的通讯员、读报员等。他们既然是新政权的“积极分子”，那么必然是具有读写能力并且认同新政权的；在对读报组的叙事中，意识形态也必然内化其中，更不必说报纸根据各项工作、运动、目标从中进行的筛选和编辑。综上，有关读报组的“读者来信”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仅承载观点的“形式意义”，多涉及事实，有其实在性；但也必须注意其本质上的意识形态工具属性。

二 触发集体情感：居民集体读报的仪式化运作

从1950年起，上海各行业、各群众组织和各里弄组织开始正式组织读报组。里弄读报组一般由街道基层组织如初期的冬防队宣教组、里委会（里弄委员会）、家庭妇联或妇代会、共青团支部发起建立，也有少数由个人发起，甚至还有以家庭为单位的读报组。人数一般从10—25人不等，读报活动次数有多有少，有的隔日一读，有的一周一次，读报内容也有深有浅，学习方法采取听读、讲解与议论三结合。面对初创时期的读报组，里弄居民表现也各有不同：有的是想了解国家大事，学习先进；有的仅仅是为了看看世面，听听消息；有的看大家都参加了，自己也就参加了；也有的怕影响家务，不愿意经常参加。可见，“看热闹”“跟风”“觉得浪费时间而不愿参加”是几种主要的心态。刚成立的上海里弄读报组遇到很多困难。主要原因是对于远离政治生活的普通民众而言，读报的内容和形式枯燥乏味，难以产生共鸣。比如，有的小组只强调时事学习，认为报上第一版的“国家大事”非读不可。但由于居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形成“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的现象。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报员虽有看报习惯，却缺乏读报经验，开始时只选择报纸上几条较重要的新闻来读，除了读标题时稍加解释外，其余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照念下去，“不但听的人感到索然无味，就是读报的人也渐渐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还有一种情况，由于里弄杂居，集体读报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南方人读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读南方人听不懂。此外，还有组织不人性化、时间不能统一等问题，导致读报员和组员无法参加。有些读报组，居民们出于情面才来，参加后也一无所获，组织了几个星期，人愈来愈少，最后一哄而散。

表演的目标是通过技巧性的、令人感动的表演创造观众与演员之间的情感连接，并借此创造从表演中向观众阐述文化意义的条件，其成败全在其形成心理认同和文化延伸的能力。初期的读报组至少有前景文本和现实文本之间的分离、符号生产和大众之间的疏离，以及展开符号行动的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分离等，各个表演元素远未达到融合状态。本节从上海里弄读报组的仪式化运作入手，探讨情感因素在各个表演元素融合中的作用。政治仪式的价值对文盲和大众来说比对受教育者和精英更具吸引力这主要是由于集体情感的作用。

（一）演员与观众：从讲报到“演报”

读报组的实践指向了一种新的阅读模式，即由默读转向朗读，由私人阅读转向集体阅读。“一人讲、多人谈”的集体读报形式，正是朗读、演讲和交谈的混合体；而这种“阅读模式的改变”不仅赋予同一个文本以不同的含义，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需要人们找出适合这种模式的形式以建立声音和文本之间的联系。挑选和培养读报员在有效建立声音与文本之间关系方面至关重要。据考察，对里弄读报员的筛选，经历了一个从重识字能力、意愿到重“群众基础”的转变和妥协过程。刚开始，物色读报员单从谁有文化、谁愿意、谁有空来考虑，推选出的读报员大多是社会青年，但后来发现读报时出席的人越来越少。社会青年工作热情虽高，但体会不到里弄群众特别是家庭妇女的思想感情，不能掌握其文化低、有家务孩子等特点。于是对读报员作了调整，一般由家庭妇女来担任。经验证明，读报员最好是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能联系群众且家务孩子牵累不大的家庭妇女或退休工人。除了识字能力，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于对组员的人生经历、精神状态的“共情”能力，更加能够体察、调动组员的情绪。这与相关研究发现的“政治素养是挑选读报员的第一标准”有所不同。

读报组在城市的重要目的，就是要适时地让在政治上沉默的市民“说话”。对读报员来说，读报使他们得到“讲话的能力”，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的表达能力：如某读报员起初心里发慌脸通红，急得满头大汗，一段时间后他可以读得很顺利还能够讲解。在交谈中，凭借极端的注意，人们彼此渗透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社会关系。会话使人的交流难以抗拒，这样的交流却又是不自觉的。交谈者在近距离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仅受语言的影响，而且受语气、顾盼、相貌、有磁性的手势的影响。在各种有关读报组的档案材料中，屡次提到读报员作风要好，如果作风生硬，会影响群众情绪。如同吉坊一组的群众反映，某读报员“像欠她多，还她少，看见她一只面孔，听报就倒胃口了”，因此这组出勤率最差。在此情境中，读报员具有了某种民间说书艺人的色彩，须振作精神，声音洪亮，“读得慢，读得清楚，读得有劲，最好加一些表情，注意口音”。口头传递具有特殊的权威效应，有利于通过一个简单的传播方式而产生一个让现场融为一体的大师。在吸引人们关注特定的问题时，演出比语句好，而互动又比演出好。演出有“一个开端、一个中段和一个结尾；观众看着故事进展或者穿越迷宫，有悬念、图像、出其不意、峰回路转”。常常与读报联系在一起的诉苦运动、控诉会或活报剧就是利用演出方式，使表演者说出对新旧社会的感受，使特定观众身临其境，体验相融。如沪西工人文化宫文工团在金家巷演出美国兵打三轮车工友的活报，由于“这里的居民百分之七十是三轮车工人，大家都勾起旧恨新仇，抗美援朝的意志更为坚决”。

上海里弄读报组还征用地方文化资源和文艺形式，由文娱组配合宣教组，将一般性的读报改编为通俗方言甚至戏曲，如此能让观众参与正在进行的故事，进入屏幕或者像戏剧演员一样互动，并看到自己扮演的角色，让他们感觉读报效果如何与己有关，用互动的形式提高读报的情绪，使民众发声。人们正是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行为和世界产生联系。有一个读报组，读了两段新闻后，就拣《新民晚报》上刊载的“说说唱唱”，用“无锡景”调子来唱“工人文化宫景”。全组里会唱的人，全都唱起来，情绪愉快，连大姐们也说：“这样读报，真有味道。”另有读报组积极收集自己里弄中的新人新事，请人编成说唱材料，组织社会青年担任演出。如快板《一分钱和一粒米》，沪剧《上海的一天》在读报组里演唱后，组员里兴趣不浓厚的也浓厚了。还有一些读报组通过组织歌咏团来吸引观众，每星期坚持练歌、唱歌一次，从不间断，还举行歌咏交流会。他们不但在读报组唱，在各种会前会后唱，就是在家务劳动的空隙，也会三五成群地自动围成一个小圆圈唱起来。总之，将阶级和革命话语“翻译”为特定的地方性知识，才有效地得到播散与认同。这种“翻译”的过程中，里弄居民展开讨论，每一个人都讲话、参与。本质上，权力需要讲话和让人讲话：言论是它的要素，它需要言论，靠言论为生。它希望言论是有效的，即多产、有建设性和积极的。

社会的团结与统一依赖于集体认同感。自我感受时时刻刻都由日常思想加以维持——感受与情绪不断在意识中爆发，时刻提醒自我的存在。而社会也依靠（来自集体，也就是社会的）感受与情绪流动时刻提醒其成员集体的存在意义。在这样的“集体欢腾”中，读报组中读报员与组员已经不再是“读”和“听”、“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民众有了参与的冲动，展开重要符号行动的精英和作为观众的大众之间开始融合。

（二）脚本：前景文本与现实文本

1、符号生产与前景文本

如果将集体读报看作反复操练的社会表演，那么每日的新闻报道无疑是表演据以展开的前景文本。同时，报纸也配合读报活动更新栏目设置。《新民晚报》设“每晚读报”栏目，对当天的重大事件进行解释，其后，“读报参考”“今天读什么”等栏目的开设，都为里弄读报组提供了素材和方法。《文汇报》则设置了“社会大学”“读报组来信”“读报组讨论提纲”“读报问题简答”等相关专刊和栏目。手册、小册子、节本、广告单，是报纸这个主要媒介以书籍的形式孕育出的浓缩物。《文汇报》配合时事，定期出版小册子《文汇报读报组学习资料》，包括有关作品数十篇，分为文件、史实、主要评论、自我检讨、读者意见、讨论提纲等，作为讨论与批判该问题的必备手册。此外，报纸还会组织会议和讲座，如《文汇报》的读报组汇报，汇报各组组织经过、收获和缺点，对报纸的要求、批评和意见。栏目“社会大学”组织的讲座每周一次，举行多次，听讲人数近三万人。内容主要是时事教育，后来又加入理论讲座。值得注意的是，当“读者来信”被刊登和广为散布以后，也作为社会文本的一部分，成为理解现实世界和处理日常经验的指导场域。

读报组读报提纲和读报问答主要是事实性的文本，如1951年5月14日《文汇报》读报提纲：上海各人民团体所规定的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各项办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参考材料：5月11日本报一版“军管会市政府联名发出通知”的新闻及社论“彻底干净肃清反革命分子”。）1952年8月5日有读者提问：“在国际红十字大会我方代表发言中，提到海牙公约，这是怎样一个组织？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一回事？”虽然对于各组会选择哪个提纲进行讨论，是否会把讨论情况及对提纲的意见寄给报社这些具体情况无法确切得知；但接下来对读报组每日操练的现实文本的考察，可以为读报提纲是否能够适合里弄读报组的要求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2、基于背景表象的现实文本

不同的阅读方式会催生为这种读法“所设计的文本的特有结构”，这使得以朗读为主要方式的集体读报的现实文本和前景文本有了较大的区别。在读报的初起，读报员一直是读当天报纸，因此准备时间很仓促，没有事先准备适当的提纲，更未看熟报纸内容及生字，碰到深刻的字句一时无法去理解，读报员敷衍了事，读过就算了，对于群众听了懂与不懂、情绪高与不高不去深入了解。后来改为读前日报纸，这样读报员可以有时间来准备，将报纸内容预先看熟，并适当找些故事性的材料加以说明。对于读报选用的材料，以通俗易懂的短文章为主。除有关重要文件必须要读，分章分节、深入浅出讲解外，一般的读报材料体裁是通讯、故事、特写，有人有事有情节，听起来生动，也记得牢。有的是回忆对比的事例，有的是革命斗争故事，教育群众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有的是介绍情况，说理算账，帮助群众懂得道理，了解情况。有的是宣扬先进人物，为群众指出努力的方向；有的是揭露坏人坏事，进行反面教育。总之，在读报内容的选择上，以居民们熟悉的通俗材料为主，以时事概况为辅。讲报员在讲报的时候，力求故事化，甚至有时把报纸放在一边，只作参考。

里弄读报组对新闻时效性的考量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同时对故事的关注超过了新闻，这与机关、学校读报组明显不同。讲故事是人类传递和交流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消息最基本的条件是“不言自明”，其价值昙花一现便荡然无存；而“故事不耗散自己，能够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定理可以被反驳，或者激起反对；而一个故事则是无法“被证伪的”。无法被证伪，只能被体验和感受的故事，在进行主体召唤，唤醒记忆方面，显然要优于以书面文本为主的前景文本。

（三）舞台背景

与地点相对固定的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读报组比起来，上海里弄读报组的地点更为灵活，经常设在居民的客堂、房间，甚至里弄商店的店堂里。里弄读报组发生于典型的日常生活场景，也与日常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夏季天气渐热，室内温度增高，出席读报的人数逐渐减少，即使出席的，情绪也不很好。另有一个读报组把地点设在一家人家的前楼，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天气闷热，简直喘不过气来。当时虽然也有讨论，可是没有提纲，你一句，我一句，争得面红耳赤，没有结论。于是读报员们创造了流动读报的办法，自带报纸到组员集中的地方去讲。参加的人不必花一个钱，甚至不必走一步路。比如炎夏时，读报员在里弄内露天读报，既可学习，又可乘凉，同时也吸引了附近的居民自动地围观。或是趁着家庭妇女们在井边洗衣、淘米、洗菜，读报员搬一只凳子同她们坐在一起，开始读报。还有读报员在茶馆中，趁艺人说书空档穿插时事节目。每天早上到茶馆泡茶，读报、讲报、展开问答、讨论，提起了居民留心时事的兴趣。读报的“舞台”还延伸到其他的实体媒介。有些读报组会在附近设立阅报站，吸引路人围拢来阅报；还在贴报下面贴上时事画片，许多不认字的老太太也走过来很有兴趣地指手画脚地看图片。读报小组还经常准备小黑板、辞典、中国地图、世界地图等“象征性装置”。讲到有关地理的问题时，就拿地图给大家看，把重要名词的解释写在黑板上。

1955年，上海第二纺织厂裔式娟小组集体读报。[图源：sohu.com]

这是德布雷意义上的“中介”，即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手段的集合。它们先于并大于当代媒体领域。可以是一张餐桌、一个教育系统、一个教堂里的讲道台，也可以是一个图书馆的阅览室、一台打印机……它们不是“媒体”，但是作为社会表演发生的舞台，作为思想散播的场地和关键因素，这些流动的公共生活空间成为“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模具”，在这样与日常生活场景交融难分的集体仪式中，产生决定当下生活的情感力量。许多政治仪式的研究者都认为，仪式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其规范化，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发生的正式的、标准化的行动。然而，通过本节中对居民读报中各个表演元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上海里弄读报组既非“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发生”，亦非完全是“标准化”的，其运作更加灵活，这就与固定时间、地点的机关、学校的读报组区别开来。

根据科泽的思路，仪式的规范化和重复性一同赋予了仪式以稳定性和连续性。进而，稳定性将仪式与强烈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产生于仪式循环往复的举行之中。本文却有不同发现：居民读报虽然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实践，但其在形式上的适度灵活性，反而为行动者的实践策略、自主“表演”以及情感共通留下了空间。上海里弄读报组选择更能与组员共情的读报员，将读报转化为讲报甚至表演，将以故事为蓝本的现实文本与以消息为蓝本的前景文本进行融合，在宏观权力与微观制度的缝隙中，在流动的日常生活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混杂着革命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现实戏剧。这种仪式化运作制造出许多情绪流动的时刻，提醒其成员集体、国家和阶级的存在。善于借助于情感实现革命宏图，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政权的关键因素之一。本节发现，它所激起的情感固然来自反复操演带来的人们对社会的强有力的信赖感，但却更来自仪式具体实践中的灵活性所带来的活力。意义并不能靠命令来强行推行，人们并不仅仅是仪式或象征的奴隶，他们也是仪式的支配者和创造者。可以这么说，各个表演元素在强制与自愿的缝隙中进行部分融合之后，居民集体读报才真正营造出集体情感氛围，上海里弄读报组作为一种仪式化组织才成为可能。因为“仪式所能营造的情感氛围本身就是信仰和观念的有力铸造者”。

三 图式与分类：政治现实的象征性建构

（一）敌/我、新/旧：政治图式的确立

科泽这样描述仪式将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一方面，借由仪式，个人的主体经验和社会力量产生互动，并受到社会力量的形塑；另一方面，仪式的权力不仅仅源自社会环境，也源自其心理学基础，这两个维度相辅相成。如上节所述，通过设置一定的环境，参与仪式会带来心理上的刺激，一种情绪上的激发；通过这些感觉，仪式构建我们的现实感和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认知心理学的“图式化思维”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认知心理学认为，我们的观念是图式的产物，这些图式决定何种信息值得记录，同时为这些信息提供一种解释方式。社会图式是抽象的象征系统，构造着我们对社会世界的认识。社会图式给我们提供了选择接受何种刺激的方式，然后将这些信息放到一个预先设定好的象征理解体系中，借此实现有效的认知。

对于普通智识的民众而言，政治概念、知识和资讯通常都是枯燥而乏味的。较之于那些无趣的、抽象的信息，人们更加关注生动的、具体的信息。正如斯大林所说，单个俄罗斯士兵的死亡是悲剧，而数百万士兵的死亡只是个数据。真正的事情比抽象的数据更让人们感兴趣。接近性和活用模式化故事是中下层民众读报组区别于机关学校读报组的独特举措。具体来说，首先，读报员根据群众的生活、思想和文化程度来选择材料，寻找和听众生活接近的问题来讲，然后一步一步地引到国家大事上去。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得以在更广的超越他们自身现实生活的层面上理解他们的日常经验。例如从日常省用水电，谈到增产节约和“五反”后的新气象；从清洁防疫说到反对美国细菌战的问题；从小菜里的粉丝、榨菜说到土产交流大会的意义；从小火表说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伟大；从亭子间、阁楼谈到曹杨新村和劳动人民生活的远景等。再如读一段不准卖“儿宝”“鹧鸪菜”等假药的新闻，听的人想到这事与自家小囡有关，讨论得非常起劲。

其次，套用居民们熟知的故事模型进行比附。如通过“陈小毛怎样危害人民？”“尼姑嫁人”“朝鲜前线志愿军英勇斗争”等故事，他们很容易地了解并记住“镇压反革命”“新婚姻法”等政策，以及目前时事。用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来解释婚姻问题；用《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强迫杨白劳盖手印的故事，来说明美国侵略者强迫和假造我被俘人员盖手印，硬说是不愿遣返的无耻阴谋。选择故事性较强的消息（如姚大娘捉特务、里弄妇女检举反革命分子）等，然后再联系到抗美援朝，又讲些朝鲜前线的胜利及政府号召等消息。如此，人们逐渐清楚了事件的意义，并由此将素未谋面的他人行为和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这两种方式其实有着共同的逻辑，即以人们现有的认知图式（实用主义的生活逻辑）和认知资源（传统的、身边的故事）来勾连国家主义的认知图式和认知资源。在仪式循环往复的操演中，蕴含着新/旧、敌/我的图式慢慢占据上风，原有的实用主义图式被弱化或修正。“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即胡风所谓“时间开始了”。新政权需要讲出并在全体民众中展开一个全新的故事，并将这个故事转化为一个能够被广泛体验和接受的观念。于是，革命后的必然优于革命前的，如“梁祝”的故事是为了对照“新婚姻法”的优越性的。与理解政治生活中的仪式应用尤为相关的另一种隐喻是敌/我的隐喻，这种“我们/他们”的情感结构中蕴涵着一种普遍的诉求，因其简单有力而极具感染力，人们会轻而易举地卷入其中。这种图式几乎贯穿于读报所有题材的叙事结构中。敌/我、新/旧这样的简单化图式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它与神话和隐喻类似，使人们舍弃复杂的经验世界，转而采用一种简单分明的标准来解释世界：

我们读报组在昨日文汇报上第四版上读到一连串的奸商危害人民及最可爱的人的消息，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们的心多狠……这批可恨的奸商们多么阴险毒辣。我们读了这些消息感到极大的憎恨，资产阶级的嘴脸多么难看，多么丑恶。

妇女周爱珍在1949年前吃足苦头，两个孩子活活饿死，丈夫失业。1949年后丈夫有了职业，大孩子上了中学。她一听说美国的军事挑衅，勃然大怒，说：“美国鬼子想侵占我伲地皮，绝不答应。台湾是我伲的大门，一定要把它收回来。”谁是亲人，谁是敌人，一点也不含糊。

认知与情感两者的关系殊为密切，我们的感知能力和理解力极大地受情感状态的影响。仪式唤起的忧虑、激起的恐惧以及带来的欢乐都能引导我们的政治感知能力，仪式激发情感的重要政治意义即在于此。人的情绪越是激动，他的注意力就越狭隘，用于解释经验的类型也就越少。里弄读报的仪式化运作中，“影响人们情感状态的传感装置” 包括更能与组员共情的读报员、演剧、歌咏、控诉等等，这些“情感装置”所激起的情绪强化了国家主义的认知图式。同时，在集体读报这样的仪式中，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人们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身边人的情感所左右。

维克多·特纳认为，在仪式的操演中，情感与认知两极之间进行着交换，而非单向或静止的。仪式唤起的情感灌输到它培育的认知观中，两者相得益彰。仪式两极间的这种交换，“有助于在无意识的情感与社会结构的要求之间构建起社会必要的正确关系。即人们被诱导着去做了他们应做的事情”。里弄读报组的时事测验题目则是在认知层面确认情感灌输的效能。以下是1952年《新民晚报》刊登的一则读报组测验的题目，非常清晰地展现了敌/我、新/旧的图式：

     无痛分娩法是（一）美国医师（二）苏联医师（三）英国医师发明的。

     菩萨是能医病的，不然勿会有这样多的人来相信它了。

      过去的跑马厅，现在叫人民广场。

（二）分类：进步/落后

读报公约和时事测验既是里弄读报组在微观层面的权力组织与制度，也是仪式化运作的一部分。它们通过日常实践中的多重类别化将成员与非成员、进步成员与落后成员区分开来，有效地形成读报组约束机制；同时，也将进步/落后这一图式通过反复进行的批评/表扬这样的奖惩机制内化于组员的内心。

爱国公约始自抗美援朝运动，后来配合各项运动发展出增产节约、爱国捐献、拥军优抚等内容。有研究者认为，爱国公约运动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模式，也是人民群众自发创造的一种自我教育方式。爱国公约内容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爱国公约中共同的内容，其中包括表达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的热爱， 对志愿军抗美援朝行动的拥护， 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支持等；另一部分内容是结合本单位、本系统的具体情况，从自身的政治水平和工作性质出发， 制订出较为可行的内容和措施。读报组一般都会订立“读报公约”，常规内容是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缺席等。长宁区延安西路三九〇弄人民冬防队宣教组组织的读报小组订立的读报公约如下：准时参加读报，不迟到早退，不无故缺席；发扬互助精神，帮助文化低的组员；事先做好准备，讨论时热烈发言，保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每天国内外重要时事讲解给群众听：协助政府做好一切宣传工作。“读报公约”设置了一系列“类别化的模式” ，将“参加”高于“不参加”、“不迟到”高于“迟到”、“发言”高于“不发言”这样的等级结构自然化。

时事测验是配合读报组和政治学习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并被广泛运用。测验的方式，或填写空白、选择答案、问答等。测验完毕后共同评卷，将分数公布出来。个人学习最好的，公布其姓名，以示表扬；对成绩较差的，组内通知适当地给予帮助。

读报公约和时事测验通过形式化的行为实践不断生产出各种类别，来最终指向读报成员的“进步”或“落后”的区分。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天然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与大量人类学论述相左，本研究强调仪式在本质上是行为而非信仰或观念。并非每一个仪式都表达一种表演者确信的隐含的本质，仪式通过重复再生产着观念的模式和类别，无需明确的信仰作为中介。不过，不管“读报公约”的内容，还是时事测验的频率、具体方式，都可根据各个读报组的不同情况而进行调整。比如说，某读报组这样介绍“读报测验的经验”：时事测验进行得不好，可以造成偏向。时事测验题目出得太深，组员答不出，使大家都见测验而生畏，这就不但不能巩固读报组，反而要起相反的作用。测验题目要出得适合于组员的水平，为了照顾组员的文化水平不同，将时事测验题目分成两组。由此可知，这些组织与制度也介于自愿与强制之间。

四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

库尔德里用“仪式化”的概念引导我们关注仪式行为和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仪式化看作一种对社会命名的特别方式，就把仪式化与其他和“仪式”关联不大的日常惯习联系了起来。分类和图式被镶嵌在对组织或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安排中。读报的仪式化运作将一种简单化的政治图式和类别内化于读报者，而“那些类别并不一定必须通过行动者的信念才能被表达出来” 。相反，一旦我们反思这些类别差异，它们身上就显出了争论的可能性；但当它们通过身体的行动被自然化时，那种可能性是不会出现的。仪式化通过对人们身体和行动的设计和精心协调，使得所做之事区别于和优于其他，仪式化的行为和习得就能预示事物的“更高”等级。由此，人们在日常行事中有了标准，用以“校准”自己和他人的日常生活。许多读者来信显示，读报在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还意味着身体规训，关乎社会交往以及生活愿景的转换。

（一）“身体表态”

将日常仪式化空间和仪式行为连接起来的是穿越其中的身体，向身体注入仪式感，就是将仪式建构的象征性现实内化的过程。身体的举止和语言里最微小的细节可以复制更大的社会秩序模式，这种行为习得复制了政治组织中的“进步”“落后”分类，以及政治图式中的新/旧、敌/我模式。

这是关于民国时期上海里弄居民的日常娱乐——搓麻将的一个经典案例：读报之前，“有许多过去喜欢搓麻将的，而且又都是在早晨贪睡的家庭妇女，虽然居委会和家庭妇联曾对她们多次进行劝告，居民也加以检举，赌风逐渐消灭。但尚有一小部分妇女们，仍旧关了窗，关了门，在偷偷摸摸地赌”，这种“少奶奶作风”一直持续到“三反”“五反”运动。为了彻底扑灭赌风，居委会一面在黑板报上张贴布告，规劝居民，同时发起读报组和识字班。妇女们可在家务余暇参加识字班和读报组。“大家通过读报组的学习，都认识了读报是给长时期被关在家庭小圈子里的妇女们一个锻炼及改造自己的好机会”。同时，也“批判了搓麻将这件事，非但没有好处，而且是劳神伤财，浪费时间的坏事”。读报之前，“过去一操作就腰酸背痛”；读报之后，妇女们“均有了劳动及服务大众观点，例如这次卫生运动，她们非但在自己家里做好卫生工作，而且把里弄大扫除已认为当然之事了，许多人参加卫生组”。

上海居民在里弄中搓麻将。[图源：sohu.com]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读者来信中的措辞如“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都’改掉了”，“通过读报，妇女们‘均’有了劳动观点”，这些同质化、绝对化的修辞首先揭示了一种“纸上表演”的可能，即作为对新政权、新的生活标准高度认同的“积极分子”——通讯员或读报员在在撰写信件时表达出一种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从而将不配合的人和行为选择性地忽略；其次，即使读者来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属实，这也未必因为妇女们真的认识到搓麻将的“危害”，而更可能是一种在“类仪式”中，情绪涌流时刻的表态，这种表态促成了某种一致化的表演，这应该被视为对情境压力的反应，即与他人行为格格不入会被群体抛弃，这种对群体的认同反而比人们是否真正享有共同价值更加重要。

（二）社会交往及愿景想象

居民集体读报不仅促成了人的“身体表态”，还为人们改变社区交往、家庭关系的方式提供了依据。与家族聚居的村落不同，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里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流转的而非静止的空间，生活其中的大量人口处于迁移之中；同时由于五方杂处，绝大部分里弄是异质人群紧密接近的生存空间。1949年之前，上海人并没有形成以“里弄”或者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社区”为基础的认同概念。人们养成了一盘散沙的散漫习惯，甚至于一幢房子里住了五六家住户，彼此连招呼都不打，谁家是哪一种情况，更互不了解。

据“读者来信”，集体读报使人们共享一种集体生活，客观上加强了人们之间的日常联络：“我住在八号底层好几年了，从未到过二楼，邻居虽然经常见面，却不知道尊姓大名。通过读报组，我自己体味到读报对我帮助很大，有些组员缺席，我很替他们可惜。所以，我破天荒跑到二楼三楼去请他们，这样增进了邻居间的友谊。”读报还能促动里弄新风尚的出现，“邻里和睦、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人多起来了”。同时，读报组能够改善夫妻关系：“本组组员黄咬脐，是一位年轻的三轮车工友，平常时常打骂妻子，本月月初，又随便打妻子，邻居来劝他都没有用。在本月六日晚上读报时，我们就选定了婚姻法材料来读，在讨论时，结合了黄咬脐打骂妻子的不法事件来谈，大家纷纷对他提意见，并指出打妻子是违反婚姻法的，最后黄在群众的帮助下，开始后悔了，并认识到自己打妻子的行为，是因为受了旧社会封建思想毒害太深的缘故，并表示坚决纠正这种恶劣的行为。此后，我们读报组还经常帮助他们夫妻建立新的感情，现在，他俩已十分融洽”。读报甚至还能为教育孩子提供正确思路，使家庭妇女重视家务：“过去我是老脑筋，教育方法不对头，连孩子也带不好；听了读报，我改变了教育方法，孩子也教育好了。”她们知道了教育子女也要采取说服教育，以身作则，“打”是不解决问题的。“过去对家务不十分关心，通过读报，知道一个家庭妇女有搞好家务的责任，因此对家务也重视起来了。”与其说这些叙述表明读报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毋宁说其揭示着一套新的生活风格的标准，即所谓“新道德、新风尚”，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渗透进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居民集体读报更为民众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愿景想象提供了依据。也就是欧内斯特·鲍曼所提出的“修辞幻象”，他提出，一个无历史的小组能够通过想象链形成一个共有文化。这种能够将一大群人带入一个象征性现实的综合戏剧，就是“修辞幻象”。这种小组互动文化，使每个组员都感到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现实王国，从心理上被带进了一个幻想世界。读报组利用集体读报和小组讨论，将一度深入人心的中产阶级理想转换为向民众指出生活的远景——共产主义社会。“读报组告诉了我，我们可爱的国家，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怎样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美好的远景——共产主义社会。”“过去我希望我的子女将来长大成人，做老板，坐汽车，住洋房。我现在明白这是资产阶级享乐至上的腐朽思想，所以我叮嘱我的子女，将来在学校毕业后，应该走上生产建设岗位，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还有一位向来迷信的周信娣大姐，通过读报组的学习后，再也不信鬼神了。她把每月烧香拜佛的钱移作捐献。

（三）阶层流动

王汎森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一种思想，除了思想高明与具有说服力之外，情境的仿佛性、现实的需要与个人利益都不可忽视。读报组使上海里弄居民明了当前国内外形势，懂得政府的政策法令，知道了新社会里的很多新道理。许多家庭妇女反映，过去一天到晚闷在家里搞家务，不知天下大事，好像睁眼瞎子一样；现在经常参加读报学习，听了读报眼明手灵，心里也亮堂堂了。——换句话说，读报给予民众适应新时代政治氛围的知识，使他们面对巨变时不致失措，使得阅读者在脑海中形成一张“日常生活的政治意义地图”并据此行动。

当然，组织读报组不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装门面或好奇，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去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所遇到的现实问题。读报使普通民众有机会习得具体技能，积累政治资本而获得个人提升。据分析，由于里弄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文盲比例较高，里弄读报组往往和成人识字班联系在一起。对普通劳动人民来说，识字意味着从口头文明向书写文明的跨越。另外，许多读报组的成员还因为政治素养的提高、政治资本的增加获得了个人发展：徐佩芳虽然初中未读完就失学，但是继续到夜校去补习。她先是担任儿童识字班的义务教员，后又担任里弄读报组的读报员，最后考进护理员训练班。因为有关政治的试题，大部分都是读报时学习和讨论过的。另一位组员也因为类似的原因通过了中小学教师考试。某读报组员参加里弄教师考试，因为参加读报，面对政治有了认识，百分之九十的答题都做对了。静安别墅家庭妇女读报组内有十位大姐全都考取区政府政治学习班，弄内黑板报上表扬了这个“光荣读报组”后，大家对读报兴趣更浓厚。

对个体来说，由于有所受益，群众参加读报的自觉性提高了，要求参加读报组的人也一天天地多起来。对国家来说，扫盲运动和文化普及也是权力将文本文化据为己有进而将其间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进行推广及渗透的过程。同时，革命逻辑暗合了城市市民阶层的实用主义生活逻辑，从旧的社会结构中走出的一部分社会大众据此在革命的巨变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新场域。

仪式研究的传统涂尔干理论认为，仪式通过强化共同的价值观来创造团结，但这种解释放在价值多元的复杂社会中却并不适用。科泽借用涂尔干一致性理论中的重要核心部分，即仪式作为转换开关的重要性——仪式戏剧化且强化了一种集体表象，充当了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媒介——同时另辟蹊径发展了涂尔干的见解。即象征意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是其力量的源泉。模糊性象征的仪式化运作，能够对人们产生剧烈的情感冲击，即便每个参与者对象征有不同的理解，也可以将他们汇聚在同一组织的旗帜下。而仪式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共同参与和投入的情感，因为人们的政治忠诚的基础是他们对群体的社会认同，而不是他们和他人共享的信仰。信仰内藏于心，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捉摸，不仅因为参与者们信仰各异，而且每个参与者都存在信仰冲突的困境；而仪式公开表达出对群体状态的接受。是行动而非思想界定了我们。由此，科泽绕过共享的价值观和信仰，提出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推断：仪式能够在缺乏共同信仰的情况下为政治组织提供团结的纽带。团结来自人们行动一致，并不需要人们思想合一。

上海里弄读报组作为一个仪式化的组织，其象征具有模糊性，即不同的人对读报及其相关仪式化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到1960年代，那些坚持下来的里弄读报组基本上稳定巩固下来，成为里弄居民“听消息、领世面、谈家常、畅思想”相互学习的场所。里弄读报组成为既可能有现实收益（听消息、领世面、阶层上升）、又可知可感（谈家常、促进社会交往）的群众教育形式，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上海里弄读报组的仪式化运作对人们产生情感冲击，即便每个参与者对象征有不同的理解，也可以将他们汇聚在同一组织的旗帜下。对普通民众来说，读报组有着多重意涵，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多重，但这并不影响这一组织的牢固性。

结语：作为转换器、发酵器的上海里弄读报组与政权合法性建构

1949年前的上海，是一个充满异质文化、异常多元的国际化大都会，一个显而易见的“复杂社会”，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具体到本文中读报组实践的语境——“流转过频、聚集过密与阶层杂错”的上海里弄，更是显现出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特质。在异质文化交织和多种社会生态共存的里弄空间内，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多元。社会环境杂乱，邻里之间、居民与里弄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里弄，与新政权所熟悉的乡村社会截然不同。

1949年后，新政权在社会生活上对城市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造。魏斐德将中共接管和治理上海看作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上海经历了遣送游民返乡、人员内迁、建立户籍制度、重构基层组织等过程，新政权保证了城市秩序，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社会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状态。旧上海生活风格中的小资氛围和享乐主义氛围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批判和压制，小市民氛围被改造，而职员氛围被鼓励。张济顺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里弄“换颜”的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政权与上海底层社会初次较量的复杂图景。居委会作为中共在上海里弄设立的新组织，以“软着陆”的方式取代了保甲制。同时，经过结合劳动就业和社会生活计划化的两次整顿，上海里弄迅速换颜，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被纳入国家政治轨道。经历这些社会变革之后，上海这个“复杂社会”是否即刻被统合？在思想改造层面，居民对新政权的心理和文化认同是否达成？

前文对上海里弄读报组的仪式化运作、所建构的图式与分类以及日常生活的仪式化进行了阐释。在国家仪式的视角中，里弄读报组与其他基层权力实践有何区别？以上海里弄为例，新政权沿用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经验，掀动底层，专门针对里弄居民的多次清理整顿与普遍的政治运动相呼应，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成为里弄政治基本的“红线”。与这些权力实践相比，上海里弄读报组的实际运作较少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因素，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分野更多地表现在各种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对照和理解上；读报组更多涉及信息传递，情感共通以及认知框架的建构。亦即里弄读报组主要通过仪式化运作，在情感和认知层面生产合法性认同，以更为“柔性”的方式建构政权合法性。作为一个模糊性象征，上海里弄读报组能够在缺乏共同信仰的情况下为政治组织提供团结的纽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乃至重塑了人们的观念领域和精神世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各种仪式化形式即是底层社会对新政权创建一个新世界、建立一套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正面许诺的积极响应。

上海里弄读报组这种既可能有现实收益，又可知可感的组织形式，也由此连接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名目众多的社会运动如识字班，爱国卫生，增产捐献，学习典型等，成为它们的转换器、发酵器，掀动起更广泛频繁的社会行动。在爱国增产捐献运动中，工作还没有布置下去，很多读报组就从报纸上得到消息，捐献起来。在镇压反革命、增产节约运动中，读报组也发挥了“发酵器”的作用。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工作，集体的清洁劳动也因此成为居民们的常规活动。读报组成了国家意志、个体民众与其他运动的纽带，把上海里弄居民变为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群体。

但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的政权合法性建构并非一个短期的过程，阶级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张力。张济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基层社会是由革命、国家、社会共同建构的。在革命（政治运动）与国家（政治控制和统合）两条逻辑的主导下，新政权虽然推动、允许或默认了社会按照自身诉求，营造一方“新型的”自治空间；但整顿后的里弄仍不能符合党和政府的政治要求，里弄的政治情况仍然复杂，思想斗争仍然激烈。距离国家统合的目标与按照阶级理论重组社会的构想，上海里弄远未达到。在革命的红色外貌下，中共入城之初遭遇的那个旧里弄还在隐隐作祟。“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占据绝对优势，资产阶级思想仍旧起着很大作用。”“个人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在里弄中表现的更是突出，排队抢购，拖技工后腿，不让去参加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等现象，时有发生。残余封建思想和落后意识在居民群众中仍很严重地存在着。”对成分复杂、关系散乱的基层社会的思想改造，可谓道阻且长。

这一点，也暗藏于许多读报组相关行动的绝对性与临时性中。在许多读者来信中，一方面，读报组成了“万灵丹”，似乎任何工作通过读报组一宣传，马上就可以做起来；另一方面有些行动也颇具临时性。如“当各界展开慰劳中朝战士，救济朝鲜难民的运动时，（家庭妇女们）因为大家的经济情况不好，没有钱可以捐出来，就组织了一个临时洗衣队，洗了一星期的衣服，所得三万一千元都捐了出来”。这种绝对性与临时性，更明显昭示了这些行动的“表态”性质，是与新的意识形态的主动“合谋”，合法性认同在不断的“表态”中被生产出来。也就是说，政治组织的牢固度从成员的一致性信仰上所获有限，更多的是借助仪式得以不断地表达出忠诚。

〇本文原载于《史林》2020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1955年上海第二纺织厂裔式娟小组集体读报。[图源：sohu.com]

〇编辑 / 排版：窝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