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乙己”的讨论似乎没有经过特别的发酵，却以一种类似时代词典的方式，进入了微不可察的日常生活语境里，大学生为五千元的平均月薪叫屈，是观念里脱不下长衫；放弃白领工作去做体力活儿，则是勇敢脱掉了“长衫”，各种活法，来来去去，总是有关“长衫”。

这个词最开始出圈时，仅一句话，就足以俘获千万年轻人内心的强烈认同：

“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可以开开心心进厂拧螺丝。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可以毫无负担地摆地摊……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

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自比孔乙己，代表学历、读书人身份的长衫，成了束缚求职广度的枷锁。

很多时候，自嘲是一种有意或无意识的生存手段，是一种认知层与环境的磨合与部分妥协。

“脱不下来的长衫”，也许并不止代表精神上的束缚，也代表不妥协的那一部分，与曾经流行的“丧”文化、“躺”文化有类似之处：多少人一面自我调侃，一面继续奋斗。

而妥协，往往是介于他者评价与自我说服之间的一种动态概念。真正的妥协，是“自愿”当家庭主妇的农村女孩，即便被解读为“个人选择”“自由意志”，但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向不够理想的大环境的妥协。

这么看，因无法找到工作而被迫失业，或自认为降低尊严与个人价值屈就的大学生们，是否同样应该被相信全然出于个人自由意志？

任何时代，个人选择都是离不开环境的，个人对内的自圆其说，与对外的解构和立场，都不该忽视大环境这缸浑水。

鲁迅在《孔乙己》里描绘的，是一个具体的、把人逼成“似人非人”的凉薄社会，而我们在现实中唱哀的，却更多是抽象而不准确的、所谓“眼高手低”的青年观念。

将对“孔乙己”的自喻和自嘲，全部归于个人的浅薄与短见，属实曲解了鲁迅的良苦用心。

现代社会的真正悲剧，是十数年苦读教科书，却仍然没能弄明白孔乙己真正的寓意，是孔乙己仍然可以被当做“再读已是书中人”来唏嘘自嘲。

评价一个虚构小说中的人物，不可能脱离作者来谈论。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一个旧式社会的注脚，也是注定要随着旧时代消逝的人物，但对于孔乙己，鲁迅的态度，怜惜是大于嘲讽的，是“哀其不幸”大于“怒其不争”的。

作为清末民初的标准读书人，孔乙己知道“茴”字的四种写法，却考不上秀才，因为没有其他营生，他的生活窘困潦倒，不拖欠酒钱，却偷书度日。迂腐懦弱的性格里，倒也有着温良的一面。

这样一个人，的确不讨喜，但要说恨，其实也是恨不起来的。

真正可恨、可笑的，是与孔乙己处于同一个环境，且某种程度代表着大环境腐变的另一些人。

小说里孔乙己一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出场，鲁迅就将他置于了一个具象的情景里：鲁镇酒店里，“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冷漠与凉薄的、围聚乌合之众的环境。“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孔乙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地位的读书人孔乙己，对他人而言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文人、清末的科举拥护者，“唯有读书高”的古板进仕思想在孔乙己脑袋里根深蒂固，但这种思想惯性，同时也在彼时代其他大部分封建文人脑海里根深蒂固。

彼时正处于科举制地位的下降阶段，但“中举”在大部分封建文人内心的至高地位依然根深蒂固，刚刚过去没多久的、他们所成长和经历的时代，多少底层读书人靠科考改变命运，即便没能取得功名，读书人大体上也是受社会尊重的。

但到了民国，孔乙己几乎是必然地成为了时代的炮灰，传统的知识失去了意义和尊严，西学开始东渐，实业救国成为潮流。

决定封建社会“士人”地位的唯一道路“学而优则仕”失效了，没能进入官场成为统治者的一员，孔乙己便注定只能是一介书生，不为社会所接纳，只能被群众嘲笑、欺凌和侮辱。

即便陷入穷困，即便没钱到“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只能与处于社会底层劳工的“短衣帮”一起站着喝酒，他也坚持不愿意褪下身上的长衫，固执而幼稚地用一些表面象征来维持自己读书人的身份。

读书人，或者说，“做题家”，在一条相对稳妥的、看得见规则的道路上按部就班成长十几年，内心怀揣着某种最强烈甚至是唯一的价值理念，进入真实世界后，陡然发现，现实规则并非如此，或是曾经行得通的秩序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动。

这个时候，又如何能指责他们抓不住时代潮流，嘲笑他们的迂腐和守旧呢？

总之，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许多旧文人的悲剧，也许孔乙己的确酸腐、懒惰，但他的根本悲剧并不是自身的性格弱点造成的，而是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思想封建等级观念造成的。戕害者，既是那些冷漠的权势拥护者，也是环境秩序本身。

描绘知识分子的堕落和凄苦，是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一大爱好。

百年前，俄国文学里的“多余人”这一概念被一批五四作家转译传送到了中国，演化成一种独特的、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苦闷知识分子群像，他们在中国作家笔下被称为“零余者”。

最早在浪漫主义作家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里，主人公心怀抱负，却处处受挫，无力反抗环境，却又没办法完全妥协于现实，苦闷与孤独中，只能转向恋爱和情欲寻求精神寄托。

郑振铎在《俄国文学史略》（1942）里分析：主人公“一以贯之的气质，就是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而又负载着不堪忍受的感伤……恶浊的社会侮辱他的良心，歧视他的才情，又磨损他的敏感，使他失去正常的人性发展的余地，转而以反常的病态向社会施以惩罚，也向自身实行自戕。”

俄罗斯文学里的“多余人”，大体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拥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且多半无能改变现状，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成为一个苦闷忧郁的多余人。

这一形象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发表于1850年的小说《多余人日记》里，主人公丘尔卡图林一事无成，爱情失意，疾病缠身，在死亡迫近之时，他只能沉湎于远离生活的内心世界中。

这么看，从百年前的“多余人”，到今天的“孔乙己”，都是在时代洪流中找不到个人定位的知识分子形象。经受着理想与现实的撕裂，自小接受的教育理念与冰冷的外部环境之反差，逐渐变得迷茫和苦闷。

迷茫和苦闷，本身不是问题，即便不拿知识分子说事，这些也符合人性逻辑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但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认为，“真正的零余者，是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的人”。

这么看，“孔乙己”们某种程度上也是“零余者”。不过，“零余者”的边缘感更多来自时代的更迭和变动，强调对外的抱负性失落，“孔乙己”们则更多朝向对内的个人迷失。

将全部青春年华寄托在科举取士这唯一一条路上，此路不通，也不再有读书写字之外的优势与技能，孔乙己被迫成了一个“零余者”。

而这个现状，是他在一心苦读的时候，在满怀壮志赶赴考场的时候，所没能料想到的。

从人性的基本逻辑层面，这种精神上的缓冲与麻木，其实应该得到一定理解与允许。

人们难免为孔乙己身上那股“读书人的清高”感到可笑，同时也在嘲笑那种用理想主义来包装个人利己主义的酸腐。

时代的规则忽然改变，满腹经纶忽然变成华而不实的精神包袱，就像现代社会那些惹人厌烦的满口“之乎者也”的读书人，他们口中的理想和抱负，或者索性说只是个人的目标和执念，在变动的社会规则面前都显得愚蠢且可笑，都被理解为了鲁迅笔下剪不掉的辫子。

只是需要知道，有的人剪不掉辫子，是迫于强权或对强权的贪慕、恐惧，但也有的人，是因为从来便听到唯一的声音：只有保留这根辫子，唯有读书这一条路，你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谋得尊严和人权。

而相比起外露的“辫子”，“长衫”更多代表一种内化的文化人偏执，某些时候，这股偏执甚至可以被讨巧地理解为理想主义，因此显得更体面、更文明，当百年后的大学生们以之自喻，似乎便合乎情理了许多。

约莫距离高考还有四个月时，湖南某中学传出的一则高三学生演讲视频引发争议。视频里，一名戴着厚厚眼镜片的女学生，激情饱满地对着镜头呐喊：“凌晨6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

类似“誓师”“自我激励”这种活动，恐怕大部分中国高中生都经历过。

我记得自己高三那年，约莫在高考前一个月，学校也举行过徒步十公里的“义行”，众师生皆斗志昂扬，高举代表集体荣誉的班级和学校旗帜，穿着印有励志标语的制服，顶着大太阳徒步一个下午过来，汗流浃背，面红耳赤，似乎已经打完了高考这场未战之役。

将考场喻为战场，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

战场，是非胜即败的，败者是没有尊严的。害怕失败的人、不敢失败的人，一刻不敢松懈地铆足劲，披星戴月，十年寒窗，衍生出了独属于读书人的励志哲学。

做一件不容易的事，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是人的生存本能与哲学，但主观能动性超出了必要限度，就会质变扭曲。

比如，好不容易考上六百分的学生，四年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仍然不能找到理想工作，少年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壁，恐怕又难以自洽了。

据今年3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至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16至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为18.1%。

而在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里，脑力劳动者的地位仍然在很多层面高于体力劳动者，办公室里的白领，仍然比蓝领拥有平均更高收入和尊严感，比服务行业、制造业等等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长久以来的劳动价值鄙视链，很难支持我们从相对单一的人生追求路径里脱身。大企业加班成风，三十五岁危机如达摩克斯之剑，文科生跟风转码，年轻人铆足劲考公，与考研、考编并列为宇宙尽头三大道。

在社会工作分工细化程度不够的环境下，我们很难指责一个大学生不肯“自降身价”回农村、进工厂。

即便是短暂放弃竞争，缩回家里闲置，必然也会遭到一如既往地嘲讽。

如果真的咬咬牙脱下“长衫”去拧螺丝、送外卖（虽然这两者也并不容易），只恐怕，又会开始流行以骆驼祥子自居自嘲了。

真正可悲的，是从小被老师和家长耳提面命灌输“读书才有出路”甚至“读书就会出路”，长大后进入社会，却发现读书与学历并没有那么“值钱”。

因此，从根本上，让人唏嘘的，不是读书人，更不是读书本身，而是将读书自视过高，寄予太多不切实际功利期望。读书改变命运，但读书不是功利的捷径。

时代词典里，流行和自嘲永远是一种必要的表达和发声，年轻一代有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他们需要安慰，需要激励，更需要被看见与被理解。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编辑 | 苏米

值班编辑｜江江‍‍‍‍‍‍‍‍

排版 | 郑泽伟、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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