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缘起

2006年12月中旬的一天，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伊莎白与她的丈夫麦岗请我和我的爱人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吃饭。席间，我谈起回国以后的打算，伊莎白和丈夫听着，不时提些建议，他们特别期待“有机会把联民村的资料做成数据库，以让全世界的学者们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中国农村”。正是这次聚会促使我回国后重新回到联民村做研究，在他们的直接支持下完成了数据库的建设与出版工作。

2021年12月24日上午11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青年教师黄彦杰的帮助下，我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隔洋相见”，交流当代中国农村研究问题。我们第一次单独相见，却如遇故人，相谈甚欢。宋怡明教授已经购买了“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就如当年的伊莎白教授那样，他期待能看到更多联民村的故事，并与我共同讨论这些非虚构故事的学术含义。

与宋怡明教授“分手”以后，我认真思考了对联民村的非虚构写作。

1988年春，我回家乡浙江省海宁市联民村做田野工作，开始“抢救资料”。由于起步早，再加上我所在的联民村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我搜集到了就一个行政村而言最丰富、最完整的原始资料。2008年，我重回联民村，进行了广泛的个人生活史访谈。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的建设。最详尽的文字，最穷尽的访谈，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写作关于联民村的非虚构作品？

我的回答是不够！所谓“详尽”“穷尽”只是与其他村落的文字搜集、访谈记录比较而言，如果我们与联民村及周边地区的生活实践相比较，那么可以说，目前的文字与访谈只是真实存在的“沧海之一粟”。联民村三百多户人家，“四联”地区一千来户农民家庭，近一百年来，多少次风云际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次悲欢离合，每一滴泪花都折射着令人感叹的故事。漫步在联民村的田地间，徜徉在会龙桥的小街上，凝视着耆耄老人饱经沧桑的脸，观察着百年老树萌生的新芽，让人感叹于联民村百年社会生活实践如大海般深邃，波谲云诡。

所有的学术努力都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接近社会生活实践，并试图从中寻找某种理解、解释。联民村的非虚构写作就是这些努力中的一种。与以前所有资料相比，非虚构写作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我们接近生活实践。

其一，细节丰富。真理潜藏在日常生活实践的细节中。可惜的是，现有的各种资料常常缺乏细节，特别缺乏某个主题的学术研究、学术思考所需要的细节。因此，学术研究通常只能“看菜下锅”。学者找到细节较好的资料，从这种偶然存世的资料中做学术提炼。如果学者意识到某个学术主题特别重要，常常很难找到“下锅的菜”。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机会，作者可以根据想象挖掘新的“菜料”，寻找丰富的细节。解放初期，陈家场的陈家老屋被没收，最初成为乡政府办公室，后来成为联民大队办公室，我在写作1950年代的两个乡干部、1960年代的两个大队干部的时候，专门找了陈家老屋所有人陈梅林的孙子，请他画了老屋的平面图，讲述他从小在老屋生活的一些有趣细节。又如，我在写联民村老支部书记李阿三时，发现李阿三在“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时建了三间宽敞的新房子，我觉得这个情节可能有学术挖掘的潜力，就找了好几个老人回忆这件事情，让细节丰富起来。

其二，故事连贯。细节让每一个故事都“有血有肉”，可以在具体的场景中“活起来”。连贯性则“在时间序列中”让故事连接起来。在学术研究中，完整的个人生命史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发现个人形成于童年时期并此后一直影响其思想与行为的比较稳定的价值观，有助于准确地解释某个人某个特定时刻的选择与决策行为的原因，也有助于较好地探索个人价值观与他所在的生活共同体文化之间的互动。非虚构写作是呈现完整的个人生命史的最有效途径。我在联民村研究中发现，陈家场有极少数的女人，她们没有文化，信佛，小脚，几乎不参与村里的任何公共活动，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她们也从来不参加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各种会议，但是，她们熟知各种传统礼仪，她们是婚丧大事中“出主意的人”，她们还是某些村内“闲话”的“生产者”。越想，我越觉得她们对于我们理解村落共同体可能有特殊的意义，决定写她们的生命史“三代女人那些事”。由于她们的生产、生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我此前从来没有访谈过前二代女人，所以，在写非虚构作品的时候，我花了大量时间与“第三代的几个人”交流，反复请她们回忆“上两代”人的生产、生活细节，并努力把三代人的生命史连贯起来。当我脱稿的时候，我感叹于非虚构写作本身给我的动力与帮助。

其三，学术关联。自然保存下来的资料本身没有学术关联。能否从搜集的资料中体悟学术价值，发现学术关联，并进一步写出高质量的学术作品，这考验着我们的研究能力，也体现着我们的学术水平。

与现存资料不同，非虚构写作本身是有学术关联的。非虚构写作有两种操作方式。一是从现有的访谈等资料出发进行非虚构写作。我的联民村写作就是如此。在这种模式中，我在写作中必须不断进行“追访”，以补充原有访谈的内容。二是从田野调查起步。2019年，我组织教师、学生到义乌开展田野工作，访谈义乌的工商业者、外国人。此后，深度访谈资料成为我进一步书写非虚构作品的“素材”。

非虚构写作的两种操作方式都在学术关联中展开。一方面，非虚构写作的人物、故事从一开始就必须被“安置”在它们得以可能的“总体”中，被“安置”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全部社会关系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必须把生活实践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看成与总体相关联的历史发展的环节，而绝不是孤立的事实。其中的人物、故事既是生生不息、矛盾充斥的历史的产物，更是日新月异、激荡人心的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生存状态与总体的历史进程相互“同步”。非虚构写作试图“展现”推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的生动图景。

二 总体视野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95：73）我们期待着非虚构作品能够成为理解现实与历史的“真正的知识”，而只有在“现实生活”及实际的历史过程中，“真正的知识”才可能得到“真实的呈现”。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所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卢卡奇，1992：76）。总体视野为非虚构写作提供方法与指南。

总体视野引导我们把细节的书写“安置”在总体生活实践中，既让细节“活起来”，也让细节可能潜藏“大的意义”。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总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命题已经得到广泛认同，“总体大于部分之和”，部分只有在其所处的总体中，才是真实的、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手指只有在人的身体上才是手指，被割断了的手指不再是人的手指，而只是一块很快会腐烂的东西。任何非虚构写作都是对于“部分”的呈现，某个具体的事件，某个人的生命史，如此等等。非虚构写作还追求“部分”的详尽细节、生动过程，这些“部分”的描述只有“安置”在总体中才是真实的、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实际上，联民村个人生活史脱离联民村根本就无法写作，我们也很难想象脱离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总体的发展进程去书写抽象的工商业经营者的故事。

在实际生活实践中，不同的生活场景可能对个人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非虚构作品细节所“安置”的总体（生活场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灵活的、多层次的。在联民村大队干部的写作中，生产大队是最重要的总体；在联民村普通农民的写作中，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最重要的场景；但同时，联民村个人生活史写作也会顾及生产大队、公社乃至国家。在义乌工商业经营者个人生活史与工商业史的写作中，直接的总体是他们所创办的企业本身，但是，他们的种种行为又必须放在义乌这个县级小城市的总体环境中才可能进行准确的书写。

总体视野引导我们使细节的书写可能“展现”总体历史过程。

社会生活作为总体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人的感性力量的相互较量。人类历史表达的从来都是社会权力的形成与演变，在这里，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个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历史，“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非虚构写作应当努力把个人放在特定的权力关系格局中，既从权力结构中书写个人，又展示个人对于权力结构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改变权力关系的走向。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创造历史”的力量。每一个人为了“活下去”，都必须主动参与生产“吃喝住穿着及其他一些东西”的历史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每一个人为了“活下去”，还必须直接实现“香火绵延”，没有人类的繁衍，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当我们高度重视“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95：79）时，我们的非虚构写作就可能时时感悟到村落里的“小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生命力量”。或许，在总体中，个人的“生命力量”是渺小的，但无数“他们的合力”却可能成为左右长时段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

总体视野引导我们关注非虚构书写的人物、故事与总体历史进程的“同步性”。

非虚构写作以生动的笔触描写小人物的故事，以期使读者从中更好体察我们的时代，让学者“以小见大”，更好地解读、分析我们的社会。这种书写目标本身要求故事、人物与总体的“同步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联民村经历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总体上说，除了“三年自然灾害”，农村基本社会秩序一直保持着稳定。这是总体的状态，非虚构写作的基本态势也应当如此。否则，如果非虚构作品与我们的总体相违背，就可能失去非虚构写作的学术价值。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联民村一定有不少悲惨的故事，但这类故事无助于我们更准确理解总体，实现相应的学术观照。义乌的情况也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义乌经济总体上得到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非虚构写作不能只写失败的故事，只写义乌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问题，如假冒伪劣等，也应当写与义乌发展相“同步”的成功（经历曲折）的案例。

总体视野下的“同步性”影响着非虚构事件、细节的布局，更直接影响着非虚构人物的选择。以联民村为例。新中国成立以后，位于浙江钱塘江畔的海宁市联民村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我注意到，历届基层干部在其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优先选择了解放初期担任联民村所在祝会乡的乡长李悦庄、副乡长江少清，选择了联民村最初的大队支部书记冯祖康、大队长陈甫堂等人员。从1950年到1960年代中期，这几个人是联民大队一带的主要负责人，对联民大队的生产、农民的生活有较大的影响。接着，我又选择了我的出生地联民村陈家场的顾颐德作为非虚构写作的重要人物，他从1960年代初开始，长期担任陈家场的生产队长，当年叫红旗生产队。在人民公社中，生产队长犹如大家庭的家长，家长自然是一个值得书写的重要人物。

三 自我的挑战

四 三个问题

社会科学学者把非虚构写作作为研究工作的起始点，这是一次学术冒险，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

其一，关于总体的再思考。

“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于人们现实的、感性的“社会生活实践”。如果我们不想让这句话成为空泛的、抽象的议论，而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指南，那么，“社会生活实践”作为总体性的存在不仅是在特定时间、空间中的具体存在，而且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社会生活实践”总体怀着极大兴趣，并试图巧妙提出“有益于增进总体理解”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在兴趣与问题的引导下，社会科学工作者搜集资料，或者开展非虚构写作。由此可见，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非虚构写作从一开始就与作者有关总体的“问题意识”相关。浙江海宁的联民村是我的家乡，从1988年开始，我做了大量调查，写了一些文章与书籍，其中最重要的是《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回顾自己以往的研究，我总觉得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追寻：长时段影响浙江农村社会、文化从而使之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因素是哪些？如何发生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正是这些重大问题像“谜一样地存在”，催促我开始了关于联民村非虚构作品的书写。义乌的问题有点儿差别。2019年夏天，我带着二十多名教师、学生开始了对义乌工商业经营者的访谈，大量的访谈给我以学术的冲击：义乌的农民身上难道存在着“内生的动力”，推动他们排除万难发展经济，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个问题给了我书写义乌工商业经营者的热情。

总体的“问题意识”在宏观上影响着非虚构写作的案例选择。联民村的问题涉及一个区域的总体演化，因此，我必须选择“对总体有影响的人物”，如地方干部、村落中的“头面人物”。同时，我还必须注意人物“身份的多样性”，除了干部，还要有普通的农民，有男人，有女人，有“四类分子”，等等。义乌的问题是工商业经营群体的问题，我只要选择不同的工商业经营者就行了。

其二，收敛与开放。

非虚构写作的总体视野不是收敛型的，这就是说，我们不会用总体的某些特征去约束、处理具体的非虚构案例。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总体上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但是，在具体个案中其遭遇可能会非常不同，我们优先尊重个案的实际情况，不回避个案与总体之间存在“不同步”的态势。陈家场的顾颐德家在土地改革以后曾经有人外出讨饭，这件事本身只是少数特例，但是，实事求是写出来仍有重要价值。实际上，总体视野仅是宏观的观照，在具体书写的过程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个案具体细节的挖掘与书写，是以“开放”的心态去搜寻生动的故事。

这里，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总体视野的观照是有效防止“仆人眼中无英雄”困境出现的方法。仆人知道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如克伦威尔或者拿破仑的无数故事，不只是故事的全部细节，还包括重要人物的逸事、嗜好、隐私、个人趣味，甚至还有鲜为人知的怪癖，所有这一切的集合难道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克伦威尔或拿破仑吗？回答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仆人们“只是以全部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来伪造历史”。我们需要谨慎处理非虚构写作中的细节选择，让总体视野成为指导我们做出正确选择的“普照的光”。

其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环节的非虚构写作。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的信息如狂风暴雨般袭来，考验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定力：能否抵挡住各种冲击而坚定、勇敢地“深入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海德格尔，1996：383），深入直接影响人的生命欲望、“香火绵延”的感性生活实践中去，“窃得火来”，为全部社会科学研究夯实基础。

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的非虚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冒险的尝试”。我们期待着非虚构写作有机会去除各种遮蔽，摆脱思辨羁绊，呈现真实的“现实生活”，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进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们将努力书写联民村、义乌的非虚构作品，将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进一步开始学术讨论的“资料”。我们期待着与大家协同合作，切切实实从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出发，努力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困难在所难免，但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哪怕一点小的成果都会是对中国学术的大贡献。

[1] 本文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社会生活话语与浙江精神研究2019～2022”（项目号：19WH50053ZD）、复旦大学义乌研究院项目“全球体系与地方市场有效连接的‘义乌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张乐天，浙江工商大学中外话语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

[3] 各人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修炼”，以提高自己的“历史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