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贰臣传》书影

 中国古代史学 

乾隆朝臣节评价的转变

与《续通志》的“贰臣”书写

刘骏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清朝建立初期，官方对于鼎革之际的南明忠臣一概指为抗逆，随着清廷统治趋于稳固，表彰臣子忠节以扶持纲常转为维护统治的优先需要。乾隆三十一年（1766）高宗在一道谕旨中表示南明忠臣节义值得嘉许，此后又特命编纂《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全面旌表明朝忠臣。随后这一问题自然地扩展到对清初降清明臣的评价上。为了更有效地昭示纲常，乾隆亲自指示对此类降臣重新评价，命国史馆编为《贰臣传》，与《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一贬一褒，衮钺并彰，对此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此后，“贰臣”的评价思路也被乾隆朝其他史馆修史所贯彻。三通馆所修《续通志》即仿国史之例设立了《贰臣传》，将唐至明初七朝“贰臣”汇为一编，以示贬斥。目前学界对《续通志·贰臣传》的关注尚不充分。其实此编虽系仿《国史贰臣传》而设，不过体例上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不仅所收人物的时代大大扩展，其对“贰臣”的分类也更加细致，在“贰臣”的涵义与拣择标准上亦均有所推进。同时，在具体撰写中，馆臣有时会通过有特定倾向的考辨加强对一些人物“贰臣”形象的塑造，有时更直接用加按语评断的方式表达出贬斥之情。要之，《续通志·贰臣传》相较《国史贰臣传》有其独特之处，深入考察《续通志·贰臣传》为贯彻乾隆风励臣节、巩固统治的政治意图而采取的各种书写方式，对于清代官方史书编纂与历史书写的研究均能有所推进。

清廷自甲申入关后即以正统自居，将南明君臣斥为伪帝、伪官，这一定位直到乾隆中期开始发生改变。随后乾隆开始有意通过史书编纂贯彻这一转变，由此先后出现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和《国史贰臣传》，“贰臣”这一概念及作为史书类传名目的“贰臣传”也正是在此时才真正确立。

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已占领北京的多尔衮致信史可法，宣称“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既已“抚定燕都”，自然以正统自居，遂谓南明“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要求对方“削号归藩”。顺治十八年（1661）南明最后一帝朱由榔在缅甸被吴三桂俘获，次年三月清廷以此颁诏天下，称“擒伪永历及其眷属，伪巩昌王白文选及伪官全军投降”。南明虽亡，但对其君臣伪帝、伪官的定位直至乾隆中期以前均未改变。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高宗在审阅国史馆进呈《洪承畴传》后发布上谕，对于称南明君臣为“伪”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唐王等毕竟是明室血脉，非“异姓僭窃及草贼拥立”者可比，从前“国家戡定之初”固然要“斥之曰伪”，但如今已“承平百有余年”，则“不必概从贬斥也”；其次，对黄道周、史可法等忠于南明的诸臣，乾隆也指出“今平情而论，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容掩。朕方嘉予之，又岂可概以伪臣目之乎？”乾隆还特别强调在此后史馆修史的工作中要贯彻这一新的评断标准。

正如乾隆在上谕中反复提及的那样，“国家戡定之初”和“今承平百有余年”早已是不同的局面了，这是评断得以转变的现实基础。乾隆时期的政治需要，则是促成转变的直接因素。通过编纂史书对所记人物进行褒贬评价历来是维护纲常教化的重要手段，乾隆更深谙此道，故上谕云“国史笔削，事关法戒，所系于纲常名教者至重”，在统治绝不会因此受影响的前提下，利用史书表彰前朝忠臣以扶持纲常、风励本朝臣节，反而更有利于巩固统治。正如陈永明所说：“这道谕旨，一方面标志着清政府在处理南明抗清的历史问题上态度和政策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正式揭开了乾隆朝全面重新评价南明殉国志士的序幕。”从后来的发展看，这道谕旨也是清廷在臣节评价问题上出现从以顺逆为取舍到以忠义论先后这一大转捩的滥觞。

乾隆三十一年（1766）这道上谕发布后，在高宗的亲自推动下，这一基调逐渐开始体现在官方编纂的相关史书中。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高宗要求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编纂中附纪南明唐、桂二王的事迹，并发布上谕重申了九年前所表达的肯定南明正统地位及表彰南明忠臣的思想，其中指出：“诠叙唐、桂二王本末，别为附录卷尾。凡彼时仗节死义之人，考订事迹，悉与备书。朕将亲为裁定，宣付刊行，俾读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尝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间。而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言辞间不仅肯定了对二王事迹的记录，更强调了表彰仗节死义之人的重要作用。仅仅一个月之后，乾隆又发布上谕，要给明末殉节者加谥号以为褒奖。他指出，崇祯末殉国的若干士人，已在《明史》中有所记录，而“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亦岂可令其湮没不彰？自宜稽考史书，一体旌谥。”这里着重点出史可法、黄道周等人，表明此次旌谥虽然也包括崇祯末的死节者，但重点所在乃是南明时期的殉节忠臣。两个月后，褒奖旌谥的范围扩大到明代靖难之变中殉国忠臣，乾隆下旨称：“夫以胜国革命之时，其抗我颜行者，尚念其忠于所事，特命表章，矧建文诸臣不幸遘遭内难，为国捐生，成仁取义，顾可令其湮没于千百世下耶？允宜再集廷议，并予易名，以发幽光而昭公道。”此后馆臣根据旨意择明代殉国臣民三千六百余人上奏乾隆，并提议由于“《明史》久经钦定颁行，谥法难于各传添载。请照《明史》格式另编一册，冠以原奉谕旨，次载诸臣议疏及所拟专谥、通谥清单，一体成书”，这就是随后编成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以下简称《殉节录》）一书。

《殉节录》继承并发展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上谕的思想，对建文、甲申、南明等不同时期的明代殉节臣民予以旌表，构成乾隆扶植纲常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殉节录》的编成与流布，“亦无可避免地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褒奖死节者的同时，应如何评价作为其对立面的投降者？”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汤斌就曾上书请求表彰前明忠臣，但受到冯铨、金之俊等人的攻击而未果。冯、金二人皆是甲申降清的明朝旧臣（后来俱被收入《国史贰臣传》），他们非毁汤斌表彰明室忠臣的提议生动体现了这一提议在清初的尴尬处境，而朝廷拒绝这样的提议，也就等于保全了降臣的正面形象。到乾隆中期，清初的众降臣早已去世，这一问题可以不必再回避，且随着《殉节录》的编成，这一问题也已无法再回避，当天下士民阅读《殉节录》所旌表的忠臣时，很难不引发对降臣行径的重新思考，倒不如由官方出面给予重新评价，既能昭示纲常，又能笼络人心，反被动为主动，免去后续可能出现的麻烦。因此，就在《殉节录》开修的同年底，乾隆又下旨于国史内特立《贰臣传》：“昨岁已加谥胜国死事诸臣，其幽光既为阐发，而斧钺之诛，不宜偏废，此《贰臣传》之不可不核定于此时，以补前世史传所未及也。”“斧钺之诛，不宜偏废”，既然已褒奖了忠臣，则降臣评价就不容回避了。《殉节录》和《贰臣传》一褒一贬，相辅并行，如两翼般共同构成乾隆风励臣节、扶植纲常的举措。

“贰臣传”作为史书中一个确定的类传名目，其真正确立正始于乾隆敕撰《贰臣传》之举，国史馆馆臣即云：“顾四千余年，二十二家之史，从未有以‘贰臣’类传者。”并且，与此相应的是，尽管“贰臣”所指的群体在历史上早已出现，“贰”字的这一涵义也至少可以上溯到先秦，但“贰臣”作为一个有特殊含义的固定词汇，也正是随着乾隆朝《国史贰臣传》的出现才出现，并在其后迅速流行开来。不过，前代虽没有“贰臣传”的直接名目，却并非不存在与此类似的专题列传。从历代史书发展情况来看，《新五代史》中的《唐六臣传》和《杂传》已具备了“贰臣传”的雏形。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向以书法严谨著称，其列传名目也常有深意。《新五代史·唐六臣传序》称：“呜呼！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余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传》。”欧阳修指出此六人皆为以唐旧臣而奉玺书仕梁的趋利卖国之徒（张文蔚、苏循为正副册礼使；杨涉、张策为正副押传国宝使；薛贻矩、赵光逢为正副押金宝使），故特将六人并为一传，用标志性的“呜呼”表达了贬斥之情。《新五代史》的《杂传》更具有特别的涵义，欧阳修谓：“呜呼！孟子谓‘春秋无义战’，予亦以谓五代无全臣。无者，非无一人，盖仅有之耳。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国系之，作梁、唐、晋、汉、周臣传。其余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作《杂传》。夫入于杂，诚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贵也。”由此可知《杂传》所收皆五代间“仕非一代”之人，且欧公载笔，特以“杂”字命名，以寓贬羞，较之《唐六臣传》已在名目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从收录范围与名目涵义两方面看，《新五代史·杂传》一定程度上已开乾隆朝“贰臣传”之先河，而后者在继承前朝正史相关列传内涵的基础上，在名目上又迈出了更为显著的一步。孔子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对名分的严格重视是儒家纲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史书中特立“贰臣传”，即在名分上对入传诸人作了最根本的盖棺定论，这在历史书写中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在乾隆要求设立《国史贰臣传》的谕旨里，其列举的降臣排在第一的是洪承畴，而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新评价南明君臣的上谕正是在乾隆阅读国史馆所进《洪承畴传》后所发，不过当时乾隆并没有对洪承畴本人表示出任何不满，可见对臣节评断的转变从乾隆三十一年上谕中只涉及南明君臣，到四十年（1775）《殉节录》中扩大为整个明朝忠臣，再到四十一年（1776）《贰臣传》中反向扩大到降清明臣，乾隆的思考与推行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上行下效，这一举措此后也被史馆诸臣领会贯彻在其他史书编纂中，并体现出新的推进。乾隆朝官修“清六通”中的《续通志》内，即承其义例设立有《贰臣传》。《续通志·贰臣传》的序文云：“我皇上标人伦之规矩，严大义之防维，特命馆臣于国史创立《贰臣传》。间考列代草昧之初，恢天纲、鼓群动，以安反侧而备驱使，自不得不借才前代。于是诸史撰述列传之首，人半前官，事多胜国，未有能奋笔削而彰钺者。信乎万世一时，敦人纪、树臣鹄，必俟夫圣人而为天子也。臣等奉敕纂《续通志》，谨循仿义例……以明圣朝制作，为万世立人极。”序文首先点出了《贰臣传》名目的来源，同时指出前代诸史存在的问题，并认为要想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把乾隆《贰臣传》的体例贯彻在《续通志》中，这样才能“敦人纪、树臣鹄”，以达到“为万世立人极”的目的。在具体的书写方式上，首先，与《国史贰臣传》一样，《续通志·贰臣传》通过这一列传名目表达了对其中所收人物的根本定位，这是在名分上的一种书写方式。其次，由于《国史》只记一代，而《续通志》兼及多朝，故在“贰臣”的分类与标准等问题上均对《国史贰臣传》有所推进，并且还通过考辨与评论等方式反映出其对“贰臣”的贬斥，以上几方面构成了《续通志·贰臣传》历史书写有别于《国史贰臣传》的独特之处。

《国史贰臣传》将清初的降臣区别为两类，分列甲、乙两编。甲编收录仕清后于清朝立有大功甚至殁于王事的降臣，乙编收录仕清后没有重要贡献的降臣，降而复叛者后另收入《逆臣传》。这样的分类相对较为简略，并且也只适用于记录一代之事。《续通志·贰臣传》所记上起唐朝，下逮明初，贯通数代，自无法采取这样的分类，因而《续通志·贰臣传》在继承《国史贰臣传》指导思想的同时对其拣择分类作了较大的改进。虽然在编次上《续通志·贰臣传》是按朝代分卷排列，但在序言中馆臣将所拣择入传的人物从事迹上作了细致的区分。序文云：“臣等奉敕纂《续通志》，谨循仿义例，稽摭事实，进退予夺，上禀睿裁，合七史为《贰臣传》。”所谓“七史”，指唐、五代、宋、辽、金、元、明七朝正史（这和《续通志·忠义传》略有不同，《忠义传》只录唐至元六代，不及明朝，因为明朝故事已有《殉节录》和《明史·忠义传》），此下序言中即列举了由唐至明初共七朝的“贰臣”凡48人，并将被列为“贰臣”的诸人依其行迹详细区分为十类，分别是：

第一类（11人）：“身都两府而不能扶危定倾，庙鼎已移，台铉再辱。”李琪、郑珏、刘昫、卢文纪、姚顗、和凝、范质、王溥、魏仁浦、李涛、吴延祚。

第二类（6人）：“弁髦衰朝，攀附国贼，手持玺绶，卖国予人。”张文蔚、杨涉、张策、赵光逢、薛贻矩、苏循。

第三类（4人）：“君亡别立，国破不知，城下系累，卒自贻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

第四类（12人）：“宗室帝甥，后弟主壻，谊连肺腑，弃亲即讐。”杨恭仁、杨师道、李鏻、耶律怀义、袁象先、萧仲恭、萧仲宣、张永德、萧瑀、李洪信、李洪义、赵延寿。

第五类（4人）：“手握重兵，军降国灭，且效奇计、尽死力，以倾覆故朝，至以不亲反噬，愤惋身殉。”段凝、康延孝、张柔、刘整。

第六类（2人）：“佞幸害政，乱贼同产，漏网新朝，反阶佐命。”封伦、宇文士及。

第七类（3人）：“往来两朝，再三委贽，国同传舍，君如奕棋。”赵赞、张中孚、张中彦。

第八类（2人）：“始亦奋激，败犹倔彊，卒不能固，一失莫赎。”屈突通、汪世显。

第九类（2人）：“文人自命，素谈忠孝，禅诏见薄，国史托词。”陶榖、危素。

第十类（2人）：“七朝宰执，八姓奴仆，固懵大伦，且不知廉耻是人间何等事。”侯益、冯道。

可见，由于《续通志·贰臣传》涵盖时段长达七朝，所涉人物故实远较明清之际丰富，故相比《国史贰臣传》的甲、乙两编，《续通志·贰臣传》在分类上要细致许多。这十种类别既点明了被指为“贰臣”者的不同行迹，也等于总结了所谓“贰臣”的各种理由或标准，这大大丰富了国史馆原先“贰臣”概念的内涵。如此一来“贰臣”的评断就不限于明清之际的特定时段，而在更广阔的历史长河中展现其严密而深刻的斧钺之诛。尤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细致评断不仅针对过去，同时也面向未来，旨在发挥惕戒作用，从而有助于扶固纲常，这是《续通志·贰臣传》对“贰臣”书写的重大推进。

形成这样细致的类别区分的另一个原因是前史缺少《贰臣传》的直接名目。虽然如前所述，《新五代史》中有与之类似的《唐六臣传》及《杂传》，但其余正史则无此制作，故除五代部分以外，《贰臣传》很难在前史既有专传的基础上增删损益，只能于各列传中加以拣择。面对历代各色人物，如何拣择则必须依据一定的评断之法，因此《续通志·贰臣传》综合归纳形成了十条详细的标准。从所拣择之人在旧史的不同地位与评价也可看出馆臣如何在新视野下运用十条标准拣择人物进行“贰臣”书写。

《续通志·贰臣传》共六卷，计收人物50人（较序文中多杜晓与左泌二人，均属附传），诸人在十条标准中所属类别与旧史记载情况详见表1。

表1《续通志·贰臣传》各卷

所收人物之分类与旧史记载

从表中可以直观地看出，《续通志·贰臣传》所收诸人除五代部分全部来自于《新五代史》的《唐六臣传》和《杂传》外，只有危素来自于《文苑传》，其余诸人大多则来自前史没有标出特别名目的普通列传。细察这些作为出处的旧史列传可见，《续通志·贰臣传》所收诸人在旧史的地位与评价大约可分为五种：第一，出自旧史恶传。前已述及，欧阳修《新五代史》向以书法严谨著称，其列传名目也有深意。《唐六臣传》和《杂传》均是贬斥“仕非一代”之人的恶传。第二，出自旧史未标出特殊名目的普通列传，但原已含有“贰臣”之讥。典型的如《宋史·范质传》云：“赞曰……质临终，戒其后勿请谥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评质惜其欠世宗一死。呜呼！《春秋》之法责备贤者，质可得免乎！”其本传论赞中已显现出对范质身份的讥讽。第三，出自未标出特殊名目的普通列传，且传中原有讥评，但讥评并非由于其“贰臣”的身份。如封伦和宇文士及，《新唐书》本传论二人称：“封伦……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伦伪行匿情，死乃暴闻，免两观之诛，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于佞，难哉！”论赞称封伦为奸、伪，称宇文士及为佞，俱是贬斥，但其缘由并非着眼于降唐与否，而是其余方面的品行。第四，出自未标出特殊名目的普通列传，且原无贬斥之义。表中多数普通列传只是旧史将前朝旧官因类而共传，未必都会从“贰臣”的角度对传主加以讥贬，如王溥、魏仁浦与范质同传，经历相近，但论赞不以降宋讥之（讥范质也是因太宗之语而引发）。又如屈突通，本传论赞称：“屈突通尽节于隋，而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两君而无嫌也。”更显现出褒扬之意。第五，还有个别人出自旧史有名目的佳传。如危素在《明史》原处《文苑传》中，得入《文苑》者虽未必人人尽善尽美，但大体皆以褒扬为主，故《文苑传》向来可视作佳传，与恶传在名分上有云泥之别。

综此数类可见，《续通志·贰臣传》中所收诸人有很多在旧史中原无“贰臣”之讥，旧史只将前朝旧臣连类同传，正如《续通志·贰臣传序》中说：“诸史撰述列传之首，人半前官，事多胜国，未有能奋笔削而彰钺者。”而《续通志·贰臣传》正要改变这一现象，要“奋笔削而彰钺”。因此对旧史中“仕非一代”的人物重加拣择，将符合十条标准者列入《贰臣传》，重新评价与书写，并作为官方定论刊诸青史，使数代之前的“贰臣”也不能逃斧钺之诛，以达到昭示纲常、风励臣节的现实目的。

从旧史中根据一定标准拣择人物列入《贰臣传》是《续通志·贰臣传》历史书写的第一步，随后馆臣对于所收人物即以历代正史本传为基本材料，参考其他史料加以考辨后撰写为传记。《续通志》列传部分的总序说：“若夫载籍极博，传闻或殊。自正史而外，遗文古事足资考证者，靡不参核异同，折衷至当。其可征信者则增入正文，其当两存者则附之分注。其或史文舛讹，加以驳正，亦必依据古书，匪敢自逞臆见。”其中除了义当两存的传闻见之于小字附注外，对增入正文者其下也以小字加以辨明。

在《续通志·贰臣传》中，这些考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完全是对于基本史实的考订。如《封伦传》中称：“封伦……祖隆之”，其下小字注云“《本传》作‘隆’，今从《北齐书》”，即指《新唐书·封伦传》原作“祖隆”，馆臣据《北齐书·封隆之传》改。这类纯粹的史实考订一般不涉及对于人物的评价问题。而另一类考辨则值得注意。这类考辨不同之处在于其所着眼常在于传主事迹中有关品行及评价的方面，且考辨结果亦颇有明确的倾向性，即刻意凸显与传主“贰臣”身份相关的事迹或其他可贬的言行，以暗寓斥责之情。如《续通志·贰臣传》明代仅收危素一人，危素在《明史》原与杨维桢、丁鹤年等同处《文苑传》，杨、丁等俱入明不仕，而危素则官至弘文馆学士。《明史》以诸人并列，只因诸人皆前朝文人，初无高下之判。《续通志》将危素列入《贰臣传》，既已于名分贬之矣，复又通过事迹考辨刻意凸显其“贰臣”身份。《续通志·危素传》基本照录《明史·危素传》文字，但在危素晚年遭贬之事的记载上有所不同。《明史·危素传》云：“御史王著等论素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诏谪居和州，守余阙庙，岁余卒。”而《续通志·危素传》在这一事件前添入了《明史》所无的一段“闻履问答”的记载，并以小字（今用括号表示）注明来源：

《续通鉴》书影

馆臣称“闻履问答”一段是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补。考《明史纪事本末》作：“夏四月，以危素为翰林侍读学士，已，谪素居和州。素居弘文馆，一日，上御东阁，闻履声橐橐，上问为谁，对曰：‘老臣危素。’上曰：‘是尔耶！朕将谓文天祥耳。’素惶惧顿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阙庙去！’遂有是谪。素踰年卒。”对比《明史纪事本末》《明史》和《续通志》三则材料可见，除了文句表述的不同，最关键的差异在于对危素贬谪的缘由有不同解释。《明史纪事本末》中认为是“闻履问答”的直接后果，《明史》则认为是御史王著等的劾论，而《续通志》一方面加入了《明史》所无的“闻履问答”的情节，另一方面又同意《明史》对贬谪的原因的记录，只增一“会”字牵合二者，其中的去取颇值得玩味。其实“闻履遭贬”的故事在可信程度上值得怀疑，这一情节在先于《明史纪事本末》的许多明代笔记、野史中均有记载，修纂《明史》时尚能见到这些材料，而在《明史·危素传》中未予采用，显示出纂修者对其的审慎判断。但《续通志·危素传》却添入了这一材料，恐怕未必是出于对这则材料的信任，而是着眼于这则材料所反映出的朱元璋对危素“贰臣”身份的轻视，即注语中所言“太祖已轻之矣”。因而，这一考辨与其说是对传主行实的考订增补，不如说是借考辨之名凸显传主的“贰臣”身份，是一种有倾向性的书写策略。与此类似的还有《封伦传》，馆臣在正文“（伦）遂与士及来降，高祖责其谄巧不忠，罢，就舍”下小字注云：“《旧书》云帝‘以其前代旧臣，遣使迎劳’，《通鉴》诸书皆不载。按德彝本与士及偕来，士及素结托高祖……则来时自当有遣使迎劳事，然非为德彝也。”馆臣通过考察《旧唐书》中二人来降时李渊遣使迎劳的记载，认为遣使迎劳主要是因为宇文士及为李渊旧识与姻亲，而并非为封伦，封伦作为与李渊素无相识的“贰臣”，似不当仅凭其“前代旧臣”的身份而遭到李渊的特别迎劳，暗示封伦因其“贰臣”的身份而遭到唐高祖的某种轻视。

《续通志·贰臣传》中的倾向性考辨还有另一种情况，即所辨无关乎传主的“贰臣”身份，而是为了凸显传主其他品行上的可议之处。如宇文士及，《新唐书》本传说当宇文化及计划弑隋炀帝时，由于士及为炀帝女南阳公主之夫，恐其泄密，故宇文化及“弗告”，如此则意味着宇文士及对弑炀帝之事并不知情。但《续通志》在抄录本传的“弗告”之后小字注云：

据馆臣的考察，在贾润甫《蒲山公传》和杜儒童《隋末革命记》的记载中，宇文士及对于谋弑隋炀帝之事不仅知情，而且是该计划的最初谋划者。但《隋书》纪传中三处记载均显示士及并不知情，因此馆臣说《蒲山公传》和《革命记》的记载未可尽信，仅仿照《通鉴》以小字注出。

这段注语相比于《考异》原文略有一些不同。首先，在材料上，据《考异》所言，杜儒童《隋末革命记》在引了南阳公主阴告之事后，杜氏自己就认为这一传闻不可信，这是《续通志》没有体现出的。其次，《考异》在引述双方材料后作出了比《续通志》更直白的推测：“按士及仕唐为宰相，《隋书》亦唐初所修，或者史官为士及隐恶。贾、杜二书之言亦似可信，但杜儒童自知酝药酒为虚，则南阳阴告之事亦非其实。如贾润甫之说，则弑君之谋皆出士及，而智及为良人矣。今且从《隋书》而删去庄桃树事及南阳之语，庶几疑以传疑。”也就是说，温公认为宇文士及为首谋的传说虽然在记载中有所夸张，但未必无本，而《隋书》则很有避讳的嫌疑。《续通志》虽然不如《考异》说得直白，但也隐隐暗示着这一判断，因此，馆臣倾向于认为宇文士及绝非《新唐书》中对弑君一无所知的纯良形象。与此类似的还有《魏仁浦传》中的注语，馆臣认为魏仁浦确实曾有劝周太祖“易诏，以尽诛将士为名，激其怒心”的建议，而“《通鉴》所书必本周实录，周臣为其君讳，并为仁浦缘饰，故隐约其词，未足为据。”《续通志》通过这样的考辨凸显魏仁浦尚用诈谋权术而非醇厚长者的形象，暗含了对其的贬责。

《续通志》列传总序有云：“夫通史之作，体尚简严，其来久矣。臣等窃取斯义，裁割众家。凡正史所载，事之无关法戒，人之无足重轻者，稍芟薙之。”可见《续通志》列传在材料的去取上注重“法戒”是一个基本原则，不仅无关法戒的事迹要遭到删汰，相反的，从上述诸例可以看出，在《续通志·贰臣传》中，对有关法戒的事迹更要重点关注、考辨，有的补为正文，有的写入分注，以彰“法戒”。《续通志·贰臣传》中通过这类事迹的考辨刻意凸显传主的“贰臣”身份或其他可议可鄙的言行，以刻画人物形象，传递出“贰臣”不仅本身“贰臣”身份可鄙，其余各方面品行事迹亦多令人不齿的总体印象，从而塑造了“贰臣”整体上的可耻人格。正如钱大昕在《续通志列传总叙》中所言“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揜，奚庸别为褒贬之词”，这种虽无贬斥之词而寓贬斥于考辨的做法，构成《续通志》“贰臣”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通志·贰臣传》中除了正文和考辨性注语外，在若干传记的末尾还附有另一类小字注文，以寥寥评语对传主一生行实加以定论，构成了《续通志》“贰臣”书写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这有些类似旧史中的论赞，但二者实不相同。首先，《续通志》列传纂修时在体例上就没有设论赞的计划。其次，旧史论赞向在卷末，所论范围一般包括该卷所收全部人物。而《续通志·贰臣传》的评语出现在一些传主个人传记之末尾，未必在卷末，且并非所有传主其传末都有评断。第三，旧史论赞以褒扬居多，或有褒有贬，而《续通志·贰臣传》的评语则全是直接从“贰臣”角度所作的严厉责难，体现了对传主的贬斥态度。因此这类评断从体例讲与论赞绝不相同，只在涵义作用上略有相似之处。

被附以评断的都是“贰臣”行迹较为突出的传主。如冯道作为身历数朝的典型代表，《续通志·贰臣传》在序中就说他和侯益“七朝宰执，八姓奴仆，固懵大伦，且不知廉耻是人间何等事”，将二人列为最后一类，用词严厉已极。而在《冯道传》末尾，馆臣加评断“特表定论”云：

《清实录》书影

照馆臣的评断，侯益和冯道已是“贰臣”中之尤甚者，而冯道又是二人中之尤甚者。侯益是一武将，而冯道乃是文人，习孔孟之道，却“饰奸言以欺世，至自述为忠臣”，这是更为可鄙的，且会产生更坏的影响，故尤须严其评断。馆臣历数欧阳修和尹起莘对冯道的评价，并引孔子“小人穷斯滥矣”的话作为对冯道的定论，以严君臣之义。将《续通志》对冯道的评断与新、旧《五代史》的论赞（或序）相比较，在《旧五代史》中虽责其不忠，尚不掩其善，论赞云：“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新五代史》无论赞，只在序中说“其可谓无廉耻者矣”，简略而有力，且已略去善处不提。《续通志》则先在序中列为最下等，复在传末加定论，斥为“贰臣”中之尤甚者，塑造为最突出的反面典型，使数百年前之人亦无逃于纲常斧钺。

另有一类被特别加以评断的是降后致力攻伐故朝的“贰臣”，即序中所谓“效奇计、尽死力，以倾覆故朝，至以不亲反噬，愤惋身殉”的一类人。其代表人物为张柔和刘整。在《刘整传》末尾，馆臣一并对二人加评断称：

张柔和刘整都是“甘心反噬”以“倾覆故朝”者，尤其刘整更是因未能得渡江之首功而竟致“愤惋身殉”，较张柔更为典型。虽然这和刘整在南宋的遭际直接相关，但他并非像伍子胥一样身负血仇，故从君臣之义的角度看必然是要受到贬斥的。而张柔在金朝既无见忌之情，甘心反噬，亦不可谅，是故此二人也被馆臣称为“贰臣中之尤甚者”。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馆臣认为有必要加以评论，如赵延寿、赵赞父子。按《续通志·贰臣传》中虽然也有如左企弓、左泌父子或李洪信、李洪义兄弟这样亲属一同入传的例子，但此数人作为降臣其转变轨迹都是一致的，而赵延寿父子的情况则与此不同。赵延寿原为后唐节度使，且为明宗女婿，后兵败于契丹而降，当时赵赞与其一同投降。此后赵延寿终身在辽，而赵赞则与父亲分开，后来历仕后汉、后周，入北宋后进封卫国公，经历较其父更为曲折。对于这样一对父子，《续通志·贰臣传》在《赵赞传》末尾称：“按赵赞为延寿子，延寿终于辽，赞终于宋。两史各自列传，故临文多异辞。延寿以唐外戚官枢密，身事二朝，赞历事五姓。父既包藏祸心，子实不能干蛊。今依史例，附入延寿传后，盖迹虽异而其为贰则一也。”一方面解释了将赵赞附在赵延寿之后的原因（旧史中二人分别在《辽史》与《宋史》），另一方面也点出赵延寿身为人父未能作出好的表率，故赵赞在“贰臣”之路上比其父走得更远。这种情况是其余“贰臣”中罕见的，故馆臣将臣纲与庭教联系起来加以评断，不仅贬斥了赵氏父子，亦欲使后来人有所戒鉴。

有些“贰臣”，既非身居高位、历仕数朝，亦无反噬前朝之行，但若有一二言行尤堪鄙夷，也会被馆臣在传末特别加以评论。如《陶穀传》中称：“初，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穀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传末馆臣论称：“按陶穀仕周，位虽不显，其袖出禅诏，希图大用，蓄志实不可问。今并列于宋《贰臣传》末，《春秋》之法，义无可逃云尔。”宋太祖登基时，陶穀以周臣入宋，与诸人同，本无大过，而乃预作禅文，别有用心，则为可鄙，馆臣特加评断，并列于宋代诸“贰臣”之末，以凸显贬斥之义，且为后来者作警醒。与此类似的是《左企弓传》中附带提到的对张琳的评论。传中云“（金）太祖驻跸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复旧职”，此下即列出对诸旧臣的任命，如“企弓守太傅、中书令，仲文枢密使、侍中、秦国公……辽致仕宰相张琳年高，不能入见，止令其子弟来上降表。”于仲文等另有专传，而张琳此人则只出现在《左企弓传》此句记载里，实际连附传都算不上（《金史》与此情况相同），但馆臣认为对张琳此举却不能忽视，故在此句下特加评断（而不在《左企弓传》之末，这是较为特殊的）称：“按琳既笃老家居，降表不可以已乎？是贰臣之尤可鄙者。史于《企弓传》附见，深为得之。”馆臣认为，即使张琳由于缺少行迹而无专传，旧史仍要在《左企弓传》记载上这一笔，就是为了点出其这一“贰臣”行径以示贬责。馆臣主动继承并通过评语阐发出这样的书法，并明确将其定位为“贰臣中之尤可鄙者”，即使《左企弓传》还未完也要插入这样的评断，以明纲常义法，显示出《续通志·贰臣传》对臣节问题的格外重视。

综观以上数条评断，几乎每条中都有类似“贰臣中之尤甚者”的字样，可见被馆臣特别加以评断的都是“贰臣”行迹在某方面特为突出者，如历仕多主，或反噬旧朝等等。馆臣认为这些人相对于普通“贰臣”更加应当受到贬斥。因此虽然《续通志·贰臣传》基本上遵守以叙事寓贬斥的书写方式，大多没有直接的评断，但对于这类尤为可鄙者，则通过直接的评断表达贬斥之情，作为官方定论刊于青史，以凸显斧钺之诛虽前代而不免，最终籍此巩固当朝读者心中对纲常大义的崇信与遵行。

顾炎武曾谓司马迁寓论断于叙事，假如仅从方法看，似乎也可以说《续通志·贰臣传》除直接的评断按语外，还寓论断于名目、分类、考辨。不过这仅仅是从形式角度的观察，在实质上《续通志》和《史记》则不可同日而语。《史记》追求的是“成一家之言”，而《续通志·贰臣传》种种书写的目的其实在其序文中已有明确交代：“《春秋》以正名分，而其功在于惧乱贼。史之为义，所以植纲常、示惩劝，盖其重也。我皇上标人伦之规矩，严大义之防维，特命馆臣于国史创立《贰臣传》。间考列代草昧之初，恢天纲、鼓群动，以安反侧而备驱使，自不得不借才前代。于是诸史撰述列传之首，人半前官，事多胜国，未有能奋笔削而彰钺者。信乎万世一时，敦人纪、树臣鹄，必俟夫圣人而为天子也。臣等奉敕纂《续通志》，谨循仿义例，稽摭事实，进退予夺，上禀睿裁。”通观其所云，几乎句句不离“植纲常”，无疑乃其宗旨所在。其中所谓“诸史撰述列传之首，人半前官，事多胜国”，可以说本已触及一个有关史书体例的学术问题，然而紧跟着却说“未有能奋笔削而彰钺者”。其实，这一问题郑樵在《通志》总序里已指出了，他说：“自班固以断代为史……会通之道，自此失矣……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郑樵不仅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在《通志》列传部分有所实践，即把鼎革之际的前代忠臣都列在前代。作为《通志》的续作，《续通志》的编者不会看不到郑樵的论述，因此他们本可以继承郑樵的思考，进行一番史学的探讨，然而最终却回避了郑樵的努力，徒然说“未有能奋笔削而彰钺者”，目的只是为了引出下文的结论，即“敦人纪、树臣鹄，必俟夫圣人而为天子也”，所谓“圣人”，呼应的是篇首所称作《春秋》的孔夫子，以君道兼师道，以天子兼史家，这才是当朝皇帝对史学的态度，对此馆臣领悟得倒丝毫不爽。因此《续通志·贰臣传》虽然是馆臣设立编纂，但宗旨无非“循仿义例”“上禀睿裁”而已。

对于清代帝王这种以天子兼史家的特点，王记录先生曾提出“帝王史学”的概念，他指出：“把‘帝王史学’纳入传统史学的视野内进行观照，中国传统史学之受制于权力的一面便昭然若揭。主宰官方史书修纂的帝王既是人君又是史家，历史书写无疑会深刻烙下统治者的意志。”这一现象在清代表现地更为突出，清代的“帝王史学”除了官方以史学行教化的传统特点外，更为突出的特点即在于教化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消除汉人的反满意识，叶高树先生称之为“以史御汉”，这一点有时因披了汉族儒教纲常说的外衣而易为忽略，实际上乃是清代诸多文化政策的出发点。乾隆朝两部《贰臣传》正是清代这种“以史御汉”的“帝王史学”的一种典型形态。当然，很早就有人窥破了清廷的意图，甘为变法流血牺牲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就大声疾呼：“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民何与焉？乃为死节者，或数万而未已也。本末倒置，宁有加于此者？……若夫山林幽贞之士，固犹在室之处女也，而必胁之出仕，不出仕则诛，是挟兵刃搂处女而乱之也。既乱之，又诟其不贞、暴其失节，至为‘贰臣传’以辱之；是岂惟辱其人哉，又阴以吓天下后世，使不敢背去。”历史书写与现实的关联于此可见一斑。如果说戊戌时的“不敢背去”尚有清廷法令作为威慑，那么对于辛亥之际那些心系清室的士人来说，此时的“不背去”并非出于外在力量的直接约束，也不是因为对异族专制有什么特别好感，而是对“食君之禄”这样传统纲常观念的持守，至于一姓与百姓之关系反少有究心，或许这正是“贰臣传”这类“帝王史学”所寄望之功效在现实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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