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艺术田野”已是一个常见的词组。早在20多年前，中国艺术研究就开始有意引入田野调查方法，以摆脱对艺术自上而下的审视态度，“摈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从而看到艺术的多元活性。（傅谨，2001: 13—15）21世纪初，作为一种艺术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逐渐受到广泛重视，带领艺术研究走出形而上的思辨范畴，走入具体而微的生活情境之中。（方李莉，2006：34）其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人类学的主要门径，就在于通过深入地方的扎实调查能够发现大量细节。（王建民，2004: 39）近20年来，艺术人类学已发展出一套严整的艺术面向的田野方法。以艺术田野为背景，艺术人类学的生产往往有两个层面的成果：一是艺术人类学的书写，以学术论文或相关主题类著作为表现形式；二是新艺术的产生，主要以影像、装置、艺术写作、声音创作等形式呈现。

刘庆元，游弋在村中河涌里的一艘龙舟（2019），木刻

“青云龙舟田野”就是这样一次全新尝试，它以艺术田野的形式完成了一场民族志的“冒险”。一方面，对珠三角地区龙舟相关的艺术与技艺进行了一场田野扫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场艺术展览；另一方面，也不偏废学术，以论坛与出版的形式呈现了人类学视野下的珠三角龙舟文化。

这场龙舟田野隶属于“河流计划”——一个通过河流再认识珠三角地区的项目。河流是生命的源泉、人类文明的起始地，但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河流的塑造，而是主动与河流共存，由此经过漫长时间的发荣滋长，形成了不同流域的文化样式与文明形态。（葛剑雄，2021: 5）珠江三角洲由东、西、北三江汇合而成，三江支流众多，无数水道彼此交织着，构成了其密布的水道网，（钟功甫、李次民，1960: 6—7）河流已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珠三角文化是河流和海洋赋予的，河流形塑了内部居住生态和文化心理，海洋则发展出了一派向外的光景。（叶显恩，2007: 78—79）本地最早的居住者是水上居民，明初才转为卫所的屯田军户，而后通过儒学的教化与濡化，成为服膺于礼教的秩序之民。（刘志伟，2011: 22）以礼教为特色，当地形成了宗族林立的局面，而宗族正是建立在水、土两大要素之上的。水乡的宗族往往沿河涌而建，没有河涌的地方也要尽量开发，以便对外联络。（吴建新，2012：250—251）

以河流为基础，舟楫成为广东人重要的生活道具。所以，明末清初广府的大学问家屈大均在其传世之作《广东新语》中不忘辟出一章专门介绍广东的舟船，揭示了本地“陆事少而水事众”“地幽昧而多水险，其人皆习水斗”“善操舟”“善用舟”的文化特质。在有限的篇幅中，屈大均将许多笔墨用于描摹当时珠三角的斗龙舟活动，（屈大均，1991: 432—434）可见龙舟之于当地人的重要性。彼时，斗舟获胜的龙舟队会“广召亲朋燕乐”，民间以为，获胜者的村落或宗族一定会“年丰人乐，贸易以饶”。不过，斗舟者多是“少年勇健”之人，血气方刚，因此很容易引发争斗，甚至屡有命案，“故官每禁之”。但是龙舟活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即便官府颁发禁令也有其时效性和地区性，最终“实难禁之”。（张建世，1988: 101）

漫长的历史浸润使龙舟至今仍是珠三角地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由此衍生出许多与龙舟有关的活动，如赛龙舟、龙眼点睛、龙舟说唱、龙舟饭、龙母诞庙会等。“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五月初五系龙舟节呀，阿妈叫我去睇龙船。”这一首《氹氹转》是许多广东人小时候常听的童谣，诉说着水乡几百年来不曾改变的龙舟文化薪火。作为珠三角独特的文化素质，龙舟承载着珠三角地区人们的情感、认同等。

以龙舟为对象，以河流为田野、为“绳墨”，在珠三角这一方流域范围内，青云龙舟田野计划在无形中突破了中国人类学以单一地点为限的传统。

从早期至当代，选出特定区域进行长时间的田野作业，是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传统艺能”。开弦弓村、台头村、大理喜洲镇、义序等人类学领域耳熟能详的学术名村（镇）就是一个明证。这种村落取向往往只关注一个特定地点的社会与文化，（赵旭东，2014：68）从而形成中国人类学研究“小村落，大社会”的研究范式。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实践中出现了一批“艺术介入乡村”或“艺术乡建”的学者与艺术家，以渠岩发起的“许村计划”“青田计划”，左靖与欧宁发起的“碧山计划”等为代表，他们效仿人类学的做法，选定特定村落作为田野点进行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与当地融为一体，从而做出相应的开发。然而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范式已逐步突破，开始从村落走向更广大的“空间”。部分人类学家尝试探索中国人类学的“流域”研究路径，（田阡，2017：30）以贡献中观视野。他们希望进入族群杂居、文化杂糅的环境中，突破超越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更好地呈现流域内族群生活的本真面貌和文化内涵。（周大鸣，2017: 3）

青云龙舟田野就是以流域为关照，选定特定文化主题进行的田野作业。由此，田野调查不再固定于某一村落或市镇，而是如河流一般具有流动性，研究者也不再沉浸于某一社区或场所，而是随着研究对象的流动而流动。以珠三角地区现存之龙舟厂为例，东莞的中堂或广州的番禺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集群效应，但并不足以代表整个珠三角地区的龙舟制作。故而，以龙舟制作为研究对象，需要横跨珠三角广泛搜集样本，并选择有代表性的龙舟厂来“解剖麻雀”。利用这种点、线、面结合的方式，才能全面了解珠三角地区龙舟厂的经营与生存状况。

黄连龙虱公开赛中一位竞渡的选手，关凯恒摄于2019年

在河流与龙舟的田野调查中，水神或河神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两广地区广泛崇祀的河神为西江女神龙母，珠三角地区也是龙母“巡视”的范围之一，故亦不例外。龙母诞是当地农历五月仅次于端午的重要节日，也是集中展现本土龙舟文化的重要场景之一。顺德杏坛龙潭之龙母庙传说为龙母行宫，素来香火鼎盛。（冯沛祖，2013: 164）作为传承百余年的庙会活动，顺德龙潭龙母诞的热闹是龙舟点燃的。（冯沛祖，2013: 168—169）农历五月初八，龙母诞日，远近各乡镇的龙舟聚集于龙母庙前，可达上百只，我戏称其为“百子拜寿”。各地龙舟到达龙潭河涌之后，需在河道上巡游，再将龙头、龙尾卸下并抬到龙母庙中祭拜，祭拜毕，再安回龙头、龙尾。（蒋明智，2018: 120）这时候，龙舟已经不再只是舟，而是龙的化身，甚至龙本身。龙母信仰背后有蛇龙崇拜、水神崇拜、生殖崇拜的传统意涵，（陈雪军、冼欣宜，2018：172—173）而其最核心的面向则是中华孝文化，龙母故事的原型和演化版本均指向了孝亲。或许正是因为龙母信仰和孝文化实现了良性衔接，自唐宋至明清，两广龙母信仰得以被纳入官方正统之中。甚至在明代，作为神祇的龙母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敕令嘉奖。

传统时代对孝文化的提倡有着强烈的统治意志，通过文化的有效连接，本属于化外或蛮夷之地的南岭地区得以纳入“中华”的正统之中。（蒋明智，2013：226—227）这是一种文化的“赋魅”。在漫长的传统时代，“巫魅”有着正统地位，统御人心与现实，由此形成了龙母诞这一独特的文化活动，以龙舟象形龙子，在特定的日子祭祀龙母，完成儿子为母亲拜寿的戏剧，这在弘扬孝文化的同时，也将岭南文化融入中原文化之中。

到了近代，巫魅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遭到了放逐，是所谓“祛魅”。先是知识分子阶层觉醒，他们奋力呐喊，（容肇祖，928: 22—23）接着是思想性和政治性的运作。这种祛魅过程肇始于民国，多多少少还止于读书群体，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有限，故而当时龙母拜祭活动依然盛况空前。（黄华节，1935: 290—291）真正完成祛魅是在1949年之后，尤其是“破四旧”“文革”等运动使得这场活动达到极致，村民们砸毁神像，将神庙任意化为仓库，（蒋明智，2018: 118—119）而没有什么心理不适。至此，与龙母有关的信仰丧失了具体指向性，甚至消失。

黄连龙虱馆，关凯恒摄于2019年

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率先进行改革开放与宗族主义复兴的同时，地方庙宇也在重建，于是出现了一种复魅现象。然而，正如查尔斯 · 泰勒（Charles Taylor）说，复魅之后的产物不再是原来事物的重建，而是一种新的现象。（Taylor，2011:287—302）正如祛魅带来了文化内容的改头换面，复魅亦如此。复魅者认为，缺乏神圣价值寄托乃现代生活最大的弊端，因而需要重新将神圣与神秘要素引入现代生活。（任剑涛，2019：150）然而这仅仅是这一行为的表象，复魅并非要恢复原始的神秘或迷信观念，而是要消除人们对现代科学的新迷信。（王祖友，2012: 143）

复魅之后，有关神圣的一切都起了变化。就龙母信仰的复魅来说，它仅保留了对形式的部分模拟，而弃绝了传统时代的孝文化、蛇龙崇拜、水神信仰、生殖崇拜等内容，人们不再虔信龙母能为他们带去福报、平安、丰收或子嗣等，因为这些已不是他们无法经验与认知的知识了。但是，复魅并不只是为了恢复空洞的形式，也不是简单的对过去生活的复兴，或对现状的不满，或出自延续古老生活的惯习的愿望。复魅所复者，是披着巫魅外衣的地方知识，这才是其关键。

理解了这一点，就懂得了当下珠三角地区龙舟文化活动背后的意义，它涉及自我重建的问题：“我”为什么是“我”？“我”之为“我”，何以独特？“认识你自己”这项哲学任务历来有两条明显的路径：一是反躬自省，求之于己；一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切入。人类学的方法属于后者。

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区域，其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是以本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数庞大。我们在田野时看到很多村落都有地区性神祇，对当地村民来说，这些神庙、神祇早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当我们问到外来者时，他们多对这些神庙以及神庙中的活动保持漠然。例如我在顺德黄连做田野时，曾向一位住在当地神庙附近的外来者打听神庙中供奉神祇的事迹，她就表现出一种无知的状态，还对我说，这是“他们”的东西，她不了解。这样的事例一而再地出现，我终于意识到，珠三角地区存在一种鲜明的“他我之别”，而主要的区别方式就是通过那些复魅的事物，诸如神庙、宗祠、庙会活动、龙舟运动等。2022年端午期间，“两岸租客啼不住，房东已过万条涌”成为网络上调侃广东龙舟活动的有名段子——作为珠三角本地人的房东在河涌之中奋力划拨龙舟，租客在岸边为他们加油鼓劲。这虽是笑谈，却有着最直接的洞察。龙舟活动无疑已成为本地人自我身份的象征，成为他们与他人区隔的一种标志。

由此可知，所谓复魅其实是在紧紧握住曾经缺失的身份，这并非一种明确的宣言，而是一种集体潜意识。由集体主义时期均一、统一、无个性、无特色的现实，进入当下这个同质化时代，（韩炳哲，2019: 3—4）珠三角地区40年左右的复魅运动的结果就是地方性的重建，是“我”的重新发现。在田野之中，我们常常感慨于龙舟厂生存空间的日益狭窄，选择从事龙舟制作、龙头雕刻等事业的本地年轻人越来越少，但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龙舟活动会在珠三角地区停止或消失。这是因为，龙舟已经成为当地人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到这场龙舟调研的初衷，由龙舟出发去重新认识珠三角也就达到了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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