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城南杜氏家族，人才辈出，杜甫、杜牧，为众所周知者，此外还有著名典志史专家杜佑（735-812），其先祖杜预《春秋左氏传注》，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释。杜预还是一位军事统帅，西晋平吴的统一战争中，杜预是西路军的统帅。唐诗《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中的王濬就是杜预的部下。

杜佑最著名的著作《通典》，是中国典志专书的开山。三代文明，孔子最推崇周礼。周制尚德礼（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秦制尚政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折中形态就是汉朝的“霸王道杂之”，以及之前的过渡时期“黄老之术”。因此，汉之前的历史是周制与秦制的较量与折冲，至汉武帝而定型。此后，迄于唐宋，则是在佛教入华的助推下，儒家思想走向礼制化、理学化，尤其是从“礼经”向“五礼”（依《通典》是吉、嘉、军、宾、凶）框架转变中的礼制化。五礼制度自汉朝唱始，西晋定制，南朝萧梁成型，唐《开元礼》集大成，从而为杜佑《通典》的《礼典》（前六十五卷沿革，后三十五卷撮要开元礼）提供了编纂基础。汉唐间历史的分分合合，也需要一部“通典”勾连起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联系。

二百卷篇幅的《通典》，其中《礼典》一百卷；中华书局《通典》标点本5500多页，《礼典》超过2600页，约占一半体量。这都显示出“礼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得到高度重视，是唐宋社会以“礼”入“法”进程的重大表现。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开门见山的评论就是强调“礼”对于国家秩序的意义，正是这种时代氛围的反映。

就礼制而论，郑樵《通志·二十略》的《礼略》仅4卷，简陋过盛，而且几乎抄自《通典》。《文献通考》有《王礼考》二十二卷，另有《郊社考》《宗庙考》，整个礼的体系已经不是“五礼”制度。这说明《通典·礼制》一百卷，确实成了“三通”“十通”谱系中的绝响。后来者没有人像杜佑那样，对于“礼典”抱有如此的兴趣。

《通典》的资料穷搜载籍，自不待言。但是，杜佑也力求补充新知，比如《经行记》。杜佑族侄杜环怛逻斯之役（751）被俘后在西亚、北非生活了十余年，762年搭乘商船回国，写下了《经行记》。这一年27岁的杜佑在淮南幕府任职，距离他完成《通典》上呈（801年）有将近40年，应该属于搜集资料时期。

杜佑同时代还有三个人与西亚知识有关。贞元元年（785）出使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736-806），因为其墓志前几年发现而为人所知。（参见拙著《文明的边疆》，第二篇《诸神入华》，“中古丝路上的西游记”，中信出版社，2020年）与唐朝同朝为官、《皇华四达记》的撰者宰相贾耽（730-805）。另一个就是上面说的《经行记》作者杜环（约生于730年）。杨良瑶（736-806）比杜佑（735-812）年轻一岁，比贾耽（730-805）晚死一年，他们三人都活到了70多岁。假如751年杜环被俘时的年龄在20岁左右、即成丁之际，那么，他应该出生在730年前后，与族叔杜佑以及德宗朝重臣贾耽、杨良瑶属于同一代人。换言之，贾耽、杨良瑶通过同僚杜佑分享杜环的海外经验，可能性非常之大。

《经行记》被收入《通典》卷192、卷193《边防典》中。杜佑曾在西亚蕃客云集的广州担任岭南节度使，德宗贞元年间（785-804）曾任宰相之职。杜环的游历、杨良瑶的出使（影响贾耽完全可能）以及他们的见闻成为杜佑认识西亚地区的资料来源。

杜佑、杜环叔侄同时代的欧洲名人是号称欧洲之父的查理曼大帝（742-814），二杜比查理曼年长几岁。查理曼活了72岁，杜佑活了77岁，都属于古稀人物。查理曼（红桃K）死后，三个儿孙瓜分了帝国，分裂为西法兰克、东法兰克和中法兰克三个王国，它们是今日欧盟三个主要经济体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雏形。

杜环没有到查理曼的领地，但是，他的《经行记》提到的拂菻国，又叫大秦，就是拜占庭帝国，或者叫东罗马帝国。

杜环《经行记》对拜占庭帝国的记载有近两百字：“拂菻国在苫国（叙利亚）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淫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通典》卷193《边防典·大秦》）

与唐太宗同时代的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610-641在位），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之一，略次于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在位）。希拉克略倒霉的是，他虽然打败了萨珊波斯人的进攻，却因为两败俱伤，为阿拉伯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经过百年奋斗，阿拉伯人建立了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上称之为白衣大食（661-750）。750年白衣大食为阿巴斯王朝（750-1258）即黑衣大食所灭，杜环《经行记》叫“亚俱罗（库法）”。杜环已经注意到了阿拉伯人扩张兼并：“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通典》卷193《边防典·大食》）8世纪后半叶开始，黑衣大食处于巅峰时期，加上拜占庭帝国因为破坏圣象运动带来的内部纷争与皇权不稳，东罗马帝国陷入低谷。只是在9世纪，黑衣大食内乱，而拜占庭帝国则因马其顿王朝（867建立）的崛起而开始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杜佑生活时代的东罗马帝国，正是从低谷走向繁盛的过渡阶段。

拜占庭帝国对于欧洲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编纂了罗马法。查士丁尼一世在六世纪开其端。东罗马法律教学以《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为基础。740年（杜佑5岁的时候），《民法大全》出版了简要本，而且去掉以往切割肢体之类酷刑。九世纪末又编纂了一部六十卷的修订版的帝国法典。这个时期与杜佑生活并编纂《通典》的年代相距并不远。也就是说在唐朝人热衷编纂礼典的时候，罗马人在编纂法典。

罗马法典与唐朝的礼典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想重点是两个方面。首先是“礼”与“法”的区别。礼是行为规范，法也是行为规范。但是，后者侧重权利和义务，物权法是其重要核心；前者侧重秩序与尊严，尊卑有序是其要旨。其次是“制”与“治”的区别。制者，典章制度，所谓盛世修典，灿然完备，属于文化盛事；治者，治理规则，涉及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规范。我们今天将“法制社会”改成“法治社会”，就是一种进步。

随着历史的推移，东罗马帝国的统治核心区逐渐远离西欧，今日的土耳其、巴尔干半岛、西亚地区，是其主要统治区域。东罗马帝国的制度与文化也与西欧渐行渐远。十世纪中叶（北宋初）东罗马编纂了一本叫作《典仪论》的大书，是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生于紫室者”，意思是正统皇嗣。紫室，是皇后所居之处，以房间涂上珍贵的紫色而得名。）君士坦丁七世（913—920年、945—959年在位）时期编纂的，该书序言很可能也出自这位皇帝之手。

《典仪论》的内容涉及的是礼仪规范，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城内举行很多宗教游行时的规定。参加者除了皇帝以外，还有数十乃至数百名世俗和宗教领袖，甚至官员们的家人。《典仪论》详细规定了皇帝路经的地点，列举了不同节日的不同着装要求，臣民们不同的欢呼词（有的口号需要用已经消失数百年的拉丁语），以及仪式后宴会上餐桌的摆放位置，等等。可谓繁文缛节。

君士坦丁七世很重视这些细节，在《典仪论》的前言中，皇帝明确说，拜占庭帝国丢弃了罗马帝国的仪式传统，结果使国家“毫无美感”，而他的目标就是重拾传统，让仪式成为“平整干净的镜子，映照出帝国的荣光”，并让皇帝“以秩序和尊严来驾驭权力”。你看，“秩序与尊严”，就是礼仪活动要达到的目的。（克里斯·威克姆《罗马帝国的遗产》，中信出版集团，第403-405页）

我们发现，随着东罗马帝国的“东方化”，典礼越来越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准则。“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就是其父母（利奥六世与佐伊皇后）为了证明其高贵血统而创立的称谓。紫色需要用名贵的石材制作，仅能从埃及进口，历来是宫廷专用色彩。这种用某种颜色或者质料象征某种垄断性身份的礼仪，也愈益“东方化”。

在《典仪论》大行其道的公元十世纪，一位拜占庭公主嫁给了莫斯科大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弗拉基米尔（1176-1212）。弗拉基米尔大公选择东正教作为斯拉夫人的国教，就是看中了拜占庭帝国庄严隆重的典礼仪式。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征服斯拉夫人之后，蒙古人血统和遗产也主要由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莫斯科大公国继承。

后来（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人消灭的时候，逃到罗马的拜占庭皇室成员索菲亚公主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40-1505），东正教的教廷中心也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莫斯科，所以莫斯科号称第三罗马（君士坦丁堡号称第二罗马）。俄罗斯人不仅都喜欢取弗拉基米尔这个名字（如列宁、普京），而且俄罗斯国徽上也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形象。为什么俄罗斯人看起来像西方，其实总是带着东方的行事方式？是不是因为规范权力的罗马法典，逐渐让位于定尊卑秩序的礼典呢？

东罗马帝国国徽（左），俄罗斯帝国国徽（1730年）（右）

如果说，以上所言只是历史的观察的话，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那么，从价值层面而言，有三点思考：第一，“礼治”与“法治”是东西方治理侧重点的差异，各有特定的历史贡献与意义。第二，东方文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势必要从礼治走向法治。第三，东方国家比如中国的现代化，理应会将礼治传统融化在法治实践中。而这也许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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