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现实可以被理解成三种相互竞争的秩序，我称之为‘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社群的秩序’。帝国的新秩序是一种改革规划，它旨在使帝国转型为一个中央集权官僚制政体。在其中，中央国家保持对暴力的垄断，通过代理人确立军事纪律、社会秩序并全面管辖外省单元资源。显要的秩序是一种体制，在其中，外省显要凭借本地的联系以及与中央的交易来确立其在各自区域的权力基础，以契约关系和谈判关系同国家接洽。社群的秩序是一套制度化的机制，在其中，社群通过集体选出的（或宣称的）领袖管理公共财政。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有这三种秩序为奥斯曼帝国向现代性的转型提供了可能。帝国尝试了不同的型构和组合：集权-官僚的，分权-契约的，参与-民主的。我们也许还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模向的、自下而上的。”

也是在18世纪：

“在世界的许多角落，战争和财政改革影响了政治议题。国家为了更强大、更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展开竞赛，争相采用新的军事技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着手财政改革，以从民众（或殖民地）中榨取更多的资源。这些财政和军事改革经常会引发新的计划，以对社会进行整体的管控、重整和规训。各种群体，包括城市大众、外省精英、宗教圈子、商人和行会，对军事-财政-社会改革计划做出回应。新的联盟和同盟出现。”

《帝国的伙伴：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所陈述的，正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全球改革浪潮。落入转型危机的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为应对政治动荡、体制危机和民众叛乱，奥斯曼帝国设计了各种改革方案。帝国成了一个政治剧场，其中各种政治行动者发起了斗争、合作和竞争。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基于帝国的巨大危机。在1767年到1774年的对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遭遇惨败，失去了克里米亚，并背上了沉重的战争赔款。奥斯曼帝国渴望通过改革制造新秩序，进而重现帝国雄风。但这样的改革必然瞄准此前根深蒂固的特权、既得利益阶层和制度惯例，因此遭到旧精英阶层的反对。

对于帝国而言，最为矛盾的问题在于，精英阶层希望改变帝国的孱弱现状，但并不愿意承担改变现状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他们依然可以“得过且过”，因为这个庞大帝国仍然拥有繁荣的贸易体系，可以继续“吃”下去。

作者阿里·亚伊哲奥卢是土耳其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他在序言中写道：

“涉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之初，我天真地以为，这一时期极少被研究。我错了：实际上这是奥斯曼历史中被研究得最多的时期之一。自19世纪初以来，奥斯曼和欧洲的历史学家及外交学者就已经写出专著、报告和文章，论述奥斯曼帝国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经历的危机。在19世纪末的政治现代化努力和立宪运动中，决策者、法学家和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这个动荡的早期，从制度、事件和个人的丰富剧目中寻找现代化的根源。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研究巴尔干、土耳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围绕着他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民族话语，追寻他们的民族运动的起源、早期现代化者和开国元勋。一些历史学家将奥斯曼在这一时期的经验视为旧时代危机和现代开端的典型代表。所谓的东方问题学者则把这一时期作为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逐步解体的前奏来研究。”

不过，这种多角度的研究固然让后来者眼花缭乱，可对这个时代的整体理解却仍然匮乏。在海量文献资料中，“对重要主题的研究——诸如巴尔干、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区域发展，外省显要的崛起，奥斯曼制度的转型，军事和财政改革，以及外交和战争的背景等——是被分开处理的。”

阿里·亚伊哲奥卢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割裂思考，“会使我们无法看到奥斯曼秩序的复杂性、其制度的全貌，以及帝国内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帝国的伙伴》一书，就正是试图将奥斯曼的制度转型、区域形态和全球语境作为一种综合现象来解释。

在阿里·亚伊哲奥卢看来，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过渡时代是一个新旧结合的时代，在议题、规划、联盟、冲突和解决方案上有着丰富可能，只是有许多半途而废。同时，参与奥斯曼帝国转型的行动者们具有多样性，个体、家庭和集体行动者都有其议题、打算和改变现状的能力。

也就是说，“这并不是新与旧、国家与人民、精英与群众、中心与边缘、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各自作为铁板一块的集团之间的斗争。相反，在混乱的政治景观中，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之间出现了许多斗争和联盟。” 阿里·亚伊哲奥卢所要检视的，则是政治行动的模式、联盟的成立与瓦解、确立和失去权力的形式、舆论的表达，以及秩序如何维护、协议如何达成。

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框架非常独特，有着显著的多元性。奥斯曼苏丹在不同领地和维度上的身份角色略有差异，既是世俗皇帝，也是宗教领袖。此外，它主要依托派往各行省的总督实施统治，这些地方势力甚至形成了世袭。这种“外省势力”不但强大，而且会对帝国危机导致的贸易不畅非常敏感。

在奥斯曼帝国掌握着极大权力的近卫军，则被视为一个矛盾体。作为苏丹组建的奴隶军队的核心力量，近卫军慢慢失去了纯粹的军事性，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军事-政治集团。它掌控着各个地区的经济，也是行会组织甚至工会的同盟者，在农村经济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它是反对改革的最大力量，但并不是单纯的守旧者，书中提到一个细节，近卫军在伊斯坦布尔拥有许多咖啡馆，而在土耳其历史上，咖啡馆以“反对派的聚集地”而闻名。换言之，近卫军其实保护了自己的反对者。

书中写道：

“政权压制或笼络反对派的方式形形色色。在应对军事变革带来的挑战方面，英国可能是最成功的、它借助了议会的税收政治和新的内贷手段。但英国的方式在美洲遭遇了失败。突然爆发的美国革命，属于英国君主制改革规划在帝国范围内引发的反抗。”

而且，在当时，“对改革的反对，以及中央治理不善，会导致整个政权的崩溃”。伊朗就是个例子，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在18 世纪初崩溃。1789年的法国则是另一个大家更熟悉的政权崩溃的例子。也正是在这个全球框架中，奥斯曼帝国启动了财政和社会成分在内的改革。结果却是各种反对力量围绕着近卫军，对改革进行阻挠。

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世纪，虽然经历了各种危机，但帝国并未崩溃。近卫军无力维持一个更大的联盟，马哈茂德二世则花了18年完成了新秩序旨在实现的目标。1826年，近卫军团被废除，在伊斯坦布尔民众的参与下，数千名近卫军成员被马哈茂德二世的民兵残杀。

不过与此同时，“与外省显要的伙伴关系曾在《同盟誓约》中达到顶点，但借这一关系来创立一个显要秩序的方案最终也失去了可能，从1809年开始，马哈茂德二世采取措施，铲除、镇压或安抚强大的外省王朝。”

《同盟誓约》基于奥斯曼帝国的管辖形式而产生的。在帝国无法直接管辖的区域，外地显要的自主权极大，奥斯曼帝国希望的是将这种地方自治规范化和制度化。也就是说，《同盟誓约》的主旨是互相尊重对方在地方上的世袭权利，免于朝廷任意的没收，马哈茂德二世也曾誓言支持，这份文件被后世视为奥斯曼宪制的先声，尽管它最终变成一纸空文。

阿里·亚伊哲奥卢则认为，马哈茂德二世及其代表的中央集权改革模式并非必然，奥斯曼其实有着其他群体主导的改革可能，即地方显贵的主导，但这个看起来似乎更好的选择，缺少在当时恶劣环境下的生命力。

尽管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接收了来自西欧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成果，并出现了局部的启蒙运动，许多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必须引入新兴经济学理论，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并加速工业化进程，但很显然，作为一个前现代国家，一个习惯行省统治的政治体，面对新的世界，显得无所适从。《同盟誓约》确实有着可贵的一面，但它并未实现奥斯曼帝国的初衷——制定一个宪法文本。原因很简单，奥斯曼帝国的体制与这一切并不匹配。

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奥斯曼帝国永远失去了将诸民族和民族主义涵括在帝国身体之内的能力。”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乐见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但它还是在一战后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