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宇在德国柏林马普科技史研究所。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与国际语言文化学院的合聘副教授陈怀宇，是国际学界十余年来谈及亚洲宗教与动物的研究时会优先想到的一位华人学者。2022年7月，他受邀主编的“动物与人”丛书推出了其中第一部译著、“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段义孚先生的《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以下简写作《制造宠物》）；他本人的两部英文新著Animals and Plants in Chinese Religions and Science（《中国宗教和科学中的动植物》）和In the Land of Tigers and Snakes—Living with Animals in Medieval Chinese Religions（《虎蛇之地：在中国中古宗教中与动物共生》，以下简写作《虎蛇之地》）已于2023年春出版。

2020年夏，陈怀宇修订再版了代表作之一《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2012年初版）。几乎同期，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58期推出“动物史学”专号，陈怀宇受邀撰写《亚洲虎人传说之文化史比较研究》，次年又主持了上海《世界历史评论》秋季号专辑“欧亚历史上的动物与人类”，这与他在2020年第四期《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持的“动物研究”专号一并成为中文学界三年来最令人瞩目的动物研究前沿成果。

欧美启蒙运动以降，自然史在18、19世纪兴起并在20世纪逐渐被科学史取代，“动物史”（Animal History）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门新兴学问。1991年至2005年间，陈怀宇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分别完成本硕博阶段的学术训练并转益多师。北师大的本科四年让他“深知文献学和目录学的重要性”；在北大历史系师从荣新江教授的硕士三年，他得以熟悉国际学界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与中亚研究以及国际学术规则，当时北大西域研究的跨学科气氛非常浓郁；1998年“歪打正着”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后，为了开辟新的学术领地，陈怀宇从敦煌研究转向佛教研究，师从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斯通（Jackie I. Stone）、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诸先生，博士论文选择研究唐代高僧道宣（596—667）。

由于道宣注重对佛教制度、典章文物的改革，陈怀宇对宗教仪式与物质文化研究逐渐生发出兴趣。当时学界对佛教“六道众生”中“畜生道”（动物道）的研究还很欠缺，而新文化史代表人物戴维斯（Natalie Davis）教授提示的20世纪欧美史学的变革浪潮让陈怀宇深受启发。2005年，他以论文The Revival of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Medieval China（《中国中世寺院主义之复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受高田时雄教授邀请去京都大学访学时，陈怀宇报告了学术生涯中第一篇动物研究主题的论文——《初唐时代的佛教动植物分类》。

陈怀宇在中国宗教史与思想史、丝绸之路文化史和近代思想与学术史三大领域都有广泛的兴趣和丰硕成果，《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清华与“一战”：美籍教授的中国经验》等著作成为动物研究之外其广为东亚学界熟悉的著述成果。去国24年，陈怀宇近些年来几乎每年都回国探亲访友，他一直坚持用中英双语写作和发表，与包括两岸暨港澳地区、日韩在内的东亚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2022年圣诞节前夕，笔者对身在亚利桑那的陈怀宇进行了书面专访，我们谈及诸多议题，包括动物研究的“亚洲转向”，跨学科交流中“动物外交”与政治史、冷战史等的结合，植物（人文）研究与动物研究的异同，以及动物研究的新动向等。

Animals and Plants in Chinese Religions and Science

Huaiyu Chen
Anthem Press，2023

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

 陈怀宇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2020年的修订版增加了四篇附录文章：《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动物与宗教：争论与反思》《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从亚洲视角重访虎人传说》。这些增补应该可以代表您在该书初版推出8年以来在动物研究领域研究的深化？

陈怀宇：这得益于很多师友推动。一些理论、方法以及学术史回顾的文章是受师友多次询问之后才决定写的，目的是让更多学者了解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发展线索及其在欧美学术史脉络中的地位。

从《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到《中国宗教和科学中的动植物》和《虎蛇之地》，以及接下来这个主题的研究，您试图构筑一个怎样的关于动物研究的系统性论述体系？

陈怀宇：一方面，我写这几本书是试图让“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学界了解“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学界，让“动物研究”学界了解“中国研究”学界。我个人认为，现在国际上存在一种可以称为“亚洲学界的动物转向”和“动物研究学界的亚洲转向”的趋势，这在我的书里稍微有一点提示。就是说，研究亚洲的学者开始关注动物，做动物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亚洲。

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也试图提出一个新范式，即研究中国或亚洲甚至其他地区的动物，可以从这样一个思路来看：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可以看成是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其构建借助了文献、仪式、科学、文化等条件和媒介，要解决的问题则是人与动物、中心和边缘、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冲突。具体到我在哥大要出版的书，我讨论的是动物与朝廷、地方社区、宗教之间的关系，即人类的朝廷、地方、宗教势力如何认知、处理动物。尽管都是政治力量，朝廷和地方、民间的诉求不同，看待动物的知识和处理方法也就不一样。宗教也是如此，而且宗教社会内部存在不同传统，比如佛道之间的竞争，并且是佛教和道教互相学习使用文献和仪式的竞争。我认为，这套研究方法应该也适用于研究中国以外的地区。

您主编的“动物与人”丛书的名称特意用了“动物与人”而不是“人与动物”，出版方的另一套丛书使用的名称还是“人与环境”，而没有颠倒成“环境与人”，是因为“环境”不及“动物”那么有能动性吗？

陈怀宇：是的，其实我们比较想强调动物的重要意义，也是因为过去的书太以人为中心，决定要平衡一下。动物没有留下文字和视觉材料，我们现在的认知基本上都基于人对动物的态度、描写、观察、再现。

您在“动物与人”丛书总序中专门提及21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出现“动物转向”（Animal Turn）。“转向”就意味着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或创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或领域也动辄宣称出现了“语言转向”“空间转向”“身体转向”“全球转向”等，“动物转向”是否足以成立？

陈怀宇：在2022年9月浙江大学那场线上演讲中我也讲到过，动物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成为一门新兴学问。不同学者受不同具体理论思潮的影响，其思考角度亦不同，导致他们对于动物史研究的认识也有一定差异，除一般性表述“动物史”外，还有“历史动物研究”（Studies on Historical Animal）、“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人与动物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批判动物研究”（Critical Animal Studies）、“人类动物学”（Anthrozoology）、“环境人文学”（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等。

动物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勃然兴起，其标志便是基恩（Hilda Kean）的Animal Right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1800（《动物权利：自1800年以来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变化》）和瑞特沃（Harriet Ritvo）的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动物产业：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英格兰人与其他众生》）的出版。2000年以 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著作，如2002年由学者柯林斯（Billie Jean Collins）主编的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古代近东动物史》），2006年由动物伦理学家瓦尔多（Paul Waldau）和基督教神学研究学者帕顿（Kimberley Patton）合编的A Communion of Subjects: Animals in Religion, Science and Ethics（《主体之交融：宗教、科学与伦理中的动物》）等。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ollins, Billie Jean
Brill Academic Pub, 2001

最近20年来，关于动物史研究的思路更加成熟、完善。英国学者法吉（Erica Fudge）将主要研究思路总结为三条路径：智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侧重探讨人类如何理解和书写动物，并用之来建构中世纪人类的自然观和宗教秩序；人文史（Humane History），侧重从动物的角度来讨论人的生存处境和状况；整体史（Holistic History），在讨论人与动物的传统研究理路基础上，又从动物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从而分析动物如何参与并塑造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并帮助人类重新定义自己。随着此阶段各种语言的相关论著层出不穷，学者们开始对这些动物史研究进行自觉的总结和反思。

动物史的崛起受环境史的影响很大，但更侧重于动物史，因为最近20年来人类意识到物种消失的速度在加剧，我们的后代能亲身接触的动物可能越来越少。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我们小时候家乡的荷塘、山林里其实遍布各种动物，随着地球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这样的动物氛围从我们的下一代身边快速消失了。传统的动物学（zoology）缺乏人文的层面，基本上以人类为主体来看待动物，特别是缺乏伦理的面向。我们反思传统动物学，应该重视人与动物的相互客体化传统动物学作为生物学的一部分，完全将动物当成客体进行科学的解剖和认识，比如大量动物在被用于实验室科学后，会被处理掉。“动物转向”仍然处于一个发展的过程之中，是否成立，可能还需要时间检验，将来的学者再进行学术史反思的时候应该会再总结，学术史也总在不断反思和重述之中。

“全球史”的热潮能为动物研究带来哪些挑战与可能性？

陈怀宇：全球史的热潮让大家更为重视人类不同社区之间发展的相互联系和依存，这很重要。但同时全球史应该被视为一种跨学科、跨语言的学术研究，这就带来很多挑战，需要学者给自己更长的时间训练，用多方面的语言、学术训练、知识积累装备自己。

“动物与人”丛书其他十位编委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在我有限的目力所及范围内，姜鸿和刘晓晨等史坛新秀在民国以降的动物史特别是“动物外交”领域也都有崭露头角的成果，冷战史、外交史近年在国内似乎亦有复兴之势。“动物外交”“熊猫外交”这类更细分的研究如何才能做得更深入细致？

陈怀宇：动物外交很重要，在古代就很流行。我前面提到过，我自己的动物研究是试图关注人和动物、中心（朝廷）与边缘（地方）、不同宗教/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动物外交亦可作如是观，即我们首先要注意人和动物的关系，动物为何对于我们人类如此重要？为何用于外交？其次是注意中央政府与地方社区对待同一件事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式，以史料来说，中央的档案文件和地方档案之间肯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三，不同国家的文化是不一样的，老百姓看待动物的立场和态度也不一样，如果去看不同国家的媒体报道和艺术再现，就可以了解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因此，研究需要搜集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的各种文献和视觉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多层面、多角度地对动物外交形成的巨大影响在不同层面的体现产生全面和丰富的认识。这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思考能力都是挑战。

《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和您新近的浙江大学演讲，都在反复阐明“动物研究本身，实则是研究人与动物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也是一种政治史”，政治史在国内似乎也有复兴的势头，它的结构性优势在“动物研究”中如何重获新生和激发活力？

陈怀宇：当我说动物史是一种政治史时，我指的是，动物史和性别史一样都围绕“权力关系”进行讨论。谁有权力体现动物、为动物说话？动物是否可以又如何为自己“说话”或留下“史料”（当它们不能使用语言和文字时）？等等。性别史也有类似的问题，历史上女性留下的文字和视觉史料远远少于男性留下的史料。可能目前国内的政治史学者还没太注意动物史，虽然大家关注的重点不同，但希望今后有一些互动。

“植物（人文）研究”（Plant Humanities）是欧美学界目前的热点之一，您修订再版的《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第一章第三节就是写“佛教植物分类学”。2021年您又受邀为六卷本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Plants（《植物文化史》）的第二卷撰写了其中的一章“Plant Technology and Science Medieva”（中古中国的植物科技史），能简要介绍一下这套丛书和您这一章的核心观点吗？

陈怀宇：是的，现在植物（人文）研究也是方兴未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依托于哈佛大学，其研究重点是美洲、拜占庭、花园景观三大领域）就有梅隆基金会资助的植物（人文）研究项目。A Cultural History of Plants（《植物文化史》）是英国Bloomsbury出版社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ies）丛书的一种，这套书实际上是专家为普通读者撰写的体现最前沿研究的读物，类似“剑桥史”系列丛书，但更为简明扼要。以前也出版过A Cultural History of Animals（《动物文化史》）。《植物文化史》按古代、后古典时代、早期现代、17至18世纪、19世纪、现代等分为六卷来出版，每卷又以八大主题分为八章，有来自世界各国48位以上的学者撰写各自擅长的领域（有些章节是两三位学者合撰的），比如我参与的第二卷即包括植物作为食物、植物作为奢侈品、贸易与探险、科技、医药、文化意义、自然装饰、身心调剂品等八大主题。我负责写中国植物的科技史问题，主要探讨了中古时期中国人对植物的认知、植物作为食物、植物作为香料和调料、植物作为织物、花卉、木制品等的科技应用。

“植物研究”与“动物研究”可以怎样互相启发和助益对方？

陈怀宇：植物研究和动物研究有相似之处。就现实而言，二者都受到生态危机的刺激。另外，植物研究也为传统植物学增加了人文思考的面向。

《制造宠物》的封底勒口预告了“动物与人”丛书中其他六本即出书稿，包括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和该校环境史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主任张雷博士的《骆驼之城：北京骆驼的城市化（1800—1950）》，能否简述一下您这套丛书的遴选标准？

陈怀宇：除了段先生的名作打头阵，“动物与人”丛书目前主要收入比较新的、较为前沿的作品，对于国外的作品一般会选最近几年出版的新著——体现出最近20年一些动物史、动物研究特点的作品，希望引发不同学科学者的兴趣。其次，我们希望更多引入欧洲以外地区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动物史的研究，美洲地区也有考虑，因为国内可能对亚非拉地区、美洲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了解不多，这些地区其实目前在北美引发了很多关注。海外动物研究现在发展很快，虽然没有专门的学会，但是有一些学术网络，定期举行的学术会议、工作坊（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都有小型学会或学术团体定期聚会），也有若干种专业期刊。海内，这方面则还在起步阶段。

华人学者特别是中国大陆学者，怎样才能写出理想的中国题材的动物研究专著？

陈怀宇：华人学者特别是大陆学者，可以多看一些海外的专著、论文集和期刊，了解近十年国际学界的发展状况。多学一些语言非常重要，即便是研究中国，也应该掌握日语和一两种欧洲语言，这样可以广泛吸收各种学术信息。我经常介绍国内学者关注H-Animal这一网络，可以经常收到有关会议、新书、期刊的信息，跟踪动物研究的最新发展。

作为河南大学的特聘教授，2019年6月您曾在该校发起和举办“生态与文明：跨学科动物研究工作坊”，并在次年第四期《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推出“动物研究”专号，当时您就“从生物伦理到物种伦理”角度进行了一些反思，能否分享些疫情两年多来您在这个议题上的新思考？

陈怀宇：这个问题很好，很及时。就像我在那期专号的“主持人语”中所说的，2020年将会是人类历史乃至地球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新冠病毒不仅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因疫情控制带来社会的停顿和生产活动的暂停，社交距离也持续强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类的身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病毒的起源及其与人类行为、动物活动乃至自然环境问题之关系，尚需科学家与卫生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无论如何，病毒扩散和传播导致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加上极地冰川加速融化引发的生态恶化，让我们不能不再次将目光投向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人与动物关系之研究。公共卫生关系到人类福祉，人类、动物、环境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在那次工作坊上，我提交的论文主要结合近年的科技发展，提示了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动物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其中涉及的动物伦理问题。我认为，科技发展及其对食品和环境的介入已经重塑了人类和动物的形态以及成长过程，将人类和动物推离了以前自然进化的轨道，也将对人类和动物的未来产生新的挑战。

实际上，我们平时说动物，主要讨论的对象是大型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以和人类关系密切且肉眼可见的动物为主。现在，有些学者转向关心微生物、细菌、无脊椎野生动物等，因为它们可能带来人畜共患病，影响哺乳动物和人类的健康。我想，今后对于这些动物的研究会更引人注目。（本专访经受访人审订，谨致谢忱）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