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对今人意义何在？这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在早期岁月中，陶渊明被视为一个高尚的隐士。人们总是在谈到隐逸这一特定话题时想到他。

稍后，他被承认为一个游离于主流美学趣味之外的、有独特风格的诗人。

直到宋代，随着新儒学兴起，新的儒家士大夫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开始把陶渊明推崇为人品、文品合一的典范，认为他作品中表现了高远的志趣、高贵的品行，以及在遭遇困顿时依然旷达超迈的人生态度。与此同时，审美风尚悄然改变，淡逸、自然成为更高的美学品格。体现这种风格的陶渊明不再只是风格独特的诗人，而是诗人中的诗人。

但是，到了当代，陶渊明和他受到的推崇遭遇了多重质疑。有考证其生平，而质疑其政治品格和农耕态度的；有变换价值标准，认为陶渊明人品堪忧的；有试图透过陶渊明作品文本的“缝罅”，窥破其伪饰和自我建构的；还有通过文本流动性的考察，认为他的形象更多出于后人建构的。这些反思大都为研究视角的拓展和方法的更新做出了贡献。没有反思和质疑，就没有学术的进步。当陶渊明作为研究对象时，他必须接受研究者全方位的审视，这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考虑到异文化的他者之眼，以及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断裂，旧有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失效，那么陶渊明受到质疑，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是单就研究者具体的考证和论证而言，我觉得已有的质疑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他们对陶渊明的许多评价也有失公允。

比如要考察陶渊明作品中的自述是否真实和真诚，找寻并透视其文本中的裂缝与龃龉就是一种基本而有效的方法。如果陶渊明有意利用文学创作来塑造一个希望展示给世人的理想形象，即他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涂饰自我、虚构自我而非呈现一个相对真实的自我，那这种涂饰和虚构一定是随环境和情境变化而变化的，一定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同时，伪饰终究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即便通天神狐，也会醉后露尾，没有人能一贯伪饰而永远不被识破。因此，这种文学的内部会充满矛盾和裂痕，它无法构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圆融整体。有时作者并非有意作伪，他只是一贯地讨好他人，习惯性涂抹自己，但其深层意图依然是迎合外在环境，是按照外在标准改造自己。也就是说，当作者的深层意图与表层意图矛盾时，一定会在文本中留下痕迹。基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常识，我们知道多数作家的作品中多多少少都存在这样的裂痕和龃龉，那么是不是所有作家作品都会如此，是否陶渊明的作品也必然如此呢？如果先有了这样的预设，然后采用某种既定的方法套路，对文本作一些想象性解读，是不难印证预设的。只是这时我们是在“发明”，而非真正“发现”裂痕和龃龉。

有名的文学家都是文字高手，他们作品中的裂痕常常并不那么显眼，并非一望可见，加上古典文本还有语言和历史的阻碍，发现深藏其中的缝罅并非易事，那如何才能真正所有发现？我觉得应遵循培植学力和文本优先两项基本原则。朱子主张以“虚心”的态度加上“精熟”的方法，去自然发现疑问处。他说：“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见得，读书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读，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朱子语类》卷十一）这是文本优先原则。而培植学力，至少需要通训诂，识文例，并深入了解古人的语境，否则以今度古、以己度人，发现的往往不是文本的缝罅，而是自己的龃龉。

当我遵循以上原则重审陶渊明的作品时，并没有看到研究者看到的裂痕和龃龉。相反，我觉得其作品体现了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而且这种文本提供的内在一致性与经过考证的陶渊明的生平之间，同样保持了极大的吻合度。所谓的矛盾只是今人因不了解历史语境，或者误读文本而臆造的，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如前所述，这种内在外在一致性说明了作者是在用一种真诚的态度展示自我，而非涂饰自我。当然，真诚并不等于绝对真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真实的文本，无论是善意恶意的谎言，有心无心的记忆错置，还是因见闻不周造成的记录失实，以及文本流传过程中的讹变，有无数的可能造成文本的失真，这同样早已是今人的常识。偶然的失真如果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那并不能成为否定主观真诚的理由。因此，发现文本失真之处，并一一分析其原因，是研究的基础工作。若稍有所得，就急着质疑真诚，恐怕就有先入为主而过于“猴急”之嫌了。但无论如何，所有的质疑提醒我们重新检讨的必要性，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我的陶渊明研究首先基于理解陶渊明并探寻其意义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对学界讨论做出回应。

理解陶渊明——且不论这理解的深度和准确性——并不等于回答了陶渊明在今天的意义这一问题。二者的区分，就像文学批评家赫施（Hirsch, E. D. Jr.）对文本意思和意义的区分一样，理解陶渊明是在解读其文本的意思，而追问他的时代意义则是在探询其文本意义。所谓意思，即文本所说的内容，也包括作者的原初意图，是文本在接受过程中相对稳定的东西；而意义，则是文本的价值，是随接受语境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开放而多元。对意义的探寻，必然要从当身的时代出发，从切身感到的爱与痛、苦闷和渴望出发，才有可能提出真切的问题。人会永恒地感到爱与痛、苦闷和渴望，但不同的时代，给我们的爱与痛、苦闷和渴望又是不同的，这时切身感便至关重要。所谓意义，全要从这真切的感知出发，才不会悬空无着。这种真切性不等于研究时的借古讽今、古为今用，而是说我们的发问和思考，我们的视角和取径，应该源自我们，独属于我们。这时我们会发现，古典心性能否移植到现代世界中，实在大成问题。

如果采用伽达默尔阐释学的眼光看，作者有作者的语境，后代阐释者也有自己的视域，阐释者与文本的遭逢，是古今之间、作者与阐释者之间的“视域融合”。这时，理解陶渊明和追问其意义，就都处在同一个融合的过程中。而融合不等于重合，我们总是带着自己的感知与问题去碰撞与融合的。逻辑上理解先于追问，事实上却是追问—理解—追问的阐释循环。那么，我为什么认知到并强调陶渊明的诚与真呢？是否因为我感受到弥天漫地的虚无气息，是否因为我的心灵被禁锢，所以强烈渴望真实、真诚和心灵自由？

再次回到前面的问题，古典世界的真实、真诚和心灵自由在今天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对陶渊明生平细作考证，深层目的还是想知道陶渊明与周遭的环境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他又是如何应对的。在前者基础上，我逐渐意识到陶渊明的应对既有根本之道，也有权宜之方。所谓权宜之方，是他自放于边缘，同时与污浊人世和冷寂山林保持着距离，只想在两造之间构建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我用“边境意识”来概括这种应对心态，并由此审视陶渊明独特的隐逸生涯和隐逸文学。相关研究放在了下编文学研究的第一节。而所谓根本之道，则是我总结的“诚之以求真”的思想结构和人生实践。陶渊明的人生和作品，道家影响和儒家影响都显而易见，他思想的底色究竟是儒家还是道家，便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我认为定性于一家，或者简单视之为儒道调和都未真正把握陶渊明的思想结构。陶渊明当然不是什么思想家，但他并非没有思想的兴趣，从他的作品看，他念兹在兹的是此生如何度过，人生如何才有意义。最后陶渊明用其一生成就了一种人生模式，而这种人生模式也可以视为一种思想的结构，即用儒者内省不息敦行实践的工夫来追求庄子所描述的“真”的、自然的境界，或者说是凭借道德意志以希企心灵的自由。陶渊明未必有系统的思想，但却有自觉的心性追求和实践。正是后者，使得千百年后的宋人对他心有戚戚，与他遥相应和。也可以说，在心性追求上，在诚之以求真的思想结构上，陶渊明遥启了宋人。

但是他还能遥启我们吗？虽然通过研究，现在的我大概能理解陶渊明是如何解决他的人生问题的，但我依旧充满困惑。陶渊明的清明、笃实、自在是基于古典伦理价值观获得的，这种人物的存在反过来证明古典价值观可以支撑一个清明、笃实、自在的人生，这是我通过研究想证明的问题。然而那个古典的世界早已崩塌，曾经坚固的信念与道德的大厦早已化作烟云，旋即消散，彷徨在荒原、废墟之上的我们将何依何据？失魂落魄、无所适从的我们又如何能有陶渊明的笃定呢？显然，我们无法通过简单仿效陶渊明而获得同样的人生。事实上，任何想通过简单模仿古人来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做法，都是一种思想上的偷懒和行动上的逃避。古人不接受我们推诿的问题，也不为逃避者提供庇护的阴影。命运不允许逃避，不论命运中的人是否有勇气直面。

同信念与道德大厦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个古典诗意的田园，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陶渊明有一片田园供他归去来，龟缩在水泥盒子里的现代人却该归向何处？何况田园的诗意面纱早在五四作家的笔下就已经被彻底剥去。桃花源的纯善世界，从来都只存在于幻想之中。真实的农村是未经反思的淳朴与习焉不察的邪恶并存的“无知之谷”。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然彻底改变，并不是说到山水田园中住上一阵子就叫回归自然。现代人之为“现代”，异化是不可逃避的命运。我们的生存方式早已反自然，如欲返自然，首先意味着要反异化，这是陶渊明很少需要面对的问题。顺着这个问题，我们更容易走向存在主义。

思想世界不同，生活世界不同，作为贵族士大夫的陶渊明的身份也迥异于我们，那么我们的审美又如何能与陶渊明以及后世士大夫相通呢？平淡自然、舍迹求象、独取韵味的审美，其现代知音又究竟有多少？

当然，我们不能光看到现代与古代的断裂，也应该想到人性的恒常不变。正是后者，让人类之为人类，让人类的历史产生绵延感和重复感。这时，陶渊明的意义无疑能超越古今。比如他的清明与旷达，他对自我的执着探寻，他于无路的人间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精神之路，他自放于天地之外而执着于人生之中的生命形态，这些精神特质和生活形态同样也是今天的我们所渴望之物。虽然在今天这样一个迥异的系统中实现它们显然是个巨大的挑战，但陶渊明的存在至少昭示了实现的可能性，至于如何实现，那就是局中人自己的事了。所以，这本小书是我探究陶渊明如何成就自我之书，也是我的困惑之书。毕竟，理解古人走过的路比探寻自己将走的路容易多了。

还想对本书的研究取径赘述几句。对我而言，能够理解陶渊明，是因为人性恒长如一，而理解人，保持头脑的清明与思路的开阔显然比套用某种前沿理论实在、有效得多。在我看来，不假思索地套用某种文学理论与不假思索地接受文学常识，在放弃思考这一点上，并无本质不同。理论的作用在于挑战常识、戳破习以为常的各种幻象，使文学研究不断发展、变化。但稍微翻看中外各种文学理论史都会知道，今日的常识何尝不是曾经新鲜的、甚至激进的理论，所以幻象之于理论也无异于幻象之于常识。无论古老常识还是前沿理论，都在揭示了部分真理的同时充满更多谬误。真理的背面即谬误，真实恒与虚幻相随，这是人文世界的法则。我们当借助理论破除无明，复又时时回到文学以审视理论本身所蕴含的无明。也许苏格拉底式的追问与思考，是最好的保持清明与开阔的方法。所以我既挑战了太多的常识，也挑战了很多理论；既汲取了理论刺破常识的力量，又继承了常识与理论中我以为真实的那些部分。其目的，便是尽可能追求清明与开阔。当然，无明并不会因此与我告别，对此我无可奈何，只能徒然与之抗争。

相对而言，借助理论较易，回到文学较难。掌握了各种文本分析工具，不等于能真正欣赏文学，也不等于能懂得文本字后与字外的意蕴。文学的世界，就像我们的宇宙，可见的物质之外，更充满不可见的暗物质。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尤其强调“意图谬误”的新批评派以及宣称“作者死了”的罗兰·巴特们，他们的眼光更多落在可见的物质——文字上，哪怕他们强调文字的隐喻性，却都忽略了不可见的暗物质。就像暗物质的粒子大概率不属于物质的粒子一样，文字之外的意蕴也绝非仅仅是文字的隐喻，它包括了许多未曾言说，但与已言说者相互作用的意思。借用冰山比喻来看，水面下的冰山是文字的隐喻义，那承载冰山的海水，则是作者的生活世界、思想世界、情感世界和审美世界，同时也是读者的生活世界、思想世界、情感世界和审美世界。无法直接观测不等于暗物质不存在，简单说“意图谬误”“作者死了”，并不能抹杀这些历史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存在。回到文学，既意味着看到冰山的全貌，也意味着看到冰山是如何漂浮在大海之上，如何与所在的海域相互作用的。我在本书中对陶渊明作品的解读，便是同时在这两方面用力。比如我试图通过分析陶诗的节奏变化等修辞手段的运用来探究他的情感与精神状态，就是分析冰山与海洋互动关系的尝试。

当然，以上皆是我理想的研究状态，实际研究时，问题和遗憾仍有不少。我乐观地希望，所有的不足能成为鞭策我前进的动力。

最后说一下这个修订本的缘起。小书第一版印行五个月后，编辑桑玲告诉我，出版社的库存已经出货完毕，她正在申请再版，并让我尽快准备修订稿。五个月的时间，而且其中整整两个月，上海都处于全城“静默”状态，能有这样的成绩，我当然高兴。旋即想，主要还是沾了研究对象陶渊明的光。这本小书除了反射的光芒外，有自己的光彩吗？如果能像萤火虫一样，纵然微微星火，却能孤光自照，那才是真正值得高兴的。

感谢南京大学杨曦先生、郑州大学贺伟先生、浙江大学余一泓先生和上海古籍书店李晔先生，他们及时为我纠谬订讹，帮我订正了初版的不少疏误。除了吸取大家的意见订正错误之外，我还调整了部分文字的论证。另外，在全书之后增加了一个附录《先生不知何许人》。考虑到本书并没有专门论述陶渊明家世出生的文字，于是我从课堂讲义中摘出一讲作为附录，也许能有助于读者对陶渊明的理解。

在研究过程中，我常常充满今是而昨非之感。目前的修订，只是些小缝补，也许未来回顾，会对此书大摇其头，那其实是值得期待的事。

刘奕

2022年8月于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