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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政国关分析收集编辑：朱翠萍
朱翠萍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洋战略、南亚问题与中印关系等【内容提要】区域国别学上升为一级学科，意味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兴起，也为构建中国学派的理论提供了新的机遇。区域国别研究包括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区域研究需要以国别研究为基础，国别研究也需要区域视角的思维。区域国别研究基于“生产知识”的政策功能很重要，但“知识再生产”以及构建区域国别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也同样重要。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跨学科研究，需要多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如何在跨学科研究中体现理论与方法创新，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大难点。跨学科研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或范式，由于每个学科的侧重点不同，在跨学科研究中强调哪一学科更重要或者应该以哪一学科为基础纵向深入，更多取决于研究的问题或设定的议题以及研究视角和研究维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做好面向世界的域外知识生产的同时，也要重视基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念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与共享，改变欧美“理论霸权”与“话语霸权”对区域国家对外政策的干扰和负面影响，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这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所在。
【关 键 词】区域国别研究 国际政治 交叉学科 印度洋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同步上升。区域国别研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挖掘复杂的世界局势演变的一般性规律以及从变幻莫测的不确定性世界中梳理出某种确定性因素以服务于中国对外战略的关键，是中国由大国走向强国过程中应对世界格局变化与主动塑造于己有利的战略环境的必然选择，且战略性思考本身也是以智慧和谋略规避风险和减小成本的本质所在。以印度洋地区为例，印度洋不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和经济体概念，具有从区域视角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必要性，而且作为一个颇具战略意义的整体区域来研究也越来越显现出重要性。我们知道，近年来印度和印度洋在美国“印太战略”中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印度也认为其能够发挥支柱作用。正如罗伯特·卡普兰所言，如果我们正进入一个由多个国家共享公海控制权而不是像最近一样只有单方称霸的历史时期，印度洋将在这种更加动荡和不稳定的布局中起到中心作用。过去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围绕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与方法进行了大量探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不过，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区域国别学”确定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意味着区域与国别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兴起，也为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这将使得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改变传统意义上只重视美欧而忽视次要战略区、小国甚至“弱国”和“边缘地区”的研究现状。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区域与国别研究被置于新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之下，不仅体现了对域外“知识生产/研究”的需求，更对“生产/研究什么”和“怎样生产/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整体上，从研究目标来看，区域国别研究旨在基于某一特定地区和对象国的“知识生产”而构建“知识体系”，以服务于我国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从研究对象来看，区域国别研究是针对某一区域和处于区域之中的单元和（国家）行为体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研究甚至全面研究；从研究特点来看，区域国别研究旨在挖掘特定区域和对象国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并使用交叉学科方法进行持续研究以揭示行为体背后的行为逻辑并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挖掘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总结出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一般性规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区域国别作为学科的概念界定、内涵理解与研究方法等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但也存在不少分歧。在学科方面，一个普遍现象是各研究机构和学者倾向于强调各自学科或者与自己相关学科的重要性，甚至在学科设置方面，也仅根据所在院校已有学科或专业为主而设置，并非以需求和研究为导向或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学科建设。尤其是，学界基本一致认可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但对于学科之间如何交叉、如何体现跨学科特点，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区域国别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经验与反思之处；同时，结合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聚焦印度洋的区域国别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以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政策研究的启示，审视推进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处理好的四大关系以及需要避免的四大问题，最后是总结。“区域”（Area）是含糊的地理空间，通常基于特定的民众、文化或者地理而进行区别。也就是说，区域的构成单元是人文或者地理，而地区的构成单元是国家。基于人文或者地理塑造的区域可能和国家构成的地区重叠，也可能不重叠。国家是构成世界的本位和基础。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区域具有国际的性质，因此，称区域为“国际区域”。国际区域是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因此，关于国际区域的研究，也被称为“区域国别研究”，即包括国家的研究和区域的研究。赵可金认为，作为一门学问，区域国别研究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一国对其外部世界学术知识体系的总和。由于对一国外部的研究往往涵盖了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类、地理等诸多学科，很难被纳入某一学科之下，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往往被宽泛地称为区域国别研究。实际上，“国别”和“区域”都隐含着一定的现实边界，首先是语言边界；其次是地理空间边界；再者是研究者的学科边界。近年来，有学者不再将地区视为客观存在，而是突出社会建构的作用，主张地区是国家之间实践的产物。无论如何，区域国别研究是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结合，区域研究需要以国别研究为基础，国别研究也需要区域视角的思维。前者有久远的历史，发挥着生产国际知识的功能，后者则突出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作为单元本体的延续，“国别”二字展现了国家单位的特殊性，区域与国别的组合，使国际关系在实践领域有了相对清晰的主体性意识。简言之，区域研究是指以某一特定区域或文化为单位，利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和多元化的资料呈现，开展的系统性知识生产。曹云华认为，将某个特定区域和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呈现出的主要特点包括：（1）强调对某个特定区域和国家进行综合研究，包括历史、地理、人口、社会、语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自然资源，甚至包括环境、海洋、气候等；（2）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运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度的、多角度的透视；（3）强调实践性，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是为国家在某个特定区域和国家推行政策服务的。从其学术使命来看，国别区域研究以获得对某一区域和国别的地方性知识为宗旨，但不以获得普遍性知识为目标。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国家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对于同一区域国别的情况往往有着多样化的解读，带有不同的国家视角和国家特色。在大多数情况下，区域国别研究承担着一个国家形形色色的对外战略和实用目的。尽管在不同语境、情境和环境下，学者们对区域国别研究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基本内涵、研究对象与跨学科特征等形成了普遍共识，但对于区域国别的主要功能、学科重要性与学科建设，尤其是理论创新与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还存在较大分歧。汪诗明认为，在谈到区域国别的学科建设时，世界史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学科之一，历史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陈晓律也认为，要以某一学科为主导，似乎也很难服众。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肯定会与他国不同，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科特点考察，只能以现有的世界史学科为主导。曹云华的观点是，作为对本国以外的某个特定区域和国家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一门学问，它以文化、语言和历史等为基础。当然，也有不同观点认为，虽然对象国及地区的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内容，但作为支撑世界大国全球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应用型交叉学科，其研究的重点必须放在对象国及地区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内政外交等方面。事实上，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相连，也与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密切相关。整体而言，区域与国别研究还是以政治学、经济学路径为主，因为从传统意义上讲，国与国的关系与国际组织以及所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政党情况、经济模式等，一般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点。一直以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科技等诸多关系并不是相互并立的，其中政治和经济关系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建立起了为数不少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以特定的区域或国家为研究对象，但很多研究长期停留在历史或现状描述的初级阶段，缺乏学术意识和理论思维，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延展性。当前，纵观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从单一维度孤立地看待问题，研究中存在盲人摸象的情况，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现象。诚然，追求对区域国别的全面性知识生产是有难度的，甚至也是奢侈的，但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迈进过程中需要构建基于区域和国别的知识体系，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国际格局演变中国际政治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以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决策。全球大国的标志之一就是有为其外交战略提供智力支撑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区域国别学是服务于世界大国的学科。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殖民地时期。为了巩固对殖民地的统治，更好地控制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原住民，英法等欧洲列强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区域研究的最早雏形。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建立国家的年代久远，很早就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并存状态，并建立起古代中国与周边藩属国的“国际关系”，也是世界上系统地开展国别区域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虽然从学术史的角度追踪区域国别研究的缘起，还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说法。但是，学术界普遍认为近代具有学科意义的区域国别研究最早于20世纪初出现在欧洲，而最早制度化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则出现在英国。不过，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高校面向国际的教学和研究很少有超越欧洲历史和文学、古典文学和比较宗教等。二战之后，美国的地区研究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换句话说，区域与国别研究真正意义上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洲列强对殖民地区域的研究，研究的最大动力是用“知识生产”服务于欧洲列强的殖民开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将其正式发展为区域与国别研究（Area Studies），旨在为制定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学术支撑。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的美国，都将加强对世界格局的掌控作为实现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他们都把区域研究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尤其是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视野下对特定区域与国别进行深入研究，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达到一个高潮。但是，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两极争霸的落幕，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虽然“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界和学界以中东问题和恐怖主义作为研究重点，区域与国别研究有所复苏，但总体上不再景气。即便如此，美国地区研究的非凡增长和覆盖范围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现如今，美国高校每年接待20多万外国留学生和数以万计的海外访问学者，还有大量来自新移民家庭的学生在美国高校学习，每年还有数万名美国学生到海外学习或从事研究，使得地区研究在美国高校已经制度化，区域研究和面向国际的课程、研究和合作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许多校园都有促进“国际化”的项目。虽然，对外国的详细而准确的知识生产以及知识生产的深度和广度，是衡量一国应对和建设性地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紧迫性国际问题的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知识生产并不能保证我们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但如果缺乏知识，我们将很大可能无法解决问题。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执政时期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以及将世界战略形势判断为“大国重回地缘政治竞争”，美国的霸权护持和如何遏制中国崛起正成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焦点。显然，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趋势。总体上，从研究内容来看，虽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以地区研究的形式开展，但是以所在地区对象国的知识生产为基础。同时，区域国别研究普遍较为侧重历史性描述与总结，且异乎寻常地重视实用性和政策性功能。由此也使区域国别研究往往忽视相关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的运用，一定程度上也就造成了学理性的缺失。换言之，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强调实用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学理性的缺失，传统区域国别研究的退潮即是世界权力秩序变迁的结果，也是学理性缺乏所致。这不仅成为传统区域国别研究衰落的深层次原因，也是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值得探索和发展的空间。从理论与方法论来看，最近几十年区域与国别研究愈来愈倾向于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试图以理论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甚至量化的方法构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分析框架。当然，由于国别与区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很难产生一个涵盖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有方向和所有国别与区域的单一理论或研究方法。在理论上，以国际政治理论为主的分析和探讨较为丰富。而且，目前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是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更多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研究。许多对亚洲的“批判性分析”，实际上不加批判地假设整个世界融入了源自西方的整体文化与话语体系。显然，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战略，将其运用于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区域国别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建构时，至少需要进行适用性检验或者进行变量的调整与修正。当然，也不可否认西方理论在研究中的“有用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非西方世界的地区和国家在思考地区秩序与国家间竞争合作等方面，依然倾向于西方视角和思维，理论根基依然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少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周边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包括对华战略考量，更多还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甚至是不加批判地借鉴西方理论范式来分析国家之间的行为逻辑。由于西方理论对这些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和影响是根深蒂固和难以改变的，从知己知彼的角度，我们也需要熟悉西方的理论逻辑及其产生的影响。简言之，要说区域国别研究的诞生与发展，中外之理相同，都是源于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它既是一种知识性探索，又往往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虽然一些全球化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宣告了基于地理差异的终结，但经验研究始终能证明知识、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本地化、地理界限形式的持续存在。虽然地区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但仍然是21世纪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方法。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一个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衰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其发展程度也与该国的综合国力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因而，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需要致力于对域外地区和对象国的知识生产，更需要基于理论和方法创新而建构知识体系，以解释特定地区尤其是对象国的战略行为逻辑与历史演变规律。此外，我们还需要建构基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互鉴交流，进一步建构有利于增强中国话语权的国际传播体系，逐渐改变对象国对西方理论的迷信与偏执，也改变欧美“理论霸权”和“话语霸权”对区域国家对外政策的干扰与负面影响。当前，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对繁荣相比，中国区域国别的学科建设显著滞后，这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正如杨洁勉所言，区域国别研究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殖民大国在拓展、掠夺、压迫殖民地时在研究对象区域国别时是下过功夫的，帝国主义在争霸、称霸、护霸时更是非常重视对区域国别的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当前，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更要在区域国别的研究和教学等方面主持公道和伸张正义，构建不同于西方的理论观念，促进世界的进步和人类的福祉。区域国别学欠缺学界普遍认可的概念体系和分析范式，这是由其学科交叉复合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说国际关系学更多强调“关系”，包括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等，国际政治学更多强调“政治”，包括国家行为体围绕权力和利益而发生的政治行为、政治活动和政治影响等，区域国别学则强调针对特定区域和特定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文化等全方位的“知识生产”，目的是建构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因而，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需要使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综合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军事、外交等学科，从多个角度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进行研究。可以说，学科的发展也遵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正在挑战单一学科为中心的研究传统甚至正在打破单一学科的壁垒，究竟以哪一学科为主导或者以哪一学科切入，则取决于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设定的议题。无论如何，区域国别研究在生产知识和构建知识体系的同时，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由于区域国别研究不仅需要对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也需要探索所研究的现象和问题背后的原因、规律和行为逻辑等，这就需要对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无论如何，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跨学科研究，需要多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而如何在研究中体现跨学科特点并且在跨学科研究中体现理论与方法创新，是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总体上，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好以下四大关系。一是研究中如何处理好一般性（理论普适性）与特殊性（对象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区域国别研究是获得普遍性知识和研究特定性问题的结合，虽然更加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但注重诠释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规范性。正如任晓所言，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在于有可能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尤其是中国过往40年的发展经验，在对于中国的研究中同样孕育着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理论学说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理论不能解释特殊性，这使得研究者在建构理论体系时，往往倾向于将一般性事务纳入考量范围，而将特殊性的事务排除在外。同时，理论研究强调科学性，目的在于从具体的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中获得对某一现象的规律性解释以及变量之间的逻辑性关系，最终基于分析和验证得出具有某些规律和特征的普适性结论，以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与战略目的。此外，理论追求一般规律，但并不否认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特征。不同研究个体有时会出现偏离一般性规律的现象，但这种偏离往往可以通过补充相关变量或准确把握参数的方式加以解释。区域国别学更为关注一般性规律适用的具体条件，通过挖掘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及复杂环境，力求揭示对象的特殊性，以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目的。因而，区域国别研究要体现交叉学科属性，应在拓展一般性知识基础上坚持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的专门研究，以普遍性基础知识服务于特定性问题的研究。虽然，区域和国别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强调对象国知识特殊性的同时，探索一般性理论有利于发现规律性和逻辑性关系，包括一国对外行为与对外政策的考量因素，从而将获得的大量全面性和整体性知识“一般化”。对特殊性和一般性不宜持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态度，一般性是在研究单元特殊性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特殊性在不同单元比较的过程中得以更好地呈现，只有在对同类事物的一般性有深入认识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中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不同区域国别的特殊性是一个程度问题，并不存在绝对特殊的区域和国别。二是研究中如何处理好单一学科与跨学科之间的关系。一门学科只有虚心地不将自己视为万能灵药，并且把对“是什么”的现实分析与“应该是什么”的理想区别开来，才能够有资格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科。我们知道，在研究区域和国别的经济合作议题时，如果忽略了政治因素或者没有考虑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甚至文化因素，必然会受到“愿望思维”影响而得出偏颇的认知和不切实际的结论，毕竟区域国别的研究对象具有“跨越国界”的性质，不能使用经济学方法从一般意义上进行分析，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中，数据分析显示两个国家拥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以及巨大合作潜力，但两国之间却并不必然能够深化经济合作，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因素或战略考量从主观上弱化了互补性而强化了竞争性。这也说明区域国别研究除了需要加强对某一特定区域或对象国“知识生产”的全面性，更需要处理好单一学科与跨学科之间的关系。虽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区域国别研究更多使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和方法进行研究，但跨学科研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或范式，争辩在交叉学科中哪一学科更重要或者应该以哪一学科为主纵向深入，如同国际政治理论中争辩结构、制度和文化哪个更重要。究竟哪一学科更重要或以哪一学科为主，甚至学理性探究更重要还是实用性分析更重要，这些问题实际上并无价值或研究意义上的高低之分，更多取决于你侧重研究的问题或设定的议题以及研究时所选择的切入视角和研究维度。正如约翰·鲁杰所言，“国际关系领域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存在激烈的‘大论战’，往往是一个学派宣称战胜了另外的学派。但是，这些论战如此经常地展开，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没有一个学派可以自称独揽真理，甚至没有一个学派可以说自己的理论比其他学派的理论更加有用。”但无论如何，跨学科研究需要一个主干学科，选择与之交叉的其他学科则好比是从主干上“叉”出来的分支。从这个角度看，跨学科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似乎需要即是“专家”又是“杂家”，但首先应该是“专家”。也就是说，跨学科研究需要培养“通识性”人才，但必须是“一专”基础上兼顾“多能”。三是研究中如何处理好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关于区域与国别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存在争议。在一定意义上，判断区域国别学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就是该学科是否能够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融合发展。如果没有基础研究，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是难以做好的，因此需要重视基础研究，不可偏废基础研究。但如果只有基础研究，只做基础研究，而不转化为决策咨询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也是不完美的。但是，过于重视对策研究，也有可能使研究人员偏执于主观性，忽视“事实”和“证据”而陷入“愿望主导思维”的境地，也即重视愿望的表达而忽视事实的陈述，从而脱离实际得出“预期的”和“想象的”结论。因此，区域国别研究虽然强调知识生产，但如果基础研究薄弱则难以为政策研究提供支撑，应用研究只有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并发挥联动效应，才能真正具有服务国家战略的属性。四是研究中如何处理好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之间既具有明显的区别，也不乏紧密的联系。区域研究既需要宏观领域的研究，也需要单元层面（对象国）的基础支撑。一方面，没有国别为基础的区域研究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不能挖掘深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针对国别的知识谱系生产，如果缺乏区域视角甚至是全球视角，则容易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其研究既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也需要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类似于宏观经济学（森林）与微观经济学（树木）的区别与联系，区域研究更多注重宏观，所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战略环境、区域经济、气候变化、安全治理等，国别研究更多聚焦微观个体，包括对象国的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研究方法有非常大的共性和相似之处，都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提出问题、建立分析框架、实证检验和得出结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实证检验，经济学多使用计量模型，政治学更多使用历史经验和案例分析。在国别研究方面，除了借鉴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实证检验方面还可以借鉴或使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当然，选择方法需要区分是理论研究、政策研究还是战略研究，不同性质的研究，自然选择使用的方法亦不同。此外，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重点不同，区域研究重点研究某一区域的构成、特征与运行规律，但受到区域内单元互动以及行为体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国别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定国家行为体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知识生产”和“知识生产体系”的构建。一般而言，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投入巨大而产出往往又具有很多争议的研究，各学科的评价标准不同，以自己学科的标准来衡量，产生分歧是很自然的。但如何在研究中体现跨学科研究特征，既能利用多学科、交叉学科针对性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又能避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是值得深入探索和思考的。第一，区域国别研究要发掘特殊性，掌握对象国语言以及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具有很大必要性，但不宜夸大对象国语言和侵入式体验的重要性。跨学科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显著特征，它打破了以学科分割为基础的知识体系，构建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全面认识。一个基本事实是，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注重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现实问题和政策研究，也即“接地气”。但也不宜夸大掌握对象国语言和侵入式体验的重要性，似乎研究者如果没有掌握对象国语言，没有在对象国进行侵入式体验，就无法对当地产生可靠的了解。语言仅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工具，而且不是所有研究都需要使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诚然深入对象国的调查是为了验证研究的假设以及服务于所要研究的问题，但也并非针对对象国的所有问题研究都需要基于“侵入式体验”所得到的“一手资料”，很多时候短期的调查与访谈也可以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提供现实依据，甚至有时候依据全面文献解读与分析的“遥研”和“闭门造车”也未必不能产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及实现预期的研究目标。具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更多取决于所要解释的现象和所要研究的问题。此外，不是所有的分析都需要得到经验的验证，比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讨论的观念性因素，是基于决策者的心理认知的微观分析层次，分析决策者心理活动对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发挥的作用，这显然是无法得到验证的。杰维斯认为由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消除错误知觉，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表明什么认识是正确的。面对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的信息，决策者必须做出判断，尽管这样的判断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不可否认，田野调查以及基于“侵入式体验”的实地考察获得的“直接知识”和信息具有独特价值，但对现象的解释、行为逻辑的分析以及对发展趋势的研判，依然需要挖掘和研读大量文本资料以获得实用的“间接知识”和具体信息。况且，没有大量“间接知识”的支撑，也难以从“直接知识”获得的信息中得到启发，从而作出准确而有价值的判断。第二，区域国别研究需要针对一个区域尤其是对象国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知识生产，但不宜过度追求知识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比如，将印度洋作为一个特定区域，对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但对这些问题研究的关联学科很多，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研究需要“全面性”和“整体性”的知识生产，但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一定要“博览群书”，一定要成为一个“杂家”，要对一国政治、经济、历史、外交、社会和文化等做到“事无巨细”和“面面俱到”的掌握，毕竟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更多时候，我们可能只需要专注于某一学科，而对其他学科领域的综合性知识有一个概括性了解和整体性把握，从而使得这些整体性知识能够有助于我们对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某一特定领域的问题展开持续性的深入研究，避免研究过程中的“以偏概全”，从而更好地展现区域国别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属性。第三，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理论与方法创新，但不宜迷恋西方理论和过度追求理论与方法创新。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或面临的最大挑战无疑是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与范式的选择。最典型的批评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不愿或无法将其研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高度，而且一般缺乏量化研究的方法。不可否认的是，区域和国家的发展也遵循一定规律并具有一定普遍性，例如共同体理论（想象的共同体）、依附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地缘经济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等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是，西方理论不仅受不同历史阶段影响，而且更受到不同的研究者意识形态甚至偏见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此外，存在一种认知是，只有不断向自然科学靠近的社会科学才是科学的，才能体现创新性。但如果对科学主义过度迷恋，倾向于以宏大的学科理论和狭隘的科学主义方法分析世界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的问题，则容易陷入“科学悖论”，即为了追求科学的概念、科学的数据、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解释而最终却脱离了区域国别的基本事实。研究中还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为了便于采用实证主义方法，选择“有用的”和“可量化”的变量，“忽略”自己不熟知的领域甚至“抽象掉”不可量化或“证据不足”的变量。很显然，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但不宜迷恋西方理论甚至以过度追求方法创新为己任。第四，区域国别研究重视跨学科研究固然重要，但不宜盲目追求交叉学科研究。以环印度洋地区为例，研究对象包括全球视野的印度洋研究、印度洋区域视野下的五个地区（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非洲和大洋洲）以及印度洋沿岸38个经济体构成的、具有多层次、多维度和多领域特征的体系。如果要对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的多个国家组成的一个整体区域进行研究，更应该重视研究的学科性，一般应先从单一学科角度切入，不可盲目追求从多学科进行研究，否则研究难以深入。有时候研究者为了体现跨学科研究的特征，研究中只是“借用”了一个其他学科的概念但并没有使用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就不能称之为“交叉学科”研究方法。比如，国际政治中的“对冲战略”，概念来自金融学，仅借用概念显然不能称之为使用了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再比如，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经济学的概念或者基本的经济数据，也不能认为是使用经济学研究方法，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交叉学科了，这是一个误区。实际上，无论是国际政治学还是世界经济学，都有别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而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只不过，国际政治学是以政治学的学科为主的跨学科研究，世界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主的跨学科研究。相比而言，区域国别学具有更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研究对象既涉及人与人文现象，也涉及社会现象与变化规律，不仅是一门研究“应该是什么的学问”，也是一门“是什么”的学问，因而研究方法既需要人文科学的方法，也需要社科科学的方法，有时候可能还需要自然科学的方法。虽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实证主义更具有理论价值上的意义，但不宜过度追求“高大上”的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如果采用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学或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国际政治或国际经济，就会忽视区域与国别的差异性，尤其是忽视不同对象国的政治行为与社会生态的差异化对经济产生的复杂性影响。多学科和跨学科基础上的交叉学科特点如何实践，也是一个学科如何融合的问题，但“融合”一定不是硬性“嫁接”与“合并”，而是以基于现实需求的问题为导向的思考与实践。区域国别研究是对某一特定区域和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全面研究，既是区域和国别的结合，也是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结合，还是短期和长期的结合。区域国别研究的目标是建构针对特定区域和对象国的完整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以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与政策实践。基于此，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三个方面：全球视域下的区域研究、问题为导向的国别研究以及跨区域和不同国别的比较研究。区域国别研究还必须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选择应该以需求为导向，二是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服务本国利益，三是区域国别研究要突出问题意识基础上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视角的区域国别研究还需要突破西方理论和国际经验的局限性和不适用性，思考在“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中如何融入中国理念，如何让中国的理念更多地被所在区域的对象国接受。同时，研究中既要尽量追求科学化，又要摒弃狭隘的科学观，要重视对象国的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基础上的经验研究，知识、制度和政策供给应该以需求为导向。但是，要避免为了体现跨学科特征，一味地追求“交叉学科”方法，使得研究方向、研究议题甚至是研究问题陷入模糊不清和逻辑难以自洽的尴尬境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努力做到供给与需求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决策研究相结合以及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努力构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全面而完整的域外知识体系。当然，在做好域外知识生产的同时，也要重视基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念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与共享，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这同样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