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是我最喜欢的饮料：可口可乐，另一个是我最喜欢的话题：杀人事件。

究竟可口可乐和杀人事件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就让我来慢慢讲给你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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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之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可口可乐」和「杀人」这两个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

有一些人想过「先让人喝下可乐，然后再给他吃曼妥思薄荷糖，撑爆他的胃」... 不得不说有这种想法的同学对胃液促使碳酸分解的事情一无所知... 

另外还有一个新闻说福建沙县某女子参加一宴席喝了大量可乐，腹痛难忍去医院就医后发现胃破裂不治身亡... 然而医生说在该女子胃里发现了3000毫升的液体 —— 一口气喝下两瓶大可乐，这不是撑死，是作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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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4日凌晨，时钟刚刚走过0点，6名在新干线餐车上工作的青年，带着一身疲倦走出了品川车站。

新干线在开业之初，为了给长途旅客提供餐饮，设置了餐车。然而，随着各地车站内餐厅的繁荣发展，以及新干线的逐步提速使旅途时间缩短，从2000年起新干线便开始逐步取消餐车的设置，到2016年，所有的新干线都停止了餐车服务。

这几名在餐车工作的青年，几乎都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利用寒假的时间来餐车上打工的。他们从品川车站西口出来后，向着日本铁路员工宿舍，一边聊天一边慢慢走着。突然， 一个女孩在品川王子酒店门口的电话亭边，发现了掉在地上的一枚10元硬币。

她走过去，捡起了这枚硬币，正想跟大家说自己幸运地捡到了钱的时候，突然看到在电话亭的地上，躺着一瓶可口可乐。

（那个时代的可乐，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玻璃瓶装。）

大家这时也围了上来，看到了那瓶可乐。「是不是谁喝剩下的啊，去看看吧」，几个朋友纷纷说。

女孩打开电话亭的门，捡起了那瓶可乐，看了看，瓶盖还是完好的。于是她放心地对大家说：「盖子还没打开呢，估计是谁打完电话忘在这里的。」

「真幸运啊！那咱们拿走吧！」一个朋友说。

于是女孩拿着可乐走出了电话亭，她对这一群人里最年轻的桧垣明说：「我不爱喝碳酸饮料，这个给你啦！」

桧垣明接过可乐，便装进了自己的外衣兜里。

桧垣明16岁，就读于京都的一所高中。他的父亲是日本铁道（JR）的一名员工，于是便趁学校放寒假的时间，把他介绍到了新干线上打零工，在新干线餐车上当服务员。他性格活泼，前辈们也都很照顾他。

大概0点10分左右，一行人回到了宿舍。因为第二天轮休，所以大家轮流着去浴室冲了澡之后，就聚在了宿舍二层的员工休息室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天。时间接近凌晨1点，桧垣明突然想起了捡到的那瓶可乐。

他在回到宿舍后，就直接把那瓶可乐放进了餐厅的冰箱里。于是他站起来，走到休息室隔壁的餐厅，拿着那瓶可乐回到了休息室。用起子打开盖子，桧垣明举起瓶子就咕咚咚喝了几口。突然，他把嘴里的可乐喷了出来，跑到休息室的水龙头前，开始漱口。

同事们看到这一幕，赶忙问桧垣明究竟是怎么了。垣明一边漱口，一边说：

「这瓶可乐不对劲，又苦又涩！」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后，桧垣明突然两眼翻白，倒在了地上，失去了意识。同事们赶忙上前，看到他倒在地上，双拳紧握，身体不停地抽搐着。于是大家赶快拨通了急救电话，10分钟之后，救护车赶到员工宿舍，用担架将此时已经完全没有反应的桧垣明抬上车，送到了就近的品川综合医院。

在急救室里，医生们观察到桧垣明已经失去了自主呼吸，于是对他进行了气管切开术，插入呼吸机，并且进行了紧急洗胃。然而，桧垣明始终没能恢复呼吸，并且生命体征急剧下降。1月4日清晨7点30分，桧垣明被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因为死者的死亡过程太过迅速，负责抢救的医生怀疑是急性中毒所致，于是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港区的高轮警察署。警方赶到现场后，尸检工作立刻展开。从初步的尸检情况来看，尸体没有任何的外伤，但是在皮肤呈现出大面积的粉红色。根据法医判断，这很可能是氰化物中毒所导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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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中毒，一般由口服氰化物的无机盐所导致。根据服用量不同，死亡时间从几秒到5分钟左右不等，起效非常迅速，因此大部分抢救都无法及时进行。常见的氰化物无机盐有氰化钾、氰化钠等等，因为这些物品在金属冶金、电镀工业中属于常见化工原料，因此在剧毒物品中属于相对常见的品种。

发生氰化物中毒时，患者会首先出现剧烈的呕吐和呼吸困难，之后心跳加快，发生全身痉挛，最后进入昏迷，血压急剧下降，呼吸衰竭直至死亡，并且会很快在皮肤上出现大面积的粉红色甚至是樱桃红的红斑。

氰化物的致死量非常小，往往只需要 0.1 - 0.2 克便可以置人于死地。从一战开始，很多负责秘密情报工作的人员便会为自己准备氰化物胶囊，以备在被敌方抓捕后自杀使用。历史上死于服用氰化物胶囊自杀的人有很多，其中最臭名卓著的就是「历史上最残忍的刽子手」，对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政治犯、思想犯、同性恋者、残疾儿童进行大量血腥屠杀的人渣，纳粹党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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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判断可能是氰化物中毒后，高轮警察署的警察于当天上午8点，立刻赶往品川附近的国铁员工宿舍，在二层的休息室中，他们找到了桧垣明曾经喝过的那瓶可乐的瓶子和瓶盖，并且对地板上桧垣明的呕吐物进行了采样，送回分析实验室进行毒物检测。

就在此时，高轮警察署又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几名行人在上班路上，于品川站西口的路上发现了一名倒卧于便道上的中年男子。巡警赶到现场，发现这名男子已经失去了意识，于是通知了附近的医院。急救车赶到后，急救人员确认这名男子已经死亡。

警方在现场对这名中年男子的尸体进行了初步的勘察：尸体没有明显外伤，俯卧于国道边的便道上，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25日元硬币，一条毛巾和一瓶尚未开封的力保健。尸体衣着为工作服，穿运动鞋，是典型的体力工人的打扮。然而，在尸体上没有发现与他个人身份相关的任何证件和资料。按照程序，警察将这具尸体送往了首都监察医务院，准备按照不明身份的尸体进行司法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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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15分，这名中年男子的尸体被送到了解剖室。法医在剪开这名死者的衣物后，发现了大面积的粉红色红斑出现在尸体的皮肤表面。法医立刻意识到了这可能是一起氰化物中毒，于是在提取了胃中的残留物后进行分析，确定了这一判断。

另一方面，从桧垣明喝过的可乐瓶中，以及他的呕吐物中，实验室也给出了「含有致死剂量的氰化物」的结论。从桧垣明捡到那瓶可乐的电话亭，到第二天清晨发现的这具中年男子的尸体的位置，两者距离不到600米。于是警方立刻做出了判断：这两起氰化物中毒案之间肯定存在着联系。

高轮警察署的警员们对发现中年男子尸体的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以下这些重要的线索：

1. 距离发现该男子尸体的地点不到10米的一处电线杆下，警方发现了一瓶只剩一半的可乐；

2. 在这个电线杆下，有一处呕吐的痕迹；

3. 在距离电线杆100米左右的地方，一间电话亭里地面上有大量洒出的可乐痕迹，一个可乐瓶倒放在地面上；

4. 从这间电话亭到电线杆的路面上，警方发现了两个可乐瓶盖。

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大规模投毒案，高轮警察署迅速通知了品川区警察局，要求增派警力，对该地区及附近地区进行密集调查。

上午9点50分，品川区警察局在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命令高轮警察署附近的其他地区也迅速对路面上可能出现的，不明来源的食物和饮料进行收集。同时，警方向学校、工厂等处发布了紧急通知，要求人们不要食用或饮用任何来路不明的物品。

经过细密的排查，警方在附近地区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当搜索进行到当天下午13时左右的时候，警方有了新的收获：在距离桧垣明他们捡到可乐的电话亭600米处的一家杂货店门口，一台公用电话的旁边摆放着一瓶可乐。警方迅速回收了这瓶可乐，并对过路的人们进行了询问，想要找出与放置这瓶可乐的人相关的线索。

根据杂货店店主的回忆，当天上午10点，在她开店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瓶可乐。警方又调查了这部公用电话的使用情况，在当天上午10:13和12:25的时候，分别有两个人使用过电话。根据警方向来电号码询问后，确定了这两名先后打过电话的人。根据他们回忆，都没有发现这瓶可乐的存在。

就在这时，一名路过的中学生提供了重要的情况：当天中午12:40分左右，他骑车去超市买东西，路过这里时看到了这瓶可乐。当时他原本想拿走这瓶可乐，但因为要去超市，带着不方便，于是打算回来路过时再拿走它。然而在他回到这里的时候，警方已经发现了这瓶可乐并开始了调查。

也就是说，在12:25分至12:40分这短短15分钟时间里，有人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瓶可乐放在了这部公用电话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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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月4日全天的搜索，警方总共找到了四瓶可乐，其中三瓶已经开封，一瓶尚未打开。在当晚，实验室对这四瓶可乐的残留物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作案人投毒所使用的是氰化钠。然而，在对氰化物含量进行分析的时候，警方有了意外的发现：这几瓶可乐中所含的氰化物剂量完全不同。

1. 导致桧垣明死亡的可乐中，根据推算，氰化钠总含量为1.4 - 1.6克。

2. 在导致身份不明的中年男子死亡的可乐中，氰化钠总含量为 1.9 克。

3. 在电话亭中发现只剩一半的可乐中，氰化钠总含量为3克。

4. 最后于杂货店门口发现的可乐中，氰化钠的含量高达9克。

一瓶可乐的容量为190毫升，而氰化钠的致死剂量为 0.15 - 0.2 克。也就是说，最后这瓶可乐只需要4毫升左右，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 作为参考，一般人所谓「喝一口」，大约是20毫升。

同时，警方对瓶子上残留的指纹，也有了新的发现：在第二个可乐瓶上，发现了与已经死亡的中年男子相同的指纹。为了确认该名男子的身份，警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这个指纹与「刑事案件指纹库」中的指纹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该名男子竟然是一名在逃犯，叫做菅原博。

菅原博，46岁，出生于山口县的下关市，家中从事林木业。因为与父亲不和，他25岁时自己跑到了广岛，在那里与一名女性结婚。30岁时他与妻子离婚，之后多次因为入室盗窃被警方拘捕，但由于盗窃数额很少，所以只对他进行了罚款和缓刑处理。33岁时，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冈山市，在车站前谎称自己是从东京来出差的公司职员，因为钱包被偷无法回家，向过路的行人们「借钱」。为了骗取信任，他还自己准备了大量的假名片，每次只从行人身上骗取几千日元。几天之后，他被冈山站前派出所以「小额高频诈骗」的罪名逮捕。

小额高频诈骗，在日语中称为「寸借诈欺」，是指多次以获取较少金额而进行的诈骗活动，类似于我们在中国经常看到的「女大学生没钱上学而在站前乞讨，但其录取通知书系伪造」等等情况，在日本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就在派出所对菅原博进行审讯时，他趁机逃跑，从此销声匿迹，在之后13年的时间里下落不明。

未曾想，他在当时留下的案底，却成为了他死后确认身份的唯一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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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个可乐瓶上，警方也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指纹。这个指纹与之前所有涉及本案的人员不符，同时在刑事案件指纹库中也没有类似的比对结果。从可乐已经被开封的情况来看，警方怀疑这个指纹的所有者，很可能误饮可这瓶可乐。然而到当晚为止，警方却没有收到更多的中毒报警。

如果这个指纹不是受害者的，那么难道是作案人的指纹吗？

就在警方为这第三瓶可乐上的指纹苦苦思索的时候，一名高中生给110打来了电话，说自己在1月4日凌晨，曾经看到过这瓶可乐。

这是从案发以来，警方接到的唯一一名事件目击者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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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上午，警方将这名高中生叫来高轮警察署。在这里，警方向他详细了解了当晚的情况。

这名高中生在1月2日前往长野滑雪，并于1月3日晚23时乘坐火车回到了品川。从品川车站出来后，他想要给朋友打个电话，于是便来到了警方发现第三瓶可乐的这个电话亭。拨通朋友家电话后，他突然注意到在电话亭的地上，躺倒着一瓶尚未开封的可乐。于是他单手将这瓶可乐捡起来，一边打电话一边用手指掰了一下瓶盖。没曾想，瓶盖竟然打开了，而且也不像一般我们打开可乐那样涌出大量气泡，而只是冒出了一点气体。随着气体的喷出，几滴可乐也沾到了他的手上。

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习惯性地用嘴舔了舔沾到了可乐的手指，结果他发现可乐的味道又苦又涩。本想喝一口的他，尝到了这个味道后觉得这瓶可乐不太对劲，于是在挂上电话后，他就将这瓶可乐扔在了电话亭里的地板上，走回了家。到家之后，他出现了头痛和心慌的感觉，但很快症状便消失了。

警方采取了这名高中生的指纹，确实与第三瓶可乐瓶身上的指纹相符。同时，警方通过询问这名高中生的朋友，也证实了他1月3日当晚打过电话的事实；在这名高中生提供的资料里，警方也找到了他当晚乘坐火车回到品川的车票。他具有作案时间的嫌疑初步排除。

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警方从1月5日起，对发现毒可乐地区周围的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想要获得更多的目击情报。然而，在走访中警方却发现了在这起投毒案件背后，更多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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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3日，也就是投毒可乐出现的当晚，日本还处于新年假期中。因为时值冬季，到了夜晚街上的人流很少。根据警方的调查，有两名当晚路过石榴坂的行人，曾经目击到了电话亭中出现的可乐：

第一名行人于1月3日当晚 20:30左右，路过了品川王子酒店门口的电话亭，曾经看到了有一瓶可乐摆放在电话亭中；

第二名行人于1月3日当晚 22:20左右，路过了后来那名高中生发现了可乐的电话亭。但是据这名行人反映，他看到那瓶可乐已经歪在地上，而且电话亭中有可乐洒出的痕迹。

也就是说，在当晚 22:20 至 23:00 这40分钟时间里，作案人发现了那瓶倒放在地上的可乐，并且及时清理了现场，换上了另外一瓶毒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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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附近的居民反映，街上可疑的未开封可乐，事实上从2个月前的1976年11月，便已经出现了。

在1976年11月中旬，一些进行早锻炼的人们发现，在品川站西口的「石榴坂」地区，经常有不明来源的可乐出现：有时是在路边的草地上，有时是在绿植里，有时放在路旁的台阶上，有时出现在电话亭中等等。

12月20日，一名上班族看到几名小学生从草地中捡到了一瓶可乐，当他们想要打开这瓶可乐的时候，却掉在地上摔碎了。2天之后，这名上班族在同一地点，发现在草地中又出现了一瓶新可乐。

而根据每天清晨都会沿着这条路进行晨跑的几名居民回忆，出现过可乐的位置大概有6、7处，但是差不多每隔3天左右，这些可乐便会挪动一下位置，有时会出现在更加显眼的地方。

尽管如此，但是在从1976年11月中旬直至年底的这段时间里，却没有任何人中毒的报案。从这些情况出发，负责侦查此案的刑警脑中，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很恐怖的构想：

「作案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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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刑警们的疑虑的，是这三个反常的细节：

A. 作案人曾经多次在品川车站西口附近的街道上，摆放无毒的可乐，历时达2个月之久；

B. 这些摆放可乐的位置，经常被作案人调换、调整；

C. 在案发当天，所有被投毒的可乐中，氰化物的含量都不相同。

假如说作案人的目的，只是想用投毒的可乐杀人的话，那么大可不必这样破费周折。但如果换个思路，他进行了如此之多的「尝试」，结论很可能是：他在进行一种「试验」。

从这个思路出发，作案人的目的也就很清楚了：

在第一阶段里，他尝试在街道上摆放可乐，目的在于观察「究竟放在什么位置的可乐，可以被行人发现并且拿起来」。

在第二阶段里，他尝试在可乐中加入不同剂量的氰化物，目的在于「究竟混入多少氰化物，可以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尝试喝下可乐。」

如果这样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很可能，在1月4日的凌晨，这名作案人就躲在街上的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紧盯着他布置下的那几瓶毒可乐，并且暗中观察着受害人痛苦地倒毙街头。

这样一来，刑警们迅速意识到了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既然前面都是「试验阶段」，那么这名作案人，一定还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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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现场收集到的证据中，共有四个可乐瓶盖。这四个瓶盖上都有打有「T」字母的钢印，并且在边缘印刷着「702」、「706」和「709」的数字。通过走访日本可口可乐公司，警方查明钢印「T」，是可口可乐东京多摩灌装厂的生产标志，而702、706、709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了1976年8月下旬、9月下旬和10月中旬的三批生产批号。

从多摩灌装厂，警方了解到这三批可口可乐的总生产量，为900万瓶。也就是说，用来投毒的这四瓶毒可乐，是来自于这900万瓶中的随机4瓶。考虑到如此之大的生产规模，作案人如果是潜伏在工厂里，在生产环节对这四瓶可乐进行投毒的话，他要追踪这四瓶可乐是完全无法做到的。因此，警方排除了毒可乐是来自灌装工厂的这个可能性。

而这900万瓶可乐的流向，事实上覆盖了关东地区多达600多个批发商，以及上万家零售商。显然，从这个渠道进行调查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调查用来投毒的氰化钠的来源的警察们，也遇到了困难。

氰化物在工业上的用途很广，除了冶金和电镀之外，在印刷、喷漆、金属除锈等等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

品川地区位于东京市区南部，南边与其邻接的地区包括大田区、川崎和横滨。然而，在这三个地区里，都分布着大量的从事电镀、金属加工相关的工厂，而且还有大量的仓库和物流公司。单纯从使用氰化钠的工厂数目来看，其总数就达到了1301家，而且除了一些大型工厂之外，很多小工厂对于物料和化工品的管理，其实都是很模糊的。

而如果把氰化钠的流通环节也考虑在内的话，那么这个搜查范围将扩大到几乎整个京滨工业区，接近3000家企业和工厂。如此庞大规模的搜查，恐怕对警方来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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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警方更大怀疑的，是这名作案人选择的地点：品川站西口，石榴坂。

石榴坂其实只是一条长度不足300米的坡道，从品川车站西口出来后，经过一片被酒店和购物中心包围的街道，向北一拐就进入了东京市内数一数二的高档住宅区 —— 白金台。这一地区里，除了附近酒店的旅客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外来流动人口。

而居住在这附近的居民，普遍家境较好，几乎不太会有人会食用从街上捡来的，来路不明的饮料和食品。如果作案者的目标仅仅是想要用这些毒可乐杀人的话，恐怕在上野、浅草这些流浪汉聚集的地区投放，会出现更高的成功率。

然而，这名作案人偏偏是舍弃了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地区，反而选择了人口素质相对较高的住宅区来放置这些含有氰化物的可乐。让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他有着报复社会的反社会心理，而且报复的目标是相对有钱的人；另一个原因，就可能是他恰好住在附近，甚至可以从自己的家中观察到他进行投毒的位置。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这都说明了进行投毒的人，不是冲动作案，更不是普普通通的暴力型犯罪，而是一名蓄谋了很久的高智商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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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品川区的警员们都绷紧了神经，在各个社区宣传不要误食来路不明的物品，并且有了类似情况迅速通知警察。在这个寒风凛冽的1月，每个晚上都有警员在品川站附近的街道上蹲守，等待着案犯的再次作案。

然而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案犯再也没出现过。就在警方认为这名罪犯已经放弃了作案时，新的案情却在几百公里外的大阪出现了。

1977年2月13日，情人节的前一天。这一天傍晚18点30分左右，一名货车司将车停在路边，在一家酒馆外的自动售货机上，买了一包香烟。在他弯腰拿起香烟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机器旁摆着一瓶没开封的可乐。

没有多想，他就将这瓶可乐装进了衣兜里，向停放在路边的货车走去。在这家酒馆旁边的电话亭里，他看到还有一瓶可乐放在电话旁，但是似乎已经打开了盖子。没有多想，他就开着货车上路了。

这名司机名叫森崎晃之，39岁，大阪人。他就职于大阪的一家面包工厂，负责每天采购原材料，并在当晚将生产出的面包送到物流公司。在物流中心里，他一边跟大家聊着天，一边拿出了口袋中的可乐，得意洋洋地跟大家说：

「今天真幸运，买包香烟还捡了瓶可乐！」

看到这瓶可乐，同事们纷纷劝他：「别喝啊，这里面可能有毒呢。」

森崎却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儿，我就喝一口。」说完，他就走到了门外，将可乐一饮而尽，把空瓶扔在了垃圾箱里。

然而回到屋里没多久，森崎就突然蹲下身子，对大家说：「不好，我肚子好疼啊。」因为先前大家都对东京发生的毒可乐事件有所耳闻，于是连忙凑过来，扶着他在长凳上躺下，并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在这段时间里，森崎不住地说着「我的手麻了，没有知觉了...」「头好疼，好像要裂开一样...」

10分钟后，急救车赶到了物流中心，用担架将森崎抬上了车。和森崎一起前往医院的，还有2名他的同事。急救车上的救护人员向这两名同事询问了详细的情况，判断森崎是急性中毒。于是到达医院后，急诊室立刻对他进行了输液。

在医院里，森崎对同来的2名同事说：「快，在那个酒馆旁的电话亭里，还有一瓶可乐...」

这两名同事迅速通知了在物流中心的其他同事，并且在医院里报了警。因为物流中心离那家酒馆很近，于是几名同事一同前往酒馆，想要找到森崎提到的那瓶可乐。果不其然，在电话亭里，他们真的发现了摆放在电话旁的可乐。

然而这瓶可乐，也是没有开封的。一名同事试着用手掰了一下瓶盖，却发现瓶盖轻松地打开了，而且也没有气体涌出。这一切都让在场的人们想起了东京发生的毒可乐事件，于是在警方到达现场后，他们便将这瓶可乐交给了警方，并说明了刚才尝试打开可乐瓶时的情况。

警察将这瓶可乐送往实验室化验，确实发现有氰化物。而森崎喝过的那瓶可乐，因为瓶子被扔在垃圾桶里，已经找不到了。

警方对酒馆的老板进行了问询，根据他的回忆，当天晚上18点整的时候，他刚刚对自动售货机进行了货物清点，当时并未发现可疑的可乐。也就是说，在18点至18点20分之间，这瓶可乐才出现在酒馆门外的地上。

警方赶到医院的时候，森崎的状况却出乎意料地好：他没有陷入昏迷，而且神志清楚。在警方对他进行简单问询后，由于森崎刚刚经历过抢救，于是便约定在他出院之后，警方再详细询问事情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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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977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

在东京车站东口外的八重洲地下商业街中，发生了又一起可疑事件。

在一条通往地面的楼梯上，一名路过的60岁公司社长，捡到了一个纸箱。纸箱用胶带封着口，外面套着三越百货的购物袋。这名社长便将这个纸箱连带购物袋，送到了八重洲派出所。

派出所里的警员当面打开了箱子，发现里面是40盒格力高生产的杏仁巧克力。因为当天是情人节，所以各处的商场都在进行巧克力的促销。警察认为这应该是被粗心的过路人忘记在楼梯上了，于是便留下了这个纸箱，放进了派出所的储藏室。

按照日本警方的遗失物处理原则，在发现了这样的食品遗失物后，警方会将其保管10天。10天后如果仍然没有失主来寻找的话，警方会将其返还给其制造商，并且按照零售价格拿回物品的退货款，等失主出现后将退货款还给失主。

如果在6个月后，失主仍未出现的话，那么这笔退款，将作为酬谢，全额送给捡到物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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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16日，大阪的森崎先生出院了。按照当时的约定，警方在2月17日的上午，来到了森崎的家中，准备进一步对他进行询问。

三名来自羽曳野警察署的警察，来到了森崎家的门外，按响了门铃。然而等待许久，并没有人来开门。警察们拧动了门把手，发现门并没有上锁，于是便一边呼喊着森崎的名字，一边走进了屋子。

森崎家的屋子是一幢二层小楼，一层是客厅、厨房和浴室，二层是三间卧室。在一层的客厅里，警察们没有找到森崎的身影，然而从门口摆放的皮鞋，以及桌上尚未凉下来的茶来看，森崎并没有离开家。

警察们走上二楼，这才发现森崎坐在二层的走廊里，身子歪靠在墙上，头上罩着一个塑料袋。警察们赶紧上前，摘掉了塑料袋，却发现森崎的脖子上紧紧地系着一条橡胶管，人已经停止了呼吸。尽管警方迅速通知了医院前来急救，但是依然回天乏术。

经过调查，森崎脖子上的橡胶管，是自己家中用来连接煤气管道和灶台的管子。在他的尸体上，警方没有找到搏斗的痕迹，也没有任何外伤；在橡胶管和塑料袋上，也只找到了森崎的指纹。种种迹象表明，森崎的死亡，很可能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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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森崎的死，警方还是发现了很多无法解释的情况：

1. 在东京爆发了毒可乐事件之后，森崎在公司里和同事们曾经关于这件事情聊过很久。对于这件事如此熟悉的人，是不太可能主动喝下来路不明的可乐的；

2. 森崎当天喝下可乐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人直接目击；而且在到达医院后，森崎也没有陷入昏迷，甚至是自己走进的急诊室；这点与桧垣明当时迅速陷入昏迷，在症状上有很大的区别；

3. 森崎在来到这家面包工厂工作之前，曾经在大阪的一家电镀工厂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氰化物；

4. 据附近的邻居提供情况，森崎家的气氛非常和睦；而且在事后，森崎的妻子也反复强调，自己的丈夫是不可能自杀的。

然而，警方通过继续深入调查，也没能获得更多与森崎的死相关的情报；同时，森崎是否真的喝下了含有氰化物的饮料，这点也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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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24日，东京。

转眼间，保存在东京车站八重洲派出所的那一箱巧克力，就到了10天的保存期限。在这一天，派出所联系了格力高工厂，说明了遗失物品的信息。于是当天下午，格力高东京分店的工作人员便来到了这个派出所，取走了这40盒杏仁巧克力。

（这种巧克力恐怕很多人都吃过吧？）

然而，格力高的工作人员将这些巧克力拿回工厂后，却发现每盒的透明塑料纸包装上，都有被人打开后重新粘回去的痕迹。而且，每一盒在封口处的生产批号都被人撕掉了。感觉到情况有些奇怪的格力高东京分店，便在第二天的2月25日，将这一批巧克力都送到了大阪格力高总部的分析实验室里，进行检验。

格力高一方最初的怀疑是，有人用格力高的包装里混入了其他牌子低成本的巧克力，想用退款的方式进行诈骗。然而，在分析了几粒巧克力后，他们发现成分与自己公司的产品没有区别。研究员们耐心细致地将所有40盒巧克力的每一粒都拿来化验，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在这40盒巧克力中，每一盒中都有一颗，混入了0.5克左右的氰化钠。由于巧克力本身具有一定的苦味，所以即便是混入了氰化钠，消费者可能也很难从味觉上分辨出来。

在这40盒巧克力中，有一盒的盒盖内侧，印着一行字：

「我要用天诛来消灭卑鄙又自大的日本人。」

字是用橡胶印章，一个字一个字用印泥印上的。

然而，与之前毒可乐事件一样，关于这批巧克力来源的调查，对警方来说也毫无头绪。八重洲派出所在东京站前贴出了告示，向过往的行人征求与这袋巧克力相关的目击线索。然而之后几天，根据行人们提供的消息，类似的口袋在2月10日左右便在八重洲的地下街里出现过，而且几乎每天都会换一个地方。

在这一点上，简直与毒可乐事件的情况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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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之后，1977年3月15日下午15点左右，横滨市鹤见区警察局接到了一起报案：一家电镀工厂的仓库中，有20克的氰化钠被盗。

警方赶到这家工厂，据工厂的负责人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天下午13点30分左右，一名穿着白大褂，戴着白手套的男人来到了这家工厂，并向工厂负责人出示了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写着：「横滨市公害对策局水质监测员 森一道」。他向负责人说，因为先前在东京各地发生了多起氰化物投毒案件，因此根据上级指示，需要对各家使用氰化物的工厂，进行氰化物保管情况的检查。

工厂负责人自然也知道东京那边的毒可乐案，于是对这个男人的说法深信不疑。他将这名男子带到了自己工厂的化学品保管库，并且出示了保管在保险箱中的氰化钠 —— 以片剂形式保管，每片1克。

按照这名男子的要求，工厂负责人便开始介绍自己工厂的危险品保管措施。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了负责人的办公室。因为要去接电话，于是负责人便请这名男子先稍坐休息，自己跑回了办公室。

接过电话后，负责人与对方说了几句话，发现是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对方声称自己打错了，道歉之后挂上了电话。但是当社长走出办公室，回到仓库的时候，却发现那名男子不见了。同时，摆放在桌上的氰化钠的盒子也不翼而飞。

感觉到奇怪的工厂负责人，迅速按照男子留下的名片，拨通了横滨市公害对策局的电话。然而，公害对策局那边却反映，根本没有一名叫做「森一道」的职员。

意识到出了问题的工厂负责人，之后就马上拨通了报警电话。但是由于该男子始终戴着白手套，在现场并未发现他的任何指纹。在他离去的时候，工厂的工人们也没有看到他离开的方向和交通手段。

就在2天后的3月17日晚上18点30分，一架从东京起飞，前往仙台的波音727航班遭到劫持。起飞之后仅仅过了几分钟，一名年轻男子用手枪顶住了一名空中小姐的脑袋，要求用机内无线电与机长进行通话。

男子向机长说明了自己在进行劫机，要求机长在东京和仙台之间往返飞行，直到燃料耗尽为止。因为该劫机男子并未进到驾驶室，于是机长通过无线电，秘密向地面塔台报告了自己的航班遭到了劫持，并且迅速返航回到了东京的羽田机场。

男子在发现飞机已经降落在羽田机场后，意识到劫机失败，于是慌忙跑进了头等舱后部的洗手间中，将自己锁在里面。19时15分，在得到「劫机人员已经逃进了洗手间」之后，机场特别行动组突入机舱，迅速疏散了机内180名乘客，并且包围了那间从里面上了锁的洗手间。

19时30分，机内人员用扳手从外面强制打开了洗手间的门，特别行动组组员们发现，这名男子已经瘫倒在洗手间内，胸口前有一些呕吐物的痕迹，当时已经死亡。男子的尸体被带到羽田机场附近的医院进行解剖，结果发现他的死因是吞服氰化钠导致的急性氰化物中毒。通过比对死者指纹，警方发现他是一名来自东京葛饰区的黑社会成员，26岁。

他携带的手枪，其实是一支仿真模型枪。所以在劫机失败后，他没有劫持人质与警方对峙，而是直接选择了自杀。然而，没有人知道他劫机的真正目的。

1977年3月19日夜间，警方对这名男子在横滨市的租住地进行了搜查，结果发现了一件白大褂，以及一个装有氰化钠片剂的盒子。警方叫来了之前发生了氰化钠失窃的工厂的负责人，经过他的证明，死者就是当天在工厂里偷走了氰化钠的男子。失窃的20粒氰化钠片剂，目前已经找到了16粒。除去男子死前吞服的一粒之外，仍有3粒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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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后警方的分析里，之后这名劫机犯尽管在窃取氰化钠的时候，展现了一丝智力型犯罪的端倪，然而这与先前几起氰化物投毒案的作案人风格完全不同 —— 那几起投毒案的作案人，从不亲自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更不会与任何人进行会招致怀疑的接触。

而在窃取氰化钠的这一案子中，罪犯采取的手段，事实上与1948年的「帝国银行事件」有几分相似，不排除是一种模仿犯罪。而在帝国银行事件中，罪犯恰好也是使用了盗窃得来的氰化物，对银行职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投毒。

由此，警方判断这名盗窃了氰化物并尝试劫机的男子，并不是先前多起投毒案的作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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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类似的投毒案，却再也没有在日本出现过。

1992年1月4日，可口可乐投毒杀人事件到达公诉时效。曾经令日本东京民众震惊的这起「疑似恐怖袭击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然而，因为这几起连续发生的投毒事件，也反映了当时所使用的「金属瓶盖饮料瓶」的一些弊端：用一些巧妙的方法，就可以几乎无损伤地打开瓶盖，并且原样盖回去。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出现，从1978年起，日本可口可乐公司开始大力推广易拉罐包装，逐步从零售渠道取代了原有的玻璃瓶包装。在一些灌装瓶流水线上，可口可乐开始用塑料螺旋瓶盖，来取代金属压制瓶盖。所有的这些举措，都是用一些「一旦打开便不能复原」的方式，来代替以往不安全的金属瓶盖。

而这也就是今天，大部分我们喝到的可口可乐，都采用了塑料瓶盖和易拉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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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变态真多」最近总有一些读者留下这样的信息。

然而我一直在说，尽管变态的出现是有概率的，但是哪个国家的人口基数越大，哪个国家的变态就越多，这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

毒可乐投毒案，无独有偶，在我国也发生过几次。而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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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3日，在湖南省衡阳县的界牌镇，发生了一起毒可乐杀人案。

作案人小雯（化名），12岁，是一名留守儿童。因为家中贫困，父亲外出打工，母亲离家出走。家中只有85岁的爷爷，74岁的奶奶，她自己和正在上小学的两名妹妹。

受害者是一对亲姐妹，13岁的小霞和7岁的小林。她们两个的父亲留在村中务农，为了方便姐妹两人上学，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镇上租住。

小雯和小霞是同班同学，因为同样家境贫寒，在班里受到了一定的孤立，而这也让这两个女孩成为了好朋友。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一同上学下学。

一天，下学路上小雯和小霞看到了一户院门，里面摆着一个儿童车。感到好奇的两个小姑娘便想进去看看，小雯一脚踢在门上，却将门轴踢坏了。房主出来查看究竟，于是小霞便告诉了屋主，是小雯踢坏了他家的门。

屋主见是两个小孩，也就没有追究她们的责任。然而在回家的路上，小雯和小霞就发生了口角，小雯责备她不应该出卖自己。小霞在回家后便向母亲倾诉了委屈。小霞的母亲当晚便来到了小雯的家中告状，甚至对小雯说以后不要再跟自己的孩子来往。

小雯之后趁奶奶不备，从家中偷走了5元钱，来到镇上的农资店，买了一包毒鼠强。

几周之后，在学校里打闹的时候，小雯推搡了小林一把，被小霞看到，于是小霞上来为妹妹打抱不平。当天放学后，小霞和小林的妈妈又来到了小雯的家中，还掐了小雯的耳朵。

第二天中午，小雯来到小卖部，买了一瓶可乐，之后来到学校的地下室，将整包毒鼠强倒进了可乐瓶中。在放学路上，小雯把放了毒鼠强的可乐递给小霞和小林。小霞一口气喝了半瓶，不到5分钟后便倒地抽搐，口吐白沫，当场身亡。妹妹喝了小半瓶，在姐姐倒地后没过几分钟，也开始手脚抽搐，陷入昏迷。在场的行人将姐妹两人送入医院，然而因为毒鼠强的剂量太大，妹妹也抢救无效身亡。

小雯在现场看到小霞躺倒在地，便赶快跑回了家。

警察按照在场群众提供的线索，来到了小雯的家中，并将她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询问。在询问中，小雯非常不配合，经常对警察的问话无动于衷。当问及小霞和小林姐妹两人的死时，她先称两人是吃了垃圾箱里的食物才死的，之后又说是一个叔叔给了她们饮料，她自己没喝，而小霞和小林喝了，之后就死了。但是这些谎言在警察的眼中，显然是非常可笑的。

事后，出售毒鼠强的农资店店主被警方控制，进行了罚款后吊销了他的营业执照；小雯因未满14周岁，依据刑法，不承担刑事责任。小雯的监护人爷爷奶奶都因年事已高，依据刑法减轻相关处罚，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缓刑5年。而小霞和小林的父母，也对小雯家里提出了附带民事赔偿，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抚养金以及直接经济损失180万元，但小雯家中显然没有支付这笔赔偿金的经济能力。

根据这一事件，由GOLO（微博名： golo_高佬）创作了漫画《毒可乐杀人事件》，也可以在他的微博上找到。

一言不合就毒死小伙伴，年仅12岁的少女，这事儿不知道打的是谁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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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77年的这起日本毒可乐杀人事件，从起因到结束，都笼罩着一层难以捉摸的迷雾。事件先后导致了2名受害人直接死于被投毒的可乐，但在此之后，警方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以及厂家进行的包装更换，也许在客观上起到了阻止犯罪进一步扩张的作用。

尽管事件中存在着一些「集体有组织犯罪」的迹象，甚至出现了「反日本帝国主义、反社会」的倾向，但是随着1973-1974年，包括「日本赤军」、「联合赤军」、「反日武装战线」等等在内的极左翼组织，出现了大面积的瓦解、分化、解散、出逃国外之后，在日本进行恐怖活动的组织已经几乎销声匿迹。因此，警方并未将这起事件定性为大规模的反社会犯罪。

唯一一支坚持在日本各地进行恐怖袭击活动的极左翼组织，「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简称「中核派」），在事后也从未对此事件表示过负责。

而之后在日本各地，并未出现类似的投毒事件，也似乎说明了警方的判断是正确的。

直到18年后，东京地铁里再次出现了由奥姆真理教策划并实施的沙林毒气案，日本人才再一次面临了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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