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幕 永垂不朽

1880-1883 辗转欧非

岁月和疾病无情地侵蚀着人的生命，到19世纪70年代末，刚过60岁的马克思已经是垂垂老矣，1879年12月，《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前去采访马克思，竟然误以为他的年龄在70岁以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各种陈年旧疾已经让他感到力不从心了，而且抵抗力还变得非常差，总是感冒，病痛的折磨让他痛苦不堪，所以在马克思最后几年的通信中，谈论病情的文字也变得越来越多。但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马克思夫人，这位坚强、勇敢、高贵、支撑起整个家的女性，竟然比马克思更早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燕妮总是消化不良、虚弱乏力，虽然多方寻医问药，但病情还是日益加重。当然不管怎样，燕妮自己还是非常乐观，特别是在历尽了几十年的坎坷和贫穷之后，她丈夫的著作和思想冲破各种偏见和仇视的封锁，在欧美各国广为流传，马克思被公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高权威。燕妮为丈夫的成就感到高兴，也对自己多年来的牺牲和付出，深感值得。再加上有了恩格斯稳定的经济支持，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于是燕妮也打算追寻一下年轻时的梦想，她开始展现自己的文学才华，接连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论英国戏剧和文化生活，一时间，英国人纷纷发现，报纸上出现了一位文字幽默轻松，但却内藏机锋的老练的评论家。但很遗憾天不假年，1880年秋天，燕妮被诊断患有绝症，按照今天的说法是肝癌，这就意味着，燕妮在饱经了数十年的雨雪风霜之后，就要在不治之症的疼痛折磨下死去。

得知妻子的病症，马克思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只能不顾自己的病体，想方设法给妻子治病，当然马克思也很清楚，任何努力恐怕都是一种安慰，所以最后他选择带燕妮去卡尔巴斯德做温泉疗养，其实所有人都很清楚，温泉疗养的效果微乎其微，根本不会改变燕妮的病情，马克思这位唯物主义者也不过是抱着一个幻想：万一出现奇迹呢？但这一计划并没有成行，因为俾斯麦封锁了他们的前去之路，德国当局给出的理由很直接：前男爵小姐冯·威斯特华伦不能前往该地，因为她是卡尔·马克思的妻子。

1880年7月，法国政府宣布了对巴黎公社成员的大赦，政治流亡者纷纷动身回国，马克思的两个女婿——龙格和拉法格也都要回去，参加政治斗争。这虽然是一件好事，但离别却十分痛苦，特别是在燕妮病势沉重的日子里，痛苦更是加倍的。龙格和拉法格夫妇先行启程，1881年4月，大女儿燕妮也带着孩子们前往法国。年迈的马克思夫妇是依依不舍，他们既为女儿的未来感到担忧，更舍不得那三个朝夕陪伴的小外孙，可人生就是这样，离合聚散、悲欢无常。在给燕妮的信中，马克思诉说着自己的悲凉和挚爱之情：你们走了以后，这里就变得寂寞起来了——你不在了，琼尼、哈拉和“茶”先生不在了！当我听到与我们的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

因为过分的思念，三个月后，马克思和燕妮决定不顾病痛的折磨，去法国看望女儿和外孙们。其实医生以及马克思，连同女儿们都不同意这一次旅行，因为的燕妮的病情越来越重，时常剧痛难忍，一连几天不能起床，吃饭穿衣都感到万分困难，但她还是用极大的毅力克制着，展现着自己“良好”的状态，证明自己可以应付一次法国之行。医生和马克思其实也很清楚燕妮的坚强是伪装的，但他们很明白，病症已经无药可医，剩下的也只有让病人在去日无多的时间里享受一下生活，完成未了的心愿，不要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于是所有人都同意满足她的愿望。启程时间是1881年7月26日，除了马克思夫妇之外，琳蘅也一同前往。这一次法国之旅，总的情况还算顺利，或许是因为心情好，燕妮虽然有过几次不适，但都没有在伦敦那么严重。当然在燕妮病重期间，她也受到了恩格斯的时刻关怀，恩格斯写信给身在法国的马克思，他问马克思：如果需要钱，请告诉大致数目，因为你的夫人绝对不应该克己了。她想要什么或者你们知道她喜欢什么，都应该使她得到满足。

但人终究无法违背自然规律，从法国回来之后，燕妮就倒下了，从此卧床不起。而马克思的支气管炎也发作了，随后又是肺炎并发胸膜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也认为，恐怕马克思也是时日无多。可以说，1881年的整个秋天，这对患难一生的老夫妻都在同死亡相抗争，艾琳娜曾这样记述：前面那个大房间里躺着我们的母亲，旁边那个小房间里躺着摩尔，他们俩平时朝夕相处、相亲相爱，现在再不能同住一屋了。这一次病倒并没有击垮马克思，到冬天来临时，他又一次战胜了病魔，一天早上，马克思感觉自己身体良好，于是他起身走进了燕妮的房间，只是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相见便是永别，艾琳娜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他们在一起又都年轻起来，她像一个热恋中的少女，他像一个热恋中的小伙子，他们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而不像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和一个即将被病魔夺去生命的老妇，彼此在作最后一次话别。

1881年12月2日，燕妮·马克思去世，终年67岁。三天后，燕妮的遗体被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她伴随自己的丈夫走完了艰难困苦、充满起伏的斗争之路，最后在她所热爱的莎士比亚的国度找到了安息之所。燕妮或许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足，但对于马克思来说，至爱的离去是他一生从未经受过的巨大打击，强烈的精神打击使他的病情又恶化了，以至于葬礼都无法参加。阴冷的伦敦冬日，没有长长的送葬队伍，也没有繁琐的仪式，只有恩格斯和其他几位忠实亲近的朋友，陪伴燕妮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就像她本人一样，一切都是那么朴素、那么宁静。在墓前，恩格斯代表众人致了悼词，他讲到这位夫人如何爱丈夫和一家人，如何乐于帮助朋友们和同志们，以及如何忠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最后他说：她有极其敏锐的判断力，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关于她的个人品德，就不用我来说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认为使别人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安葬了妻子之后，马克思的生命差不多也一同逝去了，他就像一株伤痕累累的老树，虽然在寒风中挺直躯干，但枝叶早已干枯，生命的力量所剩无几。不过强烈的生存愿望，还是让马克思重新振作起来，他感到自己有必要继续活下去，马克思说：仅凭各种资产阶级报刊迫不及待地宣布他死了或将要死了，他，这个与世界失去联系的人，也一定要重新成为有活动能力的人。于是马克思开始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从1882年开始，他辗转于欧洲大陆和北非等温暖湿润的地方，希望可以缓解呼吸系统的疾病，但马克思发现，所到之处的环境甚至还不如伦敦，伦敦尽管阴冷，可这里是资本主义工业的中心，有着完善的社会设施，这些条件都不是北非和欧洲大陆所具备的。而更加难以抑制的，还是马克思对妻子的无比思念，他写道：你知道，没有人比我更讨厌随便动感情了。但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因为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

不过即便如此，或许是旅途带来的身体上的锻炼，马克思的病情还是在逐渐好转，所以这一年的疗养，马克思还是愉悦的，特别是游历让马克思有机会收集更多的资料，然后继续《资本论》的写作。整体上看，这段时期唯一让马克思感到不太愉快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女婿，在巴黎休养期间马克思发现，龙格还是没有完全摒弃蒲鲁东主义，而拉法格则时常犯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二人正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一个缩影，但他们却自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于是针对这些幼稚的人，马克思说了一句挖苦的话，后来竟然成了名言：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随着身体的好转，马克思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他密切关注了法国物理学家德普勒的输电线路实验，与恩格斯探讨微积分的问题，还致力于钻研俄国的土地问题，一切看起来都在重回正轨，但就在此时，一个致命的打击向马克思袭来：燕妮去世了。

1882年，燕妮生下来一个女儿，取名也叫燕妮。此后，她的身体就垮了，大家都很担心，但没人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可是到了年底，情况突然严重起来，1883年1月11日，燕妮也永远地离开了马克思，给马克思送去噩耗的是艾琳娜，据她后来回忆说：我感到我这一去就等于是把死亡判决书带给我父亲。我焦虑地绞尽脑汁，不知该采取什么方式来把这件事告诉他，但是不等我开口，我的面部表情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摩尔马上说：我们的小燕妮死了！可以说这一悲痛的消息，在瞬间就把之前的治疗效果全部摧毁了，第二天，马克思从威特岛启程返回伦敦家中，很快，他的支气管炎就发作了，接着又并发了严重的喉头炎和肺部脓肿，这使他根本无法吞咽食物，只能吃流食，马克思就这样一天天消瘦下去。在那两个月中，家人都是提心吊胆，而恩格斯每天去他家时，也总是走到拐角处就停下来，然后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到了3月份，马克思的病情突然好转，在琳蘅的悉心照顾下，最严重的症状几乎消失了，但这只是死亡前的一种假象。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半，恩格斯照例来到马克思家中，看到全家人都在掉眼泪，他就意识到马克思已经走到临终的一刻了。恩格斯向琳蘅询问了情况，琳蘅告诉他说马克思先是少量出血，然后体力就衰竭了，此刻在楼上书房，正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可以上去看一看。但是当恩格斯走进书房时，马克思已经在安乐椅上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安详地与世长辞，终年65岁。恩格斯沉痛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失去了人类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1883年3月17日，卡尔·马克思被送往海格特公墓，和他的夫人安葬在一起。他们的墓在一个并不显眼的地方，一块小小的石碑已经刻好，上面的字样是：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卡尔·马克思的爱妻

生于1814年2月12日

卒于1881年12月2日

卡尔·马克思

生于1818年5月5日

卒于1883年3月14日

再简单普通不过了，没有任何表彰性的文字，也没有引人注目的颂词，就像马克思和燕妮的品格：朴实无华、厌恶吹嘘。前来送葬的人并不多，除了亲属之外，就只有一些最亲密的朋友，整个过程简单自然，免除了一切仪式。而这正是马克思生前所希望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代表德国工人阶级在墓前致辞：我们不会耽于悲痛，而会照着已故的伟大战士那样去行动；我们要尽全力来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敬爱的永生的朋友！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的灵前的誓言！恩格斯也在墓前用英语发表了简短、通俗、不事修饰，但却诚挚、感人至深的演说，他用朴素的语言评价了他的朋友的生平和事业：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欧洲战斗着的无产阶级来说，对历史科学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来加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地本末倒置。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问题就一下子有了答案，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进行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项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项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很多，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还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把历史推向前进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如果一种新发现立即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了革命的影响，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巴黎的《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世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