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施晶晶
又一只大熊猫去世。
3月21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文证实，不到两岁的大熊猫宝新于3月14日去世。
初步诊断，宝新患上急性重症胰腺炎，最终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目前病因分析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作为国家保护动物，大熊猫的繁育离不开求知、严谨的科学精神指导。而在科学和事实面前，早前关于“旅美大熊猫丫丫和乐乐受虐”的疑云，也逐一被官方声明所破解。
3月13日，孟菲斯动物园和中国动物园协会发布联合声明表示，经科学审查，中国动物园协会认为，孟菲斯动物园的大熊猫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包括已经去世的乐乐。
中美专家组对乐乐排除了意外死亡，这只25岁、已步入老年阶段的大熊猫，被发现有心脏病变—初步判定为死因；而丫丫，有十多年家族遗传皮肤病病史，除毛发脱落外，食欲不错、粪便正常、体重稳定。
在美志愿者称“丫丫”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并伴有刻板行为
大熊猫爱好者的质疑和猜忌尘埃落定，这个动物保护话题终于回归事实与科学；两方机构也继续释放“互信与合作”的友好信号。
科学精神、互信合作，是多年来支撑大熊猫保护长足进步的力量。40年前，自然保护基金会的国际团队，来到中国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以乔治·夏勒为代表的外方科学家、动保人士，和中国人一道，拉开中国大熊猫生态保护对外合作的序幕。
我们回忆40年前的历史，借乔治·夏勒这“第三只眼”，即将讲述的是一些往事：传递科学精神从一开始就来之不易，合作本就意味着勇气和摩擦，而信任，让好事发生。
艰难合作
1979年，中国社会走出困境，初步接入外来世界。这一年，以大熊猫作为机构标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向中方发来联合研究大熊猫的计划书，中国同意合作，邀请外方研究团队来访。
乔治·夏勒，接受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委托，作为团队的外方专家代表。
乔治·夏勒
早在多年前，这位美国生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就曾多次托人致信中国机构，提议合作研究大熊猫。这一次，夏勒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国四川，开始为期4年的熊猫研究。
实践远比计划艰难。1980年，抵达中国时，夏勒已经47岁，经验丰富的他从来没想过，这个合作项目会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很快体会到管理上的“婆婆太多”带来的执行压力。
他夹在两尊大佛中间。一边是中方层层的政府机构，另一边是远在瑞士，却坚持要遥控项目所有状况的世界自然基金会。
两边都对具体的工作缺乏完整了解，彼此又经常发生误会，这让夏勒和中国熊猫专家胡锦矗，都倍感无奈。
中国熊猫专家胡锦矗（中），独创了研究发明结合其它指标从大熊猫粪便分析大熊猫数量的调查方法，即“胡氏方法”，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很少有人公开从“管理博弈”的角度讲“动物保护”的故事，即便偶有涉及，人们更倾向于一笔带过，但实践中，和政府官员、机构负责人打交道，对项目执行和效果举足轻重，是促成保护行动必须做的事，而且，它常常很难。
夏勒清楚，行动一定会涉及行政，熊猫保护不只是科学问题。但实际行动中，对于熊猫保护，从大事到细节，两边在目标和方法上频频不能达成共识，又常常沟通不良，屡屡引发误会和分歧。
光是一个问题就吵了3年：要不要在保护区里，建一个占地800平方米的大熊猫研究中心？
中方林业部干部王梦虎坚持，建研究中心是第一步，没有研究中心，就没有熊猫项目。连同配套设施，预估建筑费用是200万美元。
但当时，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领队彼得·斯科特反对，认为研究中心没有必要，重点应放在野外工作上：保护栖息地，开展野外调查，防止大熊猫数量继续减少。化学分析可以就近送到成都去做，大兴土木搞建设浪费钱。
世界自然基金会代表与中国政府代表合影，照片右边为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彼得•斯科特（右二）及乔治•夏勒博士（右一）
夏勒人在四川现场，他理解中方，也理解西方。
在中国，做事情有一套“先搞建设后办事”的微妙又显性的门道，建筑物的大小是杆秤，掂量着一个项目的重要程度。
而世界自然基金会一边反对建设保护中心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受限于要向公众筹款，很难支付大型的工程建设和昂贵设备采买，“公众不喜欢花钱买设备”。
拉锯之后，世界自然基金会暂时妥协，签了协议，同意建研究中心并分担费用.可万万没想到，一年之后，世界自然基金会又有意违反协议，“研究与保护项目”愿意继续出钱，但建馆舍、买设备的钱……想赖掉。
夏勒很尴尬，担心两边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一点互信，因为这次毁约赖账，再次化为乌有。
为什么说是“再次”？
因为，项目萌芽之初，两边就因为宣传问题闹过不愉快。
197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最先向媒体宣扬熊猫项目，报道给人的印象，像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独力救援熊猫，忽视了中国的角色，不厚道。又加上，项目还没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便坚持要求拍一部熊猫影片，中方警惕起来，认为这要求提得太早，怀疑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动机，是否有意从中谋求名利？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logo中标志性的熊猫图案，也从成立之初便开始使用直到今天
夹在中间的夏勒道出了玄机。
环保办官员曲格平之所以说世界自然基金会“伤了中国人的感情”，许是冒犯了儒家不邀功、先做后说的传统，中国人喜欢低调。
每次讨论对外筹款活动时，世界自然基金会从来没有说清楚，中方的配合会得到什么好处。有一回，基金会秘书长提出，要铸造印有大熊猫的金币，连动物邮票都印好拿了出来。夏勒注意到，当时中国人的脸上，厌烦的面孔板得更紧。
这还只是问题之一，在夏勒动身前往中国之前，两边已经误会重重，计划几度在“中止”和“继续”间摇摆。万幸，最终夏勒还是按原计划启程了。
仗义执言
在艰苦的岁月里，来中国研究和保护大熊猫，夏勒并不觉得这有多么崇高。
在他看来，动物研究本身观念简单，他们这些“外国专家”也仅限于从旁协助，无权发号施令，主要是把新的科技、观念、技巧介绍给中国同事，让熊猫在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基地生活得安全和舒适。
在中国工作，除了政治、合作的问题，夏勒也意识到文化的差异。
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在发号施令、指出别人方法上的错误、发表知识时表现得不够谦逊，都可能会被看作是“傲慢”。
但有时候，纠正错误恰需要从外部介入。
1984年，野生大熊猫珍珍常光顾研究营区，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用甘蔗、肉块、米粥尽情投喂，还把它放进工作人员住的木屋，全然不知野生大熊猫的危险。珍珍展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攻击性，还追着人到处跑，这对营地工作人员和珍珍都很危险。
研究人员在野外发现了大熊猫珍珍的产仔洞穴
夏勒很无奈，工作人员因为喜爱大熊猫，花在喂大熊猫上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多，甚至把喂珍珍当任务，却没有意识到，为找乐子而把野生熊猫变成爱喝粥的营地宠物，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一时间，太多游客来一睹珍珍风采，“研究营”变成了“观光营”。
即便后来，珍珍伤了喂它甘蔗的研究人员的大腿，这人也没有吸取教训，继续用甘蔗和肉块引诱珍珍回营地。
夏勒和外方同事几次劝诫未果，他致信北京官员，直言问题，一再提醒。
对于夏勒来说，评估中方研究员行为对错，只有一个标准：怎么做对熊猫最好？用食物把珍珍诱到营地来，是否道德或符合科学精神？
但夏勒提出的问题，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因为结果是：熊猫珍珍被直接关进了研究中心。
夏勒本不愿跟相关干部起冲突，但他做不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一次又一次地让事故悄无声息地蒙混过去，错上加错。
夏勒外出归来，发现珍珍钻进他的帐篷里
一次联席会议上，夏勒直言不讳、当面批评，加上参会记者的内参助力，这才有了转机—被关了3个月的珍珍获释，从研究中心回归野外。
营地来了一批更专业的研究员，即便珍珍再度出没，营地也不再欢迎它，更不会向它投喂食物。
珍珍吃回了竹子，彼此相忘于森林。它又自由了。
夏勒的确是经验丰富的合作者，他清楚自己不能发号施令，只能从侧面借中国在意的国际形象施压，让事情回到科学、正确的轨道上。他知道这会被视为“狂妄”，但他要说真话。
结果证明了批评的意义。联席会议后，他最信赖的中方大熊猫专家胡锦矗私下告诉他：“我很感激你仗义执言……工作受到一群不懂科学的门外汉影响。”
批评声虽刺耳，但这只是阵痛。多年后，夏勒发现，面对外来观念冲击，哪怕中国官员最初的反应可能是倨傲和顽抗，事后也还是会理智考虑，吸收新观念。
原来是朋友
虽受世界自然基金会委托，夏勒更多是以第三方视角去审视这段艰难的合作。
那时候，中美刚刚建交，即便只是研究大熊猫，接纳一群外国人，仍有一道无形的屏障。
起初，夏勒就发现，熊猫的中文论著、实验室分析报告，查阅都有障碍。
他提过把竹子送到海外，做一些中国境内无法完成的分析，但阻力极大。
他能感受到，自己不被信任，各种对他的“臆想”更让他无所适从。
他被冠以“傲慢”“颐指气使”等词。
有一回，夏勒发电报给同事，告诉他不要给巴西的大水獭佩戴无线电颈圈，四川卧龙总部不知怎的，将其翻译为他不准这名同事结婚。
夏勒（左二）和卧龙保护区研究员在一起
跨国交往免不了“cultural shock”，但相处久了，夏勒才明白自己和中国人的关系，就像京剧《三岔口》里，一对结拜兄弟在黑夜中相遇，互以为对方是仇人，拼个你死我活，直到客栈老板拿出灯火，他们才发觉原来是朋友。
经过磨合，夏勒渐渐发现，他的加入得到了接纳，他们帮助熊猫的诚意也赢得信任，获准把竹子标本送出国分析，和中国同事的人际关系也融洽了许多。
1981年，他们在卧龙过了一个真诚尽兴的圣诞节：珍珍用过的冷杉被扮成了圣诞树，一头雪雕的熊猫，用煤烟抹黑眼睛和耳朵，懒洋洋地坐在一个大脸盆里。大家一起吃蛋糕，交换礼物，中国人生涩地跟着唱圣诞歌。
夏勒也逐渐了解，北京与成都都为保护大熊猫尽心尽意，投入大量关怀与努力，项目才得以运作，只是上头花的心血往往在地方上走样。
每一个官员、科学家、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动物园管理者和学生翻译员，都有自己的效忠对象、目标抱负和行事手法。即便目标一致，但怎么达成目标，怎么对自己最有利，每个人都有盘算。最后决策权在官员手中，但他的决定可能遭到学生翻译员、行政人员、动物园管理者的干扰……
这是友谊之外的复杂现实。
夏勒与大熊猫
夏勒没有忽略这一点，他知道对大熊猫的圈养、人工繁殖、租借、展示，不可避免，但他热切希望，所有来自人类的干涉都能节制并规范，不要因为贪婪，而漠视大熊猫们的福利，要维护它们在野生环境中的生存。
夏勒的这些提醒，也影响着中国大熊猫保护工作多年来的实践。
30年前，夏勒把他的纪实录命名为《最后的熊猫》，悲观的基调里，是他的忧虑和悲悯。但今天，大熊猫已不在濒危之列。中国野生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1114只增长到2022年的1864只，栖息地面积也有大幅增长，避免了最坏的结局。
诗人忘了科学
一说起科学，人们总是想到枯燥的统计数字、难懂的论述；再说起保护，人们总是有道德压力。但夏勒没有把自己变成无聊的科学家、缺乏人情味的说教者。
正相反，夏勒身上有浓郁的诗人气质，他自由浪漫、情感丰盈，这股气质，当年也一定感染着和他共事的中国朋友。
研究和保护野生动物，他不满足于解答生物学谜题、获得智识上的启发，也在寻求来自动物的情感体验—数字不能传达的爱、愤怒、快乐和勇气。
他曾以大熊猫的口吻，嘲讽跟在它们身后分析粪便、食物残渣的自己：“我真不懂你们侵犯我的隐私，想得到什么。你们把我每天吃的竹子和睡觉的时间，都统计成无聊的数字……但我的生活大部分都不能用数学语言表达……”
夏勒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最后的熊猫》，记录了在中国的大熊猫研究故事
“你们不能把我分割成不相干的生命片段……把科学忘掉，叫理性闭嘴。尝试发挥直觉、敏感、同理心，把我当作真实的生命。”这也是夏勒对所有人的提醒。
不同物种之间有天然的隔阂，人类其实永远无法抵达大熊猫的世界，一如夏勒所说：“年复一年，在熊猫的脸上，是熊猫的面具。”但我们仍然可以像夏勒一样在林间享受这份神秘。
他念念不忘的是野外见到的熊猫宝宝，那天它才4个月大，小家伙曲着腿站起身，发出一声尖叫，充满攻击性地挥舞小爪子，又发出几声喵呜，像是对看客的干扰很不满。突然，它决心眼不见为净，蜷起身子，闭上眼睛睡着了，从发怒到熟睡，只有几秒钟时间。
那无视人类的态度里，有着惊人的从容和自由。“这种行为真令我不解，可是我不想分析它的行为，以免破坏其中的和谐感。”
我理解夏勒的意思，物种之间存在“不可知”的交流困境，但并不妨碍我们感受生命的奇妙。
就像几天前一个破晓的清晨，在广州即将再次繁忙起来的间隙，我听见窗外不知名的鸟群放肆地唱了半晌。它们音色各异，音调有高有低，时促时缓。它们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我听不懂它们的语言，但这段无解的密语，让失眠的我感受到：世界甘之如饴。
40年来，我们对大熊猫的关注、热爱、投入，也是为了感受自然的曼妙，而非陷入无尽的喧嚣。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何焰
新媒体编辑 | 吴擎
排版 | 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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