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多·卡瓦列罗·卡尔德隆作  颜雅培译 

在南美洲，人们只要在空间里穿梭，就可以完成一场时光旅行，除却此地，地球上再无其他地方可以实现这件事。在南美洲，旅行有如阅读，因为此地的历史早已镶嵌在漫漫风光之中，只要收拾好行囊，坐进飞机或是开车上路，就等同于推开了图书馆的大门。

多年来，众多欧洲学者一直在地质岩层中探寻地球的历史，为此，他们展开了艰苦的探险，远征北极，横跨撒哈拉沙漠，翻掘埃及大地，剖开金字塔的内核，挖出深埋维苏威火山熔岩之下的城市，甚至潜入死海最深处进行勘测。而每个时代的伟大作家，也都致力于一项并不比科考勘探轻松多少的任务，那就是让已经黯然离场的文明重获新生。那些遗失的文明如今在地球上难寻踪迹，只剩下被截断的立柱或是某尊雕塑残缺的手臂。古希腊昔日的光辉在英国诗人济慈吟唱《古瓮颂》时才获得短暂的重生，中世纪工匠琢刻廊柱雕带的艺术精神也只在罗斯金面对亚眠大教堂时一点一点得到还原。

而南美洲则大为不同。自安第斯山脉露出脊骨，至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拉普拉塔河畔诞生，这片大陆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无需诗人的灵感或文体家的博学就能得到还原和重塑。南美洲人也不必像欧洲的智者和诗人那样，必须经过艰辛的研究才能重构历史。历史就在他们眼前，在他们触手可得的地方；历史不在破败的废墟里，而是存在于踟蹰向前的一个接一个生命阶段之中。无论纯粹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还是加以历史的角度，这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旅行者只要在玻利维亚的冰冻高原上见证过宇宙的诞生，在亚马孙河见证过大地的干裂，在秘鲁的茫茫沙漠中见证过世界的消亡，便已亲眼目睹了南美洲人曾历经的每一步艰难跋涉——从史前到当代，从亚马孙雨林到繁华都市。旅行者在南美洲原本的自然景观中即可发现丛林野人的存在，在维尔卡诺塔山谷间或的的喀喀湖畔即可窥见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深壑，根本无需哪位熟谙历史或精通艺术的天才来唤起他对于失落世界的想象力，因为，这片风景此刻就在眼前。在安第斯山地区任何一个人潮交汇的地方，无论是库斯科古城，还是博亚卡省内印欧混血人种聚居的村庄，都能看到十七世纪的祭坛画，它们等待的并不是被考古学家发现，而是某个愿意全心沉浸在过往生活中的旅行者——他要比考古学家更加幸运，不必掘地三尺一探究竟，也不必在想象和记忆中一点点耐心地拼凑那些掩埋在尘土中的盆罐残片。在这里，旅行者看到的是一座座完好无损的城市，如同被封存在墓穴中一样。若想研究这些城市，他无需增添或搬走任何一块石头以还原曾经的样貌，因为它们本就保留着当年的样子。这里的风土人情、社会形式、内部制度，乃至图书馆里的藏书，以及修道院内外那些延续着教会团体间你争我斗的古老传统的修士，一切的一切都和三百年前如出一辙。再向前迈一步，走进哥伦比亚的城市，放眼望去，混血人种来来往往，在卡塔赫纳或是万圣湾更是能看到越来越多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再到阿根廷和巴西，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有如大地上提早开放的花朵，预示着南美洲未来的模样。想了解这些，与其埋头苦读，不如眼见为实，用脚下的旅程代替图书馆里的阅读，就像三百年前孔科罗科尔佛在《给瞎走指路》一书中所做的那样。

这种地理和历史的活力是南美洲为人类展现的绝美奇观。同时，也象征着人类最深厚的希冀。南美洲的历史是一段地理征服史，但是，时至今日，它还远未像欧洲那样完全被人类征服。因此，它的历史也将如这片大陆丰富的地缘面貌一般拥有开阔的未来。

透过南美洲的城市、村庄以及南美洲人，我们看到的是这片大陆的自然风光。即便是再乏善可陈、微不足道的文学创作，也向我们展现出南美洲人的精神世界怎样强烈地受到地理和自然的濡染（当然，我们不单单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能发现这一点）。在《漩涡》《玛丽亚》《堂娜芭芭拉》《绿色地狱》《亚马孙平原》《朱比亚巴》《堂塞贡多·尚布拉》《马丁·菲耶罗》等小说和诗歌中，背景环境压得主人公喘不过气，正如藤蔓复生的丛林、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延绵不绝的山脉总能尽显人类的渺小。倘若人类注定要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意识到自身的无力，绝对是在这片大陆。在这里，自然是一切的至高法则。自然风景充盈着我们内在的一切。从殖民时期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更多是在空间里演化，而不是在时间里行进——相比之下，时光的流逝显得没那么重要。我们丈量历史的方式既可以是旧时载货骡子的步幅，也可以在这个山峦畅通、客机缩短距离的时代，通过游历一个个国家来实现。

当皮萨罗【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1或1476—1541），西班牙殖民者，攻破印加帝国并建立了现代秘鲁的首都利马】为攻破印加帝国而战的时候，当奥雷亚纳【弗朗西斯科·德·奥雷亚纳（1511—1546），西班牙殖民者，第一位全程航行亚马孙河的人】第一次沿着亚马孙河顺流而下的时候，当克萨达【冈萨洛·希梅内斯·德·克萨达（1509—1579），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了现代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逆着马格达莱纳河的流向，在奥蓬丛林里披荆斩棘，挑战雨林和荒原的生存极限的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在与人格斗，不如说是在与自然博弈。遥远的距离、崎岖的地貌和险恶的自然环境，这些因素都是来到这里的殖民者（以及三百年后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所面对的劲敌。比起同时期拿破仑在欧洲的征战，博亚卡战役和阿亚库乔战役或许不算什么，但是穿越人间炼狱般的阿普雷平原，还有皮斯瓦冻成坚冰的道路，却是解放运动的将士们超越人类极限的壮举。阿亚库乔作为战略要地固然价值连城，但更为人称道的是玻利瓦尔【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拉丁美洲革命家，解放运动领袖】率军穿越瓜亚斯省的湖沼、丛林以及秘鲁那些炙热沙地的艰苦征程；查卡布科战役和迈普之战迈普之战发生于1818年，是智利最终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决定性一战。的意义，也主要在于圣马丁【何塞·德·圣马丁（1778—1850），拉丁美洲革命家，解放运动领袖】率领的骑兵团为历史学家指明了翻越安第斯山脉的通道。

然而，想要了解南美洲人的生命如何承载起这里的风光之重，无需溯源美洲国家获得独立的历程，也不必在印第安人被征服和殖民的历史中寻找例子，只要看看山峦沉甸甸压在肩上，河流阻挡前行的道路，热带雨林使人窒息，高原艰险崎岖，草原吞没天地。如今，要从加拉加斯去利马，或者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加拉加斯，旅行者不必再像殖民者或解放运动时期的“超人”士兵那样靠步行或是骑骡子完成，只需坐在飞机上即可目睹南美洲人与自然条件抗争的艰辛历程。当初，要想开发金矿、象牙棕种植园或者油田，南美洲人不得不一边在丛林里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一边填埋肮脏的沼泽，防备猛蛇和蝇虫，还要战胜内心的孤独和对自然的恐惧。为了提取亚马孙雨林中的橡胶所耗费的生命代价比钱财更多。而建造从巴兰卡贝梅哈的油井通往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输油管道，依靠的更多是勘探者而不是工程师的劳动。即使是今天，在潘帕斯草原【潘帕斯草原位于南美洲南部的高草大草原】南部，放牧上百万只羊所需的也主要是征服者的勇气而非殖民者的野心。因此，来南美洲旅行的外国人在这里看不到欧洲那种人类对自然的驯服——将土地变为城镇、将风光变成艺术和财富的来源。在这里，自然风光铺天盖地，把人类吞没。在这里，委内瑞拉人不只是委内瑞拉人，更是内心被平原占据的平原人；阿根廷人不只是阿根廷人，更是高乔人【高乔人指生活在南美洲潘帕斯草原、格兰查科和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居民，属于混血人种，由印第安人和西班牙殖民者长期结合而成，保留较多的印第安文化传统。因高乔人在阿根廷分布最为广泛，也用以代称该国的土著文化。阿根廷的民族史诗《马丁·菲耶罗》讲述的正是高乔人的历史和故事】，他们的精神世界就是潘帕斯草原；巴西人不只是巴西人，更是古铜色皮肤的印第安后裔，他们将丛林的一切背负在自己肩上；玻利维亚人也不只是玻利维亚人，更是山地人，他们的思想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逐渐酝酿和发酵。早在几百年前，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开垦土地、建造城市的时候就已成功摆脱了当地原生风光的束缚，从这一点上看，至今还受到土地和自然制约的南美洲人同他们真是天壤之别啊！

城市里的人际关系衍生自并联结于经济和精神层面，同时也凝缩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好比植物最精华的浆液都集中在花蕾部分。欧洲的城市是完完全全的都市，已经在精神上脱离了乡村。因此，想要在一个城市居民身上找到来自乡村的影响，或是想要在他背后发现某种自然风光的影子，往往是徒劳。欧洲人属于城市、街道、酒馆、宫殿和礼堂，他们是教师、实业家和工人，是被精神或经济纽带牢牢绑在人行道上的个体。经过几百年缓慢的精神进化，欧洲的风景已经全盘城市化，不留有一丝一毫的神秘感，而是变成一个巨型的人造花园：有面积可测、为人所用的森林，有可以通航的运河，还有肥沃的平原，所有这一切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美的享受，还有它们所内含的无限创造潜能。

要想找到原始地貌，必须飞来南美洲，这里仍然保存着完整的、未遭破坏的乡村及乡野生活。即便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和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大城市，也像是面积更大的村庄。在街头穿行的人们心知肚明，街道尽头就是漫漫自然风光：在圣地亚哥城的背后，高耸的山脉将人们引向大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尽头连接着潘帕斯草原；雨林和山丘包围了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地理因素对南美洲国家的经济和城市精神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有位犀利的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在研究南美洲本土居民的信贷问题时，惊讶地发现我们这里的情况与欧洲经济学家研究出的规律完全相悖。出人意料的地理条件——也就是这里的自然风光——为南美洲提供了有违常理的弹性空间。无论各级政府怎样滥用自然资源、如何失去民心，我们总能寄希望于日后能连本带利得到补偿，因为土地的生产力并没有下降，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倍增加，于是也就无法衡量得失了。哪怕某个腐败的独裁者修建了一条耗资昂贵的铁路，几年后它所产生的价值也能完全偿还修建成本，不是因为这条铁路的货物和旅客吞吐量何等惊人，而是因为它能促使许多未垦之地得到开发，将来这些地方都会为国家的经济做出贡献。近年来的数据显示，阿根廷的铁路、巴西的运河航道以及哥伦比亚的公路都是绝佳的例证。

了不起的欧洲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提到这一现象时写道：“有空间的地方，不仅有时间，还有未来。”这句话不仅证实而且解释了西格弗里德的看法。要不是我忌惮在日常的通俗用语里混进社会学的行话——当然，在我看来，“行话”的存在只是为了扰乱语法并使读者感到困惑——我会说，欧洲人是属于历史的，而南美洲人是属于空间的。欧洲的背后是大都市，是历史；欧洲的性格是在一种受到各色精神影响的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从这种环境中不断汲取着能够滋养自己的精华。南美洲则不然，这里没有欧洲那样理想的成长环境，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自然风光。古罗马对当代欧洲人的精神作用远超意大利乡野带来的影响，相比于法国的自然风光，还是巴黎的历史遗迹和高等学院更胜一筹。而对南美洲人来说，他们的精神摇篮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潘帕斯草原；不是圣地亚哥，而是智利绵延起伏的山峦；不是巴西利亚，而是热带雨林。欧洲人眼中的历史始于城市，终于城市：城市里不断激化的矛盾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它在巴黎孕育发酵，却在乡村遭遇抵抗；文艺复兴犹如一朵温室里的花朵，在意大利的各大城市萌芽。就这样，在这些现代都市里，人类的智慧与精神凝结成了一种苍凉的哲学，孑然而立，头顶上方的天空被工厂排出的浓烟熏得黯然无光。而在南美洲人看来，历史在乡村中诞生，也在乡村中消亡。在南美洲，解放运动的浪潮是从乡村穿过田野、涌向城市的，而城市是革命精神赢取最终胜利所需要攻克的最后一座堡垒。举个例子，西班牙人之所以在利马筑起铜墙铁壁，是因为那座城市暂时缓解了欧洲殖民者对自己首都的思念，从而让他们更加坚定地抵御从哥伦比亚的丛林和山峦吹来的革命之风。一言以蔽之，欧洲能从中世纪变成今天这般模样，靠的是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神学家、修士、朝臣、商人、实业家、工人，而在南美洲，发动革命的都是像玻利瓦尔和圣马丁这样骑在马背上的“乡巴佬”。

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思想转型始于城市的诞生，再由城市传播并融入乡野的风光之中。不断进步的机器在迎合当代人类发展的利益需求的同时，也重构了自然。而在南美洲，始终是乡村在不断改造城市并为它注入自己的精神力。只要想想阿根廷的平原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重要意义，就不难理解这一点：第一束麦穗在南美洲的阳光下被照得金黄，潘帕斯草原上的牧民开始放声歌唱，就在这时，城市开始从自然风光中汲取营养，发展壮大；而当第一批种马将荒无人烟的平原变成繁荣的商贾之都时，城市也随之焕发生机，日益茁壮。巴西的城市因雨林而生，因雨林而亡，它们得到雨林的滋养，同时又受制于它的束缚，马瑙斯就是如此。这片土地可以创造万物：橡胶、咖啡、棉花、黄金……换言之，这里的自然资源和风光不仅孕育了南美洲的城市，还在空间和历史的维度上不断改变着它们。

如果说织布机的发明让英国的城市成为历史上的强国之首，那么在我们南美洲，秘鲁的黄金让利马改头换面，智利沿海的铜矿和硝石哺育了圣地亚哥，荷兰牛【此处指的是原产于荷兰的奶牛品种荷尔斯泰因牛，毛色为黑白花片，产奶量为奶用牛中最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注入了非凡的活力。相比那些早已实现高度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南美洲才刚刚进入工业化阶段。不妨设想一下，等这里丰富的水力电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以后，南美洲会变成什么样子。至于目前，这种能源还仅仅是大自然里的一个元素，还在伊瓜苏瀑布、特肯达马瀑布、智利南部的激流、的的喀喀湖、托塔湖，以及星星点点分布在安第斯山脉裂缝里的成千上万个小瀑布里沉睡。

曾几何时，城市公民卢梭让旧世界在一百年间革故鼎新；幽居柏林的马克思开创了属于工人阶级的城市哲学，并由此在俄国引发了历史上最激烈的革命之一。而在南美洲，事情从来不是这样发生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从未在城市里萌发，就连征服自然的想法也不曾在这里产生。恰恰相反，是乡村向城市发起攻击，并最终致使城市衰落、沦陷。成功领导南美洲解放运动的不是像米兰达【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1816），拉丁美洲解放运动先驱，出生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贵族家庭，后在欧洲和美国接受教育和军事训练，曾在1808年尝试在南美洲领导解放运动，却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不得不下令撤退并解散了队伍】或安东尼奥·纳利诺【安·纳利诺（1765—1823），拉丁美洲解放运动先驱，出生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曾在1792年尝试起兵反抗西班牙殖民政府，但是于两年后以失败告终】那样的城市公民，而是像玻利瓦尔和圣马丁这样的农民。在欧洲，改变国家并使其进入城市化进程的思想源头往往是大学、学院或是修道院；而在南美洲，是自然风光创造了国家，并推动着城里人的身体和思想不断成长和进步。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石油让昔日还是殖民地村落的加拉加斯和波哥大一跃成为现代化的首都；棉花和咖啡造就了巴西的圣保罗；内格罗河沿岸的橡胶树让马瑙斯城在雨林深处崛起。没有波托西的银矿，就没有拉巴斯城；没有巴西维利亚斯河随流卷来的金矿，就没有辉煌一时的黑金城，只是如今已盛景不再。

“旧世界”人和南美洲人的区别在于：前者居于城市，后者则扎根乡野。南美洲的自然资源还远没有耗尽，依然是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和用之不竭的经济储备。所以，将来的我们仍旧会是农民，我们的城市仍旧会拥有村庄的灵魂。在这片土地神秘未知的自然和地理条件里，潜藏着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同时它也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态度来对待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态度或许会成为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新方法，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我们时常抱有一种近乎客观的情感，认为土地是无穷无尽的，在土地面前，人类只是沧海一粟。我们深知，人类并不是衡量万物的标准（这一点完全不同于那些奠定了欧洲文化的伦理学家和哲学家的想法）。自然风光才是衡量人类生存可能性的标准，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南美洲人、每个种族上或是精神上的克里奥尔人【克里奥尔人指的是在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主要是西班牙人）后裔，亦称为土生白人。克里奥尔人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及独立后的统治阶层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都将四海纳入心中。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像古人、像欧洲人那样去“认识你自己”，而是要“认识你身后的风光”。毕竟，对他们而言，历史是城市化的地理，而对我们而言，自然风光才是我们潜在的文化。

以上部分节选自《南美洲的风光与人》，完整版请见《世界文学》2023年第1期，责任编辑：汪天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