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玲

来源 | 《北京青年报》

1964年，毕飞宇出生的村子，叫“杨家庄”；5岁时，做乡村教师的父母工作调动，他生活的村子，变成了“陆王”村；1975年，毕飞宇11 岁，父母工作又调动，他生活的地方，叫“中堡”，“少年的生活再一次被连根拔起，所有玩伴将杳无踪影”……少时毕飞宇，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他，甚至连姓氏都没有。在他的首部自传《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第六章《童年的情境》中，有两小节都在写“父亲的姓名”。“右派”父亲，曾经是 个养子，那户人家姓陆，由于“运动”，父亲姓了“毕”。父亲，是毕飞宇生命中的关键人物。在特殊的1976年里，父亲给毕飞宇讲“逻辑学”；家里没米了，父亲对着天边的晚霞忧心忡忡，也要把《参考消息》放在膝 盖上。

毕飞宇多次说，自己天生就该写小说。听者要么以为他在吐狂言，要么觉得是打趣。“真不是。我一没故乡，二没姓氏，二者都遭逢的人极少。我以为，一旦一个人二者兼具，他只能成为作家，或者诗人，不可能干别的。”

“爸爸不姓毕，爷爷也不姓毕，可是我问爸爸究竟姓什么，他也不知道。我也是男人，也得娶妻生子，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儿子到底姓什么，这对我来说 是不好弄的事情。”毕飞宇称，“自懂事时起，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世。这样一个人，在闲暇的时候，他的内心会复杂一点，他会有许许多多的猜想。没有故乡、 没有姓氏，在有的人看来也许并不是特别巨大的事情，但如果他生性比较敏感，感受到这些东西跟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政治联系在一起，会构成诸多化学反应。”

毕飞宇告诉记者，这样一个人长大了，一定是对许多东西没兴趣的。“他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一种无效劳动”——寻找。“他也知道找不到，但是他得找。”当时间的手挠了心，创作欲望就自然会被勾起来。“所以老天爷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写小说的。”

书中，有的细节，毕飞宇不敢详写，怕写详细了父亲受不了。“有年大年初一，父亲一个人在教室里看书，哭了。他看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大了我 才理解。本来姓陆姓得好好的，尽管那个不是他的真姓，到了1950年之后组织上不让他姓这个姓，一定让他改名字。姓这个姓，父亲一定觉得屈辱。所以他看 《阿Q正传》那么悲伤。大学念中文系，老师讲《阿Q正传》，我内心极其古怪，觉得特别羞愧。感觉家里的事情本来好好的，没人知道，被鲁迅写出来了。”

让毕飞宇叹服的作家中，还包括塞万提斯。“他1664年就没了，但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我有相似性。比如，毫无来由的正义感，毫无来由的使命感，毫无来由的挑战欲望。”

“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写出世人的秘密。”自己的心思被伟大的作家窥见，让毕飞宇证明了这一点。

长三角的人群中，多少年都流传着“宁要苏南一张床,不要苏北一幢房”，毫不讳言对苏北经济落后的偏见。

这是毕飞宇童年的底色。

但在毕飞宇看来，童年，“好玩”。

“对健康的孩子，没有什么不能成为玩具。万物所有的判断，都是判断其能否成为玩具。土地对我们，是玩具，不是‘亲爱的母亲’。不能够成为玩具的，距离我们会很远。”在毕飞宇孩提时的村落，“北京”的真实意义，不是首都，是“远”。

“苏北少年”也仰望星空。多年后，毕飞宇回忆童年，无法描摹像样的家具，只能写写自己的手电筒：“探照夜空是一件充满了希望的事情，你能够得到 的却一定是绝望。你什么都找不到，光也是有局限的，意识到这一点是一件让人很沮丧的事情。”大人告诫他，手电不能往天上照，原因是“浪费电”。之后，他不 再玩这个游戏。

他曾在江上划船。一个小孩，简直无法驾驭一艘大船，以让它顺利地滑回去。这时，一位老农民教他“一下一下地”。《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 飞宇记下了这句话：“‘一下一下地’，这句话像河边的芨芨草一样普通，但是，我决不会因为它像芨芨草一样普通就怀疑它的真理性。”在他看来，这五个字， “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无边的耐心、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

毕飞宇说，在自己的写作生涯里，这部“非虚构”，是他情感消耗最大的一本书。“在非虚构中动感情，非常伤人。看《泰坦尼克号》，和面对自己的恋人，是两码事。写小说人物流泪，和写自己的生活流泪，眼泪是不一样的。”这让他充分意识到“感情的自私问题”。

这个昔日“右派”的儿子，告诉自己要诚实。“这里有我父亲的苦难，有我母亲的苦难，可在当年的乡村，我作为乡村小学教师的儿子，物质生活要比那 些农村的孩子好太多太多。虽然我的父亲是右派，但村子里面的农民，对他们——陈老师、毕老师的，格外尊敬，对我特别宽容，好得过分，可以说，我是惯大的。我本人并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做苦难的言说者，我是不配的。”动笔之初，他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力求这本书让人看完以后不流泪”。

长大后，毕飞宇才理解“我的父亲母亲”，那个“历史中的父辈和母辈”，也才能真切感受他们的苦难。但“无论生活多么不容易，对一个孩子、一个新 兴的生命来讲，他永远都能从蓝天、大地、流水，乃至于苍蝇的废物和蚊子嗡嗡叫的声音，获得特定阶段的乐趣。生活的意义就在这儿。”

如果说，不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不掠他人之美，只是小“不易”；自己说自己的不是，当属“大不易”；盛名之下自曝家丑，更为不易。

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就这么干了。——这部书，公开出版在“茅盾文学奖”作品《推拿》改编的话剧上映的季节里。

而此前德国诺奖作家格拉斯在传记《剥洋葱》中自曝“曾加入纳粹”引发的轩然大波，毕飞宇不是不清楚。

在毕飞宇的自我陈述里，12岁的自己，是一个“文革遗风”中的少年，有着“骨干的危险”。

那是1976年11月，“四人帮”刚被粉碎。中堡中学一年级学生陈德荣，难耐校长“陈德荣在搞’四人帮’”的批评，决意报复校长。他用粉笔在公社革委会大门上写下了五个字。“套用当年术语，他写了‘五字反标’。”

经过班级同学不停地“听写”、学校“抽样听写”、上级“考查听写”……陈德荣的字迹，被查出了主人。

之后，陈被开除，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但因年龄的缘故，不被允许离开中堡中学。学校第一时间建立了“中堡中学大批判小组”，组员为初中一年级的10名“好学生”，毕飞宇是其中之一。

这些“学生骨干”集中起来，读报纸，喊口号，确认陈德荣“十大罪状”，每位同学负责写“一条”——毕飞宇写的是《陈德荣是一个惯偷》。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今年50岁的毕飞宇回忆，自己所写，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栽赃，甚至把小学阶段的“失物疑案”都栽赃到陈德荣的头上，为了“事实”不断地“证明”，陈德荣做出“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系“蓄谋已久”。

12岁的“学生骨干”，并不纠结于栽赃的是与非，只是担心自己栽赃“不够”：“不深刻”，“不全面”。

在过去的书写里，毕飞宇写过不少关于“文革”的作品，但从来没写过“反标”题材。他坦陈，不愿意写，就是出于“回避”、“我的软肋我的疼”。

但是，有谁能逃得过自我的审判？2003年，距离四十岁生日就剩俩月的毕飞宇，选择了面对，面对“随着年龄增长，陈德荣的音容笑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在他看来，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太漫长，也太不体面。

他拨通了千方百计找到的陈德荣电话。记者问毕飞宇，两人在电话里谈了些什么。毕飞宇说，“聊了很久”。跟《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所言完全一致，只不过书里多了一句“我把想说的都说了”。

他不多言，记者便也不再多问。

“那样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再做了？不，我不会这样说。这样说是很不负责任的。我愿意相信，那样的事情我依然有可能再做，因为胆怯，因为虚荣，因 为贪婪，因为嫉妒，因为自信，因为不可思议的‘一个闪念’，都有可能，只要外部提供充足的条件。作为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我不愿意独立地相信我自己，我也不 愿意独立地相信外部——我更愿意相信向善的生命个体与向善的外部条件所建立起来的向善的关系。”毕飞宇如是写道。

还在笔下反思了“自信”：“自信这东西极为复杂，有心智上的自信，有肉体上的自信，但是，有一种自信我们必须警惕：道德自信。因为道德自信，一 个人极容易陷入迷狂，它让你手握绝对真理，然后，无所不为。这个无所不为自然也包含了无恶不作。作恶和道德上的绝对自信永远是一对血亲兄弟。”

还“告诉自己不拥有绝对真理最重要”：“因为不拥有绝对真理，你才能宽容，因为不拥有绝对真理，精神上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你才有自由。”

这一“丑陋”，毕飞宇交待得很彻底。

“人真的不能太相信自己，尤其在道德这个问题上。任何时候，我宁可相信制度，也不相信人性。好的制度比人性更重要。”采访中，毕飞宇不止一次强调。

他告诉记者，写不写陈德荣，自己曾经很挣扎，但最终，决定“能放进去”，他“很高兴”。

这段自捅痛处的章节，被放在全书的末尾。

最后一句，是“你想心安理得，你就得小心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