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聪 ｜ 撰文

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是一位高产的英国作家，作品包括《教授与疯子：一个关于谋杀、疯癫与牛津英语大辞典的故事》、《世界边缘开了一个口子：美国和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等。他的新作­——《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解开中国之谜的惊世骇俗科学家的传奇人生》，是一本关于由生物化学家转行成为中国科学史专家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传记。

西蒙·温切斯特赠送给本文作者的The Man Who Loved China签名本。本图由作者提供。

李约瑟如果不是在中国家喻户晓，也至少在中国科学界尽人皆知。正是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使得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这部倾注了其毕生心血、直至去世时尚未完成的著作称为“旷世巨作”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科学传统曾如此发达的中国会在15世纪以后一蹶不振，没有发展出可与西方分庭抗礼的现代科学？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问题”。用温切斯特的话来说，李约瑟解开了“中国之谜”；但是，在解谜的过程中，李约瑟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温切斯特参考了包括李约瑟日记、书信在内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告诉了读者李约瑟是如何对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产生兴趣，并为之倾注了全身心血，也从独特的视角找寻传主的异乎寻常之处、尤其是作为“男性”的不为人知的一面，读来生动有趣，不觉枯燥。

李约瑟自幼性格内向怕羞，但他是在充满知识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父亲很小就教他写字，所以他的书写整洁而优雅。父亲教他做木工活、观察鸟类和欧洲地理、植物分类等知识。更重要的是，父亲还向他灌输了一种注重器物的人生哲学。父母亲虽然经常吵架，但他们分别带李约瑟出去旅行，开阔他的眼界。李约瑟尤其喜欢法国，后来曾前往法国游学一个学期，法语也是他运用娴熟的一种外语。也正是在法国，12岁的李约瑟第一次接触到了工人家庭，了解到他们的艰辛，为他以后的政治信仰奠定了基础。

李约瑟阅读面很广，而且喜欢走极端。比如，他10岁时就囫囵吞枣般地一次读完了德国弗里德里希·希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历史哲学》，当然，他的德语也因此大有长进。

李约瑟家的朋友、后来被封爵士的约翰·布兰德-萨顿（Sir John Bland-Sutton）也是一个医生，解剖过的动物不下12000种，还是子宫切除术的发明者。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李约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李约瑟9岁时，布兰德-萨顿就带他观摩阑尾手术，并付他1英镑作为当助手的酬劳。尽管李约瑟后来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外科医生，但是在十几岁时便在他父亲的外科手术时当助手。所以他对人体解剖了如指掌。

1914年8月，德国进攻比利时，李约瑟被送到距伦敦100英里的北安普敦州的翁德尔公学。这是英国最古老、最昂贵、最出名的公学中的一所，在那里，李约瑟从校长山德森（F. W. Sanderson）那里学到了“思考”而且“往大处思考”（think big）的境界。

1917年的一天，他坐火车去看牙医，机车司机让他进入驾驶室，与他交谈，教他如何驾驶火车，这段经历使李约瑟第一次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同情，第一次展现出他后来具有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政治生涯的萌芽。

就在那一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李约瑟回家时表示支持布尔什维克，宣称俄国共产主义者是“好人”，无产阶级专政是未来，着实让他父亲大吃一惊。尽管他从来没有阅读过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切从何而来，也许来自于与火车司机的接触。

还是在那一年，李约瑟正式认识到他在科学方面的才能和兴趣，申请大学学习医学，像他父亲那样成为一名医生。由于军队医疗人员奇缺，他被皇家海军招募为志愿预备役。不过，战争在8月结束，他得以在10月进入剑桥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整个人生。

但是，几乎是一入学，李约瑟便放弃了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在他看来，外科医生就是“锯骨头”，太机械、太不需要智力。他的导师、著名食品生物学家威廉·巴特·哈代爵士（Sir William Bate Hardy）建议他改学化学，告诉他“未来就在原子和分子中”。李约瑟也认为化学比解剖来得有意思。通过三年的刻苦学习（还有祷告），他获得了学位。

而这时，李约瑟年仅60岁的父亲去世了。悲痛之余，李约瑟感到亟需一个父亲般的人物来指导自己的未来。他找到了在翁德尔公学时曾有一面之缘的生物化学大家弗里德里希·戈兰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他后来因发现维生素而被授予骑士的荣誉）。霍普金斯马上要李约瑟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并给予指导和呵护。李约瑟的学术地位因此不断上升，进入实验室不久便得到了研究奖学金，并在短短几年中晋升为准教授（reader）。

霍普金斯的实验室还有一样吸引李约瑟的地方，那就是众多聪敏的姑娘。他的性格居然由此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李约瑟本来就风度翩翩，博学多闻，懂包括波兰语在内的7种语言，现在，有了准教授的头衔和那令人羡慕的薪水，加上父亲去世后留下的投资于股票的年金收入，又变得花言巧语，自然对女性颇有诱惑力，包括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多萝茜·迈瑞·莫伊勒（Dorothy Mary Moyle）。

1923年的一个春天，李约瑟第一次邀请多萝茜约会。多萝茜年长李约瑟5岁，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学。他们又以研究生物化学的名义周游世界，足迹遍及美国加州的蒙特瑞、麻省的伍兹•霍尔研究所、位于布里坦尼的法国的海洋实验室等。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作研究之旅，实际上，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谈论对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共同兴趣，当然，还谈情说爱。1924年9月13日，他们结为夫妻。

10月，在李约瑟博士论文答辩后，凯斯学院便选他为院士，这不但使他在学院拥有一间寝室，那就是著名的K-1，而且可以享受各种特权，比如，在学院高雅、华丽的餐厅招待客人。不到24岁的李约瑟已经功成名就。

1931年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约瑟的专著《化学胚胎学》。这部3卷本的著作显示出李约瑟“往大处思考”的才能，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将取得更大的功名——果不其然，他在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的妻子也在7年后当选）（他后来还当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在以前的李约瑟传记中，来自中国南京的女子鲁桂珍是李约瑟的亲密助手和晚年伴侣。确实，《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鲁桂珍功不可没，用鲁桂珍的话来说，李约瑟在东西方文明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她自己是支撑桥梁的拱形。李约瑟还曾将该书的第一卷献给鲁桂珍的父亲。李约瑟在妻子去世后还娶了鲁桂珍为妻。

但是，在温切斯特的笔下，事情远没有那么单纯。事实是，李约瑟迷恋中国始于迷恋鲁桂珍。1937年8月，鲁桂珍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鲁桂珍师从李约瑟的妻子。

李约瑟几乎对鲁桂珍是一见钟情。根据李约瑟日记的记载，他们在印度餐馆或剑桥最好的意大利餐馆用餐；观看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手挽手地沿着封冻的河边散步；到法国埃弗伦度假。

也许是在1938年2月的一个晚上，李约瑟与鲁桂珍有了肌肤之亲，地点是凯斯学院的寝室K-1(当时，李约瑟的妻子前去探望她的家人，而温切斯特的用词“the couple’s energies being spent”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完事后，两人躺在床上抽烟。在鲁桂珍的指导下，李约瑟在日记本上用中文写下了他们抽的东西­——“香烟”。这是李约瑟第一次写中文。李约瑟端详自己的杰作，说道：“我必须学习这种语言。”接着，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而如何写、读和看这个名字成了李约瑟的第一堂中文课，以后又得到不断的重复。

从此，鲁桂珍不仅成了李约瑟的中文老师，而且成了李约瑟的情妇（mistress），而李约瑟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产生了与情爱一样激烈的痴迷。而李约瑟也是一个认真的学生，为学中文专门编撰了几本小辞典，总结了中文的规律。就这样，一个非专业的中国学研究者、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科学史科班训练的非同寻常的历史学家诞生了！

李约瑟的行为引起了一个中国人的注意，他就是正在牛津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罗章曙。罗教授来自重庆。从他收到的同事的信件和电报中，他知道日本正在摧毁中国的教育体系，上海、武汉、南京和广州的大学是轰炸的重点，南开大学也受到连续轰炸，北京的大学被日军洗劫一空，教学楼被日军占用。于是，罗教授在英国的大学作演讲，告诉大家，中国一半以上的大学被摧毁或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

1939年11月15日晚上，在牛津和剑桥学者的一次聚会上，罗教授的演讲引起了共鸣，一致认为英国必须立即派人前往中国，了解情况，并据此决定如何给予支持。虽然李约瑟不是第一候选人，但当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加上他的才智、异乎寻常的语言能力，大家马上一致认为他是最佳人选。

经过18个月的外交斡旋，英国终于决定派李约瑟前往中国。1941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终于发表声明，决定将其工作范围延伸到与中国学术界的合作。李约瑟被任命为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

这时，李约瑟没有忘记鲁桂珍。鲁桂珍在1939年夏天前往美国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会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给了她一个职位，她便留了下来。但是，她受不了花粉过敏，便转到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实验室，后来又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职位。于是，1942年夏天，李约瑟专程前往纽约看望鲁桂珍。

他们的聚会虽然短暂，但李约瑟除了询问鲁桂珍要访问哪些地方、见什么人外，还讲述了一个突然产生的想法。这个想法最初写在一个信封上：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他与鲁桂珍讨论了这个想法，设想有一天将这个想法写成一本书，向西方解释中国对科学的贡献有多么深远和巨大。李约瑟对中国的迷恋终于要结果了！

1942年11月19日，来自英国外交部的电报告诉李约瑟，轮船即将起航，整个航程将持续10个星期，李约瑟将在红海的某个地方过圣诞节，在印度孟买过元旦，2月停靠印度的胡格利码头，然后从加尔各达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前往中国，并于2月24日下午抵达云南首府昆明。一切正如安排得那样，1943年2月24日，李约瑟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中国。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946年。

在中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达到3万英里，足迹遍及中国西南的云南乃至中缅边界、东南的福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多日，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他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中国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喜爱战争时期的冒险生活，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对中国文化历史更有彻底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渐精通。

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1943年6月，李约瑟在沿长江上行去重庆时，意外在李庄发现了中央研究院院部，并在那里做了一次中国科学史的演讲，听众中一位在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任职的化学家王铃，有意研究火药的起源，彼此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影响。5年后，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将自己工资的一半给他。

李约瑟还结识包括郭沫若、竺可桢等在内的朋友，他们在中国解放后到1958年间给李约瑟寄去了不少珍贵的图书资料。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提到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闻名的贡献的书。当日本投降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1万卷1亿7千万字。

不过，《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透露，李约瑟出行其实有着多重官方使命。除了协助从沦陷区逃往内地的学者们重建大学，给他们送去最急需的实验仪器、参考书和科学期刊外（李约瑟先后去过296所大学和研究所，给他们送去了数万吨的设备和期刊），李约瑟还肩负着改善英中关系的重任，以便日本投降后，英国能立即在中国乃至整个区域施加影响。另外，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李约瑟是间谍，他与国共两党也保持着不偏不倚的关系，但是，他与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的接触，使他有可能了解到内幕信息，从而对情报机关有一定价值。当然，李约瑟不忘个人对中国在学术的兴趣，还几乎每天给远在纽约的鲁桂珍写信，或在日记中留下对她的爱恋的表白。在1945年初，他在前往美国华盛顿参与战后联合国有关的会议时，当然不会忘记专程去纽约看望鲁桂珍。

后来，不仅妻子多萝茜来到了中国，李约瑟还为鲁桂珍专门设立了营养专家一个虚职，让她也来中国。为此，李约瑟的同事、生物学家劳伦斯·皮肯（Laurence Picken）专门给英国文化委员会写信，指责李约瑟利用职权徇私。

1946年3月，在重庆的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Julian Huxley）的一份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李约瑟似乎仍然对皮肯告状耿耿于怀，便选择了离开中国。但是，李约瑟仅仅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于是，李约瑟出乎意料地马上辞职返回剑桥，回到他的K-1，并马上着手他的恢宏计划。

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写信，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出版计划。他认为，这本一卷的书的读者应包括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国科学史，二是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

一周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复函，接受了李约瑟的计划。数周后，李约瑟修改了计划，将书的卷数扩大到7卷，在10年内完成。第一卷，总论；第二卷，中国哲学；第三卷，前科学；第四卷，中国技术；第五卷，“李约瑟问题”；第六卷，中国的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关系；第七卷，中国的未来。

这时，有人提出了异议，说李约瑟是教师，有教学任务。也有人提出，他应该集中精力去教授本科生胚胎学，重新开始6年前停下的生物化学研究。更有人认为，李约瑟并不具有从事中国科学史写作的资格。

庆幸的是，李约瑟的兴趣得到了剑桥大学的认可。学校先是免去他指导研究生，只需讲授生物化学；几周后又免去他所有的教学任务，他甚至不必到生物化学系上班。同事们认为，一旦这本著作完成后，将给剑桥带来无上的荣光。事实证明，李约瑟并没有让大家失望。

于是，李约瑟便全心专注于这部巨著。他没有专职打字员或秘书，而是两个手指在打字机上飞快地跳跃，初稿往往也是最后一稿，可直接送到印刷厂排版，然后在清样上修改。他写作时只有王铃可以打断。尽管他烟瘾十足，但他中午之前绝对禁烟，到12点钟后才开始嘴不离烟。他闭门谢客，即使是象朱列安·赫里胥那样的老朋友也不例外，没有约会只能打回票。有一次，一个法国人打来电话，问他要《化学胚胎学》一书中引用的一篇论文，李约瑟说没有。但是，那个法国人又邀请他共进午餐。原来，那个法国人运用《化学胚胎学》中的理论改进了鸡蛋生产方式，专门来剑桥向李约瑟致谢，给他的那张支票的数目不小。

1954年8月14日，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有了结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正式出版。但是，李约瑟却没有在英国躬逢其盛。7月下旬，他和妻子前往巴黎与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鲁桂珍会面，开香槟庆祝即将出版的著作。然后，李约瑟夫妇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会议结束后，俩人来到法国小镇安波伊斯（Amboise），在达•芬奇度过生命最后三年的房子和墓地边上度过那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其实，李约瑟来到安玻伊斯并不仅仅是为了凭吊达·芬奇，而是想离开人们的视线。在从中国回来的8年中，他有意无意地侵入了两个在别人看来根本没有资格的领域，并对那些领域中的学者构成威胁。他在中文系没有职位，却俨然是中国问题的权威；他没有上过一个小时的历史课，却说服了大学最威严和最古老的出版社让他写科学史巨著。李约瑟还意识到，他的读者对中国和东方怀有偏见，他想改变人们的看法，但不能确定能否做到。自己的著作是否会引起学术界和读者的关注，恐怕要等到后几卷的出版才能见分晓。

深信社会主义的李约瑟与新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同样颇具争议，尤其是他曾参与对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细菌战的调查，在多数人认为这只是苏联和中国编造之言的情况下（历史也证明确实如此），他却坚信不疑，指控美在满洲与北朝鲜使用细菌战，导致了很多西方同辈人对他避之不及，也影响到了他的学术声誉。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他也被列入不准进入美国的黑名单，直至1970年代才解禁。英国政府则批评他在政治上“过份天真”。

事实证明，李约瑟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后，英国《观察家报》、《新科学家》、美国《纽约时报》、《美国历史学评论》等报刊都发表名家评论，赞扬这部著作，就连曾在重庆打过小报告、这时已经成为包括中国科学在内的众多领域的专家的皮肯，也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评论李约瑟“非凡”的成就。第一卷第一次印刷的5千本一售而空，出版社不得不加印。

李约瑟终于释怀了。此后，他将余生献给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按计划，《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出齐后将有7卷30多册。50多年来，先后出版了24册（他生前出版了18册），计1万5000页、300万字，他的学生与敬慕他的科学家正合作完成其余各册。《中国科学文化史》洋洋洒洒，面面俱到，包罗万象，涉及的内容从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化学、军事技术等等，到生活中各种小发明，例如雨伞、风筝、乐鼓、瓷器、围棋，甚至具有香味的卫生纸等等。这本巨著是剑桥大学、乃至整个英国的皇冠上的明珠，至今仍然是经典和不可缺少的著作，从来没有断档过。

《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出版，也给李约瑟带来了巨大的荣誉。1959年，他被选冈维勒与凯斯学院院士会主席；1963年，他的肖像挂上了学院的名人堂；三年后，他又当选校监。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是仅有的几位同时是英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也纷至沓来。1992年，英国女王授予他国家最高荣誉——Companionship of Honour。

《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向读者展现了李约瑟不为人、至少是不为中国读者所知道的另一面——他的一些惊世骇俗、与其科学家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这就是书名中为什么要用eccentric一词的原因。

进入剑桥是李约瑟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一改拘禁的性格，变得风流倜傥起来，而且热衷非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他是一个不拘形式的裸体主义实践者，喜欢裸泳，喜欢跳狂野的毛利舞。

又比如，他每每见到漂亮的女性，就忍不住要追逐调情，即使在中国三年期间也一样，一生风流韵事不断。尽管他曾加入牧师团体（Oratory of the Good Shepherd），但耐不住独身的教规。

鲁桂珍进入李约瑟夫妇的生活后，由于李约瑟和妻子（鲁桂珍起的中文名字为李大斐）在结婚时便公开约定，他们的婚姻是开放的，不必为对方守贞，并有自由追求让他们心动的对象，因此，李大斐对于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关系不仅眼开眼闭，从不吃醋干涉，甚至三人性情相悦，和谐相处，相安无事。当然，他们三人除了生活常在一起外，工作上也是好伙伴，因此得以维持了近50年的三角关系。

1970年代中期，年已70多岁的李约瑟又迷上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子时学颜（H. Y. Shih），并有过短暂却炽热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与鲁桂珍两人以“妻妾同盟”（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击退了时学颜，保住了他们的三角关系。1991年，鲁桂珍去世后，李约瑟又写信给这位时女士和其他两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绝。

李约瑟爱好速度和冲刺，所购买的第一辆跑车是蓝色的六缸跑车，马尔科姆·坎贝尔（Malcolm Campbell）曾在1925年到1935年间驾此车屡创世界纪录，后来又拥有过替他跑车。据说，在1960年代，毛泽东在李约瑟访华时曾就是否让中国人开汽车向他咨询。李约瑟不解其意，回答说：“主席先生，我在剑桥时骑自行车就够了。”这可能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发展汽车工业的原因之一。

读者期待，李约瑟将在《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结束卷中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解释。遗憾的是，这位耄耋老人没有完成这本巨著便溘然长逝，所以，他并没有给出答案。也许他对这个题目太了解了，反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许他并没有完全弄懂中国创造的源泉为何干涸。

倒是学者们一直在讨论“李约瑟问题”，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在15世纪后停止了尝试，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解答。显然，一个国家的科学与文明与政治、宗教、哲学、文化、教育等社会体制密不可分。

当然，也有人指出，与其问“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倒不如问“为什么现代科学会在欧洲产生”。就一个有着否定意味的问题寻找答案，实际上毫无意义。

总之，《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的出版，恰逢中国重新崛起并日益引起世界关注之际，固然会引起世界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好奇与兴趣。但是，“李约瑟问题”更值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以避免中国未来重蹈覆辙。

注：本文首发于《中华读书报》，《赛先生》获作者授权转载。

曹聪，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创新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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