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图源：Roman Vishniac，Flickr
在世人眼中，爱因斯坦是一位不受拘束的天才，他以反抗权威著称。事实上，爱因斯坦曾担任过科研管理的角色。他是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创始所长，实际主管所务5年(1917—1922)，名义上任职至1933年。尽管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成立的初衷是为应对物理学中的危机，让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从事基础研究，但成立后其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来自外部科学家们的科学建议反倒成了研究所运转的主要动力，成为一个为纯科学研究提供资助的机构。 科学史研究者方在庆与冯乐结合相关社会背景，梳理了爱因斯坦任职的前因后果，展现他作为所长行使职权的具体情况。同时，从爱因斯坦的相关信件中探寻他对这一职位的思考，并对他作为科研管理者的角色进行相应的评价。作为科研管理者的爱因斯坦
1905年，还在瑞士联邦专利局担任三级专利员的爱因斯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在物理学界最有影响的《物理学纪事》(Annalen der Physik)上发表了四篇论文。这些论文中的每一篇都改变了物理学的面貌。爱因斯坦一下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07年以后，爱因斯坦开始渴望在学术机构与“志同道合的人”进行切磋。1909年，他辞去专利局的职务，被聘为苏黎世大学副教授。1911年1月，又被布拉格德语大学聘为正教授。
1911年10月底，爱因斯坦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索尔维会议。这并非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参加有学界权威出席的学术会议，但能被选为会议代表，也是他在学界地位上升的标志。作为会议第二年轻的与会者，在11月3日，即会议最后一天，爱因斯坦发表了题为“论比热问题的现状”(Zum gegenwärtigen Stande des Problems der spezifischen Wärme)的演讲。就在会议前后，爱因斯坦还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和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提供的职位间犹豫权衡。11月15日左右，在历经了一个月的思考后，爱因斯坦正式拒绝乌德勒支，接受母校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聘任。也正是在这一次会议后，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和瓦尔特·能斯特(Walther Nernst,1864-1941)回到柏林，开始推进招募爱因斯坦的计划([1],p.224)。1911年第一次索尔维会议的照片。你能认出他们都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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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月，受到学界敬重的普朗克和能斯特专门南下，要将爱因斯坦收入麾下；柏林是当时公认的世界“科学中心”，他们“需要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把这样的非凡人才争取到手”([2],页488)。他们为爱因斯坦提供了难以拒绝的许诺，包括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和柏林大学教授的头衔，以及为他专门设立一个物理研究所。这三个条件非常诱人。无论是成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还是成为柏林大学的教授，都是至高无尚的荣誉。更关键的是，他有上课的权利，但没有教学的义务。这对于不喜教学的爱因斯坦来说，是非常合适的。爱因斯坦经过考虑，答应了普朗克和能斯特。当然，寡居在柏林的表姐爱尔莎(Elsa Löwenthal Einstein,1876-1936)，也是吸引爱因斯坦到柏林的重要因素。
1911年，威廉皇帝学会在柏林成立，它是在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和著名的皇家图书馆馆长阿道夫·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的倡议下，为促进科学发展而成立的全新的协会。哈纳克在关于成立威廉皇帝学会的建议中，对科学体系的全面改革进行了概述，提出成立与大学并存的研究所，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专门的基础研究[注1]。在这背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科学的强大与民族国家的强大进一步关联起来[注2]。
1906年12月，刚获得190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1862-1947)向普鲁士教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物理学研究所”的备忘录，提出纯物理研究对于技术发展的必要性，并指出大学研究的不足。1908年，能斯特提出建立“放射性与电子研究所”。1912年普鲁士教育部长弗里德里希·施密特-奥特(Friedrich Schmidt-Ott,1860-1956)与能斯特、埃米尔·费舍(Emil Fischer,1852-1919)建议建立以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为中心的“放射学研究所”。直到1913年，出现了将建立新的物理研究所的计划与招募爱因斯坦到柏林的目标相结合的想法，但他也并不是唯一的候选([5],pp.23—24)。并且一开始，也并没有想围绕爱因斯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所，而是考虑让他加入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任所长的威廉皇帝物理化学与电化学研究所([2],页472)。1914年，爱因斯坦（右）与哈伯（左）在柏林。图源：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历史档案馆1914年2月，普朗克、能斯特等人向普鲁士教育部、威廉皇帝学会和科佩尔[注3]基金会提交了关于成立物理研究所的申请。其中提到：“该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重要和紧迫的物理问题，由特别合适的物理研究人员组成协会，并肩作战，以有计划地引导相关问题，通过数学物理的思考和特别是在有关研究人员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调查，尽可能详尽地解决问题。”([6],p.228)从这份申请中，可以看出研究所的发起者们，希望通过科学家们齐心协力、制定某种计划，引导物理学发展的决心。同时，在另一份备忘中，哈伯提到了普朗克提出的量子假说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新的实验研究，以获得对自然界进行物理理解的可用基础"([7],p.9)的迫切性。而在量子理论早期发展过程中，爱因斯坦起到了主要作用。1905年提出光量子假说，1907年用普朗克的量子假说解释了低温下固体比热容的问题。可以认为，在提出狭义相对论之后的五六年间（1905—1911年左右），爱因斯坦的声望主要来自他对量子理论的贡献。因此，爱因斯坦成为柏林重要计划的人选有着充分的理由。简言之，“威廉皇帝学会计划建立的物理研究所将集中研究量子假说产生的问题。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任命与‘物质理论的新基础’的期望有关”[7]。尽管爱因斯坦对柏林方面的聘请有所不安[注4]（［2］,页538），但毕竟被允诺了优厚的条件。此外，爱因斯坦对柏林方面为自己成立的物理研究所有一定期待。爱因斯坦几次在给亲友的信件中表露他对新研究所成立的关切。在给表姐爱尔莎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如果让我主持某个研究所的话，是件好事；这样我可以与其他人一起工作，而不必单干了。我更喜欢那样工作。”[注5]（［2］,页523）在研究所成立前景仍不明朗的时候，爱因斯坦显示过失落之情：“研究所的事，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我不再考虑此事了。此事将肯定落空，命该如此。”（[2］,页519）爱因斯坦于1914年4月来到柏林，而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成立事宜也经历了些许波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普鲁士政府拒绝出资，它的成立被推迟了三年。1917年初，柏林的机器和工具制造商弗朗茨·施托克（Franz Stock,1867-1939）提供了54万马克资助（其中50万源自战争公债），使研究所建立成为可能［7］。原拟在柏林达勒姆为物理研究所建一座小楼，楼里设档案室、图书馆，并配备物理仪器，后来该计划被放弃。10月，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办公室设在柏林高档的巴伐利亚区哈伯兰街5号爱因斯坦的住所中。而在此之前，爱因斯坦在位于达勒姆的哈伯的物理化学与电化学研究所二楼办公。
从爱因斯坦的职场经验来看，在此之前他几乎是单枪匹马进行研究的大学教授，很少有行政管理经历。虽然1911年1月至1912年7月，他兼任布拉格德语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但几乎不涉及管理职责。而提倡“哈纳克原则”（Harnack-Prinzip）的威廉皇帝学会，相较于行政管理经验，在选择研究所的核心人物时则更看重其科学研究上的能力和声望，在此基础上赋予足够的科学决策和支配资源的权力。爱因斯坦曾对普朗克表示过自己的担忧：“或迟或早将会表明，我并不是一个担任研究所领导职务以及从事与由于即将设立基金而产生的业务活动有关的恰当人选，以至于我预见自己将不得不放弃那个职务。”（[8],页41）然而，从爱因斯坦应对工作的情况来看，或许也不尽然。
从研究所于1917年12月在《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发布的成立公告来看，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有两项：（1）发起并制定有关紧要物理问题的研究规划，并决定研究的问题、方法和实验室的选择；（2）研究所也对其他物理学家提出的建议给予审查和提供资助（[5],p.35）。这份公告尚可显示普朗克等人最初提交建所申请时的那种组织科学研究的愿景，但也表示出兼听外部建议的姿态。1919年3月，研究所向德国和奥地利各大学物理研究所再次发布了一份“研究基金申请”的公告，明确告知“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拥有可观的经费，用于支持科研机构以及本专业同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把提供的资助明确为两类:（1）购买仪器的经费；（2）研究津贴。经费唯一分配准则是振兴物理学研究工作（[9],页637）。这表明研究所成为一个单纯提供资助的机构，与1914年最初的想法相比，研究所的任务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转变。研究所的任务直接体现在了爱因斯坦作为所长的职能上。物理研究所由两部分主体组成：爱因斯坦、普朗克、能斯特、哈伯、瓦堡和鲁本斯6人组成的理事会（Direktorium，即科学指导委员会），以及西门子、施密特-奥特、科佩尔、普朗克、能斯特和哈伯6人组成的监事会（Kuratorium，即行政管理委员会）。理事会负责严格的学术审查，监事会的职责是监管预算、审核拨款。爱因斯坦是理事会主席，西门子是监事会主席。因此，处理项目申请的信函就都寄到爱因斯坦处，由他进行把关。爱因斯坦的主要工作是筛选可以支持的项目，提交理事会商议，再交付监事会批准。因此，了解爱因斯坦如何应对这些申请，是了解爱因斯坦如何对待自己作为所长的权责的重要途径。自1917年12月16日研究所成立的公告在《福斯报》登出后，17日开始便有人给爱因斯坦写信提出申请。许多工程师或发明家希望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能支持他们的工作。比如，1918年3月23日来自明斯特的海因里希·克内曼（Heinrich Könemann）就设计永动机提出了申请，爱因斯坦至少回复了他一次，因为在3月28日，此人又来信对爱因斯坦的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又如，来自维也纳的爱德华·施韦格勒(Eduard Schweigler)1921年2月11日致信爱因斯坦，就其关于“视讯单元”([10],页76)的发明，希望获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支持，并附上手绘示意图。爱因斯坦在2月17日回绝他时写道：“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唯一使命就是致力于促进各种纯科学目标的实现，故此，它不能促进您的研究。”([10],页85)他进而还就此发明发表了简短的个人看法，指出了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对于可能有价值但不对口的研究请求，爱因斯坦会在拒绝的同时提出建议。例如针对柏林大学药理学院X射线部的古斯塔夫·布基(GustavBucky,1880-1963)提出的，建议为医学上的应用在研究所设置一个独立部门，就X射线进行理论与实验方面的研究，爱因斯坦建议他去找帝国物理技术研究院(Physikalisch-Technische Reichsanstalt,简称PTR)[注6]([17],页430)。此类申请不符合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要求，但可以帮助理解所长爱因斯坦的工作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确实不得不应付数量庞大而内容繁杂的信件[注8]。另外可以注意到，虽然爱因斯坦在处理这些纷至沓来的信件过程中，更像一个解释者、沟通者或者协调员，但是他也客观上成为了一个中枢。在这过程中，他可能是头回以一个机构的“权威”的身份，与跨度如此广泛的研究者或技术员产生了联系，而他的回复可以看出他对研究所拨款政策的把握。另外一类申请来自与爱因斯坦熟悉的科学同事或朋友。他们是否更容易获取资助，也是令人感兴趣的。1919年3月25日，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助理、索末菲的学生威廉·楞茨(Wilhelm Lenz，1888-1957)致信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希望能得到一份高于他作为研究助理工资的研究津贴，以缓解他的财务压力和工作负担。这一申请得到了索末菲的支持，索末菲特意附上了一封推荐信；此外，该申请此前由索末菲“和爱因斯坦教授及枢密顾问普朗克先生讨论过"([9],页19-21)。4月26日爱因斯坦致信楞茨，由于研究所的艰难状况，他的申请被拒绝([9],页584）。由于在4月25日理事会向监事会递交的项目清单中，没有楞茨的申请([9],页584),可以判断拒绝资助楞茨的决定是理事会做出的。劳厄作为爱因斯坦亲密的科学同仁兼好友，也曾经于1919年4月7日致信爱因斯坦，“以最大的热情建议”爱因斯坦接受维尔茨堡大学物理学研究助理胡戈·泽曼(Hugo Seemann,1884-1974)的研究津贴的申请。劳厄对泽曼的研究能力做出了肯定，并乐意提供更多信息([9],页31)。而在4月25日理事会向监事会提交的项目清单中，虽然泽曼在列，但理事会将津贴改成了购买设备的钱。同时，爱因斯坦告知泽曼，由于申请数量多且紧要程度不一，理事会将不给他提供津贴，而仅提供购买设备的费用。从这个角度看，理事会可能是因为经费原因当年不再发放津贴，但却没有同样建议楞茨改为申请设备则是个疑问[注8]。另外可参考玻恩的两次申请。1919年7月1日，玻恩向爱因斯坦申请一次性的较大经费支持，用于购买仪器。爱因斯坦在9月1日致信玻恩夫人：“我很乐意帮助您丈夫从威廉皇帝学会获取经费，如果可能的话——当我们有新的经费进行分配时……”([9],页144-145)玻恩这次并没有从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得到资助。玻恩在1921年申请购买X射线设备的资金，这次他得到了支持。申请应该是在6月6日前提出的。爱因斯坦7月16日回复玻恩，理事会要求知道研究的具体计划、所需设备和花销；8月22日再度回复玻恩：“那个威廉皇帝研究所太懒散了，因为我总是不得不跑来跑去为我亲爱的人儿……获得那份支持。你想要的那一份足以吞掉我们的大部分财产，但这完全是应当的，我也希望帮你办成。”玻恩10月21日再次写信给“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最强大的所长”，希望能尽快得到资金的支持。研究所按玻恩的需要划拨了10万马克，这笔经费是研究所在1921年4月一1922年1月期间为其他11个项目所拨经费总额的两倍多。11月29日玻恩来信，感谢爱因斯坦“慷慨地捐赠了一台X射线设备”([10],页249—250,321—323,358—360)。1920年4月17日哈伯的研究所的物理部主任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致信爱因斯坦，为测量电子效应而向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申请2000马克研究经费。理事会4月22日开会后即向监事会递交了申请([9],页633,635)。爱因斯坦在5月15日回复哈伯：“我立即致信监事会紧急请求批准他的申请。然而这个患有‘便秘症’似的机构办事拖沓，恐怕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有结果。”（［10］,页16监事会于5月18日批复了申请（［12］,页582）。以上的例子显示，在应对亲近的科学同仁的申请时，爱因斯坦有时会表达适切的关注，但无论批复与否，并不能看出爱因斯坦是否在使用特权或有任何特权。总体而言，他需要在预算内进行考量，同时也需要与“办事拖沓”的监事会打交道。可以看到，爱因斯坦作为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面向广大科研人员的“代表”，对于研究所应该资助哪些项目是有把握的。正如1919年10月，普朗克曾在威廉皇帝学会大会上承诺的：“所长爱因斯坦之名保证每一条［……］有成功希望的建议都将得到审慎考虑和有力支持。”[注9]（［13］,p.22）爱因斯坦对繁杂的信件处理并非没有怨言，称自己是“该死的邮差的奴隶"（［10］,页250）,尽管如此，他也做到了尽职尽责，乐意为有价值的研究争取资助，催促监事会加快审批进度；而他对研究所运转机制的负面评价，在一些信件中已有所透露。爱因斯坦还曾致信施密特-奥特[注10]，要求将寄给理事会的资助申请直接给他，不需要在监事会和理事会成员间流转之后再给他（［12］,页592）。尽管爱因斯坦在处理信件时需要表姐爱尔莎帮忙，但他显示出充分应对自己职责的能力，对资助的审批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3年4月，爱因斯坦在给《福斯报》的一份声明中明确表示：“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仅仅是一个为支持理论和实验物理学领域的纯科学研究而设立的基金。”（［14］,p.6）从支持的项目成果角度衡量，爱因斯坦主持期间，研究所为来自德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53个项目提供了资助，其中3/4的项目都或多或少以不同的方式与改进量子理论有关[注11]（［5］,p.106）。如1921年11月批准向瓦尔特·盖拉赫（Walther Gerlach,1889-1979）提供10000马克的支持，用于研究单原子金属蒸汽的带光谱（［10］,页476,479）,也就是斯特恩―盖拉赫实验。可以说，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当时德国物理学的发展。
然而，回顾普朗克、能斯特等人1914年提交的建所申请，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作为一个出于较强的目的性成立的机构，由它发起、制定系统的或共同的研究规划，似乎是其“应有之义”。研究所工作方向转变的现实原因，在研究所1919—1920年度的活动报告中已经指出[注12]。“一战”结束后，德国面临着政治经济和国际学术交流困境；而当时各大学研究所的经费紧缺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可能更为实际。因此，物理研究所也需要应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衡量爱因斯坦作为科研管理者的表现，可以认为，他的工作与研究所任务的调整是相适应的。同时，他对资助申请的积极回应和推动，直言不讳地对监事会的拖沓提出批评，显示了他作为科研管理者尽职尽责的工作方式。考察爱因斯坦对管理的认识，可以发现他对一个研究机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是很清楚的。在就波茨坦天体物理观测台新台长人选提出建议时，他曾写道：台长应该是一个对整个天文领域具有全面认识的人，他不仅仅能够自己独立工作，而且也要胜任总揽重大课题并解决有关问题的职责……他能否全面把握当前的重大问题，管理一个大型的天文台(这与自己独立工作完全是两码事)。([8],页323)而他对埃德加·迈尔(Edgar Meyer,1879—1960)作为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工作的客观评价，进一步显示了他对管理能力和科学成就之间区别的清楚认知。“……组织技能、技术天赋、善意再加上对人性的了解及沉稳的性格，这些都是获得成功所必需的……想到这些，我就能理解他这几年来为何迟迟不追求科学上的目标，因为这样会占用他所有的精力。”([9],页394)然而，就爱因斯坦自身而言，尽管事实显示他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自己的职责，但从1944年他对医生好友普勒什(János Plesch)的表述来看，他对研究所管理的兴趣是有限的。与研究所的故事是另一个善意的谎言。然而，我确实一直知道如何管理它，所以事实上，它没有成为我太大的负担。我只想让自己的头脑自由，而且我也不想指挥别人的活动(不做什么“领导”)。([5],p.113)基于爱因斯坦对科学研究的观点，他对研究所的管理缺乏兴趣或动力是可以理解的。在1917—1922年间，不少学者开始对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和推论进行验证。尽管在这一时期，他与一些学者如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1885-1955)、从特奥多尔·卡鲁扎(Theodor Kaluza,1885-1954)有过积极的交流，也希望能更通俗地阐述和推广广义相对论的思想，但他也无意去左右他人的研究。在爱因斯坦主持期间，研究所提供的与相对论有关的资助有：1919年波恩(Bonn)的物理学者莱昂哈德·格雷贝(Leonhard Grebe,1883-1967)和阿耳伯特·巴赫姆(Albert Bachem,1888-1957)因引力红移的研究获得了2000马克；雅各布·格罗默(Jakob Grommer)因相对论的计算工作于1919年获得1200马克，1921年获得2000马克。此外，1921年以来，爱因斯坦一直希望能在光的波动理论和量子理论之间做出裁决。为此，他从研究所获取了579.85马克资助以购买汞束冷凝泵，用于极隧射线实验。对此，卡斯坦尼蒂和戈纳认为，爱因斯坦没有充分利用职权扩大与自己相关的研究，也是他对领导工作反感的一种表现[注13]([5],p.114)。从研究所的架构看，与爱因斯坦合作的理事会的五位委员均是较其年长的大科学家，有各自的其他职务和研究领域。在主持工作期间，爱因斯坦与几位同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制定一个共同的研究计划是有困难的。或者说，研究所成立之时对架构的考虑——即仅仅将几位大科学家聚在一起——未必有利于科研工作的组织或科研计划的制定。此外，研究所成立前，爱因斯坦曾设想让德哈斯(Wander de Haas,1878-1960)、阿德里安·福克(Adriaan Fokker,1887—1972)或约翰·德罗斯特(Johannes Droste,1886-1963)到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他的助手([2],页557)。在德哈斯于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PTR)做科学助理期间(1913-1915)，二人通过实验发现了“爱因斯坦-哈德斯效应”。但研究所成立后，爱因斯坦是独立工作的，聘请研究助手的心愿没有实现。从爱因斯坦先前在大学任教的情况或他与别人合作的方式来看，即便他有研究助手，也不会发展出以自己为中心的学派。爱因斯坦主持期间，大部分情况下理事会与监事会通过信函进行项目审批决策，很少开会。爱因斯坦主持期间，开会的频率大约是：1919年1次，1920和1921年各3次，1922年4次（［5］,p.39）。物理研究所一直没有自己的建筑，理事会会议通常是在科学院的场地举行的（［6］,p.230）。缺乏建筑可能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7]，爱因斯坦显然接受了这种结果，他也乐意在自己的房间工作，这样也可以减少行政事务。然而对于一个研究所而言，建筑物的缺乏可能会导致科学活动难以有效组织。尽管受到科学同道的感召和优厚条件的吸引来到柏林，担任了所长，但爱因斯坦并非研究所的发起者，只是一个被安排的核心人物。爱因斯坦对他的德国同仁有着足够的尊重和忠诚，但很难认为他对研究所发起人的愿景或动机[注14]有足够的共情。由于现实社会条件限制和需要，研究所人员架构的限制，以及爱因斯坦本人的工作风格，在爱因斯坦任内，他未能在这个机构中成为更具主导性的科学决策者，更像一个协调员。尽管如此，他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与研究所本身工作方向的调整是相适应的。然而，以一个机构的领导人的标准衡量，爱因斯坦在组织和管理科研活动方面缺乏主动性，也是不可否认的。
由于现实社会条件限制，在爱因斯坦任内，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没能对当时的德国物理学研究发挥预期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而成为一个辅助支持机构；而它的这种辅助支持作用似乎不久也遇到了瓶颈。爱因斯坦在1923年4月给《福斯报》的声明中写道：“……今年……可供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支配的金额为2200万马克，以当前汇率可换算为4400金马克。即使有了这笔钱，也无法有效促进德国的科学研究，因为这笔钱几乎不到战前的二十分之一。”[注15]（［14］，p.6）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科研机构进行资助的工作更多地由“德国科学和学术应急协会”（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来接管，爱因斯坦也是其成员。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拟定新的工作方向，筹划建设新建筑和配置实验设备等，这些工作主要由劳厄、德拜等人主导。
1920年9月，在保罗·魏兰(Paul Weyland,1888-1972)策划的反爱因斯坦集会之后，爱因斯坦表露出离开德国的意愿。在1922年给居里夫人的信件中，爱因斯坦透露，他“决定尽量平静地辞去自己在科学院的职务，以及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一职，找个地方作为一个普通人安顿下来”([15],页352)。7月，爱因斯坦致信劳厄，将所长的工作交付给他，希望他“从10月1日起，无限期地担任这个职务”([15],页354)。1933年希特勒开始掌权，他随即从普鲁士科学院与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辞职。学界一般认为，爱因斯坦缺乏足够的行政管理的能力，爱因斯坦对此也予以承认。1952年，迟暮之年的爱因斯坦曾婉拒以色列议会的提议——担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他深知自己没有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我一辈子都在跟客观事物打交道，我生性缺乏恰当地与人打交道和行政管理的经验与能力。”([16],页263)爱因斯坦受到科学同仁的感召来到柏林，加入德国科学界，担任德国学术权威机构的“代表”。从实际情况看，虽然他对进一步的组织管理工作的缺乏兴趣，但对于基本的职责能够积极履行。此外，最终促使他放弃职务选择离开的，是复杂的社会形势，而非他自身行政管理的经验和能力。本文原载于《科学文化评论》第19卷第5期(2022)：31-43，《赛先生》获授权首发在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简介：
冯乐，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方在庆，1963年生，湖北天门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Email：fang@ihns.ac.cn[注1] 参考https://www.mpg.de/947056/1_person0-1909。此外，威廉皇帝学会的成立也是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1839-1908)的想法的延续。阿尔特霍夫曾制定一项计划，将达勒姆前领地的剩余王室土地开发成“德国的牛津”。在阿尔特霍夫的设想中，柏林郊区不仅要有柏林大学的附属建筑，还有新的研究机构和大量科学收藏([3], p.4)。[注2] 哈纳克提到：“……德国的学术研究在重要的科学研究领域落后于其他国家，其竞争能力受到严重威胁……这种情况对民族国家来说已经是不祥之兆，对学术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对国家来说，它是不祥的，因为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异常强烈的时代，与过去不同，学术研究的每一项成果都被烙上了国家的印记。”([4], p.4)[注3] 利奥波德·科佩尔(Leopold Koppel, 1854-1933),出生于德累斯顿的一个犹太家庭。银行家和企业家。爱因斯坦作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有12000马克的年薪，其中6000马克即由科佩尔提供。科佩尔是威廉皇帝学会的评议员(Senator),他的资助是物理研究所的主要经济支柱。此外，科佩尔资助成立了哈伯的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研究所。
[注4] 爱因斯坦曾对人表示：“柏林人打赌，说我像一只最好的下蛋母鸡，不过我不肯定我是否仍然能够下蛋。”（［2］,页539）
[注5] 爱因斯坦对研究所给与一定关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科学院院士不能配备助手，而研究所可以给他配备助手。
[注6] 后来，布基也移居美国。1935年，他和爱因斯坦共同申请了一项相机专利，该相机可以自我调整进入摄影板的光量。
[注7] 1919-1922年7月，所长爱因斯坦仅在项目评估方面，就收到了230多封信件(参见[7])。
[注8] 将津贴改为购买设备的钱也许是种折中的方法，但有时申请人并不一定接受。如泽曼对没能获得津贴表示失望，但乐意接受购买设备的钱；而但泽高等工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Danzig)的克鲁格(Friedrich Krüger)则抱怨理事会未通知本人就变更拨款，表示他已经有其他基金资助的设备，希望理事会能把购买设备的钱换成津贴。最终理事会给他的这笔拨款没有支出。针对楞茨的申请，卡斯坦尼蒂和戈纳认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理事会成员当时可能不想资助索末菲监管下的研究([5], p.58)。
[注9] 前文的施韦格勒在给爱因斯坦写信时特意提到他读到普朗克的这篇演讲。
[注10] 监事会成员。1919年10月监事会主席西门子去世，1920年3月施密特-奥特接任监事会主席。
[注11] 受资助的包括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的研究所以及威廉皇帝学会自己的研究所等（具体支持项目可参见［5］，pp.116—120）。
[注12] “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任务主要是支持大型科学研究项目，而这些项目无法通过单一的(大学)研究所来实施。然而，艰难的经济形势和由此产生的各研究所研究经费短缺，使得有必要偏离这一计划，支持更多的独立研究项目。理事会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最好地服务于物理研究的持续和改进。”([5],p.59)
[注13] 此外，还需要提到埃尔文·芬利·弗罗因德利希(Erwin Finlay Freundlich)的情况。在爱因斯坦的协调下，1918年2月，弗罗因德利希与威廉皇帝研究所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成为研究所唯一的雇员，在波茨坦天体物理观测台从事广义相对论的检验工作，从研究所获得相应薪酬和研究资助。他的年薪为6000马克，比所长爱因斯坦还高。但其研究并没有对广义相对论的验证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注14] 卡斯坦尼蒂和戈纳将物理研究所创立的动机总结为：第一，认识到物理学中的理论危机，希望齐心协力地应对。第二，将一位大物理学家带到柏林，他承诺将为科学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并为柏林和普鲁士的声誉增光添彩（参见［5］）。
[注15] 根据本文件编辑脚注，应该是1/17。
[1] Stoltzenberg, Dietrich. Fritz Haber: Chemiker, Nobelpreisträger, Deutscher, Jude; eine Biographie [M]. Weinheim: VCH, 1994.
[2]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M].范岱年主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3] James, Jeremiah, and Thomas Steinhauser, Dieter Hoffmann, Bretislav Friedrich. One Hundred Year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hemistry and Physics The Fritz Haber Institute of the Max Planck Society, 1911-2011 [M].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1.
[4] Harnack, Adolf von. Gedanken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neuen Organisation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 [M]. Berlin: Gedruckt in der Reichsdruckerei, 1910.
[5] Goenner, Hubert, and Giuseppe Castagnetti. Establishing Quantum Physics in Berlin: Einstein and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hysics, 1917-1922[M]. Cham: Springer, 2021.
[6] vom Brocke, Bernhard, and Hubert Laitko, eds.. Die Kaiser-Wilhelm-/Max-Planck-Gesellschaft und ihre Institute: Studien zu ihrer Geschichte Das Harnack-Prinzip [M].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1996.
[7] Schluter, Steffen. Albert Einstein als Direktor des Kaiser-Wilhelm-Instituts in Berlin-Schöneberg [J]. Jahrbuch für Brandenburgische Landesgeschichte 1995,46：169—185.
[8]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上[M].杨武能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9]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M].方在庆，申文斌主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10]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二卷[M].莫光华主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11]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下[M].杨武能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12]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全集：第十卷[M].申文斌主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13 ] Planck, Max. Das Wesen des Lichts[M]. 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1920.
[14] Einstein, Albert.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 14[M]. Ed. by Diana K. Buchwald, Jozsef Illy, Ze'ev Rosenkranz, Tilman Sauer and Osik Mo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M].方在庆，何钧主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16]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M].方在庆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
1911年索尔维会议合影中的人物：
坐者（从左至右)：(1)沃尔特·能斯特、(2)马塞尔·布里渊、(3)欧内斯特·索尔维、(4)亨德里克·洛伦兹、(5)埃米尔·沃伯格、(6)让·佩兰、(7)威廉·维恩、(8)玛丽·居里、(9)亨利·庞加莱。
站者（从左至右）：(1)罗伯特·戈尔德施密特、(2)马克斯·普朗克、(3)海因里希·鲁本斯、(4)阿诺·索末菲、(5)弗雷德里克·林德曼、(6)莫里斯·德布罗意、(7)马丁·努森、(8)弗里德里希·哈泽内尔、(9)乔治·霍斯特尔特、(10)爱德华·赫尔岑、(11)詹姆斯·金斯、(12)欧内斯特·卢瑟福、(13)海克·卡末林·昂内斯、(1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5)保罗·朗之万。
BOOK TIME
《爱因斯坦百科》包含关于爱因斯坦的出生和去世、家庭和恋爱关系、荣誉和奖项、他学习和工作的教育机构、公民身份和移民美国、爱好和旅行的条目，还有他结交的人，他的档案以及爱因斯坦文稿计划的历史。
1922年秋天，爱因斯坦携妻子开始了为期五个半月的远东和中东之旅，这些地区是他以前从未去过的。这次行程包括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的短暂停留，在日本为期6周的旋风式演讲，对巴勒斯坦12天的短期访问以及对西班牙的3周访问。《爱因斯坦旅行日记》展示了爱因斯坦在这一重要旅程中的完整日记，让我们以私密的视角窥视一个聪明的头脑如何与宏大的世界相遇。《爱因斯坦文集》
2010年11月1日出版
爱因斯坦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其思想也是非常庞杂的。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科学工作和哲学思想的评价有所争论。本书的编纂就是为了进一步开展爱因斯坦研究和讨论提供一手的材料。本书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一般自然科学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内容主要是爱因斯坦自己写的文章、讲稿和通信，也包括别人写的爱因斯坦的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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