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帆,设计师、学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一席第540位讲者,万象课程「见所未见」主讲人。
通过视觉设计和数字艺术,在浩渺的数据中发现、呈现那些见所未见的秘密。一席演讲《秘密的设计》《活在过去的未来》,视频总观看量逾200万次。
明明是描述同一件事情,但是用的图标都不一样。那我们到底应该采用哪一个标准呢?不需要再谈我们喜不喜欢,关键是能不能看明白。
最典型的无名设计可能就是手机了。因为给你一个新手机,你不会怕,也不用看说明书,自己想按哪个就按哪个。
我问你哪个图标是打电话,你肯定知道。那我问你喜欢它吗?你很难说出来喜不喜欢它。
而且手机上这些图标我们每天都见,但是几乎没想过是谁设计了它们。
不同的手机系统或软件中,光是打电话的图标都不一样:
如果单看 iOS,你也会发现只是一个电话的图标都在不断随时间改变。
回到现实世界,到处也都有电话的符号,有些电话是挂上的,有些电话还有线,有些是斜着挂,有些是竖着挂。好像这个电话符号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
这就暗示我们,有很多人长时间以来在做这些图标的设计,它背后藏着很多设计师。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做这种我们根本谈不上喜不喜欢的图标呢?老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干吗呢?能不能温情一点、幽默一点?
这些没有个性的图标又是怎样迎来自己的机会,充斥在我们的空间当中的呢?
这就得回到 1964 年。
奥运会中开始系统使用公共图形符号
日本获得了196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他们想通过这次奥运会建立一个友好的国际形象,让更多的人去日本、了解日本。
他们当时有这样一个愿望,但是要建立友好的日本,首先就是沟通问题。奥运会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英语,日本人不会,外国人更不会日语,这种情况下怎么在一起谈话?
奥运会要接待当时全世界九十多个国家的运动员,以前也有人想过沟通的问题。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时候,他们提出过设计一些图标,表示游泳、运动员等。当时是做过的,但其实没什么用。
▲ 1936年柏林奥运会体育图标
后来英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他们也做过一次实验,用英国的盾牌的形象去做,但太具象了,好多人也看不懂。
面对这两个失败案例,东京奥运会的艺术指导胜见胜认为,它虽然不太实用,但是这个思路是好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思路去解决语言沟通的问题,用图标作为一种媒介去交流,只不过这个图标要好好地设计。
所以他就组织了日本十几个年轻的设计师,给他们出了一道题,研究一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干。
他说 40 年代的时候,奥地利哲学家奥图·纽拉特 (Otto Neurath) 发明了一套语言系统,我们可以从他那学。
为什么要学他呢?因为柏林和伦敦的时候都只是图标,但纽拉特做了一套文法,根据单数和复数的文法关系,我只要设计“一个人”,就可以有“一堆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这套语言有效,他做了一本书,让小朋友看里面的图。比如描述城市化进程时,他用绿色的人代表农民,红色的人代表已经进入城市生活的人,对比来看你就会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样就不需要文字了。
他这么做是有他的信仰的,他觉得世界和平首先需要沟通,沟通要有共同的语言,这套语言才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日本的胜见胜觉得,这样一套系统如果在奥运会中使用,来日本的人是不是就更方便了呢?一群日本的年轻设计师听到这个想法就非常兴奋,胜见就鼓励他们说,其实我们日本也有自己的传统,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标识,叫家纹。
所以我们也有纹样的语言,可以运用我们的审美,用我们的视觉语言去创作公共图形符号。
他出的一个题目是设计女厕所的符号,于是11个男设计师就在一起想怎么表示女厕所。当时日本厕所是叫“便所”,就像中国会写茅房一样,所以他们就想,这个“女便所”图标怎么设计?
首先“女”这件事情就要考虑一下。当时有一种流行的女装,是由英国设计师玛丽·奎恩特 (Mary Quant) 设计的超短裙。他们觉得那个可是真女人啊,于是这帮男设计师就在玛丽·奎恩特这个作品的影响下,设计出了一个穿着迷你裙的女性的图像,来代表厕所。
这个女性后来在东京奥运会上到处出现,在历史照片上都能看到,确实挺醒目的。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它是厕所?我还没想出来,但起码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
而且他们不光做了厕所,还做了其他的一些公共设施的图标。
这是跟以前的奥运会特别不同的,前面两届没有做公共设施图标,都是体育项目。这是第一次系统性地将各种公共图形符号导入奥运会。
胜见接着讲,我们做完以后,如果很好用,我们应该不要求版权,把它交给全世界的人去使用、去优化。每届奥运会,各个国家的人都会加入进来去优化它,最后我们就会形成一套通用的图形符号语言,所以日本就放弃了著作权。
可惜的是,他们虽然愿意放弃,但到墨西哥城奥运会的时候,墨西哥人就不愿意了。他们说这个没有表情,没有风格,我们得有自己国家的风味。从墨西哥城奥运会开始,各个国家设计的体育项目图标就变得非常有风格性了。
这些体育项目图标,在进入奥运场馆以后特别明显,可以说改变了很多人以前对于图形图标的理解。
2020年,东京又举办了一次奥运会,大家会看到这次的图标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大家会看到“超级变变变”。
如果你仔细看,是不是风格跟 1964 年东京奥运会还有点像?还有人专门把它拿出来比较,问现在的设计师为什么这样设计呢?日本的设计师在多次访谈里说,首先我们是要向 1964 年东京奥运会致敬,因为那是第一次使用;第二,当时的风格是尽量保持中性,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无名”的中性特质,也让它的寓意更清楚 ,更容易明白。
有些人说我喜欢,有些人说我不喜欢。实际上对于我这样的设计师来说,不存在喜欢和不喜欢。但是我知道,我们喜欢的是当年有那么一代设计师寻找了一种设计风格,开启了一个设计的新领域。而且这样一个没有让你喜欢不喜欢的形象,实际上向我们揭示了公共图形符号在社会当中的意义。
我想,这会促使一些年轻人去思考它来自于哪,为什么会这样。特别是对于不喜欢的人,这个问题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