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印人的方介堪为众所知已广，因了篆刻方面的盛名以及诸多未及刊出的文稿，他于印学、小学和鉴藏之道的见识和成果尽隐于斯。近些年，因其子嗣门生的勤谨整理，早年著述及一些未刊之作陆续重现于书版，增进了后学对于先生学术一面的认识。一、生平及求学经历
方介堪（1901—1987），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谱名宣济，曾用名文榘、溥如，号介庵；丁卯年（1927）后更名岩，字介堪，以字行；号玉篆楼主，晚年自称蝉园老人、蝉叟、晚香堂主；暮年常署木杓居。〔1〕介堪先生祖籍浙南泰顺，祖父养卿公曾入永嘉郡学；父冠英公为永嘉县学童生，善书，设翰墨轩鬻字养家；母童太夫人德义，出自书香人家，家富收藏。介堪深受家学熏陶，六七岁即握笔学书，夜课百字方睡；小学时始学篆刻，于瓜果、碎石上起刀，初学浙派赵次闲，转师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渐有精进。初小肄业后曾入钱庄学徒，不喜而退，于父亲的翰墨轩内设摊刻印，渐而得认谢光〔2〕、张宗祥〔3〕、吕渭英〔4〕、任公衡〔5〕、戴家祥〔6〕诸师友。这一时期方介堪还有幸得遇弘一法师。1921年，弘一法师由周孟由〔7〕、吴璧华〔8〕接引，赴温州讲法治律，后驻锡于庆福寺十二年，并在此完成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清凉歌集》《护生画集》等。1922年介堪偶遇弘一法师，因治印受其赞赏，并获赠红木大斗笔一支。〔9〕1923年，谢光邀介堪至家为之篆刻诗词、钩摹整理藏品，介堪得见其中诸多孤本、善本，于此时开始摹学古玺文计数千钮，为其金石学打下坚实基础。另据王季思的《白鹃楼印蜕记》道：“介堪旦夕相处，并与摹挲鉴赏，且师事之。磊明为友朋酬应之作，或假手焉。”〔10〕
1925年，方介堪随吕渭英赴上海，欲开启新的求知之路。初至上海本为投考学校却不顺，方介堪遂随吕渭英去往杭州，拜会了同乡前贤林大同。1923年方介堪曾为林治“林大同印”“同庄大利”两印。此次得他推荐，结识了西泠印社创始人丁辅之、叶为铭等人，呈交作品通过，被接纳为西泠印社社员。回到上海后，经吕推荐拜师赵叔孺。赵叔孺（1874—1945），鄞县人（今浙江宁波），曾任福建海防同知，与吕渭英同僚。赵叔孺金石书画俱精，其时正编辑《古印文字韵林》，考察方介堪学识基础后将此工作交予其，后于1927年完成。〔11〕在上海期间，有幸得名士王一亭引荐，方介堪拜谒了金石书画界诸前辈；又于1926年受谢光委托携明孤本《顾氏集古印谱》于沪上征集题记，得以结识吴昌硕、曾熙、王福庵、经亨颐、柳亚子、黄宾虹、褚德彝〔12〕、张大千等名流，同时亦以自己的篆刻作品邀赏扬名。这一时期方介堪积极参与沪上的艺术社团及慈善活动，如参加由王一亭、丁辅之、赵叔孺、高野侯、吴幼潜等组织的“古欢今雨社”（1925），共同研究金石碑版书画文字之学；与经亨颐、何香凝、柳亚子、陈树人等创办“寒之友社”（1926），时常集会联画作诗；参加由王一亭倡议的“中日艺术同志会”（1926）等；参加赵半跛、谢公展倡议的“秋英”画会（1928），参加郑午昌、王师子、张善孖、贺天健等组建的“蜜蜂画社”（1929，1930年后转为“中国画会”）。担任为莫干疗肺院筹款的委员会委员；担任教育部“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评审委员（1929）；担任“第一届西湖博览会”金石书画评审委员（1929），在杭期间拜会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夏承焘、阮性山等；担任“中国考古会”会员（1933），学会以搜考古迹古物发扬本国文化为宗旨。参加“艺苑绘画研究所”集会（1929）；呼应何香凝组织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1931）、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组织的“全国艺术家捐助东北义勇军作品展览会”（1932、1933）；担任温州旅沪同乡会监察委员（1930）等，见闻日广。此外，1925年在褚德彝处见到刘海粟，获其邀请，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金石学教授；1927年上海美专起风潮，汪亚尘、张聿光、俞寄凡等另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聘方介堪为书法金石篆刻教授；1930年黄宾虹、郑曼青、马孟容等创办的中国文艺学院亦邀请方介堪教篆刻〔13〕。而于繁闹的社会活动之余，方介堪向学之心未懈，得机缘从同济大学章味三先生学诗文，与寒之友社社友们习画瓶鼎器物，钻研晶玉金属印章刻法，不一而足。
1935年，应经亨颐邀由上海赴南京，途中于苏州结识傅增湘、吴待秋。在南京与徐悲鸿、张大千过从甚密，并为徐刻龙角章。1936年游开封时遇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衡邀其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在故宫工作期间编辑了《宋贤名翰》《元贤名翰》，结识了容庚、商承祚。1937年2月，于北平中山公园水榭先后举办“张大千、方介堪金石书画联展”“于非闇、张大千、方介堪书画篆刻联展”，并为黄河水灾捐款。1937年担任“第二届全国美展”评审委员。此后即进入战时逃难、济生困顿状态，拒绝日伪邀约，甘守清贫，虽辗转于各种庶务，而与同好的金石书画切磋成为困境中难得的美好时光。1945年光复后方介堪赴沪谋生，与诸多旧友重聚，彼此扶助，重启文艺气象。1946年，“上海美术协会”成立，方介堪与王季迁、谢海燕、万籁鸣等当选候补理事，同年举办协会的第一届展览会，以篆刻作品参展。1947年上海市教育局筹备市立美术馆，方介堪担任征集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的方介堪，如一个标志，不管什么场合，如何名流云集，只要他在，就有篆刻印章学在（陈振濂语）。
1937年3月，方介堪（右四）与张大千（左四）、谢稚柳（右一）、黄君璧（右二）、于非闇（右三）及当地官员张玉麟（左一）等同游雁荡，在铁城嶂前合影。
1948年母病催归，方介堪回到温州。1949年，列席温州市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1951年，温州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孙孟晋、夏鼐、戴家祥、王荣年等14人任委员，同时捐献自藏的周代玉琥、汉青铜于、汉魏石刻精拓、宋元瓷器及名家字画等文物数百件，成为后来的温州市博物馆第一批藏品。此后方介堪积极投身家乡文化建设工作，筹创温州市博物馆、革命烈士纪念馆，规划江心风景区，发掘古墓葬窑址，下乡搜救民间文物，对各县名胜古迹及文物保存情况做系统调查，同时动员浙南诸收藏世家如平阳陈筱庄、瑞安沈桐轩、乐清朱铎民、永嘉戴轶尘等捐献旧藏，1958年温州市博物馆成立担任馆长，至1962年已收得文物三万余件。1963年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会（后改为所）成立，作为创办人，方介堪怀着振兴家乡的责任感，研究、推进工艺美术作品的市场化。1964年9月，应潘天寿、吴茀之之邀，赴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高等院校开设的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班。1979年应文化部之邀赴京居颐和园藻鉴堂文化部国画创作组搞创作，期间应叶浅予之请在中央美术学院做了学术报告，虽缺席西泠印社成立75周年大会仍被推选为副社长。1986年5月，被聘为浙江省篆刻理论研究会顾问，并应民革中央之请，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拟古玉印“日新”（中山先生号）一方，是为绝笔之作。至此，方介堪一生所篆印章，已逾四万方。1987年4月，因脑血栓入院抢救，脱险后于病床上敦促张如元抓紧整理《玺印文综》，盼早日出版；8月1日，张如元送来完成的稿件，介堪先生已无法言语；8月25日，因医治无效而逝。1998年，经浙江省文物局批准，由其子女及学生支持创建的“方介堪艺术馆”正式开馆。2000年，介堪先生被温州市人民政府列为“温州历代十大文化名人”。二、学术路向及成果
1929年，太平洋艺术社出版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出品第一辑《现代名画》。画集中有方介堪的画作《博古》，载传略云：“方岩，字介堪，原名文榘，浙江永嘉人。年十二辄能作篆。喜金石书画，弱冠治篆刻，迄今十余载，治印凡六千余方，上自周秦两汉，下迄明清诸大家，无不窥其奥而摄其神，刻玉尤擅长。近得三代秦汉玉玺印三百余方，双钩成轶，颜其居曰‘玉篆楼’。富著述，有《两汉官印集存》《古印文字别异》《缪篆印賸》《古印著录表》《古印辨伪》《玉篆楼读印记》《介堪论印》等，皆大有裨益于我国金石之学。《介堪印谱》及近作《玉印谱》已行世，篆书师开母太山少室；隶宗史晨礼器诸碑；行书初学米董，近法二王。间以篆籀之笔作画，博古特妙。所貌三代彝器，古美有逾精拓，世多宝之。为人诚勤尚信义，遇可行事，无公私，不辞劳怨。上海美专教授，现年二十有八。”〔14〕
此传略未记录方介堪以上著述的见刊处，这几篇里目前只查到《玉篆楼读印记》撰于1930年，发表于《蜜蜂》第1卷第14期。考虑方介堪当年奔波徙转的生存状况，以及现存可见的发文和手稿情状，大致可以想象，这些著述有可能大部分只以手抄形式流传于识者之间，并没有得到正式出版的机会。另据马国权言及另一种情况：“20世纪70年代中叶，余致力采集近代印人史事，与先生鱼雁频通，承先生赐告，著作除《玺印文综》……外，另《古印封识》《玺玉印辨伪》《说文通假补遗》《战国时期小玺文存》等均须时日整理，能否完成尚无把握。”〔15〕文章因各种原因未能完稿，这也是介堪先生学人一面未展的原由之一。以致至今有些手稿还只能以照片形式出现于其后人整理出版的纪念文集中。
方介堪的学术路向，主要在于与其热爱的篆刻紧密相关的金石学、古文字学、小学一路。他因各种机缘得以看到诸家收藏，甚而包括一些孤本、善本，于眼力、心手俱有颇为深广的积累。在上海美专期间他撰写了《论印学之源流及派别》一文，特别言及他注意到的学术现状：“后世派别之分，实关于文献不修之故也。若论治印家与收藏家及考古学家，其旨意又各不相同。治印者，研求篆、章、刀、法。摹拟铜玉封泥，出入秦汉魏晋，以为技能。至于文艺历史之学，鲜有考者。收藏家之辑印谱，尽其所藏，选成一集，粗分部次。尝以六国古鉨与元明花押，杂厕一处，无目录统系纲纪之分。惟知保存国粹，好其古色而已。考古者，如吴清卿、陈簠斋、王静安为最精确。惟古鉨印章，散于各谱极多。且常有出土，不能尽海内所有，聚于一处，分其部居，成其统系，而后穷究经史之阙也。自是厥后，考古者不事篆刻，篆刻者不事收藏，收藏者不事考古。”〔16〕这亦可看作他的学术理想，即做一个集治印家、收藏家、考古学家于一身的学人。而首要是要修文献。他所做正是如此。
1925年，他开始编写《古玉印汇》，至1930年完成，共摹录了《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等21种古代玺印谱录中先秦两汉玉印374钮，为古代玉印集大成之作。1932年出版，由诸宗元、马衡、王福庵作序，褚德彝作跋。马衡序曰：“吾友方君介堪，精于小学，尤致力于古文字，十年以来集摹成册，将以问世。故其所作印，无一字无来历，良有以也。”〔17〕方介堪则自序言：“盖古者玺印之工，结尾一代文字精神之所寄托，其奇古伟丽浑朴豪迈之气固非顽石所能摹仿也。予尝考索《宣和印史》《集古复本》《印薮》《印统》《印存》诸书，其中玉玺私印不下数百方，其原物四散，久如威凤祥麟不可复得。予既素嗜研求，平时所见必分条辨异，选而抚之，至形神毕肖而后已……况资助于地理历史文字雕刻学之参订者尤多，岂仅一时昭信而已哉。”〔18〕此序昭然可见介堪先生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学术价值，也提示出他的学术著述大多具有字典般的学术用途。故1932年6月13日《申报》刊登出版启事亦云：“近著《古玉印汇》，约三百十七余方。文字精湛，结尾希世之品。凡研究文字历史雕刻者，须人手一篇。而各省图书馆及鉴赏家，尤宜庋藏，以见珍贵焉。”〔19〕1982年《书法》杂志第1期介绍方介堪云：“他篆刻从吴让之入手，然后专攻秦汉印，对汉玉印尤有深湛研究，早年将各稀见印谱中所钤玉印，依远大钩摹成《古玉印汇》，使许多孤本印蜕，得以传世。”〔20〕其学生徐无闻则言：“方先生对古玉印冥搜旁求，一印一字都仿佛领会，载撰成《古玉印汇》的同时，也就把古玉印那种精微要妙完全运入自己的心手之中。”〔21〕
1947年，方介堪（左）、马公愚（中）、夏成焘在汉三老石室前合影
方介堪的另一部巨著《玺印文综》于1928年始纂，1932年成稿。1933年拜谒章太炎时曾出此稿请益，章提出秦篆以前文字皆古董掮客伪造不可信。1937年，方介堪在夫人王舜瑛的协助下完成全稿。后在同年7月由北平至天津的逃难途中，丢失《玺印文综》最后一卷上下册及另一部《汉魏官印考存》（二册）文稿。1979年他曾嘱学生林剑丹协助整理《玺印文综》，因资料缺乏、体力亦不支而作罢。1984年，与学生张如元商讨古文字学时，仍嘱其整理补辑出版《玺印文综》事宜，并于1985年将全部旧稿移交张如元。1987年8月，张如元将一至五卷文稿送至介堪先生病床前，而介堪先生已神志模糊，无法言语。1989年，《玺印文综》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但此版本将各玺印文字的出处一并删除，如数十年来一直关怀此著出版事宜的介堪先生挚友戴家祥所言，这使得此书失去了原有的珍贵的研究价值，只留下了艺术价值。而见过原稿的徐无闻言：“我有幸见过这部稿子，收录的广度，摹写的精美，都胜于罗氏《汉印文字征》。”〔22〕本已命运多舛，最后出版时却失却其光采之处，不得不说是甚为遗憾的事。实际上，有后学如李志坚已看到，介堪先生治印，是将学问放在艺术之前的，他的篆刻是向同道知音展示彼此之间文字学的切磋、文化思想的沟通，而不在于布局的标新、风格的立异、刀法的别致。这是他同现当代诸多篆刻家不同之处。〔23〕故此，他在研求前人玺印的时候，亦是将其看作历史的承载、文化的化身，也努力呈现出其丰富的意涵。他的功夫花在辨异条析之间，或许比较了很多字形后指示的只是很小的差别，这也是他追求尽可能贴近原作的摹拟的原由，他将它们按照历史的线索整理、呈示出来，希望读者看到他所看到的。这不只是他于学术上的自我要求，也是其他同道对他的期许。赖少其曾致信他云：“按诗韵查《说文解字》《六书通》《汉印分韵》非常不便。你如能加以补充，改成像字典那样，对于后学是极大方便。”〔24〕
方介堪另一个著述盛期是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温州市立博物馆期间。正如他在1929年的文章中所写，他现在很乐于投入他于收藏和考古上的能力和积累。当然，热爱家乡也是重要的工作动力。他在广搜博取之余，调查统计了温州一域地下地上的所有文物古迹，在此基础了写了《浙江温州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发表于1956年《考古通讯》第6期）、《温州早期社会发展参考资料》《晋瓯缥瓷》等具有很强参考性的文章。
其中最见投入的是他对《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原石及拓本的追索。此券于1896年在平阳宜山乡鲸头村石埄下山麓发现，为陈锡琛所得。1919年介堪咨询拓本未得，1930年任教上海美专时恰与陈锡琛孙陈德辉共事，知原石尚在。新中国成立后，介堪先生任温州市文管会副主任，复遇陈德辉，遂督催寻找原石，越四年在陈家卧室地板下发现。如此执着求索，盖因浙中未见晋代碑志，且此券文字精美。介堪在拓本题记中称此券“篆意似国山，天玺，温州有文献可征者当以此为最早，与浙中汉三老忌日记并重矣”。1965年，方介堪撰《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一文发表于《文物》第6期，引起颇广反响。1964年郭沫若来温考察，方曾陪同。后两人函件往来，亦有探讨《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一文。郭在信中言：“《朱曼故妻买地宅文》，甚奇。曩在温时曾见原石，未深入考察。今就拓本细读，颇疑此乃用券文体制以为墓志，非真券也。”〔25〕方介堪则在文中提出：“券文似墓志，又似告神之文。”继而参照清钱竹汀《养新录》引用周草窗《癸辛杂识》，元遗山《续夷坚志》，得知“向土地公买地，相承已久”。〔26〕
他关于温州古窑的著述引来浙江美术学院邓白教授的关注，邓致信于他：“承示关于东瓯窑问题，解答阐释精微，不胜感佩……拜读大教。并获观所赠之瓷片及窑具，不禁狂喜。近年来对中国瓷器发生极大兴趣，并拟从事陶瓷史研究工作。惟以限于见闻，又缺乏参考典籍，不少问题无法解决……兹读手教，受益良多，惜以远隔，未得常聆高论而已。大著《东瓯窑青瓷系》未审已撰成否？如能惠赠一集，得以朝夕揣摩，则尤所欣幸也。”〔27〕
结语
至今，除了篆刻作品外，介堪先生最为人知的成果应推《玺印文综》，费时多年成篇十四集，迁延至身后方得以出版，又往往因工具书性质而被质疑学术性。而正如陈振濂在《方介堪先生的大贡献》一文中所说，此乃“70年后，仍可称嘉惠后学，属于同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巨作”。而笔者另有感触的是，即便是负重或抱病潜居之时，介堪先生亦未熄热情，发掘乡园人文遗迹，保持与学人旧友的交流，关注后学的成长。
回顾方介堪之学术之路，清晰可见中国学人的独到之处——学问与创作互生相辅，文化与艺术互融交织，自成一个世界。对于一生勤奋好学的方介堪而言，真正核心乃是其对于文化的认知、精神的求索，还有家园的热爱。近期，历时十年编成的一部三册《方介堪藏吉金集》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浙江文字学家曹锦炎为之作前言，整理提炼了方介堪的文字学成果和意义，这喻示着前人留下的学问之道仍在前行！
方介堪著述目录：
1.《论印学之源流及派别》，载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季刊《葱岭》1929年第1卷第2期。2.《玉篆楼读印记》，《蜜蜂》1930年第1卷第14期。3.《浙江温州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4.《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文物》1965年第6期。
注释：
〔1〕见戴家祥《〈印人〉方介堪先生事略》，载方广强编《金玉其人：方介堪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2〕谢光（1884—1963），字烈珊，又字磊明，以字行；号玄三、磊庐；出身盐商家庭，故自号卖盐客。浙江温州人，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传见《西泠印社志稿》“卷二”。曾任浙江文史馆馆员、温州市文化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职。谢磊明自幼饱读诗书，爱看戏，喜收藏，所蓄多金石书画印玺，本人亦精篆书，善治印。藏品中著名者有海内孤本《顾氏集古印谱》，1929年精选家藏两百方钤拓为《春草庐印集》六卷发行。生平治印编为《磊庐印存》五集、《谢磊明印存》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有《现代篆刻作品选·谢光专辑》。〔3〕张宗祥（1882—1965），谱名思曾，慕文天祥而改名宗祥，字阆声，号冷僧，别署铁如意馆主。浙江海宁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科举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人。精书法，善绘画，长于校勘古籍。曾任教于硖石开智学堂、嘉兴府中学堂、秀水学堂、浙江高等学堂、两级师范学堂和杭州府中学堂。后赴京先后任大理院推事、教育部视学、京师图书馆主任等职，负责过整理故宫移出的古籍，成《善本书目》四卷；1926年定居上海，专事抄校古籍。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文史馆副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等职。出版有《冷僧书画集》。〔4〕吕渭英（1857—1927），字永年，号文溪，又作文起。祖籍永嘉（今浙江温州）。十五岁中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人。进士不第后留京师师从瑞安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号莼隐，别署瘦楠、东瓯憨山老人，人称“瑞安先生”。瑞安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与兄黄体立、子黄绍箕、侄黄绍第、侄孙黄曾铭一门五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累官至内阁学士、江苏学政、兵部左侍郎，后主讲于金陵文正学院。晚年加入强学会，主张变法图存，支持康有为变法。因弹劾李鸿章而忤旨，被降为通政使。创办江阴南菁书院。著有《漱兰诗葺》］。光绪二十年（1894）以候补知县身份指分福建，历任惠安、闽县、浦城等地知县，政声卓著，后升为福州知府、道台。辞官后担任广东实业银行行长、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理、温州商会总理等职，在温州开办“东益”公司，购置“鸿发”小火轮，开辟了温州最早的内港客货轮航线。创办中一机织花席厂股份有限公司及投资电灯、电话等实业。重视文教事业，光绪十三年（1887）创办罗溪学堂（今罗东小学），是温州最早的现代教育学堂。一生热爱乡邦，致力家乡公益事业。1920年回乡后扩建故居为“于园”，为近代温州十大名园之一。其事迹见于《温州市志》《永嘉县志》《永嘉史志》《敬胜堂 温州吕渭英家族谱》等。著有《于园诗集》。〔5〕任宏中，字公衡。1909年以最优等生身份毕业于刘绍宽主持的温州府中学堂，并被留聘任教。〔6〕戴家祥（1906—1998），字幼和，浙江瑞安人。幼年坎坷，为戴家收养，与瑞安孙诒让家有亲眷关系，亦与王季思相伴成长。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研古文字学，后集数十年之力编成《金文大字典》。戴家祥与方介堪年近亲厚，曾言：“予幼失怙恃，孑然一身，君亦一家之独子，猥以童年互为师友，而又谊同手足者，垂七十载。”见戴家祥《〈印人〉方介堪先生事略》，第4页。〔7〕另一说见方丹文、方广强的《方介堪在一九二五》一文，文中言方介堪是得弘一法师上海南洋公学期间同学林同庄介绍得见法师。文载于方广强编《金玉其人：方介堪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集》，第340页。林大同（1880—1936），字同庄，上海南洋公学时与李叔同同班；东渡就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科；1909年任浙江铁路公司工程师，1915年任浙江省水利委员会主任，后改任钱塘工程局局长、浙江水利局局长。为温州旅杭同乡会会长。著有笔记若干卷、《瑞安林氏印存》五册。据庆福寺因弘法师著《恩师弘一音公驻锡永嘉行略》云：“因旧同学瑞安林同庄君言永嘉山水清华，气候温适，师闻之欣然。”周孟由（1887—1958），1910年毕业于杭州高等师范学校，东渡就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史地专业，为老同盟会会员。回国后创办周氏钱庄，捐办“民德小学”“温州普华医院”“菩提学会”“鹿城佛学会”等。1918年得普陀高僧印光法师收为弟子，赐法名师导，自号寒香。与弘一法师往来密切。其弟周群铮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皈依后法名师寿。弘一法师在致刘质平信中言：“朽人居瓯饭食之资，悉周群铮居士布施。”〔8〕吴钟镕（1877—1926），字璧华，温州人。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督军署高级参谋，1918年被选为新国会参议员，后皈依佛教，在温州创办莲池海会，发起“中华佛化教育社”。〔9〕此笔现保存于方介堪艺术馆。现存馆中的《李芳远复方介堪信》中记：“惠示题音公残经诗，古逸可喜，并知与公有雅故，得赠斗笔事，此胜事可传也。”李芳远（1924—1981），福建永春人。十三岁拜弘一法师为师，被法师称为“芳远童子”。法师圆寂后，李芳远陆续编印了《弘一法师文钞》《晚晴山房书简》等。引自2021年12月衍园美术馆编《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师友书画展》集，第185页。〔10〕《白鹃楼印蜕》为方介堪著，1993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王季思（1906—1996），原名王起，字季思，笔名小米、之操、梦甘、在陈、齐人，祖籍温州瑞安。著名文学史家、戏曲专家，著述丰富，结集为《王季思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1〕1931年方介堪集师友间往来书札为《尺素书册》，其中第一通即为赵叔孺致方介堪信笺：“请高欣翁定十六日（旧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时，假章显兄处，已将足下之名附入矣。届时早临。介庵吾弟 兄棡顿首 客单：高欣木、王福庵、丁辅之、姚虞琴、李子扉、张鲁庵、章显庭、徐尧卿。”载《玉篆春风》，第201页。〔12〕褚德彝（1871—1942），原名德仪，字守隅、松窗，号礼堂，别号汉威，室名角茶轩，浙江余杭人。精金石考据，嗜古博物。著有《金石学续录》《竹人录续》《松窗遗印》等。〔13〕见1930年1月24日《申报》刊登的中国文艺学院成立启事：“近有中国文艺学院之设立，由黄琬、经亨颐、于右任、张宗祥、叶恭绰、刘穗九、李祖韩为董事，黄宾虹、商笙伯、黄蔼农、刘贞晦、章味三、张红薇、郑曼青、郑午昌、楼辛壶、许徵白、郭合庭、王师子、张善孖、夏宜滋、李秋君、马孟容、方介堪、马公愚等为委员。”〔14〕转引自方广强编《金玉其人——方介堪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21年版，第518页。〔16〕方介堪《论印学之源流及派别》，原载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季刊《葱岭》1929年第1卷第2期，转引自方广强编《金玉其人——方介堪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0页。〔21〕见徐无闻《方介堪先生的篆刻艺术》，载方广强编《金玉其人——方介堪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19页。〔23〕见李志坚《从方介堪的两方印谈起——兼论民国篆刻的一种时代风气》，载方广强编《金玉其人——方介堪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56页。〔24〕见赖少其致方介堪信札，载《玉篆春风》，第175页。〔25〕见郭沫若致方介堪信札，载《玉篆春风》，第135页。〔26〕方介堪《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券》，《文物》1965年第6期。〔27〕见邓白致方介堪信札，载《玉篆春风》，第163页。
徐翎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美术观察》学术交流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