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小北

盛夏已至，又到了杏黄麦熟的时候。在北方，农民们忙着收麦子;在南方，农民们忙着插稻秧。从南到北，都在栽秧割麦两头忙。虽然我离开老家已十多年，家里亦不再种地。但每每到这个时节，都会回忆起儿时跟随家里父母，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情景。

童年的记忆中，哪天开始割麦一直是父母争论不休的话题。母亲急性子，从芒种便开始嚷着说谁谁家都开始割了，谁谁家都快收割完了，割晚了怕别人家笑话。父亲则喜欢蹲在炕头，边抽烟边合计:几号开割，几个人割，需要谁来帮忙，需用几把镰刀，什么时候磨镰刀等等都要一一算计好。

甘肃老家有个传统。每年割麦，在外打工和求学的人都要回来帮忙，我也不例外。我干过各种农活，最厌恶最怵头的就属割麦。每次回来，除了晒黑划伤还累得够呛。那时，农村讲究不回家割麦就是忘本，割麦属于家里的大事，大事自然是由父亲做主。

去岁藏锈的镰刀，被父亲拿了出来。蹲身弯腰，推拉送往，拭一头汗水甩出去，渗进浮土里。掬一旁盆罐盛着的混水，撩拨在磨石上，伴随着镰刀吐出的的红锈，热烈而又渐渐流逝。转眼的功夫，镰刀渐出银光，父亲用手在刀刃处滗滗。感觉利刃带手，把镰刀举在空中挥舞几下，复再递到手端，用手指再次滗滗，夹在腋下便招呼母亲出门。

“麦季定收成，一季保全年。”开始泛黄的麦子，最怕的就是干热的西南风。成熟了的麦子，一阵干热的风吹过，饱涨的麦粒就会炸开蹦出。所以，只要一看有成片的麦子黄了，大家就会丢下手中的活计赶收麦子，“抢夏”就是这么来的。

割麦开始，父亲先撸一把麦穗搓在手里，数一数麦粒个数，然后抛三五粒扔进嘴里，慢慢咀嚼。嚼在嘴里“嗞”的一下，透着一股清香，父亲新添的皱纹便笑开了桃花。随后，拔十几株小麦用手挽成绳子状铺在空地上，然后弓下身子。左手抓住一片小麦，手腕一抖露出小麦的底部，右手扬起锋利的镰刀平行发力，力不能大也不能小，但是发力要狠。只听刷的一声，小麦应声断落，把小麦放到绳上够一定的数量时就是一捆，积攒多了，就用架子车拉到麦场。

儿时的打麦场，大人的繁忙场，孩子的欢乐场。如果说现在的孩子们有充气蹦蹦床，那麦秸垛就是我们儿时的蹦蹦床，无所顾忌，玩的肆无忌惮。麦场是割麦之前事先压好的，这也是一件大事。场址一般选在村庄以外南北通风的地方，这样便于扬场。麦场的大小根据种麦多少而定，要先犁后耙，捡去砖头壃石，再磨耙平整。后半晌，还要组织青壮劳力到坑塘或河沟挑水泼场，要尽量浇透，以防土层“两张皮”。而后将石磙套上牲口，碾压数遍，压到瓷光不裂口为止，一个宽敞平坦的打麦场才算整理好了，接下来等候着新麦入场。

割麦，只是完成了收麦的三分之一工序，到麦场脱粒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脱粒因为用工多，多是本族几家联合进行，互相帮忙。脱粒时，最初是由牲口或拖拉机携带石磙反复碾压而成，后来逐渐被机器所代替。青壮劳力将麦捆解开后，往机子里不停的加塞，送时手还要迅速离开，操作一度是很危险的。　

麦子运回家后，晒卖的工序往往是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光着脚丫，从院子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热乎乎的很好玩，但有时也烫的受不了。最让我们头疼的是下大雨，六月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就变。一片乌云过来，往往伴着狂风，全家便拎上大块塑料布往院子里跑，将麦粒赶快堆到墙角，用塑料布盖好，压上很多砖。一旦天晴了，再重新摊开晾晒。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收麦季节是农活集中的时令，时间短任务重，刻不容缓。若遇上阴雨，引起赤霉病爆发，脱粒的麦子两天左右就会出芽。好麦上交公粮，农民只能吃出芽麦。交公粮，是麦收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麦场刚一打完，上级就催着让交公粮。不管是丰收，还是欠收年景，数量不变，不讲条件，晒干扬净，筛去一切杂物把好粮交给国家。

土地，是父辈的命根子。而父辈，对于土地有着独特而厚重的感情。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也已为人父母，割麦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时至今日，农业用上了机械化，麦收用上了联合收割机。一两天时间，收割播种全部结束，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往昔的农具已成了文物，集体农耕劳作的场景也已经消失，再也不复存在。

小麦覆垅黄，新面馍儿香。久违了，麦香中的那枚浅笑。你好，灿烂懵懂的旧时光。消失在麦场里的那些农活儿时代，那将是一个农耕时代的符号，永远烙在记忆的深处，促使着我们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时光。

作者｜张小北，新锐派青年诗人，《散文周刊》及《军旅原创文学》签约作家，丝路书画院会员，祖籍甘肃，现居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