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二雷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或幸福，或快乐，或明媚，或暗淡。就我而言，谈不上快乐，也谈不上幸福，总感觉童年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父母在我上初中之前都在家，当时不觉得有什么，当父母在我初中以后就去城里打工去了，才觉得少了点什么。也许我就是第一批的留守儿童吧。

印象最深的事是夏季来临的时候去鱼池耍水。在河岸边长大的孩子，没有哪个对水是反感的。几乎每年都有报道河岸边的孩子因耍水而溺亡的新闻，学校当然也是三令五申地禁止在校学生去河里耍水，对于水的渴望，岂是这些“条条框框”所能阻止的啊！

（醉美新兴平温馨提示：未成年人禁止到渭河边游泳！）

学校位于离家不到2里的地方，村庄离渭河有6里地。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经常在附近的鱼池耍水，一次次被蹲点老师“驱逐”，就不得不选择更远的地方。10岁那年，我们和老师躲猫猫，天色渐暗，其他小伙伴们都悻悻走了，只剩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最为执着，躲在树丛里，等到老师离开才钻出来，心想这下终于可以下水了。

当我游到池塘的中央时，发现我的那个小伙伴使劲往回游。我还纳闷，这么开心的时刻怎么就不玩了，更为奇怪的是还抱着衣服就跑。当我回过神来，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池塘边，拿着我的衣裤就走，我大喊着，呼叫着：“老师，别拿我衣服，别拿我衣服。”老师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一会就消失在稠密的树丛里。我没有了衣服，只能蜷缩在水里，这时天已经很黑了，水也开始慢慢变冷了，我哆嗦着不得不上岸，上了岸感觉更冷了，天上的月牙已经很清晰了，几颗星星调皮地闪烁着，好像也在嘲笑我这个光屁股娃娃。那已经是知道害羞的年龄了。

我心里默默地咒骂着拿我衣服的老师。我跟做贼似的，担心被别人发现。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乡下的田野河滩，天一黑基本上就没有人了，欢快的夏虫也卖力地嘲笑我，我非常懊恼，可是没有办法，毕竟衣服没有了。躲在稠密的树丛里，这里暂时是安全的。我在等天完全黑透，然后再回家，因为回家的路必须要经过一个村子，我得想个办法。

不知道什么时候，树丛中的蚊子已经对我大开杀戒了，奇痒无比。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原始人用树枝、树叶遮羞的画面，我被我的聪明给折服了，立马投入树衣的制作。不大一会儿，一件自我还挺满意的“树衣”做好了，可以出发了。

我穿过池塘旁边的树丛往堤岸的土路走的时候，看见不远处有一个人挥舞手臂，手里好像还有衣服，走近一看，那人竟是我的老师，他一只手赶着蚊子，另外一只手拿着我的衣服和鞋子。

“我还以为你不出来了，穿上吧！没有下次了。”

“……”

我把我的“树衣”扯掉，换上我的衣服，默默地跟在老师后面回家去了。老师没有进我家门，只是把我送到门口，并对我说，“父母问就说，老师留下来写作业，回来晚了。”这时头发也干了，没有耍水的迹象了，我成功逃脱了一次惩罚。家里人已经吃过晚饭了，幸好还有一碗留着，我赶紧拿到角落里，就这昏暗的灯光，我端起来直接往嘴里灌，连筷子都没有使。搁浅在碗中间的馍块被我用手强行扒拉到嘴里了，觉得如此美味，吃完饭斜靠在墙角竟迷糊起来了。

朦胧中，听见母亲说：“哎！我给狗弄得麸皮泡馍咋不见了。”

也就是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河滩的鱼池耍水了，多年以后碰到我那老师，聊天时谈及此事，两人都哈哈一笑。

“老师，你当时为啥不把我扭送给我的父母呢？”我问，“这些年我一直在纠结这事。”

“你已经受到惩罚了，没有必要再受一次体罚了。”老师笑道。

我竟无语凝噎。

那时候父亲是一个匠人，属于能工巧匠的那种，也是我童年无可替代的偶像。砌墙、盖瓦、做木工样样精通，那时候总觉得父亲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父亲，崇拜得很。天不冷的时候，父亲总会和他们那一帮人活跃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里，谁家盖新房总会请父亲他们去。

那时候父亲在外一天可以挣到20块钱，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母亲除了忙地里的活外，每年还要养两头大肥猪。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是没有饿过肚子的，在村子里算是光景比较好的人家，可父母从不惯养我和哥哥。这也许就是父母丢下我们去创业，而我们都没有变成野孩子的原因吧。到了天气转冷的时候，母亲便不让父亲再出去辛苦奔波，而是留在家里做木箱子。那时候时兴嫁女子的时候，女方给陪嫁木箱子。父亲喜欢买桐树木做箱子，听父亲说，这桐树的木质轻、隔音效果比较好、也不容易翘（形变），而且还便宜，是做木箱子的首选木头。

父亲先把桐树解成1厘米厚的板，经常可以看到父母在拉锯。拉锯发出的声音则是我童年最爱听的声音。母亲是能干的，她和父亲拉的锯有一个人那么高，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说过累，有的只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刨子（父亲管他叫推坡）将解好的木板表面刨平，然后再用胶将单页的板粘成一整块的大板，最后将各个面用榫卯连在一起，做成一个标准的长方体。再开盖、油漆。当所有工序完成后便是父亲的拿手戏了，也因为这个，才觉得父亲是一个不简单的人，那就是给箱子上画画。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画笔，是自己用木头加橡胶皮做成的。一切准备好了，他便开始画竹子，他画的竹子，那可是惟妙惟肖。父亲是没有学过画画的，全靠自己领悟的。箱子拉到15里外的县城去卖，相当抢手。一个箱子可以买到70到90元不等。由于父亲的精湛手艺，找他做箱子的人自然就多了，他有时会忙不过来，我和哥哥就给他打下手。我也是耳濡目染，后来在一个同事家玩，帮同事修好了一个散架的木凳，我熟练的动作让他刮目相看，我自豪地告诉他，这是祖传的。

（网络配图，与文章内容无关）

亲戚家的好多衣柜、木箱子、锅盖等都出自我父亲的手，用了二三十年了，现在还在用。对待亲戚，父亲宁愿把别人的活退了，也要给亲戚先赶完，只收成本费，比较困难的亲戚还免费送，而且经常周济穷亲戚。那时父亲的口碑很好。就这样，我们家还完了因盖房所欠的所有债务。听母亲说，爷爷把我们家（那时有哥哥，还没有我）分开（农村分家）时，那真是一穷二白。经过父母勤劳的双手，苦心经营，终于使我们家成为村里有人羡慕的家庭。起码在我的印象里，有人来我家借钱，只要当时不紧且人品正直（用父母的话来说，是过日子的人），他们都会给一些。

那时生活苦中有乐，我和哥哥最不能忘怀的还是母亲的那句话：“你们俩啥时候能长到箱子这么高就好了。”当时箱子是架到炕上面高约1.2米的架子上。母亲当时的愿望便是我们快快长大。

我想，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是农民的儿子，除了对农村、农民有深切的感受外，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宝贵的人生经历啊！虽然我现在生活在城市里，但从来没有因为我现在在城市生活而沾沾自喜。我努力工作，回到家乡没有用另种口气说话。在那个年代，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饥馑，但也体会到粮食的不充足。用书上的话讲，我们是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的思想经历过保守与开放的冲击，经历过人生路口的彷徨。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在慢慢地变好，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席卷了神州大地，富有远见的父母毅然离开家乡。首先是父亲不再干他的砖瓦匠活了，来到县城给一个跑长途的车招揽旅客，一个月600块钱，和他在建筑队里的收入差不多，只是少了每天锚几百块砖。舞动几千次的匠刀，手上磨成厚厚死茧的辛劳。但同样得起早贪黑，每天从我们那个小县城到省城西安来回跑两趟。车主是我们邻村人。朴实的老父亲很卖力地为他干着，那老板也不错，一个月允许父亲回来一次，父亲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足以吸引一村子的小伙伴。后来父母自己承包了一辆相同路线的长途车开始运营。

大我两岁的哥哥被送到临乡的中学去了，当时该乡的初中是整个县城最好的初中。而我被暂时留在家里，由年迈的爷爷照看，由于贪玩，父母也不在家，所以我是自由的。爷爷是管不住我的，在渭河滩上、废弃的农场里、池塘边都能找见和童年伙伴们一起疯玩的印记。如今每每回到家乡，再次来到这些地方，总会感慨万千。我童年的乐土啊，在贫瘠的农村，落后的经济使它们保存的还算完整，只是渭河的水更加混浊并附着阵阵恶臭。那些曾经的我的乐土，现在早已经不属于我了。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庄，门前跑的小孩子，已经不认识了。童年和我一起玩的伙伴，孩子现在已经会打酱油了。除了感慨还是感慨。童年的伙伴也许已经融入这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了。村子里的街道依旧那么地丑陋，现在想想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些地方和伙伴们摔四角，嘣弹球，冻得两手通红也不愿回家。

残存的童年影像，时不时的在脑海回荡，清晰而遥远。

来源：公众号醉美新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