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前一阵子，新闻传播学界被一个网红弄得灰头土脸。时值高考招生季，新闻传播专业被舆论烧烤成“天坑”专业，那些正处在选择焦虑前夜的考生以及家长们，极易被这非理性的舆论事件误导。因此，今年的新闻传播专业招生遭遇空前的困难。

这次人为制造的“新闻学危机”闹出这么大的声量，引发全社会的围观，不能将其看作一个彻头彻尾的意外，也不能将其归因于网红的舆论“纵火”。其实，舆论事件背后的问题更催迫我们深思。

事实上，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专业危机的认识一直没有缺席，甚至可以说，从新闻学问世之日起，对于新闻学专业存在合法性的忧思就如影随形延续至今；后来传播学加持，固然加固了新闻学的专业基础，拓展了新闻学的知识权力边界，但这种专业话语权基础还是松软的。庆幸的是，新闻传播学就是在这种弱平衡中走钢丝，一路走到今天。

这种弱平衡背后隐伏着这些张力性问题：

其一，新闻传播学专业与其他专业的互通和竞争问题。新闻传播学一方面需要提升自身的专业壁垒，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和专业逻辑；另一方面，还得借鉴乃至求援于“他者”专业延展和垫高新闻传播学知识领地。

专业自主性与他主性之间存在剪不断的张力。不同于文史哲等专业，新闻传播专业有培养职业新闻人的使命，而文史哲则没有职业培训的硬性规约。就拿文学专业来说，不一定以培养作家为使命，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都不是文学系出来的，但社会上不会苛责大学的文学专业办得失败，但对新闻传播专业，社会则存在双标乃至超标的期待，既要，又要，还要——既要负责专业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又要负责职业人才的培养，还要担负超重的社会期待。面临这种“多难”处境，新闻传播专业身担负不可承受之重。

其二，新闻传播专业与新闻传播实践之间的张力问题。新闻传播专业从进入大学专业体制之日起，在大学专业竞争中，它始终焦虑于自身合法性问题，其存在的理据来自于大学之外的社会性刚需——为新闻行业提供后备人才。

但这里存在一个危险：当新闻传播专业培养的人才与社会脱节时，其专业合法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后来，新闻学沿着传播学的路径渐行渐远，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做大成为一个大传播学专业，它与新闻传播实践之间的强连接变成了弱连接，其专业合法性遭到大面积稀释。

其三，专业如何应对社会的功利性需求。新闻传播实践属于社会实践，也是专业实践，它既有专业的闭合性，也有社会的开放性，新闻传播学是实践之学，须有布迪厄所说的“实践感”。

在专业与社会之间，新闻传播学必须关注新闻实践中的这种微妙关系。

当社会变得焦虑、内卷和功利之时，新闻传播学专业如何不被过度功利化的社会偏好和非理性的社会情绪裹挟？

在顺应社会变化的同时，如何保持专业清醒和战略定力，不被焦虑的社会情绪带节奏？

这些问题对于本来就根基不牢的新闻传播专业，是一场灵魂拷问。

为什么新闻传播专业危机于今尤甚？究其根本，源自一场史无前例的传播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影响所及，是整个人类社会传播逻辑的系统重置。

所有社会行业和专业在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面前，都须作出系统变革，而新闻传播专业无疑处于在这场强震的“震中”地带。

问题在于，新闻传播专业所作的变革还不够彻底，对自己不够狠，不敢破釜沉舟，态度、速度和力度都没跟上，以小变应对大变，以局部变革应对系统性巨变，新闻传播专业落到今天的窘境，不能把外因作为推责的理由，内因是推脱不掉的。

当然，新闻传播之外的专业，亦如此。这场传播技术革命，对大学教育的冲击是整体性的，几乎所有专业都不能幸免。

本来，新闻传播专业是无惧世界之变且善于应对世界之变的专业，结果在这场猝不及防的传播技术革命中难以幸免，被弄晕了方向，在巨变中失去了应变的方位和能力。

眼下，新闻传播专业亟需从慌乱和忙乱中走出来，在战略机遇大门关闭之前，调整好状态，主动应变，积极求变，迅速找准定位，保持专业定力，不求眼前的一时一域得失，重建专业护城河，结硬寨，打呆仗，赢未来。

来源 | 《新闻大学》2023年第6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