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主任）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2期

1839年，19岁的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调查报告《乌培河谷来信》，对家乡工人的悲惨生活境况进行了描述。自学成才的恩格斯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社会调查方法，特别重视“亲身考察”，同时注重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通过21个月的详尽调查，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研究的开山之作，建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框架。1880年，马克思设计了《工人调查表》，包括4大类99个问题，在法国工人中发放了25000份，虽然问卷并没有很好地回收，却也体现出马克思可贵的实证调查精神。列宁在1917年写成《统计学和社会学》，构建了运用定量方法研究社会的完整框架。显而易见，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正确认识世界，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想办法改造世界，在无产阶级政党中，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实践传统。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他总结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做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在1930年和1931年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些精辟的论断在今日仍有重要意义。如果说毛泽东以调查研究反对教条主义的初衷，是寻求从共产国际的控制下独立自主，“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以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则是延安时期实事求是、整顿作风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调查研究践行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成为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第一守则。就这样，调查研究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大元素有着深刻的关系。本文试图简要而系统地梳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发展，并厘清在重要时间节点它的不同面向。

 独立自主：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是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崇尚的方法。1917年和1918年，他分别和同学萧子升、蔡和森考察了湖南诸县，广泛接触社会。当新民学会的友人赴法勤工俭学之际，毛泽东写信给友人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920年，他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然而他认为，这些书上并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答案，从此他“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1926年5月，毛泽东主持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把学员按地区组成13个研究会，列出36项农村调查项目。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期间，他考察了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慈溪等地的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11月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江浙人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通过对湖南湘潭西乡佃农张连初家庭的调查，毛泽东以精确的数字算出了他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得出中国佃农“比牛还苦”的结论。这个调查报告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为题出版，成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之一。这一时期，毛泽东还用32天徒步1400多华里，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井冈山地区宁冈县茅坪，11月毛泽东就在宁冈、永新两县做了调查。

由于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的干扰，毛泽东“经过一番大斗争”才重新回到领导集体。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指出要纠正唯心观念，“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四军的社会调查工作制度得到确立，政治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表，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做相应的调查，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1930年，毛泽东亲自做记录，撰写了四个有示范性质的调查报告，即《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开始从事调查研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他在江西赣州寻乌县调查了一个月，接连十多天开调查会，调查对象共有11人，分布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写下几十万字的调查笔记，最后完成条分缕析的八万字调查报告。不仅列出了全城2700人的职业分布，甚至连民间语言、杂货铺货物清单、契约样式都一一加以记录，对当地23种剥削方式的分析更是有理有据。

除了调查报告之外，毛泽东彼时还写有一短一长两篇主题一致的文章，分别是《反对本本主义》和《调查工作》（《调查工作》的一节小标题同样也叫“反对本本主义”）。这两篇文章当时都有油印和石印版本流传。此时的背景是红军中教条主义思想严重，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理论家”，“指手画脚”“瞎说一顿”，所以《调查工作》的第一宗旨是为了反对唯书、唯上、唯本本的做法，强调从实际出发搞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文章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更重要的是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隐含着独立自主的精神气质。像彼时毛泽东在其他文件中体现出来的风格，他注重实用方法的介绍，所以文中特别列出“调查的技术”，包括：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2.要调查深切明了情况的人；3.调查人数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至少需要三人；4.要事先准备调查纲目；5.要亲自出马，不能单靠书面报告；6.要深入；7.要自己做记录，不能假手于人。文中出现的金句“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也体现了文风解放、贴近群众的风格。

“兴国调查”是在1930年10月进行的，毛泽东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通过调查会的形式深入了解八个农村家庭的情况，借此获得对农村的基础概念，以及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毛泽东提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唯有结合具体语境，了解昔日红色区域的错误政策，才会了解文中锋芒所向。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起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时，对前一年的口号有所补充：“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次调查规定了两种调查表格，毛泽东认为，首先必须对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建立深刻认识，其次要不怕麻烦，深入细致，向熟悉情况、深知底里的人作调查。不仅要做调查，还要做正确的调查，因为调查要讲方式方法。

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被批判为“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经验论”。但毛泽东排除干扰，依然坚持调查研究。1933年11月，他带领中央政府调查团到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模范乡调查，整理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这两份报告不仅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刊载，还曾印行油印单行本，发放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学习。

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亲力亲为进行调查研究的最集中时期。他的调查研究工作有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树立模范的功用，而背后的底色是反对教条主义。他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基本成形，既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那种解剖麻雀式的调查，通过对一个佃农家庭的彻底调查展示一个阶级的生存状况；也有《木口村调查》那般的专题调查，只针对一个关键问题短时间完成；更多的是有规模的结构性调查，通过选取典型受访者、集中开调查会的方式完成，例如《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虽然1939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毛泽东的农村调查要早得多，并显示出很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实事求是：“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1937年10月，毛泽东曾经想结集出版《农村调查》，并写了一篇序言，可能事务繁杂，出版计划搁浅，原本预备收入集中的《寻乌调查》也找不到了。1941年春，毛泽东为出版《农村调查》写了第二篇序言，“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文中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工作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4月19日，毛泽东又为《农村调查》写了跋文，“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为一本册子写作两篇序言、一篇跋文的情况，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并不多见，也足以证明他对推广调查研究方法的高度重视。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开始。在文中，毛泽东批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呼吁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毛泽东既然论证了调查研究就是实事求是，自然得出结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根据毛泽东的倡议，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批评“党内很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然后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态度和方式方法，并赋予调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意义，使之成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和中央直属机关也成立了多个调查团。9月13日，毛泽东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关于农村调查》。与1930年的《调查工作》相比，1941年的《关于农村调查》更加具有哲学色彩。“方法”一节提出两个主要方法，一是对立统一，分析而又综合；二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自1937年完成《矛盾论》后，对立与统一、普遍与特殊等辩证法思想使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理解更加深入，对于“正确的调查”也有了进一步认识。

延安整风运动的另外两个名篇也给予调查研究重要评价。1942年2月1日的《整顿党的作风》，阐明调查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2月8日的《反对党八股》论述了调查研究与“问题”的关系：“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如此一来，调查研究不仅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也是理论工作，还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工作，最为正确也最具可操作性。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要求党委会要调查研究、“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数量成为“正确的调查”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结合，融合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并成为全党共识。

 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上世纪50年代，他自己认可的两个大型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他自我批评说：“这是向上层人民，向各部部长调查”。这一时期毛泽东主要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除了听取汇报、阅读材料、开座谈会之外，也有频繁的各地考察，还有将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员当作调查员的佳话。需要指出的是，这毕竟不是瑞金时期也不是延安时期，新中国经济社会的规模空前扩大，政治治理的范畴也非常复杂，凡事喜欢亲力亲为的毛泽东，已经难以用昔日方法做“正确的调查”了。

这一时期，出于对“右派”的反感、对群众的信赖，毛泽东对群众路线更加重视。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论述说：“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虽然略显生硬，他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进行了统一，此前一贯的“向下看”“当小学生”“放下臭架子”等，都可以视为通过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的比喻。

可能过于信赖个人的信息网络，也过于相信群众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在“大跃进”等问题上犯了“情况不明、脱离实际”的错误。例如1959年3月9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批示《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中，他要求立即召开几千人大会，“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正因为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全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1960年6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呼吁重新回到调查研究：“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和建设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1961年1月，秘书田家英将中央征集文献时在福建重新发现的1930年版《调查工作》送交毛泽东过目，此书已遗失多年，毛泽东一见之下十分欣喜。感慨系之，毛泽东1月13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自我检讨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他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1月18日在主持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时，毛泽东再次提出：“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月20日，他让田家英将《调查工作》一文分送陈伯达和胡乔木，并请田、陈、胡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研，最后再齐聚广州市作城市调研。毛泽东建议参加调查的21人人手一份《调查工作》，并切实进行讨论。3月间，毛泽东将该文名字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做了少量文字修改，印发给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阅读。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逐节详细解读了《关于调查工作》。同一天通过的、由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一封信》中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就这样，一篇旧文重新面世，引发对于优良传统的回忆。

密集的会议和文件，使得1961年的调查研究重现1941年热火朝天的局面。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若干关键问题”，其中包含“坚决走群众路线、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毛泽东要求省委书记们必须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地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5月13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他在浏阳农村调研的情况，毛泽东翌日将此信转发各地参考，在批语中强调：“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做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党的高级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云等纷纷下基层调查研究，是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64年4月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把《关于调查工作》的题目再度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特意添了两句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毋庸讳言，后来毛泽东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这本身就是对实事求是作风的背离，也是“不做正确的调查”的恶果。血的教训不仅提醒我们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在提醒我们做正确的调查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确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调查研究就是承载这一灵魂、延续这一灵魂的活的方法。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马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J].青年记者,2022(02):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