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品读》2023年第2期内容
在我书柜的显眼位置，摆放着一批特殊的书，主要的有《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山乡巨变》《林海雪原》《新儿女英雄传》等。每本书都包着皮，上面有父亲的小楷署名、购买时间等。
这些书，出版年代久远，开本大小不等，厚薄款式各异，大多是深褐色的纸张，有些还是繁体字。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书的边角内页都很平顺、完整。
这些书，是十几年前父亲亲手交给我的，曾陪伴我们兄弟姊妹度过学生时代，承载着我几十年的记忆。
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突然拉起我的手，郑重其事地把我领到空窑里的一个黑色大木箱前，打开锁，从里面左翻右找，取出一本厚厚的书递给我。
封面上，铁桥飞架，一列载着坦克的火车飞驶而来，空中有一架飞机冒着黑烟，向地面坠落。我轻轻地读出了书名——《激战无名川》。
我如饥似渴地把这本书看完后，父亲问我：“里面的字能认识吗？看懂了没有？”我说：“大多能认识，不认识的查了字典。”父亲又问：“看到些甚？”我回答说：“志愿军很勇敢，无名川大桥很重要，打不跑美国佬，咱们就没有好日子。”一贯严肃的他露出了笑脸：“很不错！不懂的还可以问我和你哥、你姐，别不懂装懂。”
以后，父亲一次次开锁，一次次给我换没读过的书。那个黑色的木头箱子，成了我学生时期的“图书馆”。
父亲还教了我不少读书的方法，诸如“不动笔墨不读书”，“把一些好的字词句抄在笔记本上，尽可能记在脑子里”，“读书不能只图快，要过一下脑子”等。
即使是再贫瘠的地方，有了书，文化就能扎下根。
父亲曾给我讲他学文化的事。1934年出生的他，16岁时才读初小一年级，为了赶时间，他要在学好本年级课程的同时再自学高年级的，几乎连年跳级，只用了三年就学完了小学课程。
初中毕业后，父亲考入太原师范，毕业后回家乡当了一名老师。
从我记事起，父亲的生活中就没离过书。白天再忙再累，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在煤油灯下读上一会儿书。凡他读过的书，上面密密麻麻地留着各种印记，有圆圈、有横线、有批注……
长我11岁的哥哥记得，父亲早年每月工资是三十多元，除了必要的开支，几乎都买了书。1964年父亲退职回家时，主要行李就是书：一头毛驴驮着两个用“目”字形大木架夹着的两摞书，绑得结结实实。
多年后我弄清楚了，父亲的藏书中，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及一些“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蒙学读物，有民国时期祖父读私塾的课本，有父亲上学期间的所有课本，有书法碑帖，有早期的连环画等。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套石印线装的《康熙字典》。
父亲曾说，他工作期间调换过八九个地方，一本书也没丢过。
我上学后，父亲发现我用过的课本卷角了，马上拿过去，先用右手食指指甲把卷着的书角一个个抠起来捋平，再用拇指指甲从背面划出一条垂直的折痕，最后是把一沓捋平的书角用夹子夹起来，免得短时间再卷回去。那以后，我的书角只要卷了，就自己弄平展。
等我再大一点，父亲就教我包书了。新课本一发下来，他就找张牛皮纸，裁成比书大一点的长方形，比照书的各边捋出折痕，用剪刀剪四下，几番折叠，就能给书包上一个结实的皮。上初中后，我都在第一时间给新课本包上皮，什么时候翻开，书都像新的一样。
那个年代，我们在读书的同时，还要经常劳动。每年春季，父亲都要早早地带着全家人往庄稼地里送一趟农家肥，然后再赶到8里外的学校去教书，我们则到各自的学校去上课。
陡峭的山坡上，父亲和哥哥各挑着满满两箩筐肥料走在前面，母亲、姐姐和我背着大小不等的布袋跟在后面，蜿蜒的小路上，一家人排成一列队伍，早晨的太阳照过来，也不失为一道风景。
父亲做农活有很多小窍门。夏天锄地时，他手把手教我怎样提高效率，在锄头一伸、一拉之间，既把草锄死，又把松土培到庄稼苗的两边；秋天收割糜、谷时，他教我怎样握镰刀既省劲，又避免割伤自己……
做一个好庄户人，需要很多本事。父亲会扎扫帚、编箩筐，会垒墙起圈、打水泥地，甚至还会捻毛线、织手套和袜子等。我们姊妹几个，多少也学了一些。
在艰苦的年月，我家念书的多，劳力少，日子很不宽裕。父亲先是在村里劳动挣工分，后来当民办教师挣工资，但钱始终不够用，不过他培养子女的决心没有变：“只要你们能读下去，砸锅卖铁也供。”
差不多每年夏天，父亲都要把家里的糜米、小米拉到附近的粮站卖掉，再用低价购回玉米补缺，为的是赚出我们念书的钱。
在老家，多数父母希望孩子能留在身边，老年有个照顾，但父亲一直鼓励我们走出去，甚至开玩笑说：“只要你们有本事，想到哪就到哪，就是去月球上，我也不干涉。但有一条，不能违法乱纪，不能干昧良心的事。”
父亲的五个子女，没有让他失望。父亲留下的好传统，也延续到了十个孙辈身上：清一色都是大学生，其中四个还读到硕士研究生。
父亲在两年多前走了。他曾说：“我这辈子没甚本事，除过三眼石窑，也没给你们攒下些甚。”
我们心里清楚，父亲留给我们的，是如此的厚重——他视若珍宝的那些书、他耕读传家的人生实践……
这财富，我们一生也享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