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1期P9—P10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原题《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摘自《西北大学学报》2023年4期，周学军摘
两汉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正式形成。但秦祚短暂，汉代在继承秦代制度与理念的基础上，又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并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
我国早在汉代就出现了“文化”一词，在传统典籍中，“文化”的原意指文明开化，即通过教化的方式实施文治，与暴力对抗的行为相对。本文所探讨“文化”指晚清时期西方思想传入后，与英文“Culture”一词相近的含义。此外，文化的概念也被用于考古学研究中。考古学中的文化不单指“考古学文化”这一学科术语，而是从物质载体出发，研究其背后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文明”一词出现在中国的时间比“文化”更早。在早期中国，“文明”的原意为顺应天时、宣扬文德，使得明德照临四方。
关于文明的定义，广义的文明指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具有特征性的文化；狭义的文明则指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我们探讨的“汉文明”为广义语境下文明定义的衍生，即某一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独特性质的文化。
“汉文明”以“汉”冠之，其主体人群必然与汉有关。汉承秦域，同样继承了秦人的集权政治与大一统理念，两汉在经营秦朝疆域的基础上向周边拓展，以新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汉文明逐渐影响同化了周边地区。历经两汉四百余年的发展，汉朝以及其后的人民高度认同这一时期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汉”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并深深地烙印在这个被称为“华夏”族群的文明深处。
汉文明的形成过程复杂、表现形式多样，是两汉时期以汉族为主体族群、多民族共同创造、适应汉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各项文化综合体，其物质文化与价值理念历经两千余年。时至今日，在中华文明的当代阐释中依旧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汉文明中的都城规划与营建。西汉时期沿袭了周秦定都关中的传统，汉高祖刘邦听取谋士娄敬谏言，因关中地形险要而定都于此。东汉初年，光武帝中兴汉室，定都洛阳。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成为宋代以前汉文明的京畿之地，两座都城的规划和营建，也为后世都城制度奠定了基础。
汉文明中农耕制度的发展。中华文明采用农业耕作的生业模式，与所处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东亚大陆的两条大河——长江与黄河孕育了本地区农业的发展，由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逐步演变成为两汉时期的精耕细作，并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汉文明中的“敬天祭祖”文化。我国对上天和祖先的祭奠有着悠久的传统。秦有延续数百年的“畤祭”文化，西汉时期延续了这一传统。两汉时期是“敬天法祖”文化的集大成期，也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祭祀先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传统，也是人类文明独有的文化现象。汉代是中华文明“祭祖”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通过追溯共同的祖先故事，极大地提高了华夏民族的内聚力，强化了政权内部汉人族群间的文化纽带。汉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对先祖的祭祀品秩，强调血脉传承的正统与尊卑。两汉时期的祭祀文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由西汉以前的庙祭向东汉时期的墓祀进行转变。“敬天法祖”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文明中的“孝”文化。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它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中，成为当代华夏儿女为人处世的道德指引。汉代是我国孝文化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并把孝作为治国安民的国策。对“孝”的道德认知也是汉代司法判断的重要参考。
中华文明主体疆域的形成。“边疆”和“中国”是内涵丰富且在不同时期或与某一主体相结合、其含义会有变动的动态词汇。进入历史时期，在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中，我国的土地面积不断发生变化，但整体看来，统一时期的国家疆域基本上都在秦汉时期的疆土范围内进行周期性的盈缩。
汉民族主体的文化认同。自春秋起，随着华夏文明的对外扩张，与周边地区人群的接触愈发密切，中原诸国开始形成了“诸夏”与“蛮夷”的区分，强调华夷间的差异。汉朝吸取了秦亡的教训，一方面，通过迁徙关东地区的豪强前往关中陵邑，从地域上切断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并将各个地方的先进文化引进关中，加速了文化间的互动与融合。另一方面，汉王朝前期以“黄老之学”与民休息，使得民生得到极大恢复，加强了治下百姓对汉朝的认可，武帝结合国情进行调整，采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通过教化与礼法形成了适合小农经济的民族文化，影响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国文明。
“丝绸之路”的开通。“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里程碑。如果说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化的第二期，那么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则是全球化第一期的起步。通过这条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道路，沿线的各个国家可以平等、自由地贸易，极大地促进了文明间的互动与交往。
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国家力量空前强大，这也成为汉政府对外开拓的底气。
儒家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化体系之一，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是在两汉时期形成的，并在其后影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长达两千余年。汉初民生凋敝，统治者以“黄老无为”进行统治，与民休息。但随着国家经济逐渐恢复，黄老思想对于治理日益强大的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开始力不从心，以韩婴、陆贾、贾谊和董仲舒等儒家学者为代表的新儒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新儒学在吸收了战国时期儒学强调以德治国、重教化、尊王道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优秀理念，形成了适应于统一帝国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运行秩序。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汉朝的建立者大多来自社会基层，经历过战国末年的战乱与秦王朝的苛政，非常了解民间疾苦，秦朝的短暂统治也为汉朝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汉代统治者因时制宜，避免重蹈秦朝的苛政严法，才有了其后四百年的兴盛。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正是汉文明留给我们当代的历史财富。
官私教育体系完善，重视儿童教育。我国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水平和发展，正是渊源于汉代形成的教育体系。两汉时期的教育体系分为官学和私学，从宫廷到地方基本全部涵盖。其中，官学兴起于西汉中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汉代的私学主要包括书馆和经馆两种。汉代在大力发展官私学堂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无论是天子培养太子，还是百姓教育子女，都认可童蒙教育对于孩童成长的重要性。两汉时期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还创造了一批适宜于童蒙教育的经典教材，不但文辞优美，而且反映了汉代百姓的日常生活，极大地丰富了教材的种类。
以孝治国，注重德行培养。孝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我国十分重视孝文化对于民众教化的作用，“以孝治国”是中国文化品德建设的重要一环，汉文明中有着丰富的“孝”文化传统，可为我们如今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得汉王朝能够集中全国的优秀人才进行科学技术的创新，科技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家的强大与百姓的富足。
对外交流的开放性。汉文明具有开放性的特征，通过丝绸之路把汉文化推向了世界，也把世界文化介绍到了中国。因此，汉文化具有善于吸纳兼容其他文化的气量和能力。汉文明从来不是闭关锁国的文明，而是不断开拓、和平交流、包容并蓄的合作型文明。
汉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内陆型的农业文明，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对周边地区有着极强的辐射能力。这也使得作为中心区域的中原地区从二里头时期的区域文明，逐步吸附周边地区的不同文化，并在秦汉时期演化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于两汉时期的汉文明，凭借汉武帝时期构建的新儒家内核的文化形态，通过礼制与教化的传播手段，使得汉文明成为华夏区域内诸多民族共同认可的社会文化共同体。